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歲初，驚悉李學勤先生訃聞，沉痛萬分，久久不能釋懷。筆者雖非李門學生，卻曾有幸堅持旁聽了李先生在清華大學開設的“出土文獻選讀”課近兩學年，獲益匪淺。翻出當時的聽課筆記，正好是從西周金文第一篇《利簋》開始，一直記到《師詢簋》為止，一時如回到李先生的課堂，一時若穿越回西周……

觀堂講學的弦歌再續

在一沓李先生課上印發的金文拓片復印資料中，筆者又發現幾頁訂在一起的當時其他聽課同學筆記的復印件，是我開始聽課之前三課的內容。其中除講授商代金文及相關文獻的兩課筆記外，最早一課筆記首標“緒論二”，內容恰為李先生對王國維先生出土文獻研究的評述，如講到觀堂在清華開設“古史新證”課是意在針對當年的“古史辨”運動。

王國維先生“古史新證”課上印發的講義，已結集影印出版，即《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后的講義》。是書裘錫圭先生《前言》談及觀堂1925年秋上學期所講“古史新證”課，主要是以甲骨文及文獻講殷商歷史；1926年春下學期開始接著“古史新證”課講金文，從“古史新證”到金文課，均是每周講一小時。該書目錄可見觀堂講授兩周金文《散氏盤》至《克鐘》，共二十器銘文。

據聞，筆者開始聽講金文之前，李學勤先生的“出土文獻選讀”課已在清華開課數年，剛好按李先生計劃講完甲骨文。具體筆者所聽兩學年李先生的金文課，均是每周一次兩小時，且每次課李先生都是連講兩小時，中途不休息。

從《古史新證》所收講義內容看，觀堂所講諸器銘文常征引傳世文獻互證，即可謂“二重證據法”運用之范例，在當時已算比較前沿的研究古史方法。雖然講義不能反映課堂的全部，但從每周一課一小時的時間與諸講義文字總量相比較推算，王國維先生能在講義之外所傳授的內容也有限。

盡管王國維先生在近代學術發展中居功至偉，但僅就金文這一領域而言，恰恰是在觀堂身故后不久有了跨越式的大發展。郭沫若先生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出版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創造性地系聯標準器的人名、地名、文字字體及器型紋飾風格等，對銅器銘文系統地分期斷代，將金文研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就《古史新證》目錄來看，1926年觀堂的這一學期金文課所講諸器還并未按時間順序講授）。其后陳夢家先生《西周銅器斷代》、唐蘭先生《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均沿著郭老開創的研究范式，結合新發現銅器，將金文研究繼續深化。不巧的是，觀堂之后，郭沫若（1892年生）、陳夢家（1911年生）、唐蘭（1901年生）這幾位金文研究的大家在建國后均未曾在大學長期任教（任教時也未必開有金文課）。由此看來，李學勤先生回到清華大學后開設“出土文獻選讀”的公選課，并向旁聽生開放，真可謂金文領域弦歌久絕之后的韶濩重響。

正如陳寅恪先生被稱作“教授中的教授”，李學勤先生的課也常年有清北等高校的老師來聽講，筆者就有幸在課堂上見到北大的辛德勇先生，今日想來，深感“當時只道是尋常”，遺憾聽講兩學年后，因種種緣故，沒能繼續聽完李先生的金文課程。

康侯簋銘背景知識的講授

無可否認，閱讀李學勤先生的著作、論文，需要有一定門檻，使李先生名聲在學術圈之外稍有所掩。但李先生講授各篇金文深入淺出，且這些金文所屬銅器多為國寶重器，常是博物館展覽的重頭推薦。目前許多文博單位展覽宣傳多虛浮吸睛之辭，以觀眾排隊為榮，少專注于切實的文物知識普及。筆者此番重讀李學勤先生的授課筆記，覺得當下文博單位宣傳介紹所展陳青銅重器時，李先生所講正有不少可資借鑒之處。今試舉2017年曾在國博和上博舉辦的“大英博物館百物展”中的康侯簋為例，擇要介紹李先生講授的康侯簋背景知識。

李先生講康侯簋是1931年被盜挖于河南浚縣辛村遺址，緊接著介紹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有眾多盜墓挖寶活動，其中著名的遺址有新鄭李家樓、山西渾源、寶雞戴家灣和洛陽金村，只有新鄭古物得以保存。而在1928年試掘殷墟后，1929、1930年中國考古隊伍在逐漸成長，田野考古技術也逐漸成熟。1931年正是殷墟發掘走向高潮的時候。

浚縣辛村墓葬群偶然被發現而引發盜挖活動后，很快由中研院史語所考古組出面制止。當時有兩方面條件：一是考古發掘技術臻于成熟，二是政府有一定程度的控制能力。可是在制止之前，已有相當一部分出土文物流散，其中已知最重要的一件文物就是康侯簋；另外，還有集體出土的十一件兵器，裝在一個藍布包的盒子里流散出去，目前在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該盒子打開后，有一個余杭褚德彝落款、記載時間為民國二十年的墨書紙條。這里，李先生先插敘了一點當時游走于學術圈和古董圈之間的褚德彝、鄒安相關的掌故，再介紹梅原末治最早研究這十一件兵器。其中有一件鑲有貝殼的戈，以后再未出現同類器物（梅原疑偽），李先生曾在放大鏡下目驗非偽。

