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所周知，馮契先生是當代中國的一位重要哲學家，他一生始終不渝地追求真理、探索智慧。馮先生早年曾從事革命活動，有過一段艱難的革命歲月，后來又受到了各種沖擊，包括在“文革”期間成為被批判的“專家”，但不管境遇如何，他都依然堅持不懈進行智慧的探索，可以說，追求真理、探索智慧貫穿于他的一生。從思想上看，馮契先生在哲學理論、哲學歷史上都卓有建樹，一方面，其研究的哲學是一種有歷史的哲學，不同于那種離開思想史、哲學史的思辨的構造；另一方面，他的哲學史又表現為一種有哲學的歷史，也就是說，有歷史的哲學與有哲學的歷史，構成了其總體特點。作為有哲學的歷史，其哲學史研究不同于一般意義上思想史的羅列梳理，而是貫穿著他在哲學上的理論和理解，同樣，其理論的探索，也處處滲入了歷史的智慧。

從做哲學的方式來看，除了有歷史的哲學和有哲學的歷史之外，還可以注意到馮契先生在探索過程中，具有一種開放的視野。現在一般都肯定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間應當加以溝通，但較少看到這方面實際的成效，馮契先生可以說是以實踐的方式從事了這樣一種融通工作。從他的治學淵源看，馮契先生最初從學于清華大學的金岳霖先生，金岳霖首先受西方哲學和邏輯學的訓練，這一點也在馮契先生那里也留下了深刻印記。除了清華學派的影響之外，馮契先生還注重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國哲學。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下過很大功夫，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不同于教科書的觀念。在中國哲學領域，也進行了獨特的探索，并有《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與《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兩種中國哲學著作面世。就此而言，中國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西方哲學之間的溝通，體現了馮契先生身體力行的治學歷程。

同時，在中西哲學之間的融合中，馮契先生還展現了一種世界哲學的視野。世界哲學是指從世界的歷史和世界的角度看哲學。在相當長的時間，中西哲學都是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中成長起來的，到了近代以后，兩者相遇，中西哲學逐漸開始獲得了一種世界性的哲學品格，現在我們做哲學，離開這樣一種世界性的背景，是很難真正有建樹的。在馮契先生這里，可以具體地看到兩者之間的溝通。他不僅身以世界哲學為智慧探索的背景，而且自覺提出了中國哲學要參與世界性的百家爭鳴的主張，這是一種具有遠見卓識的觀念。我們都知道，百家爭鳴是先秦時期中國哲學的重要景觀，世界性的百家爭鳴，則是要求中國哲學進入到世界哲學的領域。在馮契先生看來，中國哲學并不是一個孤零零關起門來的一種學科，它需要參與到世界哲學中，在哲學共同體中經受不同哲學流派的相互批判，并由此進行哲學的對話。馮契先提到中國哲學以后要參與到世界的百家爭鳴中，這既是宏大的氣象，也體現一種開闊的視野。對于中國哲學的這樣一種理解，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

從世界哲學的角度看，對中國哲學的傳統概念、命題，等等，都需要基于新的理論的建樹，通過理論的視野進行解釋，使之獲得一般的意義，可以在哲學共同體中加以討論：不僅中國人可以理解，而且世界范圍之內也能為其他哲學系統所認識，在共同體中能夠彼此討論，并進一步參與百家爭鳴。馮契先生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提出參與世界性的百家爭鳴，是以自己對中國哲學這樣的深入理解、給予中國哲學普遍意義的解釋為前提的，這既是讓中國哲學參與世界哲學，也是中國哲學發展的重要方面。如前所言，馮契先生的特點就在于他不僅是注重于歷史和理論，而且著眼于哲學新的發展。確實，中國哲學一方面應通過新的詮釋來獲得現代形態，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傳統和西方哲學的多元背景之下來發展。也就是說， 中國哲學應在進入世界哲學、參加世界的百家爭鳴中發展自身，對于中國哲學的這樣一種工作，馮契先生是非常自覺，也十分注重的。

我以前曾提及， 20世紀50年代之后，中國大陸出現了至少兩個重要的哲學思想體系，一個是李澤厚的思想系統，一個則是馮契的思想形態，兩者有不同特點，李澤厚以一種詩人直覺，提出了不少洞見和思想火花；馮契先生的體系則是以邏輯嚴密作為特點，注重形式層面的論證。現在一般都好談新儒家，其實，如果將眼光放廣一點，便可以注意到，中國大陸哲學并不是沒有建樹，至少在馮契、李澤厚那里，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哲學所建構的新形態，這種形態同樣具有世界意義：它們本身既可以在世界哲學的范圍之內理解中國古典哲學，也展現出世界哲學背景之下的哲學意義。廣而言之，世界哲學具有統一性和多樣性，一方面，它能夠為所有共同體中的成員所理解，這里體現的是哲學的一般性、統一性；另一方面，每一種哲學它都有自身的個性特點。馮契先生的特點就在于，在展現世界視域的同時，凸顯了中國哲學的特點：可以說，中國哲學的背景賦予它以個性特點。

馮契先生哲學研究的重要之點，還在于他關注哲學和時代或現實的關系。在哲學史考察中，馮契乃是基于現實或時代的問題來回顧過去的歷史，在其對近代哲學史發展的分梳中，這一特點尤為明顯。對以往哲學中的一些理解，包括金岳霖的觀點，馮契先生都做了自覺的反思，對人的自由等價值問題，也做了很多考察。人的自由問題在馬克思那里已經做了很多的解讀，馮契先生從他的視野出發，從中西資源背景上，對此做了深入研究，并要求我們警惕經學獨斷論的消極影響、以平民化的人格揚棄成圣的單一追求，等等，這種研究同時也可以看作是從哲學層面來回應現實的問題。從大的方面來看，這里也體現了時代的關注和哲學的思考之間的統一，就如何從事哲學思考的意義而言，其中也包含對“流”和“源”互融的關注。從“做哲學”的角度看，前面提到中西哲學的關系、參與世界哲學的百家爭鳴等等，都屬于哲學之“流”；對于現實時代問題的關注，則體現了哲學之“源”。馮先生既注重哲學之“流”，也關注哲學之“源”，可以說，將“源”和“流”統一起來，也構成了其智慧說的一個重要方面。

本文系作者即將在美國舉行的馮契先生譯著發布會上所作的視頻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