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四十條”，是北京的地名，也是4月8日上映的電影《東四十條》兩個主人公的名字。

《東四十條》海報

東四（楊凱航 飾）和十條（錢賡 飾）是兩個租住在北京胡同里的外來年輕人。無所事事的他們，偶然在胡同里看到一張懸賞重金的“尋鴿啟事”，開啟了歷經四季卻一無所獲的尋鴿之旅。

電影里有句臺詞說，“鼓樓里面的人，比別人多了幾年青春”。該片的兩位導演阿毛（覃牧秋）和大豆（詹涵淇）就是流連其中的兩個。而“鼓樓”也遠遠超越了北京的地域局限，如同每個大城市都會有的一方精神坐標。

《東四十條》中的重要地標，鼓樓

至于這部電影，緣起于兩位導演在因疫情停滯的那段時間里，對自身虛無感的“反抗”。他們找來沒有涉足過電影行業的朋友們組了個“草臺班子”，每個人都身兼數職，以玩游戲的心態斷斷續續拍了一年，過程放松到主角始終都沒意識到自己演了個電影。

結果這部作品成了2023年第七屆平遙國際電影展的“爆款”，在影院里贏得陣陣歡呼、笑聲和掌聲，最后將“費穆榮譽·評審榮譽”和“青年評審榮譽·特別表揚”收入囊中。

荒誕又日常的北京胡同City walk伴隨著兩人驢唇不對馬嘴的Prattling talk，松弛中又帶點扎心的當代青年生存實錄躍然銀幕之上。影片外層是荒誕糖衣，內核是時代情緒，而兩位導演形容《東四十條》是一部 “口香糖電影”，“多嚼一嚼，會嘗出不同味道。”

電影《東四十條》海報

卡住的人，去找鴿子

2021年夏天，生活在鼓樓附近的阿毛和大豆在東四的一個胡同里偶遇。兩人吃了棒冰，嘮著廢話，碰巧遇見胡同里張貼著一張尋鳥啟事——一只走失的鸚鵡，賞金5000元。

這讓兩人當即覺得有點滑稽，“找一只鳥，也太虛無縹緲了吧？”笑完之后又有幾分嘆息，“很多時候我們追求的生活，在別人看來也是很虛無縹緲的。”

電影的起點，是這份尋鳥啟事

那個階段，整個世界都“卡”在一種非正常的秩序里，大豆和阿毛也難免有些焦慮。于是他們開玩笑地說，要不就拍個電影，講兩個人在胡同里找一只懸賞的鴿子，找了一整年。

這個過程呈現出來，像一部胡同版的“等待戈多”。兩個男主角絮絮叨叨地穿行在胡同里，有時在草地上看天，有時坐在公廁門口發呆。閑談中充滿文藝青年的奇思妙想，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

至于鴿子到底在哪里，就和戈多明天到底會不會來一樣，沒有答案。那種“無聊”，恰似創作者對生活的感知。

“東四”和“十條”

“當時我們覺得自己的生命需要做一件事來刺激。”拍電影的過程，像是兩個導演自己也在“找鴿子”。劇本寫了十分之一就開拍了，核心創意是要去找鴿子，至于中間具體的過程是什么樣，會遇到什么人，這是在之后一年的時間里，和朋友們一點點摸索的。

兩位導演大豆（左）和阿毛（右）

很多靈感來自酒局，但看起來是非常隨意日常的臺詞，其實經過精心的打磨。“我們是先寫好一個版本，再約兩三個好玩的鄰居，請大家去路邊喝個酒，一邊喝酒一邊念本子，一句句往下推，根據他們的說話方式，改成比較好笑的版本，再讓演員去排練。”大豆這樣介紹劇本的寫作過程。