浚縣辛村墓葬群就是衛國貴族墓葬，可與西周初的曲沃晉國墓地和琉璃河燕國墓地進行比較研究。出該簋的大墓雖非康叔豐之墓，但在該墓地肯定占有重要位置。真正的康叔（即康侯簋銘中的“康侯”）自作器有康侯豐方鼎，清朝時存于國子監（現藏臺北故宮）。此處李先生又展開介紹清朝皇室舊藏銅器的地點有很多，如熱河行宮、寶月樓、武英殿、頤和園等，并稱頤和園舊藏銅器至今仍陳列展出，就在耶律楚材墓附近，其中最好的一件器物是虢宣公子白鼎。

另外，李先生特別提醒今所知還有一系列青銅器上有“康侯”二字，這類器不一定是康侯本人使用，并舉琉璃河燕國墓地中出土多件帶“燕侯舞揚”銘的銅盾飾，說這可能是燕侯儀仗隊所用，有可能用于表演干戚之舞。

以上是李先生課上正式講讀康侯簋銘文前對該簋背景知識介紹的摘要，筆者以為，其中許多內容完全可以用于康侯簋展出時的講解中。期待如上博這樣組織文物能力超強的大館，以后能有機會將康侯簋與佛利爾美術館藏、曾經褚德彝手的十一件兵器，及其他流散在外的衛國辛村墓地文物盡可能集中起來，辦一個大展。

關于孤竹國的精彩考證

前面提到王國維先生的“古史新證”課，實際主要是就《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之文章內容講授的。觀堂《續考》中將《書契后編》中刊載的一條卜辭和哈同所藏甲骨拓片中的一片卜辭拼接在一起考察：“疑本一骨折為二者，乃以二拓本合之，其斷痕若合符節，文辭亦連續可誦，凡殷先公先王自上甲至于大甲，其名皆在焉。”可謂甲骨綴合研究之發軔。

李學勤先生早年曾在清華哲學系入學一年尚未畢業的情況下，以臨時工的身份到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參與編著《殷墟文字綴合》。可以說，甲骨綴合工作也正是李學勤先生出土文獻研究的起步。在綴合甲骨的同時，李學勤先生于1954年僅僅二十一歲之際，就寫出了《殷代地理簡論》初稿（此書1959年出版時。李先生在《自序》中又補充了若干材料）。盡管當時李先生的工作有一定研究甲骨材料的便利，但在明知還有史語所運到臺灣尚未發表之甲骨材料，且又無今日《甲骨文合集》這樣便捷的工具書的情況下，敢于自發做這個難度超大的課題，著實令人欽佩。

王國維先生寫出《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文時正值不惑，而當此年齡的李學勤先生已因政治運動耽擱多年，不過有幸于1974年得以回到簡帛整理的學術崗位。在這不久李先生于1975年以筆名“晏琬”在《考古》上發表了一篇《北京、遼寧出土銅器與周初的燕》。該篇文章中有關于“孤竹”這一族氏銘文的精彩考證。當今學界在李學勤先生眾多偉大的學術貢獻中，對這篇文章沒有特別關注，甚至“晏琬”這一筆名都鮮為學術圈外所知。

正如王國維先生恰逢疑古思潮興起之時，以卜辭證商史被特加傳頌，若李學勤先生考證孤竹國之文在民國時期發表，引發的關注和影響也絕不會遜于觀堂之文。當時如羅振玉、鄭孝胥等一大批清代遺老在文化圈仍然有極大的影響力。而《史記》所載商末周初孤竹國國君之子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采薇于首陽山之事，每逢中國歷史改朝換代之際，都為遺民所追慕吟詠。而民國時期的清遺民多半具有深厚的金石和辭章修養，如果有文章通過考證坐實古“孤竹”國的銘文，不知會產生多少吟詠唱和的詩篇。

需要指出的是，1973年唐蘭先生曾先于《文物》上發表《從河南鄭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銅器談起》一文，率先通過遼寧喀左所出銅罍斷該地屬于古孤竹國，但他為該罍銘文所作釋文中，“孤”字為摹釋，“竹”字誤釋為“冉”，雖得出了大方向上的正確結論，卻忽略了近在眼前的更堅實證據。筆者也附上唐蘭先生和李學勤先生各自論文的相關部分，以供參考。

由上可知，李學勤先生考證“孤竹”之銘，除用了新出的喀左銅罍銘外，其余三器所屬金石著作，及著錄關鍵證據古璽文“令狐佗”的《古璽文字征》，均為民國時期已經出版的材料。因此，李學勤先生若盛年當于民國，考證出“孤竹”之銘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惜的是，李先生發表此文時，不僅對“孤竹”之典念茲在茲的文化圈早已逝去不存，先秦史界連善用故實寫舊體詩的也屈指可數了。

提到先秦史領域卓有建樹而又善寫舊體詩的大家，不能不想起去年仙逝的饒宗頤先生。饒、李二先生交游，可從饒公為李學勤先生《比較考古學隨筆》一書所作序中略窺一斑：“相信新石器時代，老早已開拓了‘陶（瓷）之路’，形成東西文化上的接觸……我另有專書作詳細研究，李先生比較中埃文字發展的過程，有類似之處，他很關心這一問題，我希望李先生他日亦為我的書寫一序文，斟酌切磋，投桃報李，李先生必定能首肯的。”可惜天不假年，饒公的腹稿最終未能成書。但饒公還曾在美國學術會議中寫下一首《柏克萊秦簡日書會議賦示李學勤》（收入《黃石集》），正體現了饒、李二先生在學術志趣上的惺惺相惜，筆者錄于篇末，謹以略達對兩位學界泰斗的追思：

密樹高標覓路難，小橋逝水自潺潺。

鋤荒代有才人出，虎觀龍文已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