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夏天，導演祝捷扛著攝像機走進一場名為“瓷娃娃大會”的罕見病兒童聚會。他原本只是受朋友之邀拍攝素材，卻在現場被一個特別的身影擊中——那是一個叫玲瓏的五歲女孩，用胳膊支撐身體在會場來回“跑圈”，一直在笑。當整個會場氣氛都因為病痛顯得頹喪疲憊時，只有她像一團火焰。“那一刻，我其實就深深地被小女孩吸引。”

之后的三天，祝捷的鏡頭不自覺地總是在尋找這個女孩的身影，聚焦玲瓏的同時，他又進一步結識了她的家庭，開始了長達10年的紀錄。

紀錄片至今仍在繼續，更多變化在其間悄然發生。祝捷意識到一件事，這么多年的拍攝，攝影機只能記錄下他們的生活，卻很難拍出他們心里的夢。“只有電影可以造一個夢”，于是他決定將這家人的故事拍成電影。女孩玲瓏也親身參與了這部電影的拍攝。

3月25日，電影《追幸福的人》在全國藝術電影聯盟院線上映。影片由祝捷執導，南吉領銜主演，楊超擔任藝術總監，梁戟、吳玉玲瓏、伍禹坤、喬珂、黨劍主演。電影上映期間，祝捷和南吉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講述了這段跨越十年“追幸福”的歷程。

首映禮現場，主創人員合影

紀錄片里只有生活，電影里有他們的夢

脆骨病是一種罕見的遺傳性骨骼疾病，輕微碰撞甚至日常活動都可能導致骨折，因此患者們又被稱為“瓷娃娃”。

在北京的好多年里，祝捷像朋友一樣和玲瓏一家相處，時常走動，不定時記錄。這是他身為紀錄片導演的習慣，沒有特別的目的，比起寫作，他更喜歡用拍紀錄片的方式為電影積累“一手生活”。玲瓏和她的父母也很開心，有一個“外來者”，能夠帶來封閉生活圈之外的訊息和視角。

轉折發生在2016年。玲瓏到了上學的年紀，沒有學校敢接收這個脆弱的“瓷娃娃”，媽媽丁巧因為要照顧兩個孩子沒法去工作，父親需要留在大城市打拼掙錢。因此玲瓏必須回到老家才能享受義務教育，一家人不得不面臨分離。

祝捷突然意識到，他之前總是在記錄這一家人的生活，卻無法用紀錄片呈現出他們的憧憬。“他們到底想要過什么樣的生活，他們心里邊到底有什么樣的希冀？我用紀錄片的形式很難觸及。只有一種方法最適合造夢，那就是電影。”

《追幸福的人》劇照，中間的小朋友就是玲瓏，她在片中飾演茯苓

祝捷回想自己和編劇共同構建整個故事的過程，“很感謝之前那幾年拍的紀錄片，因為已經認識了足夠長的時間，能夠讓我們從對玲瓏病痛的關注里面跳出來。”他不愿意讓電影呈現為一個只關注罕見病題材的“獵奇”影片，“如果那樣的話，觀眾會先被病痛所帶來的戲劇性吸引。而我們關注的是更普遍的生存境遇。”

《追幸福的人》海報

影片中，小鎮女孩巧巧（南吉 飾）從小鎮姑娘到南方打工的廠妹再到罕見病患兒的北漂母親，數年之間她與生活接連“過招”。重壓之下她本應節節敗退，但巧巧卻在難度超高的“人生劇本”中努力扮演著屬于自己的每一個“角色”。

而巧巧的生活也不僅僅是圍著女兒轉，從城市到農村，從家庭到社會，她的身邊有工廠姐妹，她曾經的同學，她的家人、朋友，導演通過這些人物的設置，逐層串聯起進城務工、城鄉遷徙、留守兒童等現實議題，為觀眾編織出一張中國社會發展的生動圖譜。

