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召見

1898年夏，北京宮廷正醞釀一場巨大的政治變革。年輕的光緒皇帝面對中日甲午戰爭失敗而引發的外國侵略和瓜分，急不可待地施行大規模的改革。他的支持者和心腹助手，包括老師翁同龢（1830-1904），都鼓勵他制定一系列新的國家政策，以使衰弱的王朝恢復元氣。在改變舊制度和成立新部門的過程中，慈禧太后所控制的頑固勢力不免被動搖甚至被鏟除。盡管年老的慈禧太后名義上退居頤和園，但實際上仍通過太監、皇族和親手拔擢的頑固派官吏行使著政治權力。從上一章可以看到，強學會被查禁正是后黨勢力的一個明證。光緒皇帝和支持者深知頑固派的力量以及觸怒慈禧會帶來的危險后果，但他們感到局勢已迫在眉睫，不得不孤注一擲，一方面是為國運，另一方面是為自己的政治前途。百日維新是多年來像康有為那樣激進的學者和中下級官員所組織的政治活動的高潮。公車上書、組織愛國學會、刊行改革報紙的宣傳工作在士紳階層中成功地發揮輿論力量，終于達到了引起光緒重視的目的。

光緒6月11日的詔書，通常稱為《明定國是詔》，一般認為是戊戌變法開始的標志。他大膽地聲明：“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這是他對保守派主張的中庸之道和恪守祖訓的一種公開藐視，也是對慈禧太后的間接挑戰。精明的慈禧意識到當時的政治氣候，要求維新改革的不僅是部分京官，甚至包括不少有力量的省總督。她耐心地觀望和等待。光緒皇帝最緊迫的問題之一是找尋合適的新人以實施他的計劃，然而清朝傳統的皇族家規禁止皇帝接見四品以下官員，而高級官員又多是慈禧和舊制度的忠實支持者。在這種情況下，光緒在改革綱領的實施中幾乎只能全部依靠下級官員了。研究百日維新的史家有這樣的評論：變法失敗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改革僅由一群缺乏經驗而又無視政治現實的理想主義者所推動。這說法沒錯，但是必須記住：光緒當時得不到許多具有改革意識的高級官員的支持。事實上，他的忠實老師，軍機大臣兼戶部尚書翁同龢，早在運動開始不久就被解了職。另一方面，低級官員和青年學者總提倡罷免腐敗無能的官吏，起用有學術造詣和正直的青年愛國官員。事實上，這正是傳統學術界的反對派——清流派的主旨。前一章已經提到，清流派是提倡中國改革的先行者。1895年后，許多清流派的人都加入強學會和其他學會。石約翰（John E. Schrecker）認為：“后期的清流力量大都與反對后黨的所謂帝黨結合在一起”，這種說法在仔細核實各種可以找到的名單后得到確定。光緒不得不在這批人中選擇他的顧問和新的行政官員，因為他們的抱負和觀點與他的一致。

變法伊始，新人就得到擢用。在頒布《明定國是詔》的兩天后，翰林院編修徐致靖向皇帝上奏主張廢除對召見低級官員的傳統禁律，鼓勵他無視那嚴格的資歷規定：“茍欲變法，必廣求湛深實學、博通時務之人而用之。”他向皇帝薦舉了五位可以信賴的人，他們是康有為、張元濟、黃遵憲、譚嗣同和梁啟超。前四人都是低級官員，而梁啟超尚無任何官職。關于張元濟，他寫道：“刑部主事張元濟現充總理衙門章京，熟于治法，留心學校，辦事切實，勞苦不辭。在京師創設通藝學堂，集京官大員子弟講求實學，日見精詳。”因此，張元濟主要是作為一個將現代實學引進中國并已取得初步成就的出色教育家被薦舉給光緒皇帝。他的學校是提供執行未來改革計劃的合適人選的人才庫。光緒在徐致靖薦舉之前是否知道張元濟尚不清楚，比較起來，其余四人都是非常有名的。康有為已向皇帝上過七個奏折，他堅忍不拔地使自己的思想和主張被最高的權力階層所了解，他的名字已與改革和進步聯系在一起。黃遵憲有關日本的學術著作《日本國志》是當時同類著作中最權威的一部。如第二章所述，光緒曾指名要求讀他的書。譚嗣同是湖南最有名的青年改革家。梁啟超雄辯滔滔而活潑的文體已是聞名全國。

光緒后來召見他們并授予官銜。同時，他迅速下令康有為和張元濟在三天后等候召見。

1898年6月16日的召見被歷史學家視為重要的里程碑，因為這是光緒第一次召見這樣低級的官員，并且事先說明是為了要制定改革政策。這次召見開了百日維新中重用新人的先河。康有為在自傳中詳細和生動地記載了這次召見，他的記述廣泛流傳，不僅為同代人也為后代歷史學家所接受。據說這次不同尋常的面圣竟歷時超過“十刻鐘”（兩個半小時）之久，而且，康有為與光緒詳細討論中國現代化的問題。康有為的記述不僅被梁啟超等忠實弟子所引證，而且也被正史《清史稿》所接受。據我所知，直至現在，無論外國或中國的史學家，都未正式對康有為6月16日被召見的記載提出過任何疑問。張元濟在同一天被召見的事實清楚地記載在光緒皇帝的《實錄》上，但康有為在自傳中卻只字未提及張元濟。因此，張元濟有關那一天的記載是非常令人感興趣的：

