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問，中國經濟究竟怎么樣？中國經濟究竟怎么樣，是一個綜合命題，以中國和中國經濟如此大的體量，及其所處的復雜內外壓力下，很難直截了當就說出一個“好”或“不好”完事。不過，復雜難懂的經濟數據，或會匯集成一些“圖景”，在社會民情中體現出來。因此，注意一些“身邊事”，未始不是獲取經濟信息的一種方式。

社會現象之所以能夠成為“現象級”事件，無不是背后有一定普遍性規律存在，其中不少應當用經濟來解釋。道德譴責，可以治標，但經濟邏輯，可以治本。

一個社會事件——不衛生的五星級酒店

2018年，同往年一樣，有許多為大家所關心、熱議的社會事件。比如，五星級酒店“衛生亂象”事件。2018年底，微博大V@花總丟了金箍棒曝光了萬豪、喜來登、香格里拉、希爾頓等知名五星級酒店存在嚴重衛生問題，并拿出視頻“實錘”，證明服務員在打掃時，用客用浴巾、方巾當抹布，擦洗手池、浴室墻面、杯具甚至馬桶，引起軒然大波。

事件中受到輿論關注的，主要是酒店們和服務員們的“道德”問題，以及消費者“維權”的一貫困難問題。

但拋開這些，看看經濟方面的解釋。很多行業內部人士的分析，傾向于認為服務員工資較低，酒店將大量服務工作外包以降低成本，是難以監督服務質量的主要原因。

這個原因是否看起來如此熟悉？近些年，在其他如各種幼兒園虐童等事件中，都出現了這個理由，即：工資太低，沒法找到合適的人。而且，相對這種“工資太低”的“成本太高”現象，整體服務產品的終端輸出價格卻不低，無論是五星級酒店房價或私立幼兒園教育費用，甚至在近年來漲幅頗為令人咋舌。

說白了，賣得這么貴，而且賣得越來越貴，卻只愿意花更少的錢來雇傭工人，而且越來越“摳”。這是怎么一回事？

表面上看，這是一個“貪婪”陷阱，妥妥的“黑心”老板形象。但是，涉事地區、品牌等如此之廣，或者不能只是一個道德大棒就可解釋的。

究其根源，不如看看“滯脹”困境？

“滯脹”這個歷史“怪物”

什么是“滯脹”呢？可以理解為“停滯”+“通脹”，指的是國民經濟同時出現通貨膨脹和經濟下滑。

一般來說，我們認為，當經濟增長停滯，進入緊急危機或蕭條階段，失業率必然增加，而工作不足會導致需求不足，因此物價自然下跌；反之，在經濟繁榮階段，則失業減少，物價上漲。

但是，在上世紀70年代，出現了一種“怪”現象，就是：經濟增長緩慢或停滯，失業大量發生，但物價卻持續上升，通貨膨脹加劇。

整個70年代，西方七大發達工業國經濟增長速度都比50年代和60年代下降了。日本除少數年份外，基本保持了高速增長；法國西德和加拿大可謂是喜憂參半，一半時間是低速增長，一半時間是中速甚至高速；意大利增長總體緩慢，美國在1970年、1974年和1975年出現了負增長，英國則有7個年份的增長速度低于3%。

上世紀70年代失業情況與經濟增速大致相當，日本的失業率比五六十年代高，但總體不高；西德在1975年以后都超過3%，而其1966-1973年的失業率只有0.9%；其余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意大利和英國的失業率則一直保持較高水平。

與此同時，通貨膨脹情況卻出人意料的嚴重，通脹率普遍高于8%這個國際上的惡性通脹標準。意大利首當其沖，通貨膨脹指數1973年起連續7年是雙位數；英國有5年達到雙位數，1975年竟超過20%達到24.3%；美國、加拿大、法國、日本的情況也相當嚴重，不少年份通貨膨脹率達到或接近10%，其余也多在5%以上。

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界給了這種“奇特”新景象帶上了一個“滯脹”的帽子。

不是“滯脹”，不妨礙邏輯

大家可能明白了“滯脹”是什么，但轉而就會問，既然如此，我們怎么能夠算得上“滯脹”？

的確，傳統地說，“滯脹”可能是指的經濟發展停滯、物價升高、失業率升高，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經濟增速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屬于中高速，且在全球依舊名列前茅，CPI指數和全球一樣基本保持了不大能夠漲得起來的態勢，失業率更是長期穩定幾無波動。無論是經濟的低增速3%底線、物價惡性紅線8%通脹率，咱們都離得遠著呢！

這么說當然也對。

但是，沒有達到國際或傳統“滯脹”標準，并不阻礙滯脹產生的邏輯正在發生和影響著宏觀經濟現實環境。

目前，我國經濟增速雖然仍然較高，但下降趨勢較為明顯，處在“L”型的探底階段，某種程度上可說是邊際的“滯”。而這些“低薪高強度”工作，或也預示著就業市場的不易。

從物價看，如果看看近十年的工資增長和房價增長率，會發現，以北京為例，平均工資收入近十年累計增長不足150%，房價的累計漲幅卻超過200%。更有意思的是，工資增長率與房價增長率差距峰值的三個年份分別是2010年、2013年和2016年，而這三年都發生在央行多次降息通道中，此后又發生了著名的“錢荒”。從通貨膨脹率看，這三年都發生過通貨膨脹率的上升，其中，2010年的通脹率上升較慢，持續較久，數值較高，到2012年年中后才降至3%以下。后兩次則通脹的上升較快、越來越不明顯、且短暫。這實際上或也可以解釋為，十年來，在經濟周期性下行過程中政策不斷對沖，而對沖效力不斷邊際降低的結果。

