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雨村為何選擇對曾經的恩人之女冷眼旁觀？身為情海情天化身的秦可卿為什么思慮過度，以致絕命天香樓？尤二姐和尤三姐為何選擇自殺？林黛玉父母的遺產被賈府私吞了嗎？作為法律文化學者，柯嵐相信，如果不和清代的法律與社會相印證，很多《紅樓夢》里的人物都無法被完整理解。在新著《命若朝霜：〈紅樓夢〉里的法律、社會與女性》一書中，她聚焦《紅樓夢》中女性命運的典型案例，帶領讀者以法律的視角、以真實的司法案例，剖析清代女性困境的制度性原因。近期，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大學問、中信書店與Xmind共同發起的“重新認識中國女性歷史”系列沙龍邀請《命若朝霜》一書作者柯嵐、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毛立平、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陳皓，與讀者一起探討紅樓夢中的法律、社會與女性命運。本文系沙龍內容整理，文字內容經主講人審定，部分有刪節。

《命若朝霜：〈紅樓夢〉里的法律、社會與女性》

陳皓：《紅樓夢》不僅僅是一個文學作品，它還是一部悲劇。首先請柯老師談一談，當談及《紅樓》女子之死的時候，怎么去理解她的悲劇的地位，怎么去理解女子的自由和社會制度造成的這種必然？

柯嵐：作為一個紅學愛好者，近些年我開始做跨學科的研究。曹雪芹開篇不久就概括了《紅樓夢》的主題，《紅樓夢》是“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悲劇，是女性群體的悲劇，我覺得過去的紅學對《紅樓夢》里女性群體悲劇的意義是不夠重視的。

王國維先生在百年以前的《〈紅樓夢〉評論》中講了悲劇的三個不同層次，第一層次的悲劇，其中很多美好的東西被毀滅，是因為一個很惡的力量在不斷作惡，毀滅他人的幸福。比如《趙氏孤兒》。第二層次的悲劇，是無情的命運對人的撥弄，是一種人力無法左右也不知道緣由的無情的命運的作用。索福克勒斯寫的俄狄浦斯三部曲就是一部這樣的悲劇。王國維講的最高層次的悲劇，就是《紅樓夢》這樣的悲劇，沒有惡人在不斷作惡，也沒有無情的命運撥弄。這里的人都是平常的人，平常的境遇，他們的人生態度各不一樣，最后導致了他們的悲劇。王國維先生的理論能夠很好地解釋寶黛釵的悲劇。但《紅樓夢》不僅僅是寶黛釵的婚戀悲劇。

我今天要講的這個悲劇主題不是哲學層面的，而是現實意義的，是《紅樓夢》中女性群體的悲劇。通過對法制史的了解，我看到中國女性在清代社會地位是最低下的，她們的法律地位低下造成了她們群體生存狀態的不幸。

從最直觀的層面——身體自由。你能夠走多遠，能夠有多大活動的范圍。不夸張地講，清代真正用嚴格方式纏足的女性，用現在的標準看就是輕度殘疾。新紅學的開山祖師胡適先生對《紅樓夢》的評價并不是很高，尤其不承認它的文學價值。但我覺得胡適在近代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批評纏足，還批評貞節。他在這方面的思想遠遠領先于與他同時代的人，盡管他沒有太關注《紅樓夢》中的女性生存狀況。

現在《紅樓夢》的讀者會非常關心林黛玉的財產是不是被人吞沒的問題，我們用現代人的視角會覺得似乎林黛玉的父親給她留了很多錢，后來被別人侵占了。但在清代社會，女性并沒有獨立的財產所有權，她的財產在她沒出嫁時由尊長支配，出嫁以后帶去的嫁妝歸她的夫家，如果她的丈夫死了，她要改嫁，也不能帶走她的嫁妝。

那她的財產對她有什么意義？

首先，如果她的家族觀念還比較開明，能夠讓她接受比較不錯的教育——她們也只有非常有限的受教育權，受教育主要是為了學習女德，而不是為了讓她們的才華得到自由的發展。就像《紅樓夢》里賈母說的“不過認得幾個字，不是睜眼瞎罷了”。其次，如果她有很豐厚的嫁妝，能夠得到夫家人的尊重，但也不意味著這些財產是她可以自由支配的。清代法律明確規定了“卑幼私擅用財”罪，家族里的晚輩未經家長同意私自處分財產就是犯罪，要受國法家規的制裁。《紅樓夢》里賈母如果為了緩解賈府的經濟危機動用了林黛玉的遺產，這是合乎當時禮法的。林黛玉并沒有現代女性所擁有的獨立財產權。

