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論》討論班”四十周年紀念暨馮契學術思想研究著作發布會會場

2025年3月21日，“《知識論》討論班”四十周年紀念暨馮契學術思想研究著作發布會于華東師范大學馮契學術成就陳列室舉行。商務印書館上海分部總經理、總編輯鮑靜靜，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高瑞泉、陳衛平、楊國榮、童世駿，中國現代哲學研究會會長范鵬教授等多位學者齊聚一堂，共同研討。這次活動也是當代著名哲學家馮契先生誕辰110周年的系列紀念活動之一。

1985年3月21日，馮契先生在華東師范大學主持了研討金岳霖先生著作《知識論》的討論班。在討論班的開班辭中，馮契先生提出，討論班的目的之一在于養成一種好的學風，自由地進行哲學思維。他指出，一個國家、民族和時代如果不能產生第一流的哲學家，就是沒有光輝的，為此，要努力培養同時代相稱的哲學家。會議發布了研究馮契學術思想的系列著作，并圍繞馮契先生40年前主持的《知識論》研討班展開了研討。

馮契學術思想研究新書發布會由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郁振華教授主持。郁振華教授對馮契先生文獻整理與思想研究的近期工作成果進行了簡要介紹。歷經多年積累，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馮契哲學文獻整理及思想研究”為基礎，華東師大哲學系推出了楊國榮教授主編的《智慧說與當代哲學》、高瑞泉教授主編的《燭照智慧的軌跡：馮契的哲學史研究》、陳衛平教授等編著的《馮契“智慧說”要義》，以及作為“智慧說三篇”之一的《人的自由與真善美》和基于“哲學史二種”縮編的《中國哲學史簡編》英譯本等成果。商務印書館上海分部總經理鮑靜靜，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楊國榮教授、高瑞泉教授、陳衛平教授先后發言。

最近出版的馮契學術思想研究著作

商務印書館上海分館總經理鮑靜靜對馮契學術思想著作的出版表示祝賀。她表示，在馮友蘭、金岳霖、熊十力之后，馮契、李澤厚、張世英這三位哲學家為中國哲學領域做出了建設性的理論構建，馮契先生提出的“智慧說”作為從知識論進路融合中西馬的嘗試，構成了當代中國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中國哲學當代發展的新形態，馮契先生匯通中西的治學理想，同時也是商務印書館積極追求的出版宗旨。她對商務印書館能夠出版關于馮契先生的研究著作《智慧說與當代哲學》與《燭照智慧的軌跡：馮契的哲學史研究》表示十分榮幸，認為前者展現了馮契先生智慧說的當代視域，后者則是馮契先生思想與哲學史的交織，這不僅是華東師大哲人對馮先生的紀念，更是對其哲學思想的一次系統性梳理，期望能夠通過商務印書館的相關平臺，使得馮契先生的哲學思想得到更廣泛的傳播。

楊國榮教授回顧了金岳霖、馮契一脈的學術傳統特點，他表示，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哲學界的理論創造并沒有消沉，李澤厚、馮契等都是對中國哲學有所創見的哲學家，前者從美學入手強調直覺，后者則經由金岳霖先生的邏輯學，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進行嚴密的邏輯推論。20世紀30年代所形成的清華大學金岳霖的哲學傳統通過馮契的脈絡傳承下來，金岳霖-馮契的學術傳統不是歷史的過去，而是一種“活生生”的傳統，“金-馮學脈”依然在現在的華東師大哲學學科中得到延續。馮契對金岳霖的哲學傳統即有繼承又有發展，馮契自覺地將中、西、馬有機地融合，將哲學史與哲學理論建構匯通起來，“智慧說三篇”與“哲學史兩種”并不分隔，這具體體現在馮契對中國哲學史的梳理過程中，始終注重把握分析中國哲學史概念，從哲學的理論視野對哲學史加以闡發，使之成為現代世界哲學中可以運用普遍話語加以討論、理解的內容，這體現了中國哲學的內在特點，既有普遍的理論意義，又有特定的方法論意義，中國哲學應該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世界哲學。

