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生命中的最大幸運，莫過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強時發現了自己的人生使命。——茨威格《人類群星閃耀時》

2019年9月，我正式進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但結緣則要更早。兜兜轉轉，竟已十年有余，這是一個青年智庫研究者從“賞金獵人”樸素轉身為“研究主人”的自我進化故事。

一、結緣：“這是我理想中的工作”

2014年3月，在我的導師陶然教授的力薦下，我獲得中國發展研究獎學金，進入中心農村部跟隨劉守英研究員實習。可能由于文字功底還不錯，加上比較勤快，興趣愛好能和同事打成一片，很快嶄露頭角，成為實習生中參與程度最深者。中心政策研究的特點是問題導向，真正為摸清情況以資實地應用而調查寫作，比較樸實接地氣。這與我在人大漢青接觸到的大量酷炫模型很不相同，發表和方法導向容易使人迷失在模型的汪洋大海中，而忘了為了什么而出發。

真實世界，問題導向，才是我的出路。在農村部實習的兩年時間中，走了大半個中國，極大地增長了見識，也收獲了十幾篇沉甸甸的報告。

需要說明的是，我在進入中心之前的生活一直比較奔波。除了每學期七八門課的學業外，為了能有更豐裕的生活，開過淘寶店、賣過舊書、當過駕校代理、給出版社編過書、給不少老師當過研究助理，一年掙個5萬-10萬問題不大，在學生里算個“小土豪”，可以沒來由地經常請人吃飯。到農村部實習后，我發現只要好好寫報告，一年10萬問題也不大，而且與自己的主業相互促進且更舒服，于是就把“多種經營”砍掉了，避免時間的過度分散與無端浪費。

一個工作，既能夠使得自己增長知識和本領，又能使得自己獲得體面的收入，我意識到“這是我理想中的工作”。因此，也更加篤定地付出。

二、出走：成為一名“賞金獵人”

很多時候，“有心栽花花不開”是生活的常態。臨近2017年博士畢業時，中心突然不招應屆生了，加之劉守英老師也離開中心到人民大學當教授，我想我要與中心失之交臂了，有些悵然若失。

當時，我有一個大概率保底的工作，即去首經貿當老師，這也是劉守英老師幫我爭取的。“手里有糧、心中不慌”，找工作只找了發改委宏觀院和央行研究局。2017年1月底，宏觀院就要了我，且要求很快簽約。考慮到宏觀院也還不錯，就答應了。實際上，當時我還在市場所實習，但當時與各位領導、同事接觸較為有限，做的工作也很少。直到2017年6月，所里要舉辦一個國際會議，我才忙碌起來。其實，這時候我已經確信我不會來中心了，但我希望用一次付出，感恩中心三年來帶給我的成長，連續熬夜，盡力把這次會辦好。

2017年7月，正式入職宏觀院經濟所。宏觀院人比較多，加上所與所、乃至所與院都是平級的，所以機制也比較活，不坐班。平時的工作是雙向選擇，實行課題組長負責制，其他人則根據自己的實力，成為“賞金獵人”。誰比較能干、誰比較靠譜，工價就高一些。

在年輕人里，我做“政策研究”的經歷算是比較豐富的，上手也快，因此找我的人不少，除了經濟所的一些課題，我還廣泛參加了國土所、財科院、人民大學等外部單位的課題，收入還比較可觀，算得上一名還不錯的“賞金獵人”。但給人干不如自己干，我開始嘗試承接一些外部課題，2018年底攬到一個國土空間規劃課題的專題，金額30萬。

可以說，在宏觀院的兩年多時間里，我所有的努力都是圍繞提高收入、快速奔小康來開展的。那時的我，一直秉信收入即是市場價值的體現，小康之后才能施展手腳。事實上，這種做法與宏觀院的體制也是激勵相容的。

三、歸來：還迷糊著

2019年4月，我參加了市場所的招聘考試，并于9月正式到所里上班。歸來后很親切，有欣喜。但也不得不承認，剛來所里的一年，由于激勵機制變化與收入沖擊，我有些迷迷糊糊。

雖然都是做咨詢研究的事業單位，但中心“公”的成分更高一些，青年研究人員的收入主要來自工資收入，課題收入僅作為績效的一部分納入工資。

這無疑給我帶來了明顯的收入沖擊。加之從宏觀院出走時代價不菲，里外里一下子少了不少錢。2019年中心的職稱評定也未能如期舉行，內心有些苦悶，夜深人靜時也難免慨嘆時運不濟。

表現在工作上，就是有些迷迷糊糊。領導交辦的，當然也都會去寫，但是因為沒有了及時的賞金激勵，寫得不帶勁，加上任務繁多，質量上也多是以能交差為準。這是因為“賞金獵人”的心態尚未轉變，沒有“賞金”就干不動，“賞金”不高就犯迷糊。

但從深層次來講，人的困境多來自把自己擺得太高，下不來。沉浸在自我營造的迷夢中，不愿醒來。只有等別人來要求、來“請”，才動一動，幾乎沒有主動寫調研報告。

四、醒了：用力吧！

2021年3月，父親溘然離開，成為到目前為止的人生中對我最大的打擊。我為自己沒有盡到為人兒女的責任、照顧好父親而長久自責，陷入深深的悔與恨中。在日復一日的痛苦中，我也開始驚醒。這樣迷迷糊糊的日子不能再繼續了，我要如何發展，如何在中心“立住”？

