問題之所在

在漢代，除奴婢與七科謫身份外，還存在一種被稱為“良家”的身份。在《史記》卷一〇九《李將軍列傳》中，《索隱》引用三國魏如淳的說法，稱：

非醫、巫、商賈、百工也。

至清代，王先謙在《漢書補注》中，注《漢書》卷五四《李廣傳》稱：

周壽昌曰：漢制，凡從軍不在七科謫內者，謂之良家子。

近來，比較早探討良家問題的鐮田重雄基本遵從這一說法（《漢代的后宮》），西嶋定生也沿襲了這一說法（《中國古代帝國的形成與結構》，第246頁）。中國學者賀昌群認為，良家子是不屬于七科謫身份的人（《秦漢間個體小農的形成和發展》）；最近，朱紹侯也認同了這一觀點（《秦漢土地制度與階級關系》，第199頁）。

但是，如本論所述，良家子與任官資格有關，任官資格受到財產的限制。景帝后元二年（前142），財產額限制從十算降至四算。藤枝晃在認同良家子并非七科謫的同時，還認為他們必須擁有這一限額以上的財產（《長城的防御》）。毋庸置疑，四算可以說是中家以下的財產，根據這一財產限制，也不能如后一說法認為良家子是上流階級。

那么，姑且認為良家指一定的家世；但是，其親族的某一范圍是否可以認定為不屬于七科謫，尚留有疑問。在七科謫除外說之后，片倉穰對良家的范圍做了嚴密的規定（《關于漢唐間良家的一個解釋》），即魏張晏所言七科中的“第四賈人，第五故有市籍者，第六父母有市籍者，第七大父母有市籍者”，才是良家。由此看來，商人因為有市籍，不經過三代，是不能與一般庶人等同的。這可以與后世的唐開元七年（719）及二十五年的選舉令中“諸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親自執工商，家專其業，不得仕”的規定相呼應。大功親以內，正好相當于三代。由此，片倉氏得出結論：“良家指的是三代即大功親以上范圍內，沒有一人屬于巫、醫或者七科謫身份之家。”

與此相對，先前中井積德對如淳的說法進行了批判，他認為：

醫、巫、商賈、百工之外，亦有良家，有賤家。注未備。（《史記會注考證》，第109頁）

濱口重國也認為“如字面所示，良家與所謂豪宗或大家沒有很大差別”（《正光四、五年之際的后魏兵制》）。其后，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第80-81頁）與西村元佑（《漢代的騎士》）二人也主張“上流階級”說。尾形勇在接受這些說法的基礎上，著有關于良家的專著，他認為良家是專指“名家、盛族、冠族”等上層諸“家”的用語。但是，他認為良家一語并不排除民庶，最大范圍等同于除去奴婢外的“良民”，這一詞語帶有“機動性”（《漢唐間“良家”相關記錄》）。

如尾形氏所說，良家的范圍很難確定。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論及漢代良家時，基本主張七科謫與巫、醫、工等除外說；而與之相對的是，豪宗、名家說多是以北朝史料為中心展開論述的。如果這一問題與是否為七科謫身份有關的話，必須是以漢代為對象。因為魏晉以后，隨著七科謫身份的消失，這一問題自然也就解決了。或者說，魏晉以后，必須考慮良家所指代的范圍產生了怎樣的變化。在漢代還沒有確定良民一詞為指代法律身份的用語。所以，是否如尾形氏所說，良家與良民的范圍是一致的？這也是一個問題。在我看來，只有在漢代，良家一語是否指一定范圍的身份，才會成為一個問題。魏晉以后，良家不管是大致指代上層家族也好，還是與良民的范圍一致，如果不將之作為法制的身份制研究的話，其意義明顯就不大了。因此，本章僅將時代限定于漢代，在這一范圍內，討論對良家身份的看法。

官人的來源：良家子

漢代的良家、良家子、良家女等詞語，多表示官吏、官女候補者的選拔資格，其中最有名的是西北地域的六郡良家子。《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載：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

在這條史料前文提到：

天水、隴西，山多材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

由此可知，六郡明確指的是天水、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六郡。如上史料所述，這些地域的人因“修習戰備”“以射獵為先”，所以被指定為皇帝的扈從，特別是羽林、期門的候選。

《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載：

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

據此可知，從西北地域選拔良家子弟，創建期門兵，是自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開始的。但是，從上文也可以看出，在這之前就已經開始征用西北地域的良家子了。《史記》卷一〇九《李將軍列傳》載：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