高瑞泉教授表示，馮契先生是哲學家寫哲學史，馮契的哲學史研究表面上是四本中國哲學史著作的書寫，但實質上是要探討“智慧說”與馮契先生《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和《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寫作之間的辯證關系，“智慧說”如何影響著馮契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哲學史書寫又怎樣塑造著馮先生“智慧說”思想，這是《燭照智慧的軌跡：馮契的哲學史研究》一書關注的核心問題。他指出，與馮友蘭“照著說”“接著說”不同，雖在時間上馮契先寫哲學史，后完善“智慧說三篇”，但實際上“智慧說”的哲學理論構想早已初步形成，《邏輯思維的辯證法》成稿在前，再用哲學的方式來理解中國古代哲學史，因此馮契“智慧說”的形成與哲學史書寫，呈現出交互影響的形態。另一方面，“哲學史兩種”《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和《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二者接續但思想特性又展現出差異化維度，前者主要關注邏輯發展，從某種意義上可稱為范疇史研究，后者作為研究對象的近代哲學家，則通常都是未形成成熟的哲學體系的革命家、社會活動家，馮契便以哲學的方式對近現代思想文獻進行解讀。高瑞泉強調，馮契以從容的態度面對學風轉移，對文化保守主義有所警覺，進而關注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曾斷言將來是各派中國哲學參加世界性的百家爭鳴，自覺地以中、西、馬結合的態度進行研究，中國哲學非只中國哲學學科一家，而應是普遍共通又多元呈現的中國的哲學，亦即所謂“一致而百慮”。

陳衛平教授介紹了《馮契“智慧說”要義》的成書過程與教學意義，并對馮契先生的哲學思想與《知識論》討論班的關聯進行了分析。他提出，將馮契的哲學繼承、發揚下去，對學生的教育引導非常重要，馮契組織《知識論》討論班也與此相關，涉及青年哲學人才的培養，應把引介馮契哲學思想的中英文教材編寫工作繼續深化下去，形成囊括本、碩、博和留學生教學的系統性教材，馮契的年譜也有待完善，評傳和畫傳的編寫可以與之結合起來。他表示，《知識論》討論班是馮契對怎么進一步發展哲學革命的一種落實，金岳霖通過獨特的道路走向了能動的反映論，馮契對《知識論》的關注與此相關，在《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中馮契提到三點，第一點就是要繼續發展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問題；第二點就是要關注哲學與自然科學的聯系，馮契的中心思想可以概括為“以得自現實之道還治現實”；第三點就是殊途同歸、百家爭鳴，不能夠用教條式的態度束縛思想，此種態度對當前思想理論的現實研究依然有意義，“智慧說三篇”就是馮哲學思想自由發展的典范。

左起：晉榮東、高瑞泉、陳衛平、楊國榮、童世駿、郁振華

“《知識論》討論班”四十周年紀念會由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黨委書記王柏俊主持，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童世駿教授、中國現代哲學研究會會長范鵬教授、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酈全民教授、應奇教授、晉榮東教授先后發言。

童世駿教授重點分析了馮契先生“批判性反思”的內涵特點，并分享了將馮契先生著作英譯本寄送給著名哲學家哈貝馬斯后哈貝馬斯回信的情況。他表示，1995年1月20號馮契致董易的信中曾講到，世紀之交的中國將進入新的自我批判與反思階段，并提及王元化大概也是這種觀點。馮契十分重視自我的批判性總結，一方面是哲學思想發展到一定階段進行批判性總結，例如秦漢之際和明清之際，荀子與王夫之尤為重要，另一方面是時代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批判總結，這兩者往往交互重合，有時候也會講特定時期結束后的批判總結的問題，強調做理論總是要吸取經驗教訓。關于對批判性的總結的看法，馮契的觀點與信中提到的王元化先生的認識很不一樣，馮契的批判性總結早先與黑格爾相近，即通常講“哲學是哲學史的總結，哲學史是哲學的展開”，把批判總結看作是歷史和邏輯的高度統一，而馮契晚年對這種觀點逐漸遠離，更為重視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偶然遭遇。相較而言，王元化晚年對畢生從事的事業雖仍有堅定信心，但是他對影響他多年的思想資源、思想傳統有所質疑，不再相信概念的內在邏輯的展開過程，這實際上是兩種自我批判。童世駿教授表示，介于兩者之間還有另一種批判性總結，哈貝馬斯的“另類哲學史”自稱為是譜系學的研究，不再對哲學史以理性的邏輯展開進行敘述，相比于發展的內在邏輯而更加強調發生情境的偶然性，用金岳霖的話總結就是“事無必至，理有必然”。馮契后期工作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從這一角度理解，《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不再以邏輯發展脈絡展開，說明馮契意識到哲學發展過程當中偶然性是非常重要的，需要用一種發現的語境（Context of Discover）認真對待，馮契的批判性總結是把偶然性和必然性結合起來的，批判總結并不是作為觀察者來回顧與自身不相干的歷史，而是作為參與者將當下與未來一并納入思考，在此之中理論與實踐也應是高度相關的。