“滯脹”的邏輯

從美國上世紀70年代的“滯脹”來看，普遍被認為兩方面作用很大。一方面，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期間，石油輸出國組織的阿拉伯成員國決定大幅減產，致使油價暴漲，上漲幅度比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72年整個期間的漲幅還要大。引發了成本拉動性的通貨膨脹；另一方面，戰后的美國政府過度迷信和使用凱恩斯主義政策擴大總需求，使得過剩的生產能力得不到及時調整，不斷加強的對經濟反危機干預，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與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了經濟增長，導致貨幣供應增長大大超過了國民經濟發展需要，從而引起持續的通貨膨脹。

可想而知，內部政策是主因，石油戰爭是推手。當美國經歷過“黃金時代”，其經濟在70年代處于經濟周期中的下行期，社會需求不振，經濟增長乏力，凱恩斯主義開始無能為力。須知，“病根兒”已經種下。當國際形勢發生變化，跟隨著能源危機帶來的石油價格大幅上漲，還有糧食危機，70年代上半期出現了世界性的糧食短缺，糧價大幅上漲，越南戰爭等也帶來軍費擴張，均加劇了通貨膨脹。如果停止政策刺激，經濟就會下滑。采取緊縮的政策，則導致利率大幅上升，投資減少，失業增加。1971年尼克松甚至采取了更加猛烈的手段，頒布了“新經濟政策”，其主要內容是對國內工資、物價和租金直接進行管制，將之“凍結”，目的是“制止工資——物價的螺旋上升，減弱通貨膨脹的心理預期”。

然而，干預措施往往顧此失彼，危機干預反而制造出新的危機。

事已至此，在種種“左右為難”中，“滯脹”讓大家無所適從。

應對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案——市場化

中國經濟當然沒有陷入“滯脹”，我們的經濟韌性仍然很強。但是，從歷史看今天，許多曾經在“滯脹”中出現過的因素，在當前也或多或少地出現過，并且也出現了相同或相似的影響。值得我們警惕。

“滯脹”成為歷史上的重要現象，又一次改變和充實了經濟學的認識。

對于“滯脹”，許多學者進行了深入而廣泛的研究，提出的意見建議對于現實中的我們或都發人深省。

比如，以米爾頓·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認為，那時美國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的根源在于，市場上流通的貨幣量超過了市場實際需要的數量；供給學派則認為，是高稅率阻礙了企業及私人儲蓄與投資，導致生產率增長緩慢；奧地利學派認為，失業和通貨膨脹并存的現象是國家干預造成的；新劍橋學派認為，滯脹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赤字財政和通貨膨脹政策的后果，主張政府主導收入再分配，縮小社會的貧富差距。

總體而言，大家都意識到國家干預政策作用的有限性，提議政府宏觀調控與市場微觀調節之間的相互協調。

此后，我們能夠看到的是英國和美國的大力改革。英國“鐵娘子”撒切爾政府緊縮銀根，控制貨幣的供應量，縮減政府開支。美國里根政府推行了大規模的減稅計劃，通過了坎普-羅斯減稅法案和1986年稅收改革法，投資者的稅后回報率增加了140%，美國由凈資本出口國逆轉為資本凈進口國?！皽洝钡年庼膊乓稽c點消散。

而中國近年來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正是在基于國情及發展階段的基礎上，做著相似的探索和嘗試，控制貨幣的供應量、縮減政府開支、減稅等，都在不斷推進。

說到底，“滯脹”是一種用扭曲市場機制來治療市場機制扭曲帶來的怪病，越多干預，病得越重?！笆袌龌本褪侵委煛皽洸　钡囊粍┝妓?。

后記

有人說，需求不振，滯脹不可能產生。發生“滯脹”之前，人們也這么以為。

當然，對于今日中國，所謂“滯脹”困境，也許只是表象上輕微的類滯脹標志，但抓出背后的相似邏輯，卻有助于我們理解當前經濟問題，避免相似的錯誤，并利用相關經驗教訓予以解決。

當然，我們也必須看到，即使英國、美國等，當年也是曾經一籌莫展進退維谷。在應對“滯脹”的過程中，其也不可能同時完成所有的經濟目標。即使“滯脹”已去，但影響滯脹的內在不平衡因素調節并未完成，當下的社會貧富差距擴大便是一例。

歷史總是相似，但又有所不同。當前時代，許多經濟因素又在發生新變化，復雜性進一步加強加深。但是，在不放棄危機干預的前提下，更好地認識危機底線、更合適地使用干預、更加尊重和敬畏市場，始終是經濟發展的良藥。

（作者萬喆為經濟學家，澎湃新聞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