影像創作，對于二位是不陌生的。他們在廣告行業摸爬滾打多年，自稱“影像丙方”，雖然同樣是拍東西，但阿毛覺得拍電影“邏輯上很不一樣”。這讓他們時刻警惕自己成為“自嗨型創作者”，大豆說從打磨劇本的階段開始就廣泛地向周圍朋友征詢否定意見，“如果他們覺得情緒化或者自我表達的東西太多了，我們就果斷去掉。”

身邊不少做廣告導演的同行，抱著終有一天要去拍一部電影的夢想，阿毛和大豆甚至覺得“有點沒法理解”——“他想做這件事兒是先行的，然后再去尋找表達欲望。對我們來說，是特別想表達一個事兒，想到這個事兒的時候是通過畫面去呈現出來的話，它應該是個電影。”電影不是目的，不過是表達欲的一個載體，“和寫一首詩、一首歌，沒什么兩樣。”

鼓樓社區電影

阿毛像電影里的人物一樣，經常發呆，說一些有的沒的話。身邊的朋友都會覺得他的笑話好笑。但有一次他和另一個圈子的人說一樣的話，發現自己講的笑話涼了。

在鼓樓，有一群人之間存在著一份奇怪的默契，還有許多奇怪到過于有意思的人，都被放到這部電影里。參與電影的人，多少都夠格貼上“文藝青年”的標簽，又有別于傳統文藝青年的刻板印象。

來幫忙的朋友，不要片酬、足夠無聊，不了解“市場行情”，大豆還發現一個有趣的共同點——“他也不關心演什么角色，或者你到底在拍什么。”比如主角錢賡，面對邀約欣然接受，“他沒有一個需要去篩選、判斷，再考慮做不做的過程。”就像上學時找朋友說，周六出去玩，“朋友會直接答應你，也不會問你要去哪。”

“就地取材”工作照

后來有一場放風箏的戲，阿毛想起一個曾說過自己很擅長放風箏的朋友，但他是上班族，面對這個邀約思前想后猶豫糾結。“他們就會問你這個片子關于啥，自己過去要干啥之類的問題。但當時我自己都沒法回答這些問題，我就是很單純地因為之前他說過，他擅長放風箏，所以找他。”

這讓阿毛確定，鼓樓的人，確實不一樣。

朋友們來幫忙拍電影

從平遙電影展亮相開始，兩位導演就把這部電影稱為一部“鼓樓社區電影”——“由我們住在鼓樓的一群鄰居一塊拍，主創人員都是鄰居，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是從鄰居中找過來的”。這里的鼓樓，也不是那個北京東二環的物理地域，而更像一個理想時空，“很多不愿意循規蹈矩去生活的年輕人在某一個時間段里生活在這里，構成一個社區。”

大豆和阿毛都有超過10年住胡同的經歷，電影里面的景，大多就是主創們日常散步會經過的地方。“出門的成本很低，沒有樓上樓下的聲音，也進不來車，在城市里顯得特別安靜。”在這里，老北京、北漂青年和游客，交匯于同一個物理時空，又仿佛有各自的結界。

電影里面的鏡頭都很常規，因為設備受限，只能用最基礎的一些視聽語言去完成敘事。復古的4:3畫幅，也是導演為了“藏拙”而專門設計的，“一方面胡同狹窄，4:3的畫面兩邊可以留出一些余地，規避掉很多臟亂差的東西，也方便在后期的時候通過裁剪修正畫面。”因為沒有清場的拍攝，“片子里有很多偶得的東西，很多來來往往出現的，都是胡同里的居民，我們都把它保留在電影里。”

全片踐行“胡同美學”

阿毛打趣說，“劇組整體總結成一個字就是窮，處處體現了一種手工智慧”。

電影最終花費的成本僅20萬元，在當年的平遙影展上是個相當勵志的傳說，而實際上大部分錢花在后期制作，在拍攝階段結束，阿毛把粗剪版本做出來時，他們只花了6萬。

“我們沒有覺得要拍一個電影，必須要非常多的錢。可能因為也沒機會感受有錢的拍電影是什么樣子。”大豆回想，這個自然而然發生的過程就是，“我們對于拍一部電影要多少錢沒有概念，我們只是想象了一下希望它呈現的樣子，拍攝的錢夠了我們就出發了。”