童世駿教授不久前將馮契先生的英譯著作寄給了哈貝馬斯，很快就收到了哈貝馬斯的回信。在回信中，哈貝馬斯認為馮契先生的著作十分重要，他的“另類哲學史”與馮契的哲學史之間具有某種可比性，并回贈了《事情總該變得較好一點》（Es musste etwas besser werden）的訪談著作，書中哈貝馬斯表達了對西方世界的某種悲觀，而把希望寄托在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國，希望中國能意識到西方在衰落過程中至今未能完整實現，但還是遺留下來的那套人權秩序存在不同的解釋空間，經過中國的進一步發展最終屬于全人類。童世駿教授認為中國已經意識到，應該講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人類命運共同體，中西哲學文化比較的一些學習成果，也應該讓國外有更多的了解。

范鵬教授回憶了過往對馮契哲學思想的學習經歷，并分享了他早期論文中對馮契先生學術思想發展特點的三點總結：第一點就是由名到實，從金岳霖到馮契。他表示，《論道》是一個很中國的名字，《知識論》則是一個西方的名字，在金岳霖那里，中西的結合是“名”的結合，沒有實質性的內容，道、式、能、所等表述的實際內涵完全是西方式的分析推論，馮契則實質性地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國哲學打通，這是一個巨大的貢獻。金岳霖是解決康德的問題，康德是解決休謨的問題，馮契是要解決金岳霖的問題，所以馮契既是接著西方哲學的問題，同時又是接著中國哲學的問題往下講。第二點就是由史到家，創造新哲學。黑格爾是從哲學史家成為哲學家，從哲學家反觀哲學史的大家，馮契與之相似，在接續哲學史脈絡的同時，從哲學理論的深度，對時代精神予以總結批判和概括反思，這在馮契“哲學史兩種”中有顯著體現。第三點就是由德到化，塑造新人格。馮契哲學思想與中國傳統哲學有一點不同，即他不是寫給圣人、君子抑或社會精英，重點關注的是平民化的自由人格，面向大眾，為多數人照耀智慧之光。范鵬教授認為子學時代、經學時代后，中國現代哲學的使命就是要奮力書寫中國哲學的新學時代，“金-馮學脈”的學術傳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酈全民教授探討了《知識論》對人工智能發展的潛在價值。他認為，金岳霖《知識論》的許多內容與本體論相關，而非僅限于知識論，其中或可稱為存在某種分析的形而上學，哲學討論人的認知、行動，人工智能則是哲學的技術實現，通過人工智能可以實現哲學家的某些理論觀念，哲學家的獨到見解也可為人工智能發展提供思想資源，目前非常熱門的“世界模型”（World Models）即關于自然心智模型的構想可以說是某種科學本體論，這恰恰是哲學思考解決的問題。他表示，金岳霖在《知識論》上卷曾對“人類中心觀”進行批判，從自然史的角度講，人類的聰慧或許“空前”但并非“絕后”，金岳霖批判“人類中心觀”的知識論，試圖說明知識論就取材而言表面只與人相關，但是要作為普遍的“理”，那就絕不是止于人的知識論，金岳霖關注普遍知識，用“X類”表示新的知識論構造，現在的AI感知信息的方式比人更廣闊或者說更特殊，金岳霖對“人類中心觀”的批判，可為相關問題的重新思考提供思想資源。

應奇教授就馮契先生對王夫之的哲學解讀進行了探討。他指出，高瑞泉教授在《燭照智慧的軌跡：馮契的哲學史研究》序言中提出，馮契先生自覺接續荀子、王夫之一系的傳統，就馮契哲學與傳統儒學各派的關系而言，其哲學可以視為一種新氣學。馮友蘭先生曾給馮契先生寫過一封信，目前保存于馮契學術成就陳列室二樓，馮契先生在《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中將王夫之視為中國古代哲學的最高總結形態，信中馮友蘭認為馮契對王夫之哲學的解讀，實質上為王夫之恢復了道學家身份，為王夫之回到道學家領域里做了內涵性工作，只不過沒有使用“道學家”這一表述，實質內涵是為道學平反。應奇教授表示，馮友蘭關注的問題，不論是啟蒙的傳統，還是對理學的批判，其中實際上蘊含著“理學與反理學”的問題，馮契晚年對所謂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回歸有某種警覺，這一點反映在馮契對通論道學的書寫，是對反理學脈路的一個反動，馮友蘭認為馮契對王夫之的解讀，從實際內涵而言是為道學平反。

