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經是性成熟后，子宮內膜周期性剝離和脫落時伴隨出血的一種生理現象。大部分“月經者”（menstruator）一生中會經歷幾十到幾百次月經，通常持續數十年。如何處理經血不僅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也影響其參與社會活動的程度和人類社會的繁衍。與此同時，衛生巾、棉條、月經杯等現代社會主要用于經血處理的各類經期用品，作為月經者的“剛需”，其生產制造市場也擁有巨大的商業潛力。

那么，歷史上人們如何處理和看待經血？近代以來產業革命和醫學技術發展帶來了怎樣的變化？經期用品如何成了需要購買的“商品”？著眼鄰國日本，或許能夠幫助我們梳理一二。

日本經血處理簡史

首先，處理經血的方式無外乎兩類：一種是外置的Napkin Style，如衛生巾，月經帶等。另一種是內置的Tampon Style，如棉條，月經杯等。現代日本的統計數據中，屬于前者的一次性衛生巾被廣泛使用，而棉條的普及率至多不過20%。但回顧歷史，棉條/棉球式經血處理方式或許才是曾經的主流。

《女性衛生用品的社會史》書封

根據田中光《女性衛生用品的社會史》的整理，在布和紙被發明之前，人們主要使用植物的葉子和纖維。繩文時代以麻為主，之后還用到過葛草藤蔓之類。到了戰國時代，木棉由大陸傳入，而隨著紡織技術的發展，布料廣泛用于制作衣物。而衣料的邊角料就成了處理經血的理想素材。平安時代的記錄中，貴族階層開始使用絲綢和棉花，而江戶時代隨著紙張產量的增加，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使用紙質材料來處理經血。進入明治時代后，脫脂棉成為上層階級的首選材料并逐漸向大眾普及。通過這些一系列的路徑可以看出，現代化之前經血處理的發展主要集中在材料的多樣化，且隨著階級的不同，使用的材料也有所差異。

在使用方法方面，日本最早的醫書《醫心方》（984年）中就有關于“月帶”的記載。貴族階層將絲綢縫制成袋狀，塞入棉花，使用方法類似現代的衛生巾。平民則通常將衣物的邊角料或紙張揉成團后使用，有條件的還會配合棉布制成的丁字帶（類似相撲選手的兜襠布）使用。在民間，這種方法不僅用于吸收經血，在醫學知識并未普及的當時，塞入棉條/棉球的方法還被認為可用于避孕。

明治后期，從歐美傳入的月經帶逐漸受到推崇，其襠部的橡膠膜有著良好的防水效果。大正至昭和時期月經帶日益普及的同時，棉條/棉球式的經血處理方法也依然在民間留有生機。到1960年代，日本的一次性衛生巾“安妮”正式發售，日韓、歐美、中國等地圍繞經期用品的市場競爭也愈發激烈。

田中光曾指出，近現代日本的經血處理方法和月經觀念經歷了兩次大的轉折。第一次發生在明治時代中后期，當時的西方醫學帶來了基于現代科學的月經觀念，進而推動這一時期的經血處理方法發生了顯著變化。第二次轉折則發生在1960年代“安妮”衛生巾的普及前后。考慮到關于第二次轉折，已有田中等的研究論述，這里將重點關注第一次轉折帶來的變化。

從“污穢”到“不潔”：西方醫學的影響與月經概念的重構

在古代日本的宗教文化中，血液被認為是蘊含著神秘的力量。月經期間的女性可以通過血液與神明產生聯結，被認為是奉養神明的“神女”。因此，不同于后來的“月經小屋”，早期的“別屋別火”儀式，即經期女性在大家族日常起居的房間之外另行開灶生火單獨生活，是為了將侍奉神明的神圣女性與他人區分開來避免被“污染”。此后，隨著男性主導的社會結構逐漸加強，月經和經血這一女性神圣身份的象征開始被視為“穢”——即污穢。這種象征意義的轉變常見于民俗學和人類學關于“血穢” ——即與關于血液污穢的概念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血穢”概念最早出現在9世紀，這種說法雖然與經血密切相關，但它所指代的污穢范疇卻并未延伸至女性本身，也不包括經期結束后的其他時段。也就是說，日本傳統文化中需要避諱的“血穢”實際上只是狹義地指代經期和經血本身。也正因如此，為了有效避諱血污避免沖撞神靈，女性在月經期間反而需要通過佩戴特定的首飾，裝飾特定的物品等方法向周圍人表明自己正處于經期。加之當時將各類材料團成棉球吸收經血的方式實則并不保險，直到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口述史調查中依然可以看到，女性們對于其他人掉落“帶著血的棉球”一事都表現得習以為常。

因此，現代社會提及月經常常聯想到的兩個關鍵概念，即“污穢”與“不潔”，實際上在漫長的歷史中主要被反復提及和避諱的只是其中的“污穢”。而“不潔”則可以說是明治維新以來受到西方醫學知識影響下的現代產物。

