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3日，“浙江歷史地理研討暨商輅史料研究論證會”在浙江淳安千島湖召開。本次會議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淳安縣委員會、浙江工商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主辦，浙江工商大學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心、《歷史地理研究》編輯部、《商業史研究》編輯部承辦。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南京大學、蘭州大學、暨南大學、安徽師范大學、山東師范大學、浙江工商大學、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院等單位的二十余位學者出席會議。來自縣政協辦公室、縣政協城建委、縣文廣旅體局、縣文聯、里商鄉有關負責人列席參加了此次會議。

會議開幕式由淳安縣政協副主席商松懋主持。淳安縣政協黨組書記、主席鄭志光，浙江工商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黨委書記鮑偉分別致辭。

在浙江歷史地理研討暨商輅史料研究論證會開幕式上，淳安縣政協代表鄭志光主席強調商輅作為明代“三元及第”首輔的歷史地位，他指出其清廉品格與經世思想是淳安“文獻名邦”的重要象征。淳安縣政協聯合浙江工商大學歷史學系，以校地合作模式組建專題工作組，正式啟動商輅文化的挖掘整理工作。一年多時間里，各位專家學者認真查閱典籍、收集整理史料、實地考察調研、廣泛座談交流，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目前已經形成了《商輅解讀》等階段性成果，為本次論證會的召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將來將進一步推動“商輅文化+”與旅游、科技融合。構建宣傳矩陣講好文化故事，助力千島湖文旅發展等三條文化轉化路徑。發言凸顯了地方政協以歷史人物研究服務縣域文化建設的實踐探索。

鮑偉介紹了浙江工商大學的百年商科傳統及當前人文學院的學科布局情況。他重點強調浙江工商大學歷史學科的日新月異——2006年獲批專門史碩士點，2024年又獲批博物館專業碩士點，經過二十來年的發展，在學界前輩和社會各界人士的共同關心之下，浙江工商大學的歷史學學科已初步形成以中國經濟史、地方志、文物與博物館等研究為主要優勢特色。他表示，浙江工商大學人文學院將繼續加大對商輅文化研究的支持力度，進一步深化與淳安縣政協的合作，整合各方學術資源，推動商輅文化研究向更高水平邁進。

與會學者合影

會議主旨發言階段，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杜繼東研究員主持。

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王振忠教授以新近出版的《新安文書與譜牒》為依據，為17至20世紀新安江中游的商業與社會提供了新的視角。該書系統收錄了17-20世紀新安江中游的283份歸戶文書、簿冊及譜牒，涵蓋徽州典商信底、浙西鄉村經濟賬冊等多元史料，時間跨度從清康熙五年至1950年，實現了傳統至現在的傳承。其內容揭示了徽商在浙西的貿易網絡、皖浙毗鄰地區家族遷移（如歙縣曹氏遷遂安、休寧程氏定居中洲），以及新安江流域與徽州喪葬習俗、佃仆制度的高度文化同源性。書中文獻既展現宗族管理、山林經濟等傳統社會運作，也記錄近代茶葉運輸船票等商業活動，凸顯社會嬗變。從中得見的歷史資料彌補了新安江地區的商業社會缺少一手史料的遺憾，為區域經濟史、社會文化史及徽學提供了珍貴實證，深化了對明清至近代中國地方社會結構與區域互動的理解。

暨南大學歷史學系劉正剛教授與其博士生張柯棟合作的論文著重匯報商輅的軍事思想。商輅在土木堡之變后力主抗敵，與于謙共同反對南遷，促成景泰帝即位并制定固守京師的戰略，成功抵御瓦剌進攻。其軍事思想聚焦三大核心：一是屯田固邊，主張清查權貴侵占軍田、分派軍民耕種，以屯種保障軍需，緩解邊軍“寡弱饑寒”之弊；二是選將強兵，倡行武舉選拔將材，并薦舉馬文升等名將整飭邊防；三是守邊優先，提出“守邊為上，守關次之，守京為下”，反對虛耗國力于京師防御。商輅親歷土木之變與京師保衛戰，深刻反思軍事積弊，其主張從屯田、選材到邊防布局形成系統性方案，對成化至弘治年間明朝軍事改革（如邊備整頓、軍屯復興）產生深遠影響，被視為挽救明中期軍事頹勢的關鍵人物。

第一場會議研討階段，由《歷史地理研究》編輯部程心珂編輯主持會議。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何彬彬博士以商輅在科舉方面對淳安當地的影響為匯報中心。明代淳安科舉雖以《春秋》經為主流，但《尚書》經因商輅的推動成為重要補充。商輅師承王端，其“三元及第”的成就及罷職后創辦仙居書屋的舉措，使《尚書》經在淳安形成師傳與家傳并行的研習傳統，其子孫均以《尚書》中舉。然而，成化二十二年商輅去世后，淳安《尚書》經舉業迅速衰落，至弘治后完全消失，直至清代才復興。清代淳安進士半數習《尚書》，且多為其后人。這一現象揭示了科舉“地域專經”的興衰與商輅等地方精英的緊密關聯，以及科舉策略在時代變遷中的動態調整。明代《尚書》作為科舉經義的地位經受限于名額縮減和地域競爭而逐步沒落，至清代因制度變革得以復蘇，成為地方科舉的新主流。