晉榮東教授長期收集整理馮契先生的相關資料，是馮契生平和思想研究的專家。他首先在會議上分享了馮先生1986年的錄像視頻，以及涉及劃分“元學的態度”和“知識論的態度”的錄音資料。他回顧了四十年前《知識論》討論班的研討情況，并展示當年記錄的多份聽課筆記。他表示，馮契對金岳霖的遺著《羅素哲學》高度肯定，從感覺論與邏輯基本理論兩個方面概括了其主要理論貢獻，并指出目前對羅素哲學與馮契哲學之間關系的研究還缺乏關注。關于邏輯的基本理論，馮契在《邏輯思維的辯證法》里就涉及對邏輯思維矛盾的克服問題，而經過對金先生《羅素哲學》的研究后，在《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當中，克服了金岳霖早年把邏輯的基礎歸結到“式”上的先驗主義，同時馮契在《邏輯思維辯證法》關于邏輯基礎問題的討論又受到金先生《羅素哲學》的啟發與影響。馮契一方面認為需要確立邏輯的客觀基礎，就像金岳霖將邏輯的基礎歸結到“式”，在《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中就將之歸結為“事實界的秩序”，也就是“現實并行不悖而矛盾發展”。“并行不悖”用來解釋形式邏輯的基礎問題，即客觀事物的確實性只有一個，“矛盾發展”用來解釋辯證邏輯的基礎問題，這是馮契對金先生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馮契在《邏輯思維的辯證法》里講形式邏輯的基礎時，強調的是思維發展有一相對穩定的狀態，但在馮契讀了金岳霖《羅素哲學》后撰寫的《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中，就將原先的提法弱化轉而強調客觀事物的確實性，以此解釋形式邏輯的客觀基礎問題。因此，馮契晚年組織《知識論》討論班，一方面是對金岳霖哲學的進一步研究，另一方面對其自身的哲學創作也有重大意義。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系主任朱承教授主持自由發言部分。商務印書館張鵬、吳雅玲兩位編輯介紹了關于研究馮契學術思想的著作出版編輯工作，并表示在其學生時代就已經對馮契的哲學思想有所了解。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付長珍教授表示，將基于金岳霖、馮契的哲學思想嘗試從美德論的知識轉向、知識論的美德轉向等哲學思考路徑，展現馮契思想對世界哲學的貢獻。朱晶教授表示，馮先生辯證唯物主義講授記錄稿中就有關于科學方法的專門講授，并且她的導師輩龔育之先生在1958年也曾在上海與馮契先生共同推動中國自然辯證法學會的活動，與馮契早有淵源，作為后輩的研究者受到馮契思想的許多啟發。茍東鋒教授回憶第一次看見馮契先生的名字，是來自馮先生為楊澤波教授的博士論文所寫的序言。他表示自己目前“新名學”的研究，嘗試將“名學”從傳統邏輯認識論的視角擴展到倫理、道德等更為廣闊的維度，這與馮契的廣義認識論完全契合，馮契對概念與所與的分析，對他近期思考的名與概念關系問題有所裨益。洪澄副教授提到自己以前和劉梁劍教授一起講授的《金岳霖馮契學述》課程，帶學生一起閱讀《馮契文集》第十卷哲學通信集，從中感受到馮契先生“不論處境如何，始終保持心靈自由思考”的治學態度，指出這既是清華的傳統又是“金-馮學脈”的精神，對我們現今的學術研究依然有重大的啟示意義。陸凱華副教授表示，馮契與盧卡奇的生平存在著一定的相似性，年齡相仿且都曾做過黨的工作并加入過軍隊，在各種處境下，馮契先生始終保持著心靈的自由思考。

參會學者合影

朱承教授回顧了此次會議的緣起并對此次會議進行總結。他強調，2025年是馮契先生誕辰110周年、華東師大哲學學科組建70周年，2026年是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建系40周年，此次活動是對馮契先生的紀念，也是為明年的系慶活動做準備。華東師大哲學系將以紀念馮契先生的系列活動以及系慶活動為契機，進一步推動人才培養和學科建設取得新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