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年，榆林商人黨培旺一直在為他公司的一起國家賠償案奔走。直到2025年2月，黨培旺才發現陜西高院將這起案件指令重審后，榆林中院已經開庭審結，但他的律師并未告知他這一情況。

2013年，因為一起先予執行裁定違法案件，榆林市榆陽區法院作出賠償決定書，由該院賠償黨培旺的榆林宏達基建工程有限公司231740元。2014年1月，榆林中院維持了上述賠償決定。之后，宏達公司向陜西高院賠償委員會申訴。2014年12月，陜西高院賠償委員會指令榆林中院重審該案。

陜西高院指令榆林中院重審該國家賠償案

黨培旺告訴澎湃新聞，陜西高院指令重審后，就再沒有動靜了，“我還多次給相關部門投訴榆林中院，但也沒有結果。”2025年2月，黨培旺委托一位北京律師代理此案，律師閱卷后發現，此案已于2016年審結。這一次賠償多了1.7萬元，但與宏達公司主張的400余萬元賠償相去甚遠。

黨培旺表示，他既不知開庭一事，更沒見過賠償決定書，執行款亦分文未見。黨培旺電話與當年的代理律師張某某溝通，張某某起初再三表示不知情，后又改口稱“想起來了，參加過這個開庭”，并稱黨培旺也知情。

日前，黨培旺已向榆林市司法局書面投訴張某某，并準備向陜西高院提起申訴。

指令重審的國賠案

黨培旺曾是榆林宏達基建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總經理，2003年，該公司卷入一起相鄰關系糾紛案，榆林市榆陽區法院作出一份先予執行裁定，裁定宏達公司一在建項目停工。

2004年，榆陽區法院上述裁定被撤銷。宏達公司因上述裁定停工三百多天。

此后，宏達公司以停工造成損失為由，申請國家賠償，金額400余萬元。2009年，陜西高院作出裁定，確認前述榆陽區法院先予執行裁定違法，并確定宏達公司可向榆陽區法院提出賠償請求。

2013年，榆陽區法院作出賠償決定書，決定由該院一次性賠償宏達公司231740元。由于賠償決定和申請金額差距懸殊，宏達公司不服該決定，向榆林中院賠償委員會申請賠償。2014年1月，榆林中院審理后維持了榆陽區法院的賠償決定。

此后，宏達公司向陜西高院賠償委員會申訴。2014年12月，陜西高院賠償委員會審查后認為，榆林中院賠償委員會作出的賠償決定部分事實認定不清，決定指令榆林中院賠償委員會重新審理。

黨培旺介紹，案件發回榆林中院后，就再無進展。為此，他還多次向相關部門投訴，但也沒有結果。2025年2月，黨培旺委托北京一位律師代理此案。該律師到榆林中院閱卷后發現，前述國家賠償案已于2016年審結。

案卷材料顯示，陜西高院將上述國家賠償案指令重審后，榆林中院于2015年8月27日曾舉行聽證，曾任宏達公司代理律師的張某某于2015年8月24日在聽證傳票送達回證上簽字代收。

聽證筆錄顯示，宏達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到庭，委托代理人張某某到庭參與聽證并主張申請賠償403余萬元。

2016年8月8日，榆林中院作出賠償決定，決定由榆陽區法院一次性賠償宏達公司249545.15元。較此前榆陽區法院的賠償決定，多了17805.15元。

2016年12月7日，張某某代宏達公司簽收了榆林中院作出的國家賠償決定書。

送達回證顯示，重審后的賠償決定書由律師張某某代取

已向司法局投訴律師

國家賠償再審案件審判流程管理情況表顯示，宏達公司國家賠償案結案日期為2016年9月26日；結案方式為撤銷原賠償決定，賠償249545.15元；結案標的為0元。

黨培旺表示，從案卷材料看，宏達公司的國賠案已經審結，但公司及他自己并未收到任何賠償款項。

黨培旺提供的他與張某某的通話錄音顯示，2月18日，黨培旺與張某某多次電話溝通此事，張某某起初再三否認，后又承認知道此事，并稱通知過黨培旺。

在黨培旺將案卷材料拍照發送給張某某后，其稱：“我記起了，參加過，原先判了23萬多，這會判了24萬多。”張某某告訴黨培旺：“你肯定也知道呢。”此后，張某某又稱，黨培旺確實知道此事，2017年他還寫了申訴狀，在電腦上存著，也肯定給黨培旺了。

張某某通過微信給黨培旺發了一份國家賠償申訴書，申訴書落款時間為2017年1月10日，申訴請求為，依法撤銷榆林中院前述國家賠償決定書，依法判決賠償宏達公司4034624.03元。

不過，因該國家賠償申訴書是張某某通過微信傳給黨培旺的Word版本，因此無法確認該申訴書形成的確切時間。

而黨培旺堅稱，他們從不知道榆林中院重審結果，也沒有見過張某某給他發的這個申訴書，“重審結果就比之前的賠償決定多了1萬多元，和我們申請的賠償金額相去甚遠，如果知道這個結果，我們能不申訴嗎？”其提供的材料顯示，2024年5月，他還向有關部門投訴榆林中院不執行高院指令重審決定一事。

黨培旺表示，目前，宏達公司已向榆林市司法局投訴張某某。此外，公司還準備就國家賠償案向陜西高院繼續申訴。

針對此事，澎湃新聞曾致電張某某求證，但其未接聽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