當時一張記錄劇組工作狀態的照片中，大豆跟阿毛把三腳架等拍攝器材就放在共享單車后座上轉場，朋友給他們P圖，注釋為“導演兼制片兼化妝兼服裝兼場務兼司機……”

身兼數職的劇組工作人員

在平遙參加影展的時候，大豆神奇地發現，別的片子的片尾字幕人員都是按“組”分的，“什么制片組、導演組、美術組、燈光組，我們一個人就是一個組，甚至好幾個組。”為了把幕后陣容寫得看上去壯大點，他們甚至把小動物的名字都加上了。

就像電影中東四和十條的對話總是在不經意間消解掉許多意義，大豆和阿毛也時刻踐行著某種對崇高感的祛魅。“我們從沒有覺得電影特別難或有什么了不起的‘光環’，上學的時候學過藝術概論，學過影像分析，但你說這個東西很‘神圣’，那從來沒有，‘導演’只是一個在片場工作的時刻產生的身份。”

拍完電影，之前“卡住”的狀態，確實得到了某些緩解。“做這件事之后，我們得到了一種治愈感。”大豆記得，扮演十條的演員錢賡在一天拍攝草地上撥弄氣球時，突然對著天空流下眼淚，他說自己在那一刻突然有種“找回生活”的感覺。“對所有人都是這樣，通過做這些事兒，好像找到了一種具體地跟生活建立關系的方法。”

扮演十條的演員錢賡

綠色幽默

其實，《東四十條》是一部當代異鄉青年精神漫游實錄。不同于過往對同類主題的刻板印象，新一代的創作者給出了不同的觀察和表達。

來自小縣城的大豆，回想自己來北京之前的生活，“物質還可以，沒什么壓力，但心理上覺得特別辛苦。”反而是來了北京之后，“我可能物質上是比較貧乏的，但就是有一種真正的自由和富足的感覺。”

在傳統的北漂敘事中，外來者總是有一種拼盡全力試圖留下或融入的屬于異鄉人的孤獨和辛苦，但生活在鼓樓的大豆和阿毛，在這里的感受則不同：“我從來沒有在北京有那種很辛苦的感覺，也從來沒有說那種拼命想留下來留不下來，或者非得留下來證明什么的執念，我就一直覺得過得挺開心。”

阿毛是廣西人，從小長大的過程中，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誰誰誰去廣東打工了。“好像廣西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廣東打工。大家都想著去廣州、去深圳，然后留下來。你一定是有一個夢想，一定要吃苦，最后做出來一個東西，才是一個結局。”阿毛覺得那是上一個時代的事了。而這個片子人物的狀態，“還是很能代表當下一部分人不同的狀態，去也行，不去也行，重要的是你對生活的體驗，而不是一定要有什么結果。”

用當下的時髦話說，東四和十條，可以算是某種City walk搭子，走街串巷的絮叨沒停過，但說的話又有些驢唇不對馬嘴。對于其中呈現出的某種“已讀亂回”的獨特對話方式，是創作中試圖達成的一種雞同鴨講的效果。

在大豆看來，“他們的內心深處是蠻同頻的，雖然在語言表達的層面，并不理解對方要做什么，但他們有一種很深的陪伴感。東四一直覺得十條說的東西他全都不懂，但一直為他高興，遇到每個路人，他都會很驕傲地告訴他們，‘我的朋友是個藝術家，他馬上要去柏林了。’這種支持我覺得比表面上的互相理解要更重要。”

東四始終陪伴和支持十條

現代人害怕孤獨，也害怕麻煩，所以生活里衍生出適配各種場景的“搭子”。但在鼓樓這個地方，這種文化似乎有所不同。“我們這邊是另一種反差，好像不太關心朋友的生活，通常更關心對方的精神世界。”一次一個深圳的朋友問大豆，為什么不關注他們的共同好友結婚這件事情。“我突然意識到，我確實不覺得她結婚這件事和我有什么關系，但是如果說她現在有個什么理想，這件事對我來說就很重要，我可能會跟她聊很久，然后說，我支持你！”