他在文帝十四年（前166）以“良家子”身份被征用為兵，由此可見在西北地域征用良家子弟的做法在武帝以前就存在。李廣是在羽林、期門成立以前被征用為漢代中郎的。

除李廣外，西漢從六郡的良家子經羽林、期門成為上級官僚、將軍的還有以下諸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后徙居金城令居。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漢書》卷六九《趙充國傳》）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于等倫，嘗超逾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漢書》卷七〇《甘延壽傳》）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隴西人邽人也。少時為羽林、期門郎。（《漢書》卷九七上《外戚傳》）

最后一例雖然沒有出現“良家子”一語，但也是六郡良家子的事例。

這一制度一直延續到東漢。《后漢書》卷二五《百官志》“羽林郎”條載：

本注曰：無員。嘗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

從上述史料中的“嘗”字，不得不懷疑這一制度是否在某一時期中止了。但是，在《三國志》卷六《魏書·董卓傳》中又載：

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

由此可以確認，至漢末這一制度依舊在實施。

此外，《漢舊儀》載：

中郎將一人。施旄頭，屬羽林從官七百人，取三輔良家子，自給鞍馬。

《漢舊儀》當然是東漢末的書，但是，征用三輔即長安地區良家子弟，應該是西漢的制度。因此，就必須思考，這與先前數條征用六郡良家子弟的史料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聯。濱口重國認為羽林原本稱建章宮騎，是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建造建章宮時始建的部隊，所以最初也選用了三輔地區的良家子弟；但是，他也承認并沒有證據（《兩漢的中央諸軍》）。目前，還無法斷定在征用六郡良家子的同時，也選用了三輔的良家子。但是，選用“良家子”的，并不僅限于羽林、期門。而且，選人范圍也不僅限于西北地域的六郡。《后漢書》卷二六《侯霸傳》李賢注引《漢官儀》：

太子舍人，選良家子孫，秩二百石。

可見，還有其他官職是從良家的子孫中選人的。再者，《漢書》卷七九《馮奉世傳》載：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徙杜陵。……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即代相子也。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為郎。

馮奉世以“良家子”的身份被選為郎，其家屬于上黨郡，與六郡良家子成為羽林、期門不同。從上述列傳可知，馮奉世從上黨遷到杜陵，杜陵是宣帝的陵墓，這是武帝末年以后選良家子弟任官的例子。

上述史料中的馮奉世，因為是“良家子”才被選為郎。還有本節開頭引用的《地理志》中提到，選六郡的“良家子”任羽林、期門。由此可見，良家子是作為皇帝侍從的郎以及與之比肩的羽林、期門的任職資格。宮崎市定據此認為，良家子是特權階級，他們不是從少吏起家，而是直接從秩三百石的郎官起家為官（《九品官人法研究》，第79-81頁）。太子側近的太子舍人也是從“良家的子孫”中選取，雖然他們秩二百石，比郎官要低，但是因為不需要經歷下級的吏，可以直接任官，所以還是特權階級。不過，上文引用的《李將軍列傳》中，李廣先是“以良家子從軍擊胡”，其后才因“用善騎射，殺首虜多”，被任用“為漢中郎”。此外，趙充國“始為騎士”，后才“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得以“補羽林”。這些人并不是直接由郎官或羽林起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敦煌出土的漢簡中，有如下記載：