“我們的一生中經常有人來有人走，而我們還得想辦法繼續我們的生活。”這是祝捷想通過巧巧的身邊人傳遞的訊息。

導演祝捷

很多觀眾都對巧巧的公婆燒炭取暖卻意外去世的情節印象深刻。這一方面是基于原型人物的真實事件改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國農村在快速發展背景下，觀念和生活方式變化的不同步。“當時聽到這個變故，我覺得太受觸動了。生活變化的速度太快了，會把很多人落在后邊。”

隨著劇情發展，盡管經歷難以想象的諸多艱難，巧巧卻始終不服輸、不認命，希望去追逐屬于自己的幸福。

在影片的北京首映禮上，原型人物丁巧跨越一千三百多公里，透過銀幕向觀眾講述了現在他們一家人的生活現狀：女兒上初中，兒子上小學，丈夫也回家了，四口人一家團圓，生活平靜幸福。

“我一直很喜歡‘追’這個意象，盡管這一路可能荊棘密布，可能一路坎坷，但畢竟生活還要往前，我們腳步也要往前。”祝捷這樣闡釋他對片名和主題的理解。

做保姆體驗生活，演繹女性“不出走的決心”

演員南吉在首次接觸紀錄片原型丁巧時，坦言自己像個手足無措的觀察者。這個總是帶著笑容的農村婦女令她困惑——當女兒骨折時，丁巧笑著接受，還能安慰老師說“沒事”，并且和醫生打趣“她像個機器人一樣，胳膊里全是釘子”。這一度讓南吉覺得有點難以接受，“我花了整整兩周揣摩這種笑容的動機”。

南吉

北電表演系科班出身，從影十多年，她曾出演《白鹿原》《老中醫》《再見，南屏晚鐘》等作品，而扮演丁巧成為南吉演員生涯中極不尋常的經歷。

在開機之前，她以照護玲瓏保姆的身份進入這個特殊的家庭。她照顧一家的起居，穿火車站收來的衣服，甚至去挑糞……在外形上，她也增重了40斤來貼近角色。

進入人物的內心，并不容易。作為一個來照護女兒的“漂亮阿姨”，南吉一開始能夠感受到丁巧對她的客氣和疏離，直到有一次她意外弄丟了手機，以及做菜切到手等一系列意外的接連發生，讓丁巧有了“仗義出手”的機會，“那之后她真的變成我的姐姐，當她發現我有困難，而她能夠發揮作用、能夠幫助到我的時候，她就像保護女兒一樣地想要來保護我，我們的距離一下就拉近了。”

《追幸福的人》劇照

雖然特殊的病情需要格外的小心翼翼，但偏偏孩子特有的頑皮天性，又常常惹得長輩們無可奈何。起初，南吉聽到丁巧對孩子大聲斥責，心生不解，因為她認為孩子已經很可憐，更應輕聲細語地呵護，但直到有一次，疲憊不堪的她對仍在惡作劇的孩子發起火時，她突然意識到，這可能是自己更接近丁巧、更像個“母親”的時刻。采訪中，南吉笑稱，到了拍攝的后期，在片場之外，孩子忘記改口還會叫她媽媽，以至于讓親媽丁巧感到些醋意，要專門來糾正道：“這是阿姨，我才是媽媽。”

面對非職業演員構成的特殊拍攝團隊，南吉坦言這是職業生涯的最大挑戰。紀錄片式的拍攝方式讓職業演員處于雙重身份：既要維持角色狀態，又要引導素人演員。“孩子們的自然反應隨時打破預設，移動長鏡頭稍有差池就要重拍很多遍。”

憑借巧巧一角，南吉斬獲第四屆海南島國際電影節亞洲新生代“最佳演員”榮譽。“回憶起來，真的不是簡單地塑造了一個人物，這段生活也印在了我的生命里，有時候我真有點分辨不清那是我自己的經歷，還是只是我塑造人物的經歷，但對演員來說這種刻骨銘心的感受特別寶貴，甚至好像通過這段經歷，某種程度上，把巧巧身上的堅韌也編織在我自己的性格和生命里了。”