生活里，鼓樓的朋友們來了又走，大豆回想自己的朋友圈子，每年也有個20%的換血率。雖然每次送別的時候也免不了傷感，但因為太普遍，好像也變得挺習慣。而且阿毛現在每年還都會有一段特定的時間，專門去不同的地方找離開的朋友蹭住。

大豆曾經讀過關于鼓樓的文章，“以一種外在的視角去審視這批人，就好像走過了一個一個club，推開門往里看一看，就寫了一篇文章，去跟人描述這些人是這樣，我就特別不喜歡那種感覺。”

作為在鼓樓“蹉跎青春”的八零后，大豆和阿毛的“社會時鐘”顯得有些掉鏈子。“青春被鼓樓延長了，思考好像也比同齡人滯后一些。”這種“滯后”帶來了一些迷茫，又達成了某種自洽，“要找鴿子的是我們自己，生活停滯卡住的也是我們自己。”大豆說，“我們不是從外部去尋找一個人群，觀察解讀他們。為什么我們會拍這個電影，是因為我們身在其中，在尋求對自我的認知思索，探索解決。”

《東四十條》劇照

電影拍完，他們對“卡住的人”也給不出什么人生建議，“說實話我們自己也還卡著，‘卡’這個情況太普遍了”，在阿毛看來，身邊的人多多少少都有點“卡”——有人工作順利，經濟富足，但相親十幾次，也沒有找到喜歡的人；有人考研多次一直沒能上岸，有人頻繁換工作找不到自己喜歡的事業；有人在老家衣食無憂，但仍對生活感到茫然，對什么事情都提不起興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小‘卡’，可能現在趕上時代，大部分人會有一些大‘卡’。”但就是卡住了能怎么辦呢？大豆說，先出去跑個步，“也能消耗幾百卡。”

類似這樣的笑點，電影里有很多。

這是一部可以有不同程度“好笑”的電影，創作者從劇本開始，就精心打磨每一個“笑點”，他們決定電影的笑點一定得是“脫力”的，有更多無意義的冷峻感，“這兩個人肯定不是諧星，也沒有在抖包袱。大家不是被他們的行為逗笑的，是被這種語言交流之間的落差感和脫力感逗笑的。”

抽象的劇情，有著某種強大的精神內核

電影在正式上映前，有機會去到不同地域的影展做過一些放映，大部分觀眾的笑點符合預期，“有些我們原來覺得不好笑的地方也笑，我們覺得很傷心的地方也笑，而且每個城市的笑點是不一樣的。”去年，大豆有點傷感地發現，這個“北京笑話”在上海放映的時候，觀眾笑得會更夸張更熱烈一些；反而只有在北京，來看電影的人笑得最少，“因為熟悉，可能會更嚴肅地看待片子，能體會到里面抗爭的部分，就比較難以放松。”

不同的觀眾，可以和電影發生不同的化學反應，對于某些同頻的人來說的“會心一笑”，在另一些人看來可能是“奇葩大賞”。“他們可能會覺得我們在拍一個獵奇的片子，但是實際上我們想表現的完全是相反的。”大豆說，“某些密碼好像會讓我跟有些人分開來，又跟另一些人聚在一起。”

《東四十條》劇照

他們發明了一個詞叫“綠色幽默”，“大家熟悉的‘黑色幽默’里面會有一些諷刺、尖銳的部分，但是綠色幽默它是人畜無害的。沒有諷刺，我們也不想自嘲，不想給你一個辣的、苦的東西，就像口香糖一樣，其實也不是甜的，可能剛開始嚼一嚼，能放松，心情也挺好的，但是嚼著你也可以認真地去感受它，可能會有一點別的味道。”阿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