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出國賣玻璃是1990年，那時候我做的是維修市場。維修玻璃跟配套玻璃不一樣，配套玻璃量大，單片利潤薄，維修玻璃量小，但單片利潤大。那時候中國一年進口車總共才幾十萬輛，我一年能做幾萬片玻璃出來，多出來的就拿到中國香港、加拿大等地去賣。那時中國人有誤解，認為出國銷售一定要有門路。我沒有門路，我到香港第一次賣玻璃是靠找它的黃頁，查汽車修理店、維修玻璃店等的電話號碼。打過去，沒想到人家聽說過我，說市場上有個內地的個體戶，玻璃做得不錯，于是專門請我吃飯。我的產品當時在香港挺受歡迎的。

接著我又去了加拿大，是通過一個臺灣中間商做介紹。后來他又介紹我去美國，在底特律去一個經銷商家里吃飯。那人也是個臺灣人，飯吃到一半，我覺得他臉色不對，他把我的中間商叫出去說了一會兒話。等我們吃完飯，我的中間商跟我一起回到酒店，他跟我說，他明天有事，會有一個他的女同事來陪我逛逛。現在我知道，臺灣經銷商是覺得我一年賣10萬片到美國來，量太小了。但當時我還不明白，心情很差。這個女同事陪我四處轉轉，后來又帶我去了福特汽車博物館，她跟我說，這是美國的一部工業歷史，但我當時心情很焦慮，雖然也在福特博物館里轉了一圈，但并沒有心情參觀，只想著我一個小老板，花了幾萬美元到美國來，沒想到白跑一趟，她的話我都沒聽進去。等我上了飛機，倒時差睡不著覺，這才反應過來，這趟我其實沒白來，我應該再到福特博物館去認真看看。既然是美國的工業歷史，我應該去找出中國和美國的工業和經濟差距有多大，看看在同樣的歷史時期，美國在做什么。于是等我回到香港，沒過幾天又跑到美國去了。

把福特汽車博物館里的各項經濟指標作為標尺來衡量中國經濟，我發現我們跟美國差100年。1900年，美國農業人口的比例是60%，跟中國20世紀90年代差不多。1884年，道瓊斯指數開始反映美國股票市場的總體走向，《華爾街日報》有了關于股票的專業報道，如果用這些數據來衡量美國經濟水平的話，我們跟美國的差距是非常大的。福特汽車博物館里，最早的波音飛機就像蜻蜓一樣，用板車的輪胎做起落架，等我到美國考察的1992年，才過去了幾十年時間，一架波音飛機就可以坐幾百人了，在芝加哥機場，飛機一架架起飛，時間間隔非常短。當一個產業或者一種產品被認定之后，它的發展就是不可限量的。那么100年前，美國在轉型時期做了哪些事呢？我在福特汽車博物館里看到，傳統工業是當時的排頭兵，鋼鐵、PPG玻璃、家電玻璃都是在這個時期涌現出來的，而且現在仍然沒有過時。這個很好理解，經濟轉型期，需要傳統工業提供建筑材料，那么對于我們來說，做玻璃肯定是很好的，因為我們的玻璃工業才剛起步，遠遠沒有普及。事實證明我的判斷是正確的。

但最初在美國經營得并不十分順利。我們的產品從1992年開始進入美國，到1995年，可以在美國建倉庫了。我當時想得很美，但是經驗不足，1995年至1998年虧了1000多萬美元，當時是很大的一個數字。我原本想把玻璃放在自己的倉庫里做批發，結果沒有意識到，這在美國是行不通的。玻璃運到碼頭，再從碼頭運到倉庫，再搬出來分裝，人工成本非常高，這是一個決策上的失誤。我請了一個顧問公司，想知道為什么會虧本，他們告訴我，我這是混業經營。我自己做玻璃自己賣，怎么成混業經營了呢？原來在美國賣玻璃是服務業，你生產出來再分銷出去，這就跨行業了。顧問公司問我，可不可以混合包裝？我說可以，一個箱子大概可以裝4種玻璃，幾個品種湊齊一個箱子，幾個箱子再湊齊一個貨柜，直接發到客戶那里，改分銷為直銷，把倉庫也賣掉，到了1999年，就把前面虧的1000多萬美元全都賺回來了。