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院趙旭騰館員以商輅所著《邊務疏》《政務疏》等文來探究商輅所提倡的明代邊防體系重構。商輅作為明代中期的核心決策者，在土木堡之變后提出三點系統性邊防改革方案：一是戰略重心轉移，主張“守邊為上，守關次之”，將防御重點從京師前推至宣府、大同邊鎮，構建縱深防御體系；二是屯田制度改革，清理勛貴侵占的軍屯土地，恢復“軍士分班戍耕”制度以保障邊軍生計；三是將領選拔機制，注重文化素養與實戰能力結合，為武舉制度提供補充。其政策在成化年間初見成效，蒙古南侵頻率降低，并奠定張居正改革基礎，但受限于后期財政腐敗與土地兼并未能根治邊患。商輅的邊防思想體現了明代中期“守備為本”的軍事轉型邏輯，對九邊防御體系重構具有積極作用。

安徽師范大學的張鑫副教授以商輅個人為著力點，探究明中期中樞政局的閣體漸隆現象。商輅作為明代士人的典范之一，其兩度入閣的經歷成為觀察景泰朝內閣權力擴張的關鍵個案。景泰時期內閣實現了制度上的突破，地位顯著提升。陳循確立內閣首輔的雛形，而商輅等輔臣獲兼部銜（如兵部侍郎）、雙俸待遇，并介入吏兵部人事任免，形成“一部兩尚書”的特殊機制。誥敕房、制敕房中書舍人等內閣附屬機構的制度化，使內閣獲得類丞相屬官體系。內閣通過改簽部院奏章、預議重務（如邊儲、用兵）突破祖訓限制，萌發“專制諸司”傾向，從而在事實上使內閣的權力逐漸擴張。這些變革為嘉萬時期“公事私函”等內閣專權模式奠定基礎，體現了明代中樞權力從“禁丞相”之祖制向事實宰相制的嬗變邏輯。

蘭州大學文學院研究生葉錦浩的匯報內容十分細致，從商輅《邊務疏》入手來探討其邊疆思想。商輅的邊疆治理思想形成于土木堡之變后明蒙對峙的現實需求，其核心主張首先在于經濟保障，通過清查權貴侵占的軍屯土地，實施“邊軍分班戍耕”制度，解決士兵“衣食艱難”問題。其二在于防御體系，構建“守邊為上，守關次之”的縱深防御，重點強化大同、宣府等邊城，取代過度依賴京師的被動策略。其末為兵員優化，推行士兵“就近服役”，以真定、保定軍士常駐紫荊關等要隘，替代輪班制以提升戰力。這一思想雖受限于明代軍官貪腐、俸祿制度等結構性問題未能根治邊患，但為成化至弘治年間的邊防整頓提供了框架，反映了明代士大夫對“北虜”問題的持續關切。研究揭示，商輅的方案來自景泰巡邊見聞與明蒙百年沖突的歷史，兼具現實針對性與歷史延續性，其屯田主張更為張居正改革的一條鞭法所部分吸納。

第二場會議研討階段，由浙江工商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特聘教授俞祖華主持。

相較于《尚書》，安徽師范大學的丁修真教授更看重明代淳安科舉專經《春秋》的興衰流變。明代淳安科舉呈現鮮明的“地域專經”特征，元代吳暾、宋夢鼎等已奠定淳安《春秋》學術基礎，至明初形成“吳朝陽—魯道源—張復”的傳承譜系。正統年間祁門謝仕俊、松江王端等外來教諭又推動《春秋》教育革新，促成周瑄、項文曜等本土進士涌現。商輅時代（正統至景泰）淳安《春秋》舉人占比超60%，達到其鼎盛時期，與江西安福齊名。然而商輅去世后，淳安《春秋》舉人人數迅速衰落，反映科舉專經對地方精英的依賴。這一變遷揭示了明代科舉在地化：進程中，外來師資、學術傳承與政治機遇的復雜互動，以及地方知識體系在宏觀制度下的脆弱性。

