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這個城市充滿了積極的改革創新精神和先行先試的意識，可以做很多實實在在的事情，可以去實踐一些理念，改變一些東西，這是深圳特有的優勢。期待深圳繼續保持這種魅力，把經濟特區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留下更多有志有才的人，為這個城市的發展作貢獻，為國家的進步擔起探路的責任，這也是改革開放的福音。

王敏

1955 年 4 月出生于河北，曾任深圳市人事局（編辦）局長、主任、黨組書記，深圳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局長、黨組副書記。

口述時間

2018 年 12 月 7 日下午

口述地點

深圳市人才園

本期采寫

深圳晚報記者 周婉軍 實習生 劉潔 康銘祥

壹

在中央國家機關前景可期，在基層做事則很不同，深圳經濟特區先行先試的優勢很吸引人。

來到深圳就不走了

1977 年恢復高考，我從甘肅考回北京，從小對文史哲感興趣的我 , 誤打誤撞在北京大學讀了政治經濟學。那時候國家發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老師的第一堂課就是教我們 " 經邦濟世 "。1982 年大學畢業，我報考了中央黨校的 " 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 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因為中央黨校的氛圍，3 年的碩士研究生生涯，我讀了很多馬列原著，馬列的思維方式在我后來幾十年的工作生涯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1984 年底，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辦公廳籌建研究室。從中央黨校畢業后，我就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工作，主要做政策、立法、社會問題調查研究。1995 年，我從北京中央國家機關到深圳掛職鍛煉，擔任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

在此之前，我就與深圳有一個特殊的機緣。

▲ 2009 年 4 月 21 日，公務員分類管理改革座談會。

上世紀 80 年代中期，深圳市開始人民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當時深圳經濟特區建設如火如荼，為了讓發展更有法制保障，上世紀 90 年代初，深圳開始申請特區立法權。

1990 年 12 月，深圳市人大常委會正式成立，深圳市有關領導立即著手爭取特區立法權。1992 年，全國人大授予深圳經濟特區地方立法權，這期間，我作為工作人員參與了全國人大授予深圳經濟特區立法權草案的起草工作。

當時省人大可以制定條例，但是內容形式都非常有限。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把特區立法權授予當時深圳這樣一個 " 城市 "，這在全國還是第一次，可見中央讓深圳闖出一條路的決心非常大。

之后，我曾陪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領導來深圳，調研地方立法權行使的情況。

1998 年，掛職期滿后，我選擇了留在深圳。

那個時候的深圳沒有今天這樣的建設水平，沒有現在這么多高樓大廈，但是這個城市充滿了激情和活力。

貳

改革的核心是自我改革，最重要也最難，如果想要有作為，必須有勇氣和擔當。

率先探索 公務員聘任制和分類改革

2005 年，我出任深圳市人事局局長兼市編辦主任一職。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頒布（以下簡稱《公務員法》），提出了公務員分類管理的概念，其中有兩條規定從未有人做過：聘任制和分類管理。

這對深圳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過去，機關工作人員都被統稱為干部，早在上世紀 90 年代初，深圳就率先踏上國家公務員制度建設的歷程，開辟了黨政機關補充工作人員試行公開招考的先河。1993 年，深圳頒布了《深圳市國家公務員管理辦法》，在全國都還叫干部管理的時候，深圳就已經在探索公務員管理。

▲ 2010 年 2 月 23 日，王敏（右二）到寶安區調研就業工作。

我到人事局后，面臨的第一件事，就是《公務員法》的實施。深圳一直走在改革開放的前列，主動探索、先行先試是使命。當時我們就請示深圳市領導爭取開展公務員聘任制和分類改革的試點工作，也向當時的國家人事部（現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進行了請示匯報。

我們先后跑了幾趟國家人事部，部里非常支持。2007 年 1 月，國家人事部批準深圳開始公務員聘任制的改革試點工作。

改革怎么改？首先就是打破鐵飯碗。

當時國企和事業單位都已經進行了聘任制，將市場的規則引入體制，但是在公務員隊伍中一下子大改也不現實。當時我們就先在基層和專業技術部門開始實行聘用制，再慢慢擴大范圍。

其實在公務員分類管理改革試點之前，2006 年 8 月，我們就已經率先實施公安專業化改革，那時候深圳有四萬多名公務員，其中兩萬名左右是公安系統的，如果按照一般的考核晉升途徑，哪有這么多的領導崗位安排他們呢？所以我們根據不同系統、不同類別的職位，采用不同考核管理辦法，讓各類人員能夠各得其所，專心于本職工作，憑借技能和工作經歷獲得應得的待遇，解決 " 千軍萬馬擠獨木橋 " 的傳統局面。

2008 年，深圳被確定為全國唯一的公務員分類管理改革地方試點城市，改革在深圳市的公務員隊伍中推開。之前，公務員管理還是采用 " 大一統 " 舊模式：招錄一張卷，培訓一堂課，考核一根尺，升遷一把梯，造成基層留不住人才、人浮于事、機構膨脹等各種問題。改革后，公務員職位被劃分為綜合管理、行政執法、專業技術三個類別，工資制度和職務晉升都改變了。