2014年，福耀開始對美國大規模投資的時候，我才開始真正坐下來研究美國稅負的問題，研究后發現美國的稅負比中國輕很多。首先，中國有增值稅，美國沒有。其次，雖然美國的人工成本很高，占營業成本的40%，中國這一項僅占20%，但是中國企業繳納的保險比例很高，美國是按照應付工資的11%繳，占營業成本的4.4%，我們的“五險一金”按照應付工資的40%繳，占營業成本的8%。雖然我們的工資比它低一半，但這樣算下來，我們比美國又高了接近4%，再加上汽車玻璃的增值稅，這就在12%左右。最后，美國能源價格比中國低，天然氣價格是中國的1/5，電價格只有中國的40%，汽油價格只有中國的一半，運輸成本和物流成本都比較低。那些基礎材料，價格又便宜4%～5%，總體算下來便宜16%～17%。如果我把玻璃從國內運到美國去，運費成本還要再增加15%～20%。于是我聯系了新華社寫內參給中央，給相關部門提意見。后來也引起了輿論的軒然大波，但大多數專家是認可我的意見的。不過稅負的問題，國家處理起來確實有困難，但是不處理也不行。

有人說我去美國建廠是要逃跑。跑哪里去？我是中國人。我公開講這些，不是我在抱怨，也不是我要跑，我只是為了提醒政府，也提醒企業家要有危機感。企業家要有高度的責任感，得有擔當，自覺給祖國出謀劃策。改革開放之后，我承包了自己參與創辦的鄉鎮企業，做水表玻璃，當時很好賣，但我發現了一個問題，我們按照水表玻璃圖紙生產出來的產品，送到不同的水表廠，每一次都會有不同的反映，有時候說行，有時候說不行。這是為什么呢？我召集各個部門的人員一起開會，將第一機械工業部對水表玻璃的要求和建材部對水表玻璃的要求進行比對，結果發現，是部與部之間所定標準的不同造成了市場的混亂。玻璃歸建材部管，建材部對同一片玻璃厚度公差的允許值是±0.2毫米，一機部儀表局對水表玻璃設計的公差允許值卻是±0.02毫米，兩個公差允許值相差10倍，這就給采購人員制造了很大的尋租空間。我覺得這會把風氣搞壞，就拿著圖紙，坐著火車去北京找一機部儀表局，后來又找到上海熱工所，最終解決了這個文件標錯的問題。我想這不是一般企業家會去做的事。當初選擇承包企業，初衷就是想踐行改革開放的任務，想做一個開山人，因為我堅定地相信改革會成功。

企業家必須要有這樣的政治自信，聽黨的話，跟政府走。企業只是社會一分子，聰明的企業家能通過政策去分析后果怎樣，會演變出什么，從而為自己的決策做參考。但前提條件是，你要真正做到“敬天愛人”，相信政府，不要做犯法犯規的事，不侵犯員工、供應商和消費者的利益。

2001年2月底，我們得知美國商務部接到三家美國玻璃公司的起訴，起訴中國的玻璃傾銷。當時公司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認為無所謂，不應訴，畢竟我們的產品在國內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態，而且內銷利潤比外銷高。在美國打官司會給企業造成沉重負擔，而且勝負難料。另一種認為應該積極應對。如果這次不去應訴，就等于承認了傾銷，福耀從此就退出國際市場了。我認為應該應訴。首先，我們的客戶主要是全球八大汽車廠，他們實行的是全球采購策略，中標的供應商是提供全球服務的，退出美國市場，最終也意味著要退出中國市場。其次，反傾銷訴訟是國際貿易組織唯一允許使用的行政壁壘，當企業被起訴時只能依靠自己去說清楚，如果我們放棄，國家也不能出面講，這個黑鍋中國就背定了。最后，我認為美國這次找錯了欺負的對象。它以為我是民營企業，肯定賬目不完整，但實際上我們從1999年開始，就使用了Oracle信息集成系統，保證了會計資料完整而可信。況且我們是民營企業，沒有政府補貼，跟他們打官司打了3年，最后我們贏了。

在近兩年的交鋒中，我發現自己有一點幼稚，我原本以為美國是憲治國家，可實際上在反傾銷官司上根本沒有法律。反傾銷是一個政治問題，律師跟我講，為了拖垮我們，首先會判我們輸，等上訴時，再用高額的稅單把企業拖垮。最后我們找到中國銀行開信用證，拿信用證做保證金，不需要利息，官司打贏以后再把信用證收回來就可以了。福耀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第一個反傾銷勝訴的案例，也成為中國企業反傾銷案的經典。

福耀反傾銷勝訴，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相信條約的尊嚴。市場經濟是條約經濟，一切都是按合同來完成的，公開透明。市場經濟的整個分配方案里，國家通過稅收、股東通過分紅來參與企業的分配，于是就要把詳細的數據拿給股東看，賺了多少錢，錢從哪里來，又去向哪里，給國家繳多少稅，都要有完整的數據作為依據。向銀行貸款也需要完整的報表，銀行要知道我的企業經營狀況，值不值得放貸，如果你的經營成本控制得好，報表很好看，銀行可以低息貸給你。完整信息的收集、歸納、集成和使用，對企業來說是非常關鍵的事情，牽扯企業成敗的問題。