現在有很多學者研究清代江南才女群體。江南的才女群體中有很多人最后的命運跟《紅樓夢》里的女性差不多，即便她們很有才華，也沒有能讓這些才華充分發展的條件。她們當中有一些人面對家庭暴力也得不到救濟，甚至最后自殺或被虐待致死。晚晴的著名學者俞樾，他的孫女俞慶曾就是著名的才女，她就是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自殺的。

作為一個法律人，我還看到在清代社會，女性的生命權是最被漠視的。

《紅樓夢》的前八十回有一股末世氣象，沒有一個嬰兒出生，沒有一個新的生命來到世間。我的一個學生跟我感慨，他發現《紅樓夢》里的女性很多都是早逝。她們最常見的死法是什么？自殺。《紅樓夢》前八十回一共有七名女性自殺。

《紅樓夢》的描寫跟當時的社會生態是非常吻合的。清代社會留下來的正史，包括《清史稿》和地方志里，最常見的女性形象就是自虐、自殺的節烈婦女。清代的不少地方志和筆記中記載，很多節烈婦女是被她們的家族動員甚至逼迫去自殺殉夫的，她們用生命為她們的家族換來了朝廷的旌表和禮教傳家的美名。（施鴻保《閩雜記》，《同治長樂縣志》、光緒《武進陽湖合志》）歷史學家跟社會學家告訴我的結論是，在清代以前沒有這么多在丈夫死后殉節自殺的婦女。

我也看了很多清代的判決書，看到里面經常出現的女性的死法，就是性犯罪或者家庭暴力的被害人，她們有相當大的比例是自殺的。研究經濟史的學者王躍生曾做過關于18世紀中國女性婚姻狀況的研究，統計了乾隆朝刑科題本中和婚姻奸情有關的所有刑事案件，發現其中性犯罪被害人的不同狀況，死掉的占52%，這52%里面有38%是自殺的，14%是因反抗被打死的。（王躍生：《清代中期婚姻沖突透析》）我試著結合清代法律來推算在清代的性犯罪里，剩下48%的這些人能有什么選擇。首先，清代的法律對性犯罪的基調就是“被害人有罪論”，“犯奸之罪，本重在奸夫，然必奸婦淫邪無恥，有以致之”，《大清律》的官方注釋就是這樣講的。其次，它要求性犯罪的被害人一定要反抗，你一定要有證據能證明你當時反抗了，你呼救了有人聽見了，或者你的衣服被撕裂了、身上有傷痕。如果你沒有這些證據，就成了和奸的罪犯。和奸是一個法律術語，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通奸”，古代社會通奸也是犯罪。第三，按清代司法官員們的要求，如果當時沒有能力反抗，你過后去自殺了，也能夠證明你是被強迫的。“以自盡者為強，而不自盡者為和”（袁濱：《律例條辨》；王又槐《辦案要略》）。

結合這三點要求，剩下的這48%，我想到的有這樣幾種可能：她遇到的那個罪犯不是很強大，她呼救了，幸運地被人救下來了，或者她是勞動婦女，拼死反抗制止了對方。也可能她遇到的罪犯很強大，她當時沒有力量反抗，過后去自殺了，幸運地被人救下來了。她們就成功地證明了我是一個完美的被害人，我確實是不同意強迫的。其他的那些人她能有什么選擇？她當時沒有力量反抗，過后也沒有去自殺，她可能就變成了一個和奸的罪犯。我已經看到很多這樣的真實案例，一些被害人既無力反抗，過后也沒有自殺，她們就被定為和奸的罪犯，受了刑罰。她們從此也就成了世俗輿論唾棄的“犯奸婦女”。從這些法律現實回過頭去看秦可卿、尤三姐、尤二姐，我們能看到她們遇到性侵害尋求救濟是更為困難的，因為她們遇到的加害人都是權貴。在《紅樓夢》里邊，我們沒有看到那些加害人被譴責，而她們卻被輿論視為不貞的淫婦。她們最后只有以死明志。

看了清代官方正史里邊女性常見的死法和清代的刑事裁判文書里面的那些常見的女性的死法，再看《紅樓夢》前八十回那些死去的女性，你覺得誰最有可能被寫到正史里面？張金哥。讀者們能記得張金哥是怎么死的嗎？她是一個大戶人家的千金，本來定了親，許配給了長安守備的公子，但她的父親嫌貧愛富，想要把她嫁給更有勢力的人家，她的父親做主悔婚了，逼她嫁給長安知府的小舅子。她不愿意背棄對未婚夫的約定，就殉情自殺了。如果張金哥真有原型的話，有可能被寫到正史里，這就屬于為自己的未婚夫殉節的貞女。除了張金哥，曹雪芹寫的其他自殺的女性都不可能成為節烈婦女。《紅樓夢》為什么成了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曹雪芹為什么成了一個偉大的作家？曹雪芹筆下自殺的大部分女性（秦可卿、尤三姐、尤二姐、金釧兒）是不可能成為節烈婦女的，她們是在歷史長河中被湮沒的一些個體，但他把她們的故事記錄了下來，讓我們看到她們的生命本來是很美好的，卻被這樣無情地毀滅了。他也發出了一個隱隱的批判：為什么社會這樣漠視女性群體的生命？

