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出海”正熱，在“去中國化”的風險和全球產業鏈重構背景下，“走出去”已經是一條必由之路。在當前的形勢下，中企或進入歐美市場或要進入對方市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與歐美既纏抱、又纏斗的局面，減少被脫鉤和被出局的風險。

從中國新型工業化演進態勢、改革開放新周期和國際國內環境變化來看當前中企“出海”，可以發現，數字技術廣泛應用，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正推動“出海”傳統優勢轉變為創新優勢。

一、本輪中企“出海”呈現一系列新特征、新趨勢

從改革開放中期到十年以前，傳統外貿以產品為主，當前，中國正邁向工業化中后期，“出海”開始轉向以商品和服務為主。其中，以跨境電商、柔性定制和小單快返為代表的服務貿易占據了越來越大的比重。跨境電商平臺通過提供一站式營銷、交易、支付結算、通關、退稅、物流、金融等服務，打造數字化的外貿綜合服務體系，大大降低了中小企業的國際市場拓展成本與風險；希音、拼多多海外版等為代表的“出海”新模式、新業態在歐美市場風生水起；海外倉正成為新型貿易基礎設施，涌現出以樂歌為代表的一批領軍企業和高成長企業；頭部企業帶動產業鏈上下游共同“出海”、區域品牌抱團出海（如義烏中小企業、海外園區）等引人關注。

從改革開放周期和創新周期看，中國抓住新產業革命的機遇，發展以數智化為引領的新質生產力，建立數字發展新優勢。據中國信通院測算，2023年，中國數字經濟占GDP比重達到40%以上。數字化轉型正借由不同方式向大中小企業滲透，出海“新三樣”也不約而同深度運用了數字化技術，實現降本增效和數字煥新。總體而言，本輪“出海”的這批企業和服務供應商呈現出智能化、數字化、綠色化的特征。

從產業安全與韌性發展來看，“出海”產業主要有兩種類型：

一是傳統產業的升級。我們以往建立的傳統競爭優勢正面臨成本上升、匯率波動、壁壘高企等復雜形勢變化帶來的系列挑戰，所以要加快推動產業數字化轉型和數實深度融合，發揮國內全產業鏈優勢，發展以高端化、數智化、綠色化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實現貿易伙伴多元化拓展，以及貿易結構持續優化，有效提高應對全球供應鏈和市場波動的能力。

二是要瞄準未來產業。以人工智能產業為例，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應用場景，我們可以發揮場景優勢和人才優勢，沿著產業鏈上下游關鍵環節，延伸布局，深化國際合作，更好應對日益變化的新規則，率先建立我們的標準和話語權，做規則制定者。

二、中企“出海”面臨嚴峻形勢和多重挑戰

一是全球經濟下行，貿易保護和脫鉤斷鏈形勢嚴峻。高通脹、俄烏戰爭、巴以沖突、紅海危機等因素導致市場需求降維。由于國際地緣政治因素，全球供應鏈的重塑，訂單外移，形勢異常嚴峻復雜。所以，“走出去”、海外發展成為外貿生存和轉型必須面對的“關鍵一招”。不像過去我們可以復制接受外商來華投資的經驗，實施反向投資。當下，我們沒有作業可抄，須用好數據要素，自我創新突破，來打破重重壁壘，掌握發展主動權。

二是“出海”數據亟待打通，數實融合面臨巨大挑戰。中國是工業大國、人口大國、資源大國，也是數據大國，充分激活其所蘊含的巨大價值。但目前數字鴻溝不同程度存在，部門間、產業間、企業間數據壁壘嚴重。數據自由流動，數實融合面臨巨大挑戰。數字中國、網絡強國戰略實施以來，數字經濟新引擎的作用日趨顯著，但業界、學界并未強烈感受到數據要素迭代創新所引領的顛覆式生產方式變革，大家翹首以盼的奇點一直在路上。歸根結底在于，數據從資源到生產要素的角色轉換需要一個過程。“出海”數據具有靈敏、多變、多維等特征，既是行業發展的風向標，也是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試金石，在當下扮演著中國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吹哨人的重要角色，尤其需要得到高度重視，并加以深度挖掘和充分利用。

三是企業普遍反映，在“出海”過程中遇到了很多的挑戰和卡點，包括母國和東道國雙重監管、國內監管尺度、金融服務的創新轉型、匯率風險等。目前的做法是由外資公司作為接單平臺，由一個第三方作為防火墻公司，設立境外“抽屜協議”，為確保資金安全設置多個通道。然而，這些都不足以全面應對突發制裁和審查。

三、建立數字化思維 重構中企“出海”戰略新優勢

總體而言，需要政府、業界、學界統一思想，打開思維，具備勇氣和數字底氣擁抱出海。當前“出海”已經從原來的單向出海，即企業成長壯大、全球布局的企業戰略行為，轉為雙向出海，即“里應+外合”，在通過全球供應鏈的布局調整來適應近岸服務和生產近岸化新要求的同時，尋求機會延鏈、鍛鏈、補鏈、強鏈，實現產業鏈供應鏈協同創新發展，這就對“出海”能力建設提出更高的要求。不僅要了解規則變化，還必須通過數字化、綠色化轉型升級，適應新規則，直面海外風險和高度不確定的營商環境，充分發揮自身的傳統優勢，打好陣地戰，同時還要利用數字賦能，謀劃競爭新優勢，挖掘發展機會，錨定發展賽道。

一是立足傳統優勢，結合自主技術優勢，疊加數據優勢和場景優勢，構建嵌套多維一體的綜合競爭新優勢，發展以數據要素為核心的新質生產力。理解、掌握和運用數據資源（要素）成為數字時代產業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能力，“出海”主力軍的先鋒企業更需高度重視數據資源利用，結合場景優勢，拉長長板，補齊短板。

二是在國家層面加強“出海”數據保障，提供類似“產業大腦”的“出海大腦”等準公共服務（產品）。系統化、戰略化地進行頂層設計，運用大數據分析、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最新前沿技術，分級分類管理運用產業出海數據。把數據打造為加持中企“出海”的利器，對各類海外風險進行精準預測和實時預警提示，監測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動態，并建立快速響應（應對）機制，實現柔性（彈性）監管和助力產業發展雙贏。

三是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國際化、數字化、智能化升級。企業出海需要金融、法律、物流、知識產權等各個方面的國際化、專業化服務，需要國內生產性服務業協同“出海”，到國際市場前端，貼近出海企業，為他們提供精準服務。

四是開展擴大對外開放政策評估和優化創新，推動政府、學界、業界攜手合作，創造良好的“出海”環境。如，為企業建立可靠的貨幣兌換渠道、資金周轉渠道、回款渠道，開發當地資源，爭取進出口聯動，實現貨幣對沖。在“走出去”過程中，還要為供應鏈轉移、去中國化、去國企化、貿易脫鉤提前設計預案，防止歐美客商在做供應商背景調查時的層層穿透。因而需要學界、業界對接國際經驗，開展多維數據分析，加強系統研究和案例研究，做好靈活、靈敏的各類應對方案。

[作者蔣媛媛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應用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本文系2024年度上海社會科學院重大課題《人工智能賦能新型工業化的作用機制研究》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創新項目“科技創新推動智能強國研究”（批準號:2023YZD019）的中期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