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普通人用DeepSeek“算命”，學生用AI輔助寫論文，漁民通過短視頻分享趕海生活時，算法與人工智能已深度介入人類的認知與行為模式。近日，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院長吳冠軍與復旦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熊浩在中信書院直播對談中提出，與其恐懼算法“信息繭房”，不如將其視為探索世界的窗口，以“數字游牧”姿態主動重塑與技術的關系。

吳冠軍認為，算法不是單向度的面孔，而是一套有輸入、有輸出的解決問題的方式，算法的局限性可能是使用者視野的局限性，算法時代的生活藍圖要學會“游牧”，不斷地“去領土化”和“重新領土化”。在熊浩看來，算法是探索世界的工具，作為每天使用一兩小時的短視頻深度用戶，他分享了利用算法做“賽博田野調查”的經驗。

這場對話探討了AI時代個體能動性的新可能，并對教育、學術評價體系和社會溝通機制提出反思。

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院長吳冠軍與復旦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熊浩在中信書院直播對談

AI“算命”背后：技術平權與心靈按摩

當主持人提問“為何人們熱衷用DeepSeek算命”時，熊浩指出，周易本質是概率系統，AI擅長的正是模式識別與預測輸出?！八^的‘算命’， 來讓自己某種程度上窺見未來，從而給自己一點安寧感?！倍鴧枪谲姲堰@種所謂AI算命看成一種話語游戲，“在這個游戲里，AI能做到比人類干這行的更有意思，使得參與這個游戲的人更有收獲感?！?/p>

更進一步，吳冠軍認為技術具備“平權性”——無論是農村老人直播蒸饅頭，還是學者研究邊境玉石貿易，短視頻和算法降低了表達與研究的門檻，讓歷史中的普通人得以發出“小星星”般的光芒。

這種平權性亦體現在學術領域。熊浩觀察到，今年碩士論文質量顯著提升，直言“AI輔助寫作已成常態”。但他拋出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當格式調整、文獻引用等基礎工作可被AI代勞，傳統論文評價體系是否還適應當下？“作為一線教師，我也很困惑”。熊浩說。吳冠軍建議轉向“過程性考核”，例如通過課堂互動考察學生思考能力，“教育的終極目標應是培養自主思考者，而非寫作機器”。

前算法時代，也有“信息繭房”

不少學者對推薦算法做過實證研究，未能證明“算法導致信息繭房”。關于算法帶來“信息繭房”的觀點，顯然帶有某種焦慮。吳冠軍提出，這種焦慮源于人們對算法存在優越感，認為其只是服務工具，不應對自身產生深遠影響。實際上，所謂的繭房，未必一定是技術本身的問題，更可能是使用者視野的局限性。他表示：“在前算法時代，雜志主編、電視編輯甚至父母都在幫人們篩選信息。算法的實時動態性與個性化推薦功能，反而讓我們有機會觸碰更廣闊的視野?！?/p>

熊浩則認為，意識到繭房的存在已是開放的第一步，主動脫離繭房不需要復雜的智識訓練，而是通過不斷發問和探索。他認為，繭房與其說是封閉的結構，不如視為動態的網絡系統：“繭房會形成，也會聚散。當你看到足夠多的繭房，并進行足夠多的切換，它們最終會失去困住你的力量。”

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院長吳冠軍與復旦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熊浩在中信書院直播對談現場

對于“信息繭房”的擔憂，熊浩反而更加樂觀，他認為，“破除繭房”不必然需要知識分子的某種洞察力，大部分人都可以做到，只需要他對自己的問題真誠?！芭e個例子，我是短視頻平臺的深度用戶，我每天看兩個鐘頭都很正常。最近我在打《黑神話》，我就去看攻略視頻，至少在這個短期內，我制造了一個新‘繭房’。因為我有生活困惑，有具體的問題，算法給我推薦，我對《黑神化》的理解就更深入了。我知道這個“繭房”就持續兩個多月，因為游戲很快就結束了。”