19世紀世界范圍內流行的霍亂在幕末至維新期間給日本帶來了大量的人員傷亡，隨后在日本還發現了大量傷寒、痢疾等病原菌。明治時期的日本社會亟需建立和完善衛生系統。因此，“清潔”與“衛生”在當時成了社會工作的重中之重，此時的女性不僅是家庭清潔的衛道者，同時作為分娩和養育強健國民的重要母體，其身體本身也進一步被納入衛生監管體系。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曾經的“血穢”觀念即“經血＝污穢”自然重新獲得了關注。但是，隨著西方醫學的傳入與普及，人們開始認識到月經作為新陳代謝的一環不過是一種正常的生理現象。傳統文化及人類學、民俗學理論脈絡中討論的“血穢”受到了來自西洋現代科學的否定。不僅如此，當時以醫生為代表、崇尚外來文化的各界知識分子紛紛在各類面向女性讀者的雜志文章中大力宣揚。這種通過科普西洋現代醫學知識，否定人們對既有傳統文化認知的操作，實則也正是幫助當時知識分子建立文化權威的重要環節。

比如醫學博士伊庭秀榮則在《妊娠的生理與病理（二）》一文中明確指出：

“月經即是從婦女身體中排出的廢血，在西方，月經被認為對身體具有凈化的作用；但在東方，人們常以經血為‘污穢’。不僅是在過去，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婦女持有這種看法。甚至有禁忌認為婦女在月經期間與人見面乃是有失體統。然而，學者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月經不過是每月一次的子宮出血，這種血液也并非什么‘污穢’的東西，它與身體其他部位的出血（例如指尖的血液）并無區別。”

那么女性的經血處理是否就此進入了科學開放的狀態呢？答案是否定的。在西方醫學及衛生知識的沖擊下，曾經為了管理和限制女性身體與行為而建構的月經“污穢”觀念不斷瓦解，取而代之的則是由當時知識分子基于清潔與衛生脈絡重新建構的“（棉條/棉球式）經血處理方式＝不潔”的觀念。

棉條式經血處理方式的“原罪”

當時從經血處理方式出發批判其“不潔”的原罪主要有三：一則認為置于體內的吸收材料的不潔或因其被遺忘/無法取出而引發子宮疾病，二來主張棉條式經血處理方式可能導致的經血外漏，其三指出吸收材料置入帶來的刺激可能有損女性“純潔”。

首先，日本《婦人衛生雜志》第1號的文章中曾提到：“月經期間使用的布片必須是新鮮干凈的碎布。如果使用舊布料則必須經清洗干凈”。這從側面佐證了當時人們可能會反復使用舊布料，甚至未經洗滌就使用。再者，由于當時的女性大多選擇將布料或廢紙等吸收材料揉成團使用，結果時常會導致其被遺忘或無法取出而留置，進而引發子宮疾病。

伊庭秀榮在《婦人世界》第1卷第4號的文章《婦人衛生（三）》中對此進行了如下批判：

“這里我還想特別提醒各位。……即便這些物品經過消毒，也是極其危險的，必須立刻停止。……因為有可能放進去就取不出來，或者在取出時，一部分的棉球被撕裂遺留在體內自己也毫無察覺。”

其次，經血的外漏問題也受到了各方的批判。當時的醫療衛生學認為，經期女性的身體分泌物增加且更容易產生異味，因此需要更頻繁地清洗以保持清潔。且知識分子們指出，這種下半身的分泌物、排泄物由于其并不符合當時衛生學的清潔要求，如果被人看見便是極其失禮且羞恥的事。至此，原本常見的棉球掉落或經血側漏，乃至為了便于避諱而理應昭示的經期本身，逐漸轉變為應當被隱匿的存在，且與女性的“恥感”進一步關聯到了一起。

最后，當時的部分知識分子還認為未婚女性使用棉球不利于其保持身體純潔，更有甚者主張通過使用月經帶等產品，進而防止少女自慰。緒方就曾在《婦人家庭衛生學》中主張，棉條插入式的經血吸收方法極有可能誘發自慰行為。

上述三點針對棉條式經血處理的方法的批判，共同建構了這種方法如何“不潔”，這種不潔既包括了生理衛生，還拓展到了身心純潔。而作為應對這一系列批判的完美解答，當時的知識分子和廠商給出了新的答案——月經帶。這一點在1909年《女學世界》第4號中的“橡膠猿股式月經帶”廣告中具有系統性的呈現。這款月經帶的廣告詞是這樣寫的：

“本品貴族夫人、大戶小姐、花樓頭牌、女學生乃至保姆侍婢皆可適用，乃是一日不可或缺的衛生用品。汝等女子最當嚴防的子宮病，生殖器病皆是因經期不講衛生而起。本品不僅能就此防范于未然，亦可作用于春心萌動的爾等處女，防止自瀆淫樂，亦防感染花柳。不可不謂是三德兼具之好物也……”