社會學家田汝康的著作《男性陰影與女性貞節》里提出了一個結論，清代正史，尤其是地方志里出現了這么多女性自殺的事跡，他認為這與大量考不上科舉的失意文人有關系。這樣一個群體成為社會很不穩定的因素。隨著人口的增加，清代社會這個群體人數特別多，他們有很強的焦慮，一方面漢族儒生有來自滿族的壓迫，另一方面即便在漢族儒生很不受重視的仕途道路上，他們能夠進步的空間也非常有限。這個群體成了理學中一些極端觀念最堅決的衛道士，他們不斷鼓吹“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歌頌女性為丈夫殉節的美德，也鼓勵自己家族里的女性去實現這種美德，他們不需要自己去死，卻鼓勵別人去死，以此緩釋自己的心理焦慮，還讓自己覺得這是在衛道。田汝康的結論很深刻，可能會刺痛很多人，但是他用了一些數字來證明這個問題，我比較能接受這個結論。另外，清王朝是一個非漢族王朝，它接受了漢人的理學思想之后將其推演到一個極致，以此來獲得漢族儒生的認同，確立統治的合法性。這兩個因素的合力作用導致清代出現了對女性貞節的空前強化的社會規訓。

回到今天的主題，《紅樓夢》的偉大在于它不僅寫了寶黛釵的愛情悲劇，也記錄了那個時代可能是被人唾棄的、一些非常不完美的被害人的故事。他讓我們看到她們的生命也是很美好的，但都這樣被無情地毀滅了。我相信曹雪芹悲嘆的，絕不僅僅是那些出身高貴的金陵十二釵，他筆下所有的女性都是悲劇，他認為這個社會是不合理的，但他沒有力量去拯救他們。他塑造的男主角——賈寶玉，實際上是一個非常沒有能力，甚至連自己的命運都沒有辦法改變的“精致的小廢物”（王蒙語）。這也表達了作者的一種心態，他覺得這個社會太絕望了，不知道怎么樣拯救她們。他只能構造這樣一個烏托邦——“大觀園”，幻想她們可以永遠生活在這里。《紅樓夢》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個貴族夢，也可以理解成一個宮斗的夢，也可以理解成文人群體兼美的夢，但我相信在曹雪芹的心中，《紅樓夢》是大觀園的青春少女們想要遠離塵煙、徜徉自在、詩酒流連、知情共賞的一個永遠不愿意醒也不愿意碎的夢。

在《紅樓夢》八十回的末尾，你能看到這個夢快要醒快要碎的時候女兒們的傷痛。八十回末尾寫了誰的故事？寫了賈迎春。她的父親把她嫁給了一個禽獸不如的男人，這個男人最觸目驚心的事跡是侵犯了家里面所有的婢女。我小時候讀《紅樓夢》，就覺得這些男的怎么這么無法無天？后來學了中國法制史，我就明白了，在傳統中國男主人侵犯婢女，法律基本上是不怎么干預的，尤其是未婚的婢女，更沒有什么法律上的后果。賈迎春總是跟丈夫據理力爭，不是因為爭風吃醋，而是她很同情那些姐妹，結果是她經常被丈夫毒打。八十回的末尾寫道，迎春回到娘家看望她的嬸娘、母親和姐妹們，她其實是回來向她的家族求救的。她的父母沒有想去救她，她的嬸娘很同情她，但也只能安慰她說“我的兒，這是你的命啊”，她哭著說“我不相信我的命就這么不好”，她最后講了她的心愿，她想回到大觀園里再住幾天，她就死也甘心了。

雖然作者沒有給出任何他能夠想到的方式去拯救這些女性，但是他寫出了這樣一部作品，震撼了很多代的讀者。我相信自《紅樓夢》問世以來，很多代的仁人志士在讀過《紅樓夢》后會反思這個社會的不合理，直至晚清，他們決心要解放這個社會里面的“雙重奴隸”。什么是雙重奴隸？就是他們意識到我們這些男人是滿人的奴隸，而我們的女人是在我們壓迫下的雙重奴隸。我們如果想要解放自己不做奴隸，就要先解放女人。《紅樓夢》就是這樣一個偉大的啟蒙文本。