二十八日（即1898年6月16日）天還沒有亮，我們就到西苑，坐在朝房里等候。當日在朝房的有五人，榮祿、二位放到外省去做知府的、康有為和我。榮祿架子十足，擺出很尊嚴的樣子。康有為在朝房里和他大談變法，歷時甚久，榮祿只是唯唯諾諾，不置可否。召見時二位新知府先依次進去，出來后太監傳喚康有為進去。大約一刻鐘光景，康先生出來，我第四個進去，在勤政殿旁邊一個小屋子里召見（這個殿現在已經完全改變樣子，看不出了）。光緒坐在上面，前面放扎著黃桌幃的一張書桌，光緒也穿著衣冠。我進去后跪在桌子旁邊，當時屋子里沒有第三個人。只有一君一臣相對，太監留在門外，不能進內。

當時滇越邊境發生劃界的爭執，光緒對我說：“我們如果派人到云南去，要二個月才會走到，但外國人只要十天八天就會到達。我們中國道路不通，一切落后，什么事都趕不上外國。怎么好和人家辦交涉呢？”

按照張元濟的回憶，這時皇帝提到保守派反對他的現代化計劃，并對此十分感嘆。他繼續詳細地詢問張元濟關于通藝學堂的情況。最后，張元濟寫下了他自己對皇帝的印象：“問話語氣極為溫和，看他面貌殊欠剛健。”

盡管張元濟所記的主要的內容是自己和光緒皇帝的首次會見，并無許多關于康有為的敘述，然而這里與康有為自傳中最大的矛盾是，在張元濟的回憶中，康有為面圣的時間相當短暫。張元濟似乎沒有理由試圖縮短康有為的面圣時間，顯然是康有為的記載有夸大之處。張元濟這里并沒有特別強調這時間上的差距，但對于熟稔的朋友，他曾直截了當地指出康有為故意夸張。一位同年舉人曾把一份《清史稿》的《康有為傳》的手稿送呈張元濟，請他評論，在文中“自晨入、日昃始退”一行上面，張元濟簡潔地在空白處加了眉批：“并無其事。元濟是日同被召見，康先入，不過十余分鐘，即退出。”

我們暫時沒有旁證支持張元濟的說法，但可以立此存照，作為一份有助于理解百日維新中康有為作用的補充記載。

按照張元濟的評論，皇帝似乎“殊欠剛健”，可能有懷疑論者會指出，由于這一評論是在半個世紀之后的回憶，所以張元濟才可以那么明智和有遠見。但是另一些有價值的文件證明了在最初階段張元濟對改革的態度。張元濟在一封給他的朋友汪康年的私人信函中，寫下自己最近面圣的情況：

弟四月廿八日召見，約半鐘之久。今上有心變法，但力似未足。詢詞約數十語，舊黨之阻撓，八股試帖之無用，部議之因循捍格，大臣之不明新學。（講西學人太少，言之三次）上皆言之，可見其胸有成竹矣。不過近來舉動，毫無步驟，絕非善象。弟恐回力終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

這封值得注意的信的日期是六月初九（1898年7月27日）——正是面圣后的一個月。這說明即使在最初階段，張元濟對光緒的改革計劃就有點半信半疑，并準確地預計頑固保守派會很快“回力”。

在另一封寫給沈曾植——同年改革家、張之洞的幕僚的信函中，張元濟對他描述了光緒的召見，用的也是同樣的語調：

濟前者入覲，約兩刻許，玉音垂問，僅三十余言……濟隨時敷陳，首請堅定立志，勿淆異說……天顏甚霽，不自覺言之冗長，當時默窺圣意，似蒙聽納，然見諸施行，乃仍空還題面。

盡管作為一個低級官員而能獲皇帝召見的殊榮，但張元濟并未被這殊榮沖昏頭腦而對改革計劃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他那種罕見的冷靜和遠見卓識也許來自超然的客觀性——因為他并非康有為、梁啟超等激進派的核心分子，而且他也從不贊成單靠純粹的政治策略。在張元濟看來，改革對中國來說是必然的道路，但只有當絕大部分知識界人士變得開明且具備啟蒙和現代意識時，改革才有成功的可能。匆匆忙忙地進行政治制度和行政機構的改革，依靠一批因循守舊的士大夫及其領導下無知盲從的民眾，那么這種改革必定難以持久。傳播現代化的基本知識必自改良教育始。張元濟一心一意獻身于通藝學堂正顯示了他對作為中國未來現代化的基礎——教育的特殊關切。隨著1898年變法的展開，光緒頒布一道又一道種種激進改革措施的詔書予那批無所適從的官員。張元濟預言改革不久將激起“回力”，對改革者來說最可行的方式是有步驟地撤退，再度投身于教育。在他的一首《雜詠》中，他回憶說在整個運動停滯不前時，他曾勸告康有為，但未被接受。