成為巧巧的這段時間，讓南吉對生命和生活有了更多新的感悟，她在電影的首映禮上對觀眾形容，這部電影講述的是另一種女性“不出走”的決心。“如果說‘出走’需要決心的話，巧巧的故事揭示著另一種可能——在看似沒有選擇的環境中，日復一日地堅持；可能更需要智慧和勇氣。”

《追幸福的人》劇照

慢下來的孤獨者

鮮為人知的是，南吉在疫情期間以出品人和制片人的身份“拯救”了這部電影。2019年殺青后，因為趕上疫情，電影陷入停滯。導演耗盡積蓄，影片的后續一度難以為繼。祝捷坦言，這幾年的過程中，“好幾次我覺得我能夠做的已經到頭了，自己既沒有錢，也沒有心力再投入了。”

“一直到拍攝結束的時候，我都是以一個演員的身份在參與，沒有考慮過做幕后的工作。”南吉回看因為這部電影帶來的改變，也覺得十分感慨。不忍見項目流產，南吉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大吉影業，以電影出品人兼制片人的身份，推進了后續的后期及宣發工作。

之后南吉發現，演員也可以不僅僅是被動地等待角色，也可以為好作品出自己的一份力，后面又出品制作了《白塔之光》《雪豹》《逍遙游》等電影作品項目。“對于我的人生來說，這件事是非常戲劇的。我非常喜歡演戲，但當我站到電影的背后的時候，我的視角變了，我更清晰地看到整個電影產業和電影流程的更多問題和生機。”

導演祝捷拍攝過《下南洋》《如果國寶會說話》系列等多部紀錄片，對他來說，記錄已經是一種與生活相伴相生的創作習慣。“相對于從文學作品改編，拍紀錄片可以讓創作者接觸到真實的人物和鮮活的第一手生活。我一直堅持用這種方式掌握第一手材料，平時就會找各種各樣的機會，拍各式各樣真實的人物。”從紀錄片創作起家，祝捷認為，紀錄片帶來最大的影響是，“它給你帶來的靈感和觸動要遠遠大于在工作室里面悶頭寫作，那會把所有的生活局限在你自己的想象里。”

劇情片拍完，關于女孩玲瓏的記錄，依然沒有找到一個滿意的落點。“我不是一個特別合格的紀錄片導演，總是不知道該怎么結尾。我甚至想我要一直拍下去，拍玲瓏有一天找到一個男朋友，有一天她結婚面對自己的孩子……”

《追幸福的人》劇照

不過眼下，創作者還是最希望，把這個動人的夢送上大銀幕讓更多人看到。“這個小女孩，因為自身這種特殊的情況，很少有朋友，也很少能見到外邊的人，她的人生90%的時間在自己的家里，5%的時間是在醫院，只有5%左右的時間可能和外面的世界有交集。我們真的希望讓這個如此聰明可愛的小女孩被更多人看到，讓她成為大家眼中散發光彩的明星。”

在這個短視頻越發盛行，人們的生活被越來越多信息碎片充斥的時代，花費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去記錄一種生活的人，會不會有點孤獨？祝捷說，自己這些年也常常覺得需要去適應一些變化的發生，“我這兩年反思的挺多的，關于我們發展的速度，以及這個時代的變化。大的趨勢雖然是越來越快的短視頻時代，但我覺得那些追這個時代追累了的人，也許會需要慢下來歇歇，需要一些可以陪著他們歇歇的作品。”

而南吉覺得，這部電影的創作過程里，好像是一群“看似孤獨的靈魂相遇了”。在現實中“孤獨”的玲瓏一家，遇到在藝術中“孤獨”的創作者，而后他們共同產出了一部真誠的作品，它帶著既有的生命力走向更多的人——那些愿意花時間走進影院注視這段相遇的觀眾們。

如果說電影是一場夢，有些人注定要在夢中相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