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所愚人學校里，既需要與權威制度作斗爭，又要抵抗我們內心的惡魔。

《愚人學校》是1970年代蘇聯地下文學的經典著作，只在地下出版物和自出版的圈子里流傳。這是一部邪典小說，講述了一個來自莫斯科的少年正試圖處理生活中的一些重大命題：家庭（功能失調，但是非常典型），愛情（沒有回報），性（遙不可及），死亡和一種意識——發覺身邊的成人世界是腐壞墮落的。然而，這部作品并不是典型的成長紀事類小說。

薩沙·索科洛夫也不是一個典型的蘇聯作家。他1943年出生于渥太華，由于父親曾在蘇聯大使館做軍事隨員，因間諜罪被加拿大政府驅逐出境，索科洛夫便跟著父親一起返回蘇聯。1966年，在他多次試圖逃離蘇聯，特別是經歷過一次穿越伊朗邊境的危險旅程之后，索科洛夫開始學習新聞課程。1975年，索科洛夫終于被允許離開蘇聯，第二年后他就定居美國直至現在。

這部小說最初于1976年在美國出版了俄文版，英文版也隨后出版。這一部地下經典目前由亞歷山大·博古斯洛斯基（Alexander Boguslawski）做了新的翻譯版本，增加了很多有用的注釋。

未開始的思考

《愚人學校》讓讀者印象最深刻的第一點是敘事聲音，它在第一人稱單數（“I”）和第二人稱單數（“you”）和第一人稱復數（“we”）之間來回振蕩。這個敘述者不僅明顯地非常主觀、不可靠，而且不止一個人。故事的大部分由無名主人公的另一個自我講述，即他頭腦中的聲音。

《愚人學校》的主角是一個精神分裂癥患者，是一名在一所專為有學習障礙兒童設立的特殊學校的學生。故事情節從來沒有逾越主人公失序的內心，即便它描述起來像是一場談話；整部小說純粹只是單一的內心獨白。這本書中發生的一切都只在語言中。

這種敘事形式比情節更重要的情況，似乎只有在《愚人學校》中才顯得很自然；我們期待著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言語模式去挑戰講故事的各種規范。而且，我們的主人公也向他們提出了挑戰：《愚人學校》缺乏明顯的開端、清晰的結局和豐富的情節。此外，傳統的時間和空間表達也被打破了。人們常常不清楚事情是發生在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也總是區分不出那些事件是完全出自主人公的想象，還是他記憶中的或是他所恐懼的“現實生活”事件。

然而，索科洛夫所選擇的敘事模式并不是試圖復制精神病人的思想和言論。這種風格起源于20世紀初俄羅斯現代主義的先鋒實驗小說。小說由反復出現的詞匯和語音主題構建而成，就像由一系列音樂主題形成的大型交響樂或賦格曲，使人想起安德烈·貝利的象征主義小說《彼得堡》（1913）和鮑里斯·皮爾尼婭克的《裸年》（1921）中所采用的技巧，而這部小說深深地受到了貝利的影響。

這些主題通過在不相關的上下文中標記一個人或某種關系的存在來創造凝聚力。索科洛夫忽視主題，而專注看似毫無意義的細節，往往是由聲音聯想而不是語義關系來推動的，這是向尼古拉·果戈理一個致敬。結果是毫無行動，但提供了精彩的抒情描述，由于需要尋找表面不相關的東西之間隱藏的聯系，這在翻譯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難。

愚人的標準

這些反復出現的主題提出了一系列偉大的抽象概念，或者一些對根本性問題的關注，這便是《愚人學校》的基礎：自由與壓迫，自然與制度，瘋狂與理智，直觀時間與嚴格的線性時間順序。

在令人討厭的校長裴利洛的領導下，“愚人學校”是主人公遭遇的所有壓迫制度的典范。這些制度判定他違反了公認的行為規范，而且發了瘋，即不正常；他們唯一的目的似乎是強制他裝出一副順從的樣子。

主人公在莫斯科的家庭也是這樣的制度。這位主人公的父親，一位著名的法官，也是社會規范的擁護者，他拒絕了自己“有缺陷”的孩子。主人公的母親是一個專橫的女人，她的關懷令她的兒子感到窒息，她明目張膽的通奸行為對于那個掙扎于自己覺醒的性欲的男孩來說，既令人恐懼又令人著迷——他不能“和女人說話”，他無法探索，更不能滿足自己的欲望。然后便是主角經常去的精神病院，在這里札烏澤大夫試圖通過鼓勵他融合內心的各種人格來治愈他。