一代斯文妖孽盡，英才教育此權輿。

河汾自有千秋業，早賦歸與計未疏。

在這首詩后，張元濟有自己的注：

時詔各省廣設學堂，考試并廢八股，余勸長素乘此機會出京回籍，韜晦一時，免攖眾忌。到粵專辦學堂，搜羅才智，講求種種學術。俟風氣大開，新進盈廷，人才蔚起，再圖出山。則變法之事不難迎刃而解，而長素不我從也。

顯而易見，張元濟與康有為顯著不同，他不是一個政治上的活躍分子，如果現代化計劃是在“風氣大開”之后才付諸實施，改革家將不得不等待一段漫長的日子。更有甚者，連光緒頒詔鼓勵建立現代學堂也得不到多少熱情的支持，地方官吏多認為按旨意把祠堂廟宇改造為學堂是不智之舉。何況即使他們愿意，在尋覓合適的教師和教科書方面也有無數的障礙，因此，張元濟把啟迪民智視為政治改革的先決條件，與康有為的活動相比是基礎的和低調的，但仍充滿著潛在的危險，并會激起各方強烈的反對。

京師大學堂和鐵路礦務總局

張元濟主張通過現代教育來實施根本的改革，不久就碰上一個絕好的實現機會。光緒在6月11日頒布的《明定國是詔》中，提出一項特別重要的改革——建立一所新的帝國大學的方案，“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建議這所新大學堂的大門應向所有愿意學習現代知識者敞開。內閣委任翰林院編修、皇帝老師孫家鼐為管學大臣。孫氏負責管理大學堂事務和招聘管理人員教師，他邀請張元濟出任大學堂總辦。

這對于在通藝學堂工作中表現出色而聞名的張元濟來說，似乎是一個好機會。他既是一位能干的管理人員，又是一位勇于獻身的教育家。但那兒沒有懂得現代知識和管理高等學堂的人做他的助手。1898年7月21日（六月初三）天津《國聞報》記述：“北京創設大學堂，所有總辦提調，應由管學大臣奏派。……總辦一員，刑部主事張元濟，稽查功課。提調五員：翰林院侍講黃紹箕、翰林院編修朱祖謀、翰林院編修余誠格……”

然而，張元濟很快拒絕出任這一職位，據一位專門研究京師大學堂史的歷史學者認為，張元濟拒絕是由于在職員選拔的基本原則上與孫家鼐發生分歧，張元濟堅持學堂職員應當辭去各自的官職，以專心致志于學堂事業。以今天的標準來看這是完全合理的要求，但在清末中國卻幾乎是行不通的。孫家鼐要物色適當人才來為新學堂服務，已經非常困難，要勸說所有職員放棄他們原有的官職，而新創辦尚無名氣的大學堂，顯然是辦不到的。

在一封私人信函中，張元濟又揭示了他放棄這一表面看來非常適合他的總辦職務的另一個原因：

大學堂事，壽州（孫家鼐）派弟充總辦，業已奏準。因其所用之人多非同志，極力辭退。此事亦恐變為官事，步官書局之后塵。可嘆！可嘆！

張元濟敏銳地看出官僚政治煩瑣和拖拉的作風，以及妨礙所有正式規章制度實行的那種惰性。在信中述及的官書局，即強學會上海分會，它的維新報刊《時務報》，本來在梁啟超編輯下廣泛流傳并具有相當影響，但在孫家鼐的主持下變成一份官方的報紙，由于它的財政被控制，編輯只能負責印行，它原有的影響力很快喪失殆盡，僅僅成了政府宣傳的喉舌。

根據這些記載所提供的理由，張元濟拒絕出任總辦很顯然不是因為大學堂職員不能在其他政府部門中任職，而是因為張元濟具有機敏的政治眼光，正確地預見自己無論如何不能真正地在京師大學堂取得教育上的成就。盡管有光緒的特許，但在孫家鼐這位中間派的領導下，京師大學堂最多只能是一個展品。因此張元濟對大學堂沒有任何幻想，而清政府管轄下的京師大學堂的發展歷史證明張元濟是正確的。

張元濟對京師大學堂采取謹慎和不介入的態度，而另一方面卻對新政表示出異乎尋常的熱情。1898年8月2日，清政府終于成立一個新的鐵路礦務總局，正式認可這一新興部門，表明它在經濟中的重要性。該局試圖集中控制全國各省，其范圍和權力類似一個國家部門。它的成員由八位章京組成，其中四位滿人和四位漢人。所有成員都由總理衙門推薦，張元濟是被推薦給這個新部門的四位漢族章京之一。他沒有在鐵路礦務總局待多久，因為很快就在9月慈禧太后發動的政變中受處分。因此在這一特定的部門內探討他的貢獻是不可能的。然而，他在1898年9月18日上奏議論如何選拔鐵路礦務總局的人才。因為9月8日光緒頒詔要求新建立的鐵路礦務總局、農工商總局雇用一些從其他舊部中裁撤下來的官員，光緒無疑希望此舉能夠滿足在他裁撤舊部時失去官職的那批冗官。但張元濟認為此舉對于改革的重大計劃是一個很大的損害，他上奏勸告光緒收回成命，奏折簡直大膽魯莽。他明白無誤地指出：