吳冠軍進一步提出“數字游牧”理念，為人們擺脫繭房困境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生活藍圖。他借用德勒茲的概念，認為人生是一場不斷地“去領土化”和“重新領土化”的過程。當人在一個固定信息環境中停滯，就會造成“領土化”，也即舒適區的形成。而數字游牧則對應著一種主動遷徙的行為，通過在不同領域、不同信息窗口間的探尋，人類能夠重新定義自己與技術的關系。

熊浩也贊同這一觀點，他在抖音開過課，每天花很長時間看短視頻，在這個經歷中，他坦言，“短視頻中的‘亂七八糟’，恰恰體現了互聯網的生態多樣性，而這種‘亂’是互聯網的生存策略”，有一次他發了一條抖音，講游戲對世界觀的影響，那條視頻火了，“給了我一個標簽是‘科技達人’那個階段，我就收獲了很多跟科技互動的機會。所以短視頻的’亂‘，對我不構成困擾，我是在探索和休息之間，實現了某種平衡?！?/p>

熊浩還以自己在短視頻平臺上的經驗為例，講述如何通過“互聯網民族志”的視角，觀察社會各個領域的真實狀態，“現在有個流行的說法是‘互聯網民族志’，我今年假期要研究中緬邊境玉石貿易的糾紛解決，我現在就看那些賭石的視頻，了解切石的現場會發生什么，了解它的前因后果。那些人很真誠，因為他也沒打算火，也不是個作品，就是個記錄。我肉身去到現場成本是很高的，其實跟我在那個現場也差不太多。等我到了跟當地人開始聊的時候，他會覺得我還蠻懂的，因為我已經做了前期調研工作?！彼J為，短視頻不僅是娛樂工具，更可以作為深入田野研究的窗口，提供“數字游牧”的具體實踐。

AI時代，發揮個體能動性

對于技術促進社會公平的價值，吳冠軍認為，技術在一定程度上給了許多人的“發光”機會，在推薦算法的作用下，個人記錄的日常生活得以廣泛傳播，創造出一種多元化的歷史敘述方式。他表示：“歷史研究過去過于關注中心人物，而今天的技術讓普通人的視角成為可能。”

與此同時，二人都對技術的使用提出了反思。吳冠軍提出，算法本身沒有“意圖”，但社會互動有復雜性和多樣性。當人們過于依賴技術，下意識地將所有問題歸因于技術，可能會忽略人與人之間的真正問題。熊浩補充強調：“未來的AI會加大技術鴻溝，在這個過程中，教育就扮演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我們能不能讓那些對新技術不舒適的人，對這個世界有發自內心的好奇和探索。教育要承擔這個事，因為他的家庭環境是改變不了的，但是老師能創造他面對新世界的勇氣，這是非常值得去做的?！?/p>

關于算法年代里如何使用短視頻，熊浩坦言自己是短視頻的深度用戶，但并不認為短視頻會完全替代深度思考的能力：“短視頻可能會拽去我的注意力，但我人生的主線任務已經清楚了。對更年輕的世代們，我們需要去理解，他們如何找到他的主線任務。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抗體’，在不同時代，都能找到屬于自己的處方?！?/p>

吳冠軍和熊浩的觀點共同指向一個復雜而平衡的結論——技術與人性，并不應被簡單地劃分為“善”與“惡”。技術的進步，既是對沉疴的沖擊，也是對舒適區的挑戰。而人類面對新技術的態度，同樣取決于能動性的實踐與勇氣。熊浩總結道，技術是工具沒錯，但它同時也是一種生態，我們在其中生存，在其中反思，然后向未知邁出一步。

在這個愈發以算法為驅動的時代，或許最重要的，不是試圖規避技術帶來的沖擊，而是用開放的心態，將“繭房”化作窗口，將“數字游牧”化為行動。唯有如此，個體才能在技術與社會的復雜互動中保持探索的勇氣，并在不確定的未來中找到新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