在很多情況下，主人公的另一個自我似乎是對男孩想成為的人和要做的所有事情的投射：正是他頭腦中的聲音站出來面對暴虐的校長，去拜訪他心儀女孩的父親并向他的女兒求婚，也正是這個聲音從學校畢業并“成為工程師”，這個反復出現的主題，是對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獲得成功的人的速寫。精神分裂癥患者與那些“正常”人的區別在于程度而非原則上的不同。“愚人學校”的教學方法扼殺了這些特殊兒童的創造力，但總而言之，所有依賴權力不平衡的制度都會壓制個人主動性。

這種內在的孤立性賦予了主人公極其敏銳的洞察力。他對現實的看法或許比那些從不質疑社會規范的人更為真實，在那些人眼里，“成為工程師”并吸引女性進行“screak”（即性生活，源于家具發出的不檢點的吱吱聲）是很容易的。主人公主導著愚人的智慧——傳統的智慧無法進入——這使他能夠看到我們為了規范社會和解釋宇宙而堅持的許多概念都是相對的。最具限制性的這種結構是線性時間表，它巧妙地將現在與過去和未來區分開。

另一方面，主人公同時使用動詞的所有三個時態，并且事實上他的稱述也一直“在時間上混淆不清”。而且，全存在（all-presence），就是永恒的定義特征。正如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所教導的和量子物理學展示的那樣，男孩對時間的看法比我們所慣用的更接近宇宙的真實。

要求“理智”和服從的壓迫制度其對立面是大自然，在那里主人公可以瘋狂而且自由，化身為“睡蓮”（Nymphaea Alba）。所有愉快的事件和幻想都發生在莫斯科郊外，在主人公度過暑假的別墅社區里。所有積極正面的角色也都親近大自然：帕維爾/薩維爾·洛維奇（Pavel/Savl Norvegov），男孩已故的偶像和導師，他曾經在這所學校教授地理課程。

這個男孩和洛維奇在過去和現在，生與死并沒有真正分開的時間框架內自由地交談；此外，薩維爾以一種神秘的方式與自由的最終預兆——“風之使者”——合為一體。風，俄語稱為veter，在洛維奇（Norvegov）的名字中回蕩，這也出現在維塔·阿卡托夫（Veta Akatova）名字中，她是主人公的生物老師和他夢想著并渴望結婚的女人。

喊叫代替說話

盡管他在腦海里強迫自己用語言來表達想法，但與他人直接交流時仍存在問題，這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癥的癥狀。所以他以喊叫代替說話。在他自己的描述中，他的吶喊或尖叫是富有詩意的——它們使他能夠用他的聲音或用“自己”實際地填充空缺的東西。

然而，他周圍的人因為他的這一習慣而感到憤怒或難堪。“用我的吶喊填充某些東西”是這部小說的反復出現的主題之一，通過這種反復，這個特殊的被遺棄者與其他被壓迫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強烈的聯系。

正如那些被剝奪了社會聲音的人的強烈抗議，瘋子的尖叫是針對權威制度的，因為它不僅隔絕了那些像我們小說主人公一樣的“病人”，還迫害所有違反規定性規范（prescriptive norms）的人，這些所謂的規范控制了一切，包括文學、美學到信仰的選擇。不需要太多想象便可以看出，主人公對這種局外人的待遇發出的尖銳刺耳的反對聲是正當有效的，它超出任何特定社會、歷史或同時代的人。

一個更巧妙的批評，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自我批評，也許可以更清楚地與主人公（和作者）所生活的系統聯系起來。這個男孩承認，盡管他很討厭“愚人學校”，但是他害怕有一天不得不離開這個能夠照顧他所有需求并告訴他每時每刻應該做什么的保護所。

有時，主人公無休止的囈語讓人難以忍受，這使得要適應這部小說的節奏和視角需要一段時間。然而，一旦克服了最初的阻力，讀者就會漸漸與主人公產生共鳴并最終成為“同謀”。

我們隨著索科洛夫追尋自我認知，他成功地讓我們從一個宮廷小丑的角度來看這個世界，該角色的“反常”認知揭示了語言的美（也常常是語言所表達出的美）。

然而，我們也感受到了未能實現和不能實現的痛苦，這渴望無疑標志著所有并未如此專注于“成為工程師”的人們的生活，以至于我們也扼殺了自己頭腦中那沉默的聲音。

作者簡介：約瑟芬·馮·齊茲維茨（Josephine von Zitzewitz），劍橋大學俄國文學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20世紀俄國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