京師設立礦路農工商總局，為各行省表率，造端伊始，宏巨艱難，襄事各員，非得講求有素、才識卓著者，斷難勝任，現裁各署，其實缺候補各員，大都衰庸猥濫者多，部胥市儈雜出其間，能通曉中國舊學者尚難得一，若令備員充任，從事新政，豈不貽誤國是，騰笑遠人？若專為位置閑員地步，則何如不裁之為愈。

張元濟對光緒皇帝激烈批評后，接著提出一項關于應當選用何種人才領導這新部門的建議：

應請明降詔旨，凡新設額缺，令中外大員不拘資格，切實保薦素習礦路農工商學之人，送部引見，候旨派充。

最后，他還評價自己在新部中作為一個章京的情況：

再臣現在礦路局當差，只因該局設立總理衙門之內，可以就近清厘案牘，將來另設衙署，臣力斷難兼顧，必當辭退，臣為此言，并不敢稍存私見，合并陳明。

這一奏折揭示了張元濟思想和原則的兩個傾向。首先，他信任經過實踐訓練和具有現代知識的人，這也與他一向辦通藝學堂的主旨相符合。他總是把現代實踐教育看作拯救中國之路，因為它能使有才能者脫穎而出。那些從六部出身的文官，不管他們級別多高和有怎樣的從政經歷，似乎都很難完成使中國現代化的任務。其次，他明顯地提出官員不能一身兼任一個以上職務，正根據這一原則，他拒絕京師大學堂總辦的職務，現在又提出將來要辭去鐵路礦務總局的職務。顯然張元濟是一個原則性極強的人。

張元濟

張元濟最后關頭的奏折

8月底至9月初光緒頒布一系列改革詔令，其速度之快，近乎狂熱的程度。大部分詔令要求在各個領域實行徹底的改革。今天，當我們平心靜氣地看看這些詔書，也不能不為光緒在詔書字里行間所流露的急切之情所打動，也不難理解當保守派看到他們權力的基礎受到損害時所感到的恐懼和憤怒。當光緒看到地方官員在實行他要求的改革時表現出躊躇、拖沓和不情愿時，顯得非常急躁不安。他非常嚴厲地懲戒他們，當榮祿無視和拖延實行改革詔令時，光緒甚至憤怒地斥責這個有權的直隸總督。一份懲戒這些懶散官員的詔令這樣寫道：

……于本年五、六月間諭令籌辦之事，并無一字復奏，……泄沓如此，朕復何望，倘再借詞宕延，定必予以嚴懲。

這一詔令其實顯示了光緒所受的挫折，以及他在執行政治計劃時如何缺乏力量，同時也表明了他是何等依賴各省官員的支持和合作。

9月初形勢急轉直下，首先是王照案中帝黨慘敗。王照是禮部的一個低級官員，9月1日他遞呈的一份奏折，代表了當時一些充滿熱情的改革者的天真想法。他建議采用西方服飾，以基督教為中國國教，采用國會的形式，并請皇上訪問日本。禮部尚書企圖卡住這份奏折。當光緒發現此事后，他撤銷了兩個尚書和四個副大臣的職務，罪名是阻撓下情上達，并以王照“不畏強御，勇猛可嘉”而提升其官職。在被撤職的大臣中有一位滿族貴族，他的妻子是慈禧太后最寵愛的宮廷侍女，另一個大臣又是得光緒信賴的改革領導人康有為的最知名批評者。因此，王照案完全是對所謂“后黨”的一次直接挑戰。

9月5日皇帝用六名具有改革思想的人取代了這六名禮部官員，并進而提升四個年輕的低品級的改革家進入清政府制定政策的最高機構——軍機處。光緒皇帝應已認識到這些措施所造成后果的嚴重性，但因保守派的不合作，才不得不向他們攤牌。他曾以拯救國家為號召，卻無法贏得大多數大臣和各省官員的支持，由于他們大多數假裝服從而實際上采取觀望態度，光緒不再小心謹慎地踩著小步了，他認為必須起用低品級的激進官員以推動改革計劃。1898年9月初皇帝在各部所采取的迅疾和激烈的措施，其實是他在失望之余后的孤注一擲。

正在這個導致改革運動突然崩潰的狂熱時期，張元濟呈上了他的第一個統籌全局的奏折，也是唯一的一份論述整個改革運動的奏折。如前所述，從皇上召見他的時候起，他就一直懷疑光緒是否具有實行改革計劃的能力，甚至早就預言保守派的回力是不可避免的。為什么他要在1898年9月5日提出這份包括了五條主要建議和十款內容的長篇奏折（超過5300字）呢？這是一件需要推測的事。從他所呈的奏折判斷，似乎他已清楚改革運動將遇到難以克服的障礙，幾乎沒有成功的希望。但他被皇帝那種孤立無援的處境深深感動了。因此他以一種自由意識的愛國者的熱誠，在最后時刻提交了這份奏折。他提出一系列徹底卻有條不紊的、使光緒能挽救危局的步驟。