用力吧！寫報告吧。

正好在此時，鄧郁松老師提醒我和三元，要一個季度寫一篇調研報告，邵挺老師也提醒我不要托大。我先從之前撰寫的課題報告入手，將其改寫為調研報告，并嘗試在外面也發一下，先露個臉。平時有些小的思考，就寫成兩三千字的豆腐塊文章，在中心的《經濟要參》發一下，作為一種寫作訓練。

我很快發現，用心寫出來的報告是有人讀的。就租房券問題寫了一篇調研報告，一篇白頭，后者獲得了中央領導批示。有些報告中央領導雖未批示，但給其他不少具體部門的人也帶來了有益參考。相關部委、《經濟日報》等機構的人士陸續聯系到我，這給了我很大激勵，讓我覺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能夠為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完善提供一定的參考，寫作與反饋形成了一種良性互動。

得益于此，我2021年寫了十多篇調研報告、擇要、白頭，在《經濟要參》等雜志發表文章十余篇，成果在中心年輕人里還算比較突出。

五、持續加力：從“賞金獵人”到“研究主人”的樸素轉身

寫多了，我越來越覺得，應激性用力只是一個初級階段，需要主動加力，完成從“賞金獵人”到“研究主人”的樸素轉身。

在“賞金獵人”階段，被動賣力，只是研究的一般參與者，拿賞金，完成任務。其快樂來自拿到賞金時的滿足感，但“賞金”是分散的，難免東一榔頭、西一棒槌，發力不集中，很難形成研究的積累。人都是容易小富即安的，特別是在窮的時候。來得過快的“賞金”，不久便能吞噬從長計議的決心和意志。

到“研究主人”階段，主動加力，真正成為研究的推動者，需要琢磨、思考哪些才是真正有價值的研究，而不是僅僅考慮哪些是有“賞金”的研究；需要發揮“企業家精神”，帶著萌生出的使命感去工作。其中的快樂來自能夠為中國公共政策進步加一把力、添一把火的成就感，也來自形成自己的研究積累上一個臺階后那種豁然開朗的清爽感。

中心最大的優勢是平臺，只有把研究做好，真正在特定領域學懂弄通，才能讓個人才華與中心平臺相得益彰，才能實現中心利益、所里利益、個人利益在更高的層次上更根本地統一。

基于對自身位置感的重新認識，我不再滿足于多寫個三五篇報告，而是根據研究需要，想辦法抓緊時間做事，投入精力、投入時間，必要時也投入金錢。除了完成中心和所里的交辦任務外，圍繞住房和土地政策領域琢磨還有哪些重要的問題沒有搞清楚？自認為比較重要的問題，自己加緊寫，如居民住房虛擬租金的估“實”問題；認為有一定意義的問題找合作者來一起寫，為合作者提供基本的思路和提綱，分工或由合作者撰寫初稿，我來討論、修改、定稿。

為讓合作者能夠盡最大努力把問題弄清楚、寫清楚，主動提出所有類似合作成果均由合作者署名第一作者、我署名第二作者，合作者如果不是中心的，內部發表時我按照中心規定署名第一作者，對外發表時則由合作者署名第一作者。如果合作者是在校學生，還看不到合作的前景，我會利用自己的收入為其提供必要的補貼。通過這樣一種機制，除了自己用力外，可以比較好地調動他人的積極性，組織、動員力量一起開展研究、集中發力，這些研究成果也將成為我整個研究體系中的有機模塊。每年圍繞10個領域內的小議題進行“小題大做”，寫成5000字的調研報告，一年就是5萬字，五年下來就是25萬字，基本上這個領域的大小問題就都研究過一遍了，多少都有些發言權了。也得積累到這樣的程度，為黨中央、國務院咨政時，才有可能持續說上話，提供靠譜的政策分析與建議。更進一步地，可以為社會提供有價值的公共產品，助推公眾更好地認識和理解公共政策。

好的輸出需要持續的高質量輸入。一有時間，我就閱讀與研究相關的經濟學領域的經典書籍和文獻，并做好摘錄和筆記，與自己在真實世界中的觀察進行比對思考，也讓自己在分析、寫作時能夠更加準確地運用相關的經濟學概念、經濟學思維。除了圍繞特定研究題目閱讀相關材料外，我要求自己每天讀一小時其他的書，這樣既能夠轉變思維方式，也能夠豐富文字表達。鄧郁松老師也提議我們多看其他方面的書，讓我更加篤定這樣做是有意義的。

智庫研究是一場馬拉松，必須有好的身體，才能在長期投入中保持好節奏感。我一改之前的頹廢模樣，通過打球等方式，保持一周三練，也更加注意作息的規律性，不再熬夜，不再像剛參加工作時那樣快中午才到辦公室，早上七點一刻便坐在辦公桌前開始工作，一邊讀書、寫文章，一邊還能曬曬那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

以自己從事學習和研究的心路歷程，充當自序，希望其中的星星之火，能抵達更多的同道中人，為其提供一點亮光。

[作者王瑞民系經濟學博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本文為《央地之間：轉移支付的政治及其他》（上海遠東出版社，2025年2月出版）的自序，初稿完成于2022年4月，定稿于2024年10月。]

《央地之間：轉移支付的政治及其他》以轉移支付為獨特的觀察視角，深度剖析央地互動的底層邏輯，洞察土地財政、房地產發展模式等央地之間的孿生議題，探尋漸進式改革的公共政策空間，收錄于劉守剛、劉志廣主編的《財政政治學視界論叢》，入選“十四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項目，獲得2024年國家出版基金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