沙龍現場

陳皓：毛老師對中國宮廷女子有研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歷史問題、法律問題就是女子的自殺。就《紅樓夢》來說，女子自殺的原因也不一樣。柯嵐老師解讀尤三姐的死，認為是一種很現代式的抗爭。還有一些為貞潔而自殺的女性，也許是被迫的，也許是在一種精神奴役之下去追求貞潔而選擇自殺。從外在的視角看，這是一種悲劇，但對當事人來說，她可能覺得很幸福。您怎么看待內部視角下的女性自殺問題？

毛立平：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不僅僅局限于《紅樓夢》里女性自殺的討論，如果研究清代女性問題，這是一個非常宏觀、多層面的問題。柯老師提到，清代有一個特別突出的文化現象，就是江南才女。現在好多研究清代女性問題的都是從江南才女入手。研究中國婦女史的學者曼素恩，她說很多清代江南的才女，她們所受的教育以及生活條件，甚至優越于我們今天的絕大多數人，她們各方面條件比我們要好得多，所以這跟普遍的下層女性的情況很不同。大多數普通女性根本無法閱讀，也沒法寫詩，所以她們的生命就很難在歷史上留下任何痕跡。

另一個層面，是不是受過教育的才女，她們的命運就會更好一些？其實也不見得。很多才女正因為受了文化教育，當她們走進要求你從一而終，要求你三從四德的陷阱以后，就更難跳出來。相反，如果是下層女性，她們生活水平可能很差，文化水平可能也很差，但是她們受儒家思想的束縛就少一些。雖然國家提倡貞潔，但實際上下層女性再嫁或者婚外情、出軌，都是非常頻繁的。大家要知道，守節也是需要經濟成本的，需要家里有錢你才能守得住的。如果家里沒錢，女性沒有收入，她只能用各種方式來養活自己和家庭。

這是一個很復雜的社會層面的問題，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不同的地域，我們要看到很多不同的面向。至于剛才提到的自殺問題，確實在貞節的背景之下，可能會促使她自殺。還有很多女性可能在貞潔受到威脅后，沒有自殺，想要生存下來，下層女性可能有不少人的貞潔都是受到威脅的。這里就有一個問題，什么樣的女性是被歷史記錄下來的，什么樣的女性可能沒法被歷史記錄下來？在清代，如果女性想被歷史記錄下來，要么你做了很“好”的事情，比如你是才女，是節婦烈女；要么就是犯案了，你可能在刑科題本，或者是在一些地方的司法檔案中會被記錄下來。無論如何，我們都覺得很感激，因為她們有做這兩類極端的事，我們才能看到不同的人，否則我們就只能看到典范女性了。

其次，我想說一說典范女性被記錄下來的意義。我在讀《命若朝霜》時，就特別感慨，明清時代生活在富裕人家的那些小姐，往往接受了文化教育，還很有才，但她們的一生被賦予的觀念是：你什么都不用做。她們在家不用干活，就是做一些女紅，實際上也是為了培養女德修身養性的。而這也不是必須做的事。她們一輩子所等的，就是等待自己出嫁，如果郎君不如意的話，就是等待命運的終結。這是多痛苦的事。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當她們遇到了生活的挫折或者重大磨難時，她們能夠想到的解決問題的途徑可能很少，大不了就放棄自己的生命。對下層女性來講，可能更覺得自己的生命沒那么珍貴。在我研究下層女性的書里，有一章是專門討論女性自殺的，而且還不是為了貞潔而自殺的女性。我發現好多女性是因為比如丈夫經常虐待她們，家里頭公婆不好，她們心情無處排解，就自殺了。柯老師在書里寫到了清代不管是什么人家出了命案一定是要報官的，在仵作沒有來驗尸之前不能擅自掩埋，所以官員就不停地來處理這些自殺女性的案件。當時很多清朝官員都發出告誡，說丈夫、公婆、父母都要教育好女性，不要讓她們隨隨便便自殺，而且說她們是想用死來威脅人。看到這里，我覺得特別可悲，這些女性連自己的生命都不要了，難道不是在抗爭什么嗎？但是她們從來沒有引起過家人或者是官府的反思。對于女性尸體身上的傷，最后家人往往都不說傷源自何處，只說她出去洗衣服的時候在河邊遇邪，或者她刷糞桶的時候遇邪，這樣就可以解釋女性死亡的原因。那么，事實上，女性的自殺所引起的社會反響是怎樣的？

明清社會的讀書率和識字率是很低的，寫出來那么多的烈女傳，能看懂的女性是很少的，大部分的讀者是男性——寫女性的貞其實是給男性看，就是說如果一個女性能夠做到從一而終，男性也應該做到忠君，為國家竭誠效力。所以，我覺得女性自殺是一個特別宏觀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