首先，他坦率地對光緒描述了目前形勢：

乃數月以來，中外因循，一仍舊習，欺罔蒙蔽，毫無朝氣……雖日言“變法”，終涉皮毛而不能得其實際也。

他進一步警告面臨失敗的光緒：

今我皇上日日變法，而相與審脈察情者誰乎？繪圖布算者誰乎？夫一事之行，其起點甚微。及其究竟交相引攝者，已不知幾千萬緒。稍一不慎，敗覆隨之矣。

因此，在他五條主要建議中，第一條就是設議政局，以總變法之事。他認為這應是一個由不超過二十個“年富力強、通達事務、奮發有為”的人組成的咨詢機構。它應當是全國改革活動的中心，光緒每天在與軍機處商議之后應同它再商議。它應當討論和研究所有與改革有關的奏折，同時為像京師大學堂、鐵路礦務總局和農工商總局這樣的新機構制定統一法則，以便使它們系統化。

張元濟第二條主要建議是廢除滿族旗人的特殊地位而主張種族調和。他提出幾個實際步驟——鼓勵滿漢通婚；廢除關于滿人從事工商業的禁令；為二百多年來閑散和寄生生活的滿族旗人建立技術職業學校。他指出，消除種族界限帶來的一種附帶好處是可以裁撤掉數量可觀的不必要的職位。清政府的許多行政部門都有兩個首腦——一個漢人和一個滿人。如果不再有任何種族界限，那么留下來的將是最有辦事能力的人。

他的第三條主要建議是進一步開放建立皇帝與地方及低級官員之間的正常聯系。這是清流派的一個最得意的建議。為了說明光緒被官員愚弄和欺騙，張元濟大膽地指出：

今歲廣東大疫，死者十萬人，東南各省，每石米幾值銀十元。此亦可為謂非常之變矣，皇上其知之乎？臣竊料各省督撫未必為我皇上告也。

為了了解國家正在發生的事情，張元濟建議光緒應當親赴在京的所有新機構、學院和官僚部門。將來他還應訪問各省，如有可能還應出訪國外。為了得到第一手的數據，應任意召見各省的地方官和低級官員。張元濟還提議對召見的方式作一些細小而實際的變革。皇族家法規定每位謁見者要在黎明時就開始等候，張元濟指出沒有任何理由要他們來得這么早，對皇上來說更實際的是應在早上抽時間讀完每天的奏折，在下午接見大臣。他還進一步建議廢除叩頭禮：

臣工入覲，莫不有拜跪之文，少壯者猶可，耆年高秩，屈膝數時，豈復能從容論道？裨益圣聽，且臣子忠愛之忱，斷不在此區區末節。

實際上，以往沒有任何一個朝代執行像清朝那樣嚴格的叩頭禮。例如，漢朝和唐朝的皇帝在召見臣子時通常給年長大臣賜座，以便討論得更為自然。但清朝規定臣子在和皇帝談話時應當下跪。據我所知，張元濟是大膽地直接上奏反對這一禮儀的第一人。

張元濟的第四條建議是關于人才選擇的問題。他提出：

今之策時事者，動曰人才缺乏，臣則以為人才自在，不善用之。故有才如無才耳。

他贊揚光緒在后來的內閣中再次裁撤大批無能官員的行動，并建議當設立新的部門和機構時，應當要求懋勤殿（張元濟建議設立的）為它們制定管理法規，這些新機構應當有一整套吸收官員的規定。他極力主張廢除科舉考試，有才能的人應當通過現代學校獲得認可的資格。皇帝應在受過現代教育的畢業生中選拔官員。此外，他還極力主張廢除捐官的辦法，盡管他明白捐官是清政府收入的來源之一，而支持這項財政改革需要重新找到每年“二百萬元”的收入來源。對于官員，張元濟建議應當允許他們自由選擇執行改革綱領或辭職。辭職的官員應當給予適當的年薪，并且他們的子弟可以進入京師大學堂——這樣可以保證在一個新的改革的官場中保持未來的家族榮譽。

第五條主要建議是國家的財政管理。張元濟再次強調全面計劃的重要性，指出自1895年以來，在銀行、礦務和鐵路等各個領域所實行的零敲碎打的經濟改革有很大的隨意性，這樣絕不可能使國家富強。張元濟提出基本的改革應當從調查戶部和各省所有賬目入手。只有通過全國范圍的審計，才能為未來制訂一個良好的計劃。張元濟建議戶部應把過去十年的收支記載入冊，并公開全國十年的資金平衡表。張元濟的基本想法無疑是科學而明智的，因為只有在知道過去的收支情況以后，新的預算才能夠準確。然而，中國的戶部決不能控制整個財政，因為財政體系仍然建立在包稅制的基礎上：各省官員負責征收一定的稅額上交戶部，同時為他們自身和地方政府保留一筆數額未經確定的稅收。面對晚清財政體系這種非常落后的狀況，戶部能否制訂一個十年的平均賬冊，實在令人懷疑。

特別要提到的是張元濟建議實行幣制改革。那時法定的流通貨幣是朝廷確認的銅錢。但人民仍寧愿使用銀子，在東南的廣東、福建和安徽等省尤其如是。張元濟提出中央銀行在全國發行法定貨幣應有絕對權威——最好是紙幣或金屬錢幣。他設想一個能促進國內貿易的幣制體系，以根絕在銀兩折算成銅錢時官吏舞弊侵吞的機會。