出粟一斗二升，以食使莎車續相如上書良家子二人，八月癸卯。（C310）

良家子卅二人，出其四人物故，自出一，賢□□□□人。（C312）

居延漢簡中也有：

坐從良家子自給車馬為私事論疑也，□教書到，相、兩千石以下從吏毋過品，刺史禁督，且察毋狀，各如律令。（40.6甲288）

由上可見，被稱為“良家子”的人被配屬給西北邊境的機關。敦煌簡第一條說的是，據派往莎車的使者續相如上書，支出了良家子二人的食物粟一斗二升。而后述居延漢簡中“良家子自給車馬”的記載，可以與前文引用《漢舊儀》中羽林的七百人從官，“取三輔良家子，自給鞍馬”的記載相對應。因此，簡文的意思或許是，官吏為私事使用良家子自備車馬，疑不論罪，故下書禁止，文書確保傳達到相二千石以下。當然，敦煌簡中與居延簡中的良家子并不是三輔出身，他們多為邊境六郡出身的人。不過，這里需要注意的是，他們并非直接被提拔為羽林、期門或郎，而是先服役于邊境，然后再從中挑選優秀者提拔至中央。但是，他們被特別稱為“良家子”，應該享受特別的待遇，所以從一開始就帶有能夠成為羽林、期門資格的性質。正如陳直指出的那般，他們比一般的戍卒、田卒的地位要高（《史記新證》，第168頁；《漢書新證》，第314頁）。此外，他們與戍卒、田卒的另一個區別是他們的出身地域。戍卒、田卒一般是由國內各地輸送的，而良家子與騎士一般，是邊境出身（勞榦《漢代兵制及漢簡中的兵制》、西村元佑《漢代的騎士》）。只有邊境出身，才是這類成為期門、羽林的良家子的特征。從上述《漢書·地理志》中“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可知，這些是生活在這一地域之人的根基，而且諸列傳中也提到“善騎射”是提拔的條件。這些人一旦在邊境從軍，不僅可以試煉自己的能力，而且，一部分人可以送往中央；因此不難想象，其征募的對象從一開始就限定為上層的名家、大家的子弟。雖然目前沒有直接的史料，還無法完全斷定，但是，由此可以推測，征募的對象應該是除七科謫、醫、巫、工、奴婢等外更加廣泛的范圍。

官女的來源：良家子、良家女

如前節所述，按規定，皇帝及皇太子的侍從多選用良家的子弟擔任；同時，皇帝身旁的女性，即皇后及后宮的女性們，也必須選用良家的子女。《后漢書》卷一〇上《皇后紀》載：

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后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

可見，漢代每年八月要進行戶口調查（算人、按比），會在首都洛陽鄉中選擇年齡、容姿條件相合的良家女子充入后宮。但是，此時會在后宮的治所進行再度檢查，其中一人被選為皇妃。從現存的史料來看，由良家選任的官，不管是宿衛、太子舍人，還是皇妃，都僅限于皇帝與太子的近側，似乎不妨礙良家是特定的上層家族群的判斷。但是，從前節末論述的西北六郡良家子選任為宿衛的理由與選拔過程來看，將良家限定為上層家族的說法仍存有疑問。再者，上文提及的選定皇妃的例子，是在調查一般民眾戶口時進行的，而且這些女子不是直接被選為皇妃，她們還必須經過后宮的再次考察；由此看來，不得不對上層家族、名家說產生懷疑。

上文中提到的從洛陽鄉中選定皇妃候選人是東漢的制度，《漢書》卷九七上《外戚傳》中記載了西漢的情況：

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

由此可見，在西漢初期，良家子就已經是選為后宮女性的條件了。《漢書》卷六〇《杜欽傳》載：

自上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

這條史料記載了元帝后宮的形成，那位著名的王昭君，也是元帝后宮的“良家子”（《漢書》卷九四下《匈奴傳》）。

在《后漢書》卷一〇下《皇后紀》中，有一段關于東漢順帝時的虞美人的記載：

以良家子，年十三，選入掖庭。

還有一段關于靈帝時的王美人的記載：

以良家子，應法相，選入掖庭。

這是依照剛才東漢后宮選擇皇后的做法來進行的，由上面兩條史料可以看出，選擇的標準是合“法相”。但是，王美人是趙國人，可見并非僅選擇洛陽鄉中的人。規定從洛陽選，或許只是因為遍視首都洛陽的良家子女更為便捷。

《后漢書》卷四四《胡廣傳》載：

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

雖然并不清楚其他三位貴人的出身，但是從上述史料來看，或許三人都不是良家出身，也或許三人之中有良家出身的人。此外，《后漢書》卷六六《陳藩傳》中，記載桓帝立后時的情況：

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為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

雖然這是陳蕃與竇武勾結，為立其女竇氏為后而編造的借口，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良家與卑微是通用的對立概念。在《后漢書》卷四八《應奉傳》中也有類似的記載：

及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桓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漢立飛燕，成帝胤嗣泯絕。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

這里的看法與剛才陳蕃的看法相呼應，由此可以看出兩者的看法有著一致性。不過，就應奉所言，田氏微賤不可立后的理由是“五禁之所忌”。所謂五禁，據李賢注中所引《韓詩外傳》記載：

婦人有五不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為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棄于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于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廢人倫也。

若據此而直指皇帝寵姬的話，的確是一番大膽的言論。嚴格來說，田氏之家應當不屬于這五類的任何一類；與五類等同的應該是商工等被賤視的家族，那么，與此相對的良家范圍就變得相當廣泛了。