浙江工商大學中國經濟史中心主任邵鋼鋒博士作為歷史地理會議的籌備人，主要以商輅史料整理與研究綜述為匯報中心。他的匯報系統梳理了本次商輅資料匯編所選用的海內外館藏商輅文獻，包括日本內閣文庫藏《商文毅公全集》、北師大藏明刻孤本等珍稀版本，整理出826則詩文、13篇碑刻及107萬字史料匯編。商輅作為“三元及第”的內閣首輔，在土木堡之變后力主抗敵，其《邊務疏》提出的“軍屯民佃”“守邊為上”等策略重塑了明代邊防體系。此外，商輅編纂《寰宇通志》、創辦仙居書院，推動科舉與地方文教，以清廉簡樸、孝悌治家著稱，晚年仍托夢踐諾建廟，其言行均為后世典范。現有研究多聚焦其改革思想與政治實踐，但對其文學成就、地域網絡等維度尚待深入。本次史料整理力求通過商輅個例而能為明代政治史、科舉史研究提供一片新的土壤。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王智堯注意到商輅理政思想中實用主義與道德理想主義融合的特點。商輅的理政思想體現了實用主義與道德理想主義的辯證統一，以“用賢為要，修身為本”為道德核心，強調帝王修身是治國之本（《殿試狀元策對》），并在《陵廟疏》中借“孝德”之名調和皇太后祔廟爭議，將儒家倫理轉化為政治合法性工具。同時又兼有政治務實的考量，針對西廠濫權，上疏抨擊其“夤夜越墻搜檢”等越軌行為（《請革西廠疏》），主張依法追贓；同時基于實地調研提出《邊務疏》，推動邊防軍士“就近服役”、清查軍屯，構建彈性防御體系。王智堯在羅威廉對陳宏謀的“技術專家-道德倡導者”雙重性框架下，揭示商輅既恪守儒家理想（如“致君堯舜”），又在邊防、司法等領域采取靈活務實的策略，反映了明代中期士大夫在政治實踐中調和道德原則與現實需求的獨特智慧。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華林甫教授闡述了編繪《浙江省歷史地圖集》的必要性與未來方向。中國歷史地圖編繪歷經裴秀“制圖六體”、楊守敬《歷代輿地圖》至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譚圖），實現了里程碑式的發展。當前歷史地圖研究已進入專題化、區域化、斷代化新階段，但浙江省卻尚未推出本省歷史地圖集，與北京、廣東等省域成果形成鮮明對比。華林甫教授倡議整合復旦、人大、浙商大等學術資源，借鑒《清史地圖集》經驗，以今省域為框架，同時涵蓋政區、自然、經濟、文化等諸多圖組，重點復原宋元明清等關鍵時期的州縣建置、海岸變遷、運河網絡及商貿聚落。此舉不僅可填補學術空白，更能為長三角一體化、大運河文化帶等國家戰略提供歷史地理支撐，助力“文化浙江”建設。

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朱海濱教授論述了明清浙東土地廟與聚落之間的關系。基于方志、碑刻等史料，揭示了浙東八府土地廟與聚落的獨特互動模式。多個自然村（如金華風門洞神廟轄琴山、里浦等村）常共祀一座土地廟，形成以“境”為單位的祭祀圈，承擔信仰與社會協調功能；而因人口增長或糾紛，土地廟又通過“分社”而不斷裂變，反映了地緣組織的適應性調整。浙東土地廟密度遠超江南（如奉化忠義鄉1.5村/廟，溫州金鄉鎮63戶/廟），且市集聚落（如蓴湖街）常為區域宗教中心，印證“廟市共生”現象。這一研究更進一步完善了濱島敦俊的“江南模式”，凸顯浙東民間信仰的強滲透性及其對基層社會的整合作用。

大會閉幕式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華林甫教授主持。

浙江工商大學歷史學系楊齊福教授進行總結發言。楊齊福教授系統梳理了會議的主要成果，指出本次會議在多個研究領域成果豐碩。在商輅相關研究方面，學者們從軍事思想、邊防體系、中樞政局、科舉文化、理政思想等多個角度深入剖析，挖掘出諸多新觀點與新結論。如對商輅軍事思想的探討，讓人們認識到其在明代軍事防御中的重要貢獻；對商輅與科舉關系的研究，揭示了他對地方科舉文化的影響。在歷史地理研究領域，從新安江流域的商業社會研究，到浙江省歷史地圖集編制必要性的探討，再到浙東地區土地廟與聚落關系的分析，為相關領域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實證資料與理論思考。

楊齊福強調，本次會議對浙江歷史地理和商輅史料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一方面，會議成果豐富了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糾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偏差，拓展了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另一方面，為后續的相關研究指明了方向，比如在商輅文化的深入挖掘、歷史地圖集的編制、區域歷史地理的研究等方面，都為學者們提供了可繼續探索的路徑。

會議通過學術主旨報告、分論壇圓桌對話等形式，實現了歷史地理與社會經濟史的有機融合，為當前商輅史料的挖掘和浙江歷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既有扎實的文獻考據，也有創新的理論視角；既有宏觀的歷史脈絡梳理，也有微觀的個案分析。這些研究成果不僅深化了國內學界對歷史人物商輅的認識，也為歷史地理研究和地方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了寶貴的學術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