最后，他在結束有關財政改革的建議后，還請求皇帝提高商人階層的地位和保護他們的權益。這對于一個來自傳統受尊重的中國社會高層的文官來說，是一個不尋常的建議。張元濟的措辭是直言不諱的：“今日為商戰世界，中國向有貴農賤商之說，故無商學。無商學故無不敗。”

對于一個儒家學者來說，能把商人的利益放到如此之高的地位是鮮見的。這種把中國在歷次戰爭中失敗的原因都歸之于輕商的觀點，與激進的改革者有根本的分歧，后者僅僅把中國的失敗原因歸之于軍事上的劣勢和政治上的軟弱。到19世紀末，盡管已有越來越多文官認識到世界的秩序不再是一個仁慈的中華帝國及其周圍蒙受恩惠的蠻夷所構成，但幾乎沒有人從商業競爭的角度來看待世局的發展。

張元濟提議維護商人的權利并認識其重要性，指出大部分文官過多的干擾已阻礙了商業進步。他抨擊那種所謂“官督商辦”的做法，反問道：“不知官也者，昔日日以腹商為事者也！”他特別以新建立的農工商總局為例，要求光緒預先警告官員摒棄官僚主義，并告誡他們的責任應是保護而不是威嚇商人。為了防止可能產生的官僚政治的惡行，張元濟甚至建議商人應有直接向皇帝上奏的權利。他最后還建議起草商法，并以之為協調各方的指導原則。他以這樣的預言作為整篇奏折的結束語：只有這些商業改革得以實現時，中國才能使經濟繁榮。

張元濟奏折突出的特點并不在于思想深刻，而在于向皇帝提出種種建議時，所顯示的那種清晰的思路和高度的系統性。很難斷言他哪些建議影響了光緒并促使他采取有效的行動。然而，仔細核對《大清德宗景帝實錄》所載1898年9月5日之后光緒頒發的大量詔書，會發現其中包含了某些張元濟在他的長篇奏折中所提出的要點：首先也是最明顯的是光緒試圖建立某種小型顧問會——一個稱為“懋勤殿”的中央核心機構，以幫助他管理及推行與新政有關的一切事宜。郭廷以曾提供兩條與初期咨詢機構有關的材料：

1898年9月9日（七·二四）英教士李提摩太應康有為邀，自上海赴京（傳帝擬開懋勤殿，以李提摩太為顧問大臣）。

1898年9月13日擬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太后不允。

事實上，任何詔書中不曾直接述及懋勤殿——可能因為光緒不能無視慈禧的反對意見。但他設立懋勤殿的愿望似乎有不少人知道。例如1898年9月17日天津《國聞報》上有這樣的報道：

擬開懋勤殿述聞

近月以來，朝廷創興百度，并諭內外大小臣工及士民人等，均得上書言事。因此條陳新政者，封書日以百計，而前者特簡參預新政之四京卿，亦頗有眼花手亂，應接不暇之勢。故近日又有擬開懋勤殿，令三品以上保舉人才，召見后派在懋勤殿行走，以備顧問之說，聞數日內當即有明發諭旨矣。

然而政變在很短時間內發生了，光緒尚無時間實踐這一主要的改革措施。結果《大清德宗景帝實錄》中完全沒有提到懋勤殿。但這一機構無疑是考慮過的，其計劃也曾付諸實行，甚至人員的名單也已確定。《北華捷報》曾刊登過作為懋勤殿成員的十位改革家的名單，張元濟的名字也赫然在其中。

現存所有的證據都表明光緒設立懋勤殿的具體計劃是要將它作為自己推行改革計劃的咨詢機構。裴士丹（D. H. Bays）把它作為“一個初步的有代表性的審議團體，是邁出分享皇權的第一步”。這描述相當牽強并夸大了一點，但懋勤殿的確可以在維新運動中起到一種統籌大局的作用。

張元濟的第二條主要建議“融滿漢之見”以廢除滿族旗人的特殊地位，在《大清德宗景帝實錄》中亦有反映：

旗丁生齒日繁，徒以格于定制，不得在外省經商貿易，遂致生計益艱。……現當百度維新，允宜弛寬其禁，俾得各習四民之業，以資治生。  （1898年9月4日詔書）

詔書給戶部進一步的指示是核對舊有土地登記冊，并嘗試在旗人中制定新的土地分配法則。

應當指出有許多人曾奏請廢除滿族旗人特權，并改變他們經濟上無所事事的狀況，張元濟只是其中之一。因此詔書極可能是這些要求的共同結果，而不是對某一份特別雄辯的奏折的一個迅速的回復。

光緒皇帝財政改革的若干條目也與張元濟奏折中的建議吻合。1898年9月11日詔書要求總理衙門制定一部通商約章，排印數百部頒行內外各衙門。這樣，各有關人員都有一個正確處理貿易問題的參考標準。總理衙門的回答是編制一份全面的、完整的商法，需要較長時間，建議由北洋商務主管人員負責起草約章。