經期用品商品化：知識分子與廠商的共贏

至此，如果說以棉條/棉球式為代表的傳統經血處理方式廣為應用的一大原因在于女性個體可以根據手邊的材料——諸如衣物邊角料等——按照母女親屬傳授的方法自行處理經血，那么明治時代后期開始逐漸作為商品售賣的月經帶，就直接開啟了經血處理的商業化道路。

據現有記錄，日本最早商品化的月經帶是由醫生木下正中設計的。1901年，木下曾在婦女衛生會的講演中展示了當時西方婦女使用的月經帶，并宣稱要“模仿這種形式設計并發售”類似產品。并于同年經“神田淡路町風云堂”成功開售。不過，關于這款月經帶的廣告和文章資料較少，因此尚不清楚它的普及程度。隨后的記錄中，1905年曾有一名男性向日本專利局提交了一項名為“護膜制防月經褲”的實用新型專利申請。該設計采用類似內褲的樣式，襠部可拆卸。但目前并未找到關于這項專利商品化的具體記錄。

接下來可以追溯到的產品是由舊東京慈惠醫院助產士山田逸子發明的“月之帶”（資生堂藥局）。1907年《婦人世界》2卷4期中刊登了這款產品的廣告。廣告中提到，這款月經帶是山田在調查了歐洲的情況后，根據日本女性的需要進行改良設計而成的。與大多數月經帶的設計和銷售、以及專利申請由男性主導的情況不同，“月之帶”選擇了以女性助產士發明為賣點。這款月經帶主要在1907年至1914年間銷售，最初售價為甲款75錢，乙款45錢，而在發售次年1月價格就上調至特制款125錢，甲款85錢，乙款55錢，并且推出了更多種類以供用戶選擇。考慮到當時在日本10公斤白米的售價大約為156錢的社會背景，月經帶的價格可以說絕非平民可及。

但即便如此，當時依然有大量的商家進入月經帶生產制造和銷售的市場中來，并積極致力消費者教育以增加產品銷量。從20世紀初到之后的二三十余年，月經帶生產制造行業欣欣向榮，競爭也是空前激烈。其背后的原因和可觀的“賺頭”密不可分。那么，既然是如此高價的“奢侈品”，月經帶是如何在當時快速地打開銷路并吸引到大量用戶的呢？

“月之帶”廣告（《婦人世界》第4卷第1號）

“安全帶”廣告（《婦人世界》第5卷第3號）

答案之一便是月經帶生產廠商與當時知識分子的“不謀而合”。從《婦人世界》刊登的廣告內容來看，當時的月經帶大多獲得了以醫生為主的知識分子“背書”。例如，在“月之帶”的廣告中就提到：“現今村井弦齋先生在其著作《婦人日常生活法》中介紹了本產品的諸多好處，且本品最近榮獲宮內省訂單，堪稱御用佳品”（《婦人世界》第2卷第4號）。“產科婦科的大醫學家伊庭秀榮先生在《婦人世界》雜志上大力贊揚了本產品在保障婦女衛生方面的必要性”（《婦人世界》第3卷第1號）。與“月之帶”幾乎同期推出的“安全帶”（安全堂）也被宣傳為婦女月經期間的一大福音，廣告中特意強調了這款商品乃是藥學士藤川次郎的發明，并且受到了醫學界各大權威人士的好評。

如此一來，知識分子重新建構的“（棉條式）經血處理方式＝不潔”的觀念與當時月經帶生產廠商想要推廣高價商品的意旨達成了完美的“雙贏”。不僅知識分子重新掌控了西方醫學沖擊下“經血＝污穢”文化面臨解體的局面，月經帶的廣告又進一步強化了知識的權威性，起到了消費者教育的作用。反之，廠商借助知識分子的力量大肆宣傳銷售“更現代”“更先進”“更科學”的月經帶，并自此將經期用品納入商品范疇。人們需要花費成本購買特定的經期用品，才能夠符合社會標準來完成“清潔衛生科學”的經血處理。這一發展路徑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和解釋現代社會面臨的“月經貧困”：首先經期用品是商品，需要購買，才會有買不起和買不好的問題。

針對日本近代經血處理的社會史整理，我們可以發現，棉條式經血處理方式受到批判同時，以月經帶為代表的衛生巾式處理方式正式商品化登上歷史舞臺，來自男性知識分子及廠商的一系列月經概念重構和營銷，使得原本的經血污穢概念在受到西方醫學知識沖擊解體后，重新得以確立：人們應該衛生且隱秘地處理月經，商品化后經期用品的成本被加諸使用者個體之上，女性需要遵從“科學指導”并確保自己的身體清潔且純潔。回顧歷史，從微觀的經血處理用品發展路徑著手分析月經從“污穢”到“不潔”的細微觀念轉變，或對我們更好地理解月經、經期用品，乃至思考女性所處境地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