▲ 2010 年 7 月 8 日，王敏出席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大會組委會第一次會議。

其實，公務員本身也是一個職業，需要一套完整的制度來進行保障，提高管理的科學性。

2006 年，深圳在全國也是第一個吃螃蟹，推行了事業單位的分類改革，這是一件非常難做的事，但深圳也是先行先試，為后來全國的事業單位改革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經驗。

當時國家也一直在研究事業單位分類改革，不少領導帶調研組來深圳調研，聽取我們匯報改革的情況。

后來 2011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的指導意見》出臺，文件里的內容，幾乎都是深圳先試先行的做法，這等于國家基本上把深圳的做法和經驗都予以肯定并加以吸收了。

大部制改革石破天驚

2008 年，國務院進行大部制改革，把行政系統中職能相近、管轄領域雷同的部門進行歸并重組，當時人事部與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合并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這之后，廣東省領導在廣東選了兩個城市作為機構改革的試點，其中一個就是深圳。

大部制改革的核心就是簡化審批、減少部門之間扯皮、提高辦事效率。當時省領導對深圳寄予厚望，提出了改革的明確標準和要求，并親自給中編辦有關領導打電話，希望中編辦領導予以支持，幫助深圳進行大部制改革。

▲ 2011 年 5 月 10 日，王敏（左一）調研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對口扶持的廉江市石嶺鎮塘雷村村小學。

中編辦很快就派了一個工作小組到深圳，和我們一起研究改革方案。我們研究總結了歷次機構改革的經驗，也學習了其他國家政府管理的特點，最后定下了一個改革力度非常大的方案，一是將 45 個部門一下子砍掉了近 1/3，只留下了 31 個；二是大量減少政府部門的審批權，努力實現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三是大規模削減內設機構，提高工作效率。

深圳大部制改革方案事前一直處于嚴格保密狀態，包括我們走所有審批程序，都必須嚴格保密。

最后方案出來時，石破天驚，很多人都沒想到深圳大部制改革力度如此大。

過去各個部門經常打報告 , 要求增加編制機構，市編辦天天要研究應付，改革之后幾乎沒人再來找我們要過編制。

后來很多省市來深圳研究考察深圳的大部制改革。其實當時深圳做這件事情時，頂著極大的壓力，猶如 " 壯士斷臂 "，但正是因為這座城市有改革基因，有改革的環境，最后才能做成。

叁

這是一座人才愿意在這里生根發芽的城市，所謂大象無形，要從長遠的觀點打造城市的生活環境。

軟環境好了 人才自然來

2000 年，我在深圳市政府做副秘書長，有一段時間，我協助分管科技的副市長開展工作，當時我就發現科技行業有很多人才優惠政策。

等到了人事局以后，我就發現人才工作應該是全社會全領域的。當時深圳市只有科技行業有一套比較系統的人才優惠政策，我們就想如果在深圳的各個行業都設立一套吸引人才的獎勵標準，不就可以全方位吸引人才嗎？

學著科技行業，2008 年，我們制定出了加強高層次專業人才隊伍建設的 "1+6" 文件，這是深圳市首個綜合配套的人才政策文件，解決了深圳市人才隊伍建設中很多的突出問題，包括住房、子女入學、配偶就業、學術交流補貼等。

當時這個文件在全國引起了比較大的反響，很多城市都開始跟深圳學。

"1+6" 實行的是公開透明的核準制，各類人才標準都寫在文件中，人才申請時自己比對，符合標準即可。這就對前期的標準設定有比較高的要求，需要花大力氣調研論證。如果標準設定不合理，將帶來很多后續問題，所以后來文件也根據實際情況做了多次調整。后來我們也對海外人才制定了一些相應的獎勵政策。

后來中共中央組織部下文，組織部在人才工作中發揮好牽頭抓總作用，人才計劃后期由深圳市委組織部統籌協調各部門推進。

人才引進計劃一步一個腳印往前走，也是政策的改進過程。在人才引進初期，我們以金融支持為主要辦法，但是我們也慢慢意識到，今后，城市的基礎設施、公共環境、產業鏈條、空氣水土、文化教育等城市環境條件才真正是人才扎根的考量標準，政府要從長遠的觀點看人才引進，應該逐漸調整為打造發展環境，物流好、通關順、醫療教育條件好、生態環境優，這些軟環境逐漸提升，人才自然會被吸引而來。

只要繼續保持改革創新精神，深圳未來的發展就充滿希望。

總第 15 期

出 品：深圳市政協 深圳晚報社

總策劃：戴北方 王 璞 王大平

總監制：柳光敏 鄧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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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執行：唐亞明 周智琛

統 籌：吳振興 成 功

梁瓊月 張 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