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西部君

城市間的競爭有很多，搶人是一種，搶商人是一種，還有一種是搶企業。

比如武漢這兩天出臺政策，通過設置落戶獎、投資獎、經營貢獻獎等，鼓勵本地同時也招攬外地總部企業來漢落戶，單項最高年獎2000萬元。

這里針對的是總部企業，而非普通企業，它是總部經濟的一種。

隨著生產大分工和交通信息技術的發展，企業總部和制造基地分離的局面日趨普遍。爭奪作為大腦，且擁有決策、管理、研發、營銷功能的企業總部，是近幾年城市招商的重頭戲。

比如武漢，兩年內就有56家總部企業獲得“武漢戶口”，這次再次推出獎勵政策，顯然是嘗到了甜頭。

不過武漢要成為總部經濟的高地，面臨的挑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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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近兩年的勢頭一直很猛，基本可以說站穩了中部的C位，不過要招攬巨頭落戶，仍然得應對來自一二線重點城市的夾擊。

而且如果只看砸錢的力度，武漢此次2000萬的落戶獎勵，存在明顯的競爭劣勢。

像一線城市的廣州，去年出臺的總部經濟政策，“自認定年度起，連續3年每年給予500萬元、1000萬元、2000萬元、5000萬元等不同檔次的獎勵。”

注意，是連續3年。也就是說一旦在營收、財政貢獻、注冊資本三方面，達到廣州總部企業的條件，落戶獎勵最高可以達到一億五千萬元。

當然廣州是一線城市，拿武漢和它比有些不公平。那可以再看看經常被和武漢相提并論的成都。成都去年2月，同樣出臺了《關于加快總部經濟發展做強國家中心城市核心功能支撐的意見》，里面提到：

入駐成都市重點產業園（集聚區），自在本市地方經濟實得體現年度起，根據實收資本規模和租用辦公用房情況，對企業及其高級管理人員給予獎勵，獎勵總額最高不超過5000萬元。

落戶這一項，成都的獎勵上限是5000萬，比武漢要高出不少。作為參照，還可以對比下經濟總量落后武漢十來名的西安。

按照注冊資本，西安將總部企業落戶的獎勵額度，分為3500萬、2500萬和1500萬三個梯度。而為了扶持金融業發展，西安將金融企業總部的獎勵提升到了多少呢？6000萬元！

二線城市的獎勵政策，比一線城市還誘人，足以說明總部企業的吸引力，以及爭奪總部企業的激烈和瘋狂。

事實上總部企業的分布，基本也和經濟實力相當重合。一線城市仍然是絕對的中心，北京又是中心的中心，總部企業的數量已經突破了4000家，而上海的跨國公司總部，已經突破了600家。

二線城市如成都，2018年首批認證的有92家，五年內的目標是超過400家；武漢目前超過60家。

要指出的是，對總部企業的認定，不同城市的標準不一樣。整體來說，一線城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聚集了數量繁多的跨國公司總部，總部經濟的含金量要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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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城市之所以不惜血本，爭搶總部企業，是因為相對于一次性的獎勵來說，總部企業所能帶來的回報要高得多。

總部經濟的模式，是總部和制造基地的空間分離。對于一家企業來說，最具含金量的部分，并不在于終端的制造車間，而在于決策、管理、研發等核心部門。

搶來總部企業，就意味著占據了一家企業價值鏈高端的部分。企業依靠總部大腦指揮生產、調動經濟資源，擁有總部企業的城市，則能借此增強在區域經濟中的話語權。

相對于終端制造部門的藍領技工而言，能在企業總部的，往往是知識精英，所以搶總部企業其實是搶奪高端人才的最好途徑。

除此之外，更有誘惑力的回報是稅收。企業總部是財務核算中心，可以帶來一家企業的絕大部分的稅源。這也是北京、上海等地，財政收入如此高的重要原因。

因此各城市的獎勵政策，基本都會將財政貢獻作為總部企業的認定門檻。如廣州，住宿餐飲業，納稅總額不低于5000萬元；房地產行業，要求納稅總額不低于6億元。

當然哪怕門檻再高，主動權也是在大企業手上。大企業從無到有孵化太難，能夠靠財政補助、稅收減免、購房補貼等手段，直接挖來現成的，自然是可遇不可求。

而且對地方來說，爭奪總部企業拼的未必是一次性補貼，而是綜合實力。

除了經濟實力外，最重要的無疑是行政等級。無論是跨國公司，還是非京的巨頭，在選擇第二總部時，都會首選北京，因為這里是決策中心，也是諸多事項的審批中心，人才、資本和信息的交匯地。

行政等級越高，城市的制度資源、決策地位和信息通達程度，會有更明顯的優勢。所以總部企業的分布，往往呈現出首都—直轄市—省會的梯度強弱格局。

比如蘇州，總部經濟相當發達，2017年末就達到127家，它顯示出經濟實力的吸引力。不過蘇州的總部企業，大多是內資的區域性總部企業，跨國公司和國家級總部相當少，這就是吃了城市等級的虧。

城市等級之外，金融、科技、人才這三項，是影響總部企業落戶的三大重要因素。

任何資本操作都涉及到金融，廣州總部企業數量大大低于北京、上海，正是因為金融業存在差距。至于科技和人才，重要性更不用說，總部企業永遠只會往智力資源豐富的地區跑。

還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生產制造功能，總部企業對服務業的發展程度的要求很高。像香港聚集了大批內外資的企業總部，正是因為配套的服務業高度發達，在三產中的占比超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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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經濟的特征，是企業總部和生產基地的分離。既要分離，又要避免物理距離對指揮調度功能的阻隔，所以信息和交通的通達程度很關鍵。

總部經濟近幾年被熱捧，一個重要原因是信息技術和高鐵網絡，為這種“異地辦公”提供了便利，比如實時的視頻會議。未來隨著高鐵網絡逐漸完善，這種分離還將繼續加速。

那么，城市之間對總部企業的猛烈爭搶，會造成什么影響？以三線為界，城市間的分化將逐步明顯。

這可以從兩方面解釋。其一，對于一二線城市來說，感興趣的只是能產生巨大稅收貢獻的總部，它們甚至會主動遷移制造基地，因為后者面臨著生態環境壓力，還會擠壓用地空間。

總部企業在轉移制造基地時，往往也會選在勞動力和土地價格更低的地方。這樣就會造成一二線城市占領價值鏈高端，三四五線城市占領價值鏈低端的前店后廠式分工格局。

由于總部的附加值更高、經濟溢出效應更明顯，城市之間的收益將會呈現出馬太效應，頭部城市對腰部城市的虹吸，將會更加顯著。

考慮到行政等級是城市爭奪總部企業的重要影響要素，在北上廣深之外，二線省會城市如杭州、南京，尤其是強省會二線如成都、武漢、西安，將會得到進一步的加持。

其二，成都日前出臺百億基金扶植獨角獸的政策，再結合各地搶人大戰的補貼力度，可以這樣說，這種通過砸錢來挖人挖企業的彎道超車模式，將會越來越常見。

那些擁有財政和資金總量優勢的城市，毫無疑問，能夠拿出更大的手筆，搶來的資源，又會產生更大的經濟效應，由此會形成一種強者愈強的閉環效應。

低線城市當然不是沒有出路，但純粹做生產車間，除了具備就業數量的優勢外，只能享受總部企業剩下的紅利。所以，做好準備，迎接城市格局的重新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