現在大家都在談美國總統特朗普加稅的問題。但你要清楚，做生意有個最簡單的道理，我如果不愿意賣，你肯定買不了我的貨，你如果沒有需要，也不會跟我買。買賣雙方的意愿缺一不可。那我問你，這還打什么仗？這回我們也上了它的制裁名單，增加25%的關稅，這明明就是刁難。美國政府叫美國汽車生產商不要向我們買東西，但結果怎么樣呢？汽車廠商說：“我們坐下來討論討論。首先，政策還不一定會實行，如果真的實行的話，你們出一點，我們出一點，一起分擔這25%。”

特朗普這么打貿易戰，長期看會入不敷出。美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了“去工業化”進程，到80年代進入高峰，人們一股腦地去做虛擬經濟，年輕人去華爾街，去硅谷，現在工業企業里每個檔次的管理干部都是缺乏的，我在美國的工廠缺幾百號工人。現在美國40%的服裝和30%的鞋都是從中國來的，中國和美國誰都離不開誰，加稅最后都會是老百姓買單。

我在美國投資，是中國制造業在美投資最大的企業。有人說制造業難賺錢，我說不一定的。我算了一筆賬，這30年白手起家，總共賺了1000億元，給國家繳稅接近150億元，給股東派息大概140億元，刨去我向股東募集的資金約80億元，股東分紅加稅收支出約200億元，我覺得這樣的成績還是可以的。還是那句話，長期的制造業投資是因為我對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有信心，同時感恩于社會的理解、供應商的幫助和員工的努力。你應該大膽承認，沒有他們就沒有你，所以要有感恩之心，跟社會分享，有這個胸懷，才能做更大的事情。

【采訪手記】

曹德旺是一個敢說敢為的“炮筒子”。2016年，他在美國投資10億美元建玻璃廠后，發表言論談到了中美稅負差異的問題，按照他在中美兩國建廠的經驗，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稅負比美國高35%，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議論。于是很多人把他跟李嘉誠撤資相類比，說“曹德旺跑了”，而他又特別耿直，在參加一次企業家活動時說：“我什么時候跑了？我跑哪里去了？我家在福清，企業在A股上市，在國內有大批生產工廠，我為什么要跑？”

見到他本人之后，更發現他性格里有一種直率和專注。曹德旺一天的日程排得特別滿，我們采訪的時間被安排在早上8點，等我們到的時候，他已經完成了早晨的第一撥工作。他每天凌晨4點就起床了，這個習慣是他小時候跟父親做小生意時養成的。他是一個埋頭做事的人，絕不會為了擺架子犧牲工作效率。

曹德旺是地道的農民出身，沒上過幾年學，他從承包小的鄉鎮企業開始，一步步創造出了世界最大的汽車玻璃制造企業，幾乎每一步的發展都是改革開放的見證。1976年，他與朋友一起籌劃創辦了生產水表玻璃的鄉鎮企業。1983年，國家發布《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做出進一步肯定，并特別指出，有的企業可以試行經理（廠長）承包責任制，曹德旺帶頭承包了水表玻璃廠，僅用了4個月時間，就賺回了全年的承包費用。

當國務院發布《國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規定后，水表玻璃廠開始探索鎮政府與私人承包者合資經營，當其他個人出資者相繼退出之后，曹德旺甚至將自己的房產做抵押，向銀行貸款融資成為最大的個人股東。“那時，其他幾個承包者罵我是傻子，如果承包政策變了，我們就會變成投機倒把分子被抓。但我堅信政策只會變得越來越好，改革開放一定會取得成功。改革總得有人先行一步，我愿意做一個探路者。”而到了1991年，已轉而生產汽車玻璃的福耀集團又被選為福建省試水證券市場的試點企業，經過兩年多的籌備，成功上市。

在此之后，福耀集團開始了全球銷售與生產的歷程，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最成功的典范之一。同時曹德旺也是名副其實的中國首善，累計個人捐款超過100億元。他說，正是因為社會的和諧與穩定，以及無數人的支持幫助，才讓他從一個一文不名的貧困青年，成長為今天跨國集團的董事長。人應該懂得感恩。

2009年，曹德旺榮獲“安永全球企業家大獎”，這個有企業界奧斯卡之稱的獎項自設立以來，他是首位華人獲獎者。頒獎詞中寫道：“他的成就遠遠超過汽車玻璃領域。福耀集團真正推動了中國汽車工業在海外的發展。”曹德旺說，選擇汽車玻璃行業源自自己的一份追逐事業的責任感，而這種堅守正在向全世界證明，中國制造不但可以做到全球領先，未來還將會有更為廣闊的發展。

（本文原題“曹德旺：我在美國做玻璃”，選自現代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光榮與道路——中國大時代的精英記憶》一書，該書由《三聯生活周刊》編著，李鴻谷主編，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