1898年9月16日，光緒頒布一份要求戶部進行一項主要改革的詔書，要求它對國家的稅收和皇室的費用提供一份細目。而且，從此以后，要求戶部每月提供相似的財務報表。這一措施，如果能切實執行，就便于引入一種預算制度，且能為中央政府全面地規劃中國的金融問題提供一個非常正確的依據。它能鏟除一切腐敗、受賄的機會，并最終使未來的改革建立在財政切實可行的基礎上。但是，這一改革自然也只能是紙上談兵而不可能真正實行。

從9月7日至9月19日，光緒在詔書中頻繁地談及財政改革這個主題。9月7日的詔書要求總理衙門提出一份關于在各省“請用機器鑄造銅錢銀圓”的可行性報告。隨后一份詔書是關于計劃采用銀圓和銅錢的內容。最詳細的詔書是9月10日頒發的，包括試驗制造銀圓、防止可能作為仿造之弊的詳細規定。

光緒所頒行的措施是否是張元濟長篇奏折的直接結果，這并不重要。光緒皇帝企圖在政治上、社會上和經濟上實行這些改革的事實，表明了張元濟的建議并非空中樓閣。然而，沒有一項改革計劃能有機會實行，因為變法很快就因宮廷政變而告終。

百日維新的失敗

1898年9月初的幾周，北京的政治氣氛如同一個搖擺不定的天平。理論上，改革計劃是受慈禧太后恩準后才由光緒皇帝實行的。盡管她退居頤和園，但光緒每隔幾日就要覲見她，并匯報國家事務的進展。在改革計劃展開之初，她曾寬宏大量地表示支持光緒：“茍可致富強者，兒自為之，吾不內制也。”但實際上她疑心光緒企圖通過推行改革來遏制她的權力。早在變法之初，她就通過兩個行動以削弱光緒的權力和加強自己的力量。首先是撤去翁同龢的職務，使光緒失去了這位經驗豐富的、對政治敏感和具有很高威信的年長政治家可能給變法帶來的幫助。在翁同龢被撤職后，光緒不得不依靠那些不了解政府實際情況的青年激進分子。第二步是太后委任榮祿為直隸總督，以保證即將到來的攤牌取得軍隊支持。此外，她還依靠那批因光緒變法而被動搖地位的大臣和官吏。比較來看，光緒的地位確實是軟弱的。他的周圍是一群激進的理想主義者，年輕而又缺乏經驗。他們不知道如何把理想變為現實，他們疏遠和激怒了中立派，因而失去了大部分支持。最糟糕的還在于光緒手中沒有任何軍事力量。

在保守派的反撲日益逼近、不祥之聲日盛一日時，光緒和他的改革家不顧一切地暗中尋找軍事領導人的支持。他們找到了袁世凱——榮祿的部下，也是以前維新團體強學會的成員之一。9月16日，光緒召見他并授予新的榮譽，光緒對袁世凱的寄望公開地寫在詔書中：

責成（指袁世凱）專辦練兵事務，所有應辦事宜，著隨時具奏，當此時局艱難，修明武備，實為第一要務。袁世凱惟當勉益加勉，切實講求訓練，俾成勁旅。

光緒的意圖變得越來越清楚，保守派則更不含糊，就在光緒提升袁的第二天，保守派監察御史楊崇伊率領一群官員去頤和園請求慈禧歸位訓政。事情清晰地演變為一場政變和反政變之爭。勝敗取決于哪一方先動手。碰巧，改革家要求袁世凱使用他的新軍迫使保守派就范，并阻止慈禧發動政變。可是，袁世凱出賣他們，結果是憤怒的慈禧太后9月19日從頤和園返宮，剝奪了光緒的一切權力。兩天后，即9月21日，以光緒名義頒詔宣布慈禧太后決定歸位訓政；因為光緒有病，難以負擔親政的使命。同時，康有為一伙被宣布為“首倡邪說，惑世誣民，而宵小之徒”，并命令逮捕他們。康有為和梁啟超在外國人的幫助下逃跑了，而六位變法領導人被殺害，許多變法支持者遭監禁、放逐或受到控告，標志了這場變法運動全面失敗。維新變法前后持續103天（6月11日至9月21日）。

張元濟在回憶錄中說，有不少人在1898年9月中旬已預感到一場危機不可避免。但由于他也只是在激進改革者核心的“外圍”，未參與他們秘密的政治策劃，他對改革者與袁世凱交涉及袁世凱叛變全然無知。直到9月21日下午他才聽說慈禧太后已歸位訓政。那天早晨，他仍像往常一樣值班工作。日本著名改革家和有威望的老政治家伊藤博文（1841-1909）剛到北京訪問，張元濟安排通藝學堂的學生于9月21日早晨到日本公使館官邸拜見這位著名的日本政治家。伊藤已經知道發生了政變，就在中國的士大夫都還不清楚發生了什么時，他故意對張元濟暗示：

一個國家要變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經過許多挫折才會成功的。諸位有志愛國，望善自保重。

張元濟對此并不理解。直到聽說慈禧太后已發動政變，才知道伊藤的話是暗示百日維新已失敗。

在太后盛怒之下，北京城已是一個對變法者非常危險的地方。張元濟在1898年9月23日（這天也是慈禧正式慶賀垂簾的日子）寫給汪康年的極有價值的信最能說明首都的事態，也能揭示張元濟本人對這一危機的看法，這封信寫道：