剛才提及西漢文帝的竇皇后是良家子，但《漢書·外戚傳》中載：

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

由此可見，良家可能并不富裕。而且，關于弟廣國的命運，表面上稱因為“家貧”而被“略賣”，實際上很有可能是賣身。如果是這樣的話，被認為是良家的竇氏家族，就不僅僅是貧窮而已，其身份也很有可能等同于淪落為奴婢。在《后漢書》卷一〇下《皇后紀》中，有如下記載：

靈思何皇后，諱某，南陽宛人，家本屠者，以選入掖庭。

其注引《風俗通》解釋道：

漢以八月算人。后家以金帛賂遺主者，以求入也。

這是因為屠者并非良家，所以需要贈賄以求入選。正如鐮田氏所言，不僅是屠者，工商或者擁有市籍之人的身份都會妨礙其被認定為良家（《漢代的后宮》）。東漢時期，七科謫制本身雖然已經消亡了，但實際上，其遺制仍舊以這樣的形態繼續起作用。如此看來，從另一方面說明對良家大族說的質疑是正確的。

民間通用的良家稱呼

以上討論的是從良家子女中選擇官人、官女的事例，下面將列舉數量有限的民間使用良家這一詞語的事例。在《三國志》卷三三《蜀書·后主傳》中，裴松之注引《魏略》載：

初備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棄家屬，后奔荊州。禪，時年數歲，竄匿，隨人西入漢中，為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良家子，遂養為子，與娶婦，生一子。

裴松之引用這段話來貶斥《魏略》是妄說，并不見其他地方有關于劉禪幼時的記載。不論如何，這里只需要探討“良家子”一詞的用法。尾形氏已經指出，這段話發生在還不確定劉禪是否為劉備之子時，“良家子”的意思并不是名家的子弟。扶風人劉括所知的僅僅是，劉禪原本并非奴婢，而是為人所賣。從這段話的后續來看，劉禪自己也不知道他父親的地位。由這段話可知，良家子指不是奴婢、奴隸的人。但是，更進一步來說，尚不能如尾形氏所言，認定良家與良民是一致的。姑且不論此時良民身份是否確立，如前節所述，那些被視為良民的屠者、工商等都不是良家。不過，良家的范圍很廣，應該大致接近良民的范圍。

在《后漢書》卷六七《黨錮列傳·岑晊傳》中，有如下記載：

岑晊，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父豫，為南郡太守，以貪叨誅死。晊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以有道見征，賓客滿門。以晊非良家子，不肯見。

岑晊雖然出自高官之家，但因為父親受過刑罰，就不被視為良家子。但是，同傳后文載：

晊留門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詣太學受業。

岑晊得以入太學，與他并非良家子的記載看似矛盾。岑晊不被視為良家子，不是原本民間的習俗，而是列屬七科謫第一的“吏有罪”，特別是前章已經說明貪污罪也列屬其中。因此，如果是在西漢的話，在法制上不認可岑氏是良家。至少，在這種情況下，岑晊的父親豫會受禁錮，即禁止再度為官。不過，即使是在西漢，也不清楚這一身份的世襲情況如何。商人或者有市籍之人三代之內不能獲得解放是事實，而且，這一遺制持續到唐代。但目前還無法確定，是否如片倉穰所說，這也適用于市籍以外之人。七科謫的身份在東漢以后就消亡了，正如前節末指出的，在東漢末，至少與市籍有關的人，在法律上不是良家。岑晊是東漢時期受刑的官吏子弟不被視為良家的例子。目前還不清楚是法律如此規定的，還是作為前代的遺制殘留在人們的觀念之中。雖說岑晊是受宗慈的幫助，得以入太學，踏出為官的一步，但由此可見在“良家”觀念強勢殘留的反面，在有市籍者之外的情況下，這一制度已經失去了實際效能。

最后附帶說一下，從《管子·九問篇》“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的記載可知，良家一詞起源于先秦時代。這里“鄉之良家”，是與同篇中“邑之貧人”“鄉之貧人”相對的詞語。在第二章第四節就已經闡明，這里指的是鄉邑中一部分上層的富裕階級。因此，唐人尹知章注：“良家，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管子》諸篇中也有許多是漢代成文的，但上述良家一詞比漢代的范圍更窄，卻與先秦時期“良”一詞通常用法一致。因此，不能說這樣的良家語義就沒有傳到漢代人中間。從漢代良家子、良家女等詞語多用于官人、官女的選拔條件來看，良家肯定是有一定的范圍。至少應如尾形氏所言，有一個確定的最低限度。在我來看，其范圍應該就是除相當于七科謫的諸身份以及醫、巫、工等之外的庶人。

（本文摘自堀敏一著《中國古代的身份制：良與賤》，何志文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5年4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