……康于初五日出京，初六日奉命拿問，（先至樵野處搜拿半日，怪極！）僅獲其弟，在南海館被獲。此事因由，非一言所能盡，亦不忍為諸公言之。康固非平正人，然風氣之開，不可謂非彼力。現聞尚未弋獲，將來必有株連。事變之來，且更有不可意想者。自來變法，莫不如是。惟望新堂勿為所搖奪耳……。閱后祈火之，再遲一二日或當在滬上相見也。

除了包括對康有為難得和直率的批評外，該信更為難能可貴的是表明了張元濟盡管在逆境之中，仍真誠地寄希望于變法。從這封信也可以看到他個人在維新運動中的角色，盡管他預言“必有株連”，一大群變法同情者將被牽連進去，但并不為自己的命運特別擔憂。他的“當在滬上相見”是一種他對自己不會遭到監禁、放逐或殺害的樂觀預言。他認為自己會被革職和逐出京都，只有在這樣危急時刻他才能在上海看到汪康年。這封寫在危機之中的信，也間接地證明他只是在變法者核心的外圍。不然怎會知道自己受到的處分會較輕呢？

事情發展正如張元濟所預言，他的遠見是令人贊嘆的。在9月28日“六君子”被殺后，另一些較溫和有威望的著名變法者不是被監禁，就是被流放。慈禧太后甚至仍未忘記她的宿敵翁同龢和文廷式，并對這些已被褫奪官職和失寵官員再加以新的懲罰。按照張元濟的回憶，一些朋友曾勸他逃跑，但他拒絕了。因為他知道一旦逃跑，那么懲罰就會落到年邁的母親或直系親屬頭上。他不但沒有逃跑，反而每天到總理衙門繼續工作，并特意留下行蹤以便被逮捕。他在一首《雜詠》中回憶了1898年秋天那些擔心厄運降臨的日子里的心情：

滿朝鉤黨任株連，有罪難逃心自安。

分作累囚候明詔，敢虛晨夕誤衙班。

預料之中的懲罰在1898年10月10日終于到來了，張元濟和兩個低品維新人士一起，受到革職永不敘用的懲罰。張元濟認為懲罰較輕是因為在百日維新期間他始終給人一種低調印象。他也認為犯有這樣明顯的罪證（在保守派的眼里）——9月9日的長篇奏折——而能逃過御史的打擊，是十分幸運的，相信一定是光緒皇帝親自幫助他減輕處罰。他解釋道：

九月二十三日余與王錫蕃、李岳瑞同拜革職永不敘用之命。越數日謁廖仲山師，師時值樞廷，語余是日王李處分既定。德宗特逾樞臣，張某亦嘗上書妄圖國事，應并案辦理。蓋隱有保全之意。余封奏語涉狂妄。設有人彈劾，必膺嚴譴，即幸而漏網，余亦不能乞假出京。

無論張元濟受到從寬處罰的背后原因是什么，事實上他再也不能從政了，也失去了繼續逗留在北京的任何理由。他很有興趣長期在上海工作，也許因為上海是一座世界性的都市，有許多西方思想正是通過上海而傳入內地。他一向從上海為通藝學堂買到許多世界地圖、科學圖表和西方書籍；他還試圖在上海聘請英文教習。這個城市也是一個迅速發展、充滿機會的城市。他預言與汪康年“當在滬上相見”是不難理解的。

離開北京前，張元濟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正式關閉通藝學堂，天津《國聞報》在“通藝罷學”的通欄標題下作了報道：“北京向有通藝學堂，由已革刑部主事張元濟創辦。此學堂已經開設兩年有余，堂中洋文書籍、圖書以及儀器等件，亦均小有規模。自張主政罷官之后，此學堂遂無人接辦。肄業各學生因八股取士已復舊制，亦各意存觀望，紛紛告退。張主政因將學堂中所有書籍、器具及積存余款開列清單，呈請管學大臣孫中堂將通藝學堂歸并于大學堂，聞日前已由管學大臣派人接收，然從前肄業各京官，則均已風流云散，不知去向。”

這一插曲可以解釋張元濟認真負責的個性和有條不紊的行事作風。即使在最不穩定的時候，他也不像其他許多變法者那樣倉皇出逃。學堂是他腦力勞動的產物，他把對中國可能產生的啟蒙的崇高愿望寄托于像通藝學堂那樣的教育機構。因此，即使面對個人的革職和失敗，他仍試圖以一種很好的方式把它保留下來，將它委托給同情變法并在政變后幸存下來的孫家鼐。盡管張元濟最初曾拒絕在京師大學堂里工作，但現在他正確地看到必須這樣做，才能挽救在通藝學堂中所干的事業。他這樣做十分正確，因為京師大學堂在百日維新中幸存下來。慈禧太后未干預它。而京師大學堂就是北京大學的前身。

（本文摘自葉宋曼瑛著《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從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紀出版家》， 張人鳳、鄒振環譯，重慶出版社，2025年3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