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作為一本自創刊以來就把與大時代同頻共振、與青年學人共成長作為辦刊使命的綜合性學術期刊，《探索與爭鳴》于2025年迎來了創刊的第40個年頭，并出版了“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探索與爭鳴》創刊40周年青年學人專刊”，力圖更好地呈現新一代青年學人的學術新貌，一如既往為富于歷史感、現實感、未來感的青年學術研究鼓與呼。

“澎湃新聞”獲《探索與爭鳴》授權轉載專刊的部分文章，本文作者為《探索與爭鳴》第五屆全國青年理論創新獎征文二等獎獲得者、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邱婕。

邱婕（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

為什么時間和節奏越來越偏離人類社會軌道

回顧中國式現代化的歷程，1980年代初，作為改革開放窗口的深圳蛇口工業區，就喊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動員口號，“中國速度”引領“趕超型現代化”，城鎮化率和經濟總量快速增長。當前現代化進程走到“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期，遇到傳統、現代、后現代以及農業、工業、后工業不同發展階段“時間壓縮”“三期疊加”的挑戰。過去40多年中國現代化建設付出了巨大的時間代價，2020年中國勞動生產率與歐盟勞動生產率的追趕系數提高至33.5%，同時卻有42.57%的從業者每周工作時間超過50小時，時間壓力和焦慮的社會心態日益蔓延。近些年來，日本社會“窮忙族”“過勞死”現象爆發也給我們以警示。我國早在1995年前后已相繼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國務院關于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等來限定勞動時間，但時間引發的社會矛盾仍然嚴峻，如快遞員、外賣小哥的時間之困尤其引發社會關注。

“時間”作為社會構成要素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這是當代社會理論需要回應的重要主題。但現有的時間研究側重將時間簡化為物理時間或歷史時間變量來解釋勞動過程、消費行為、城市規劃、社會變遷等議題，往往避開了時間的社會性。當下，我們需要從物理時間面向或者說“社會的時間性”回到“時間的社會性”。回溯涂爾干學派關于社會時間的經典解釋，涂爾干和莫斯曾關注中國傳統的二十四節氣、十二生肖等時間象征，從略帶神圣色彩的社會分類體系和集體意識論證時間的社會性質，明確定義“時間范疇的基礎就是社會生活的節奏”。涂爾干的理論抱負意在通過“時間范疇”的社會性定義來挑戰康德“先驗范疇”的認識框架，提供了時間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的理解思路。但是，他過于強調集體先于個人的總體主義立場，在力圖證明社會事實以及社會如何可能的宏大敘事中滑向了社會決定論的傾向。因此，節奏也被涂爾干學派解釋為一種社會現象，獨立于個人的外在集體表征。為了避免時間范疇陷入宏大敘事的闡釋困境，列斐伏爾最先把“節奏”作為研究專題，通過“節奏分析”將對時間的宏大討論帶回到以往被忽視的日常瑣事和生活時間，強調自然節奏和社會節奏、自我節奏和他者節奏的失衡關系，并以此嘗試給出新的現代性診斷。

作為日常生活批判的收官之作，時間的“節奏”一如“空間的生產”，是另一條隱藏的批判線索。遺憾的是，列斐伏爾在晚年定論之際提出的節奏分析卻一直被失察。列斐伏爾理論廣為人知的是空間生產、空間正義，尤其是二戰后歐洲快速城市化的弊病暴露，促使空間理論成為取代城市建筑和規劃的先鋒話語，以及從空間視角破解資本與權力控制的密碼。但上述解讀偏離了列斐伏爾關于時空、現代性、日常生活的總體性思考，窄化為單一的空間敘事。當列斐伏爾思想傳播至中國，同樣出現了特雷比希評價“廣為人知卻罕為人解”的情形。這場以空間政治批判作為路標的理論旅行，放逐了現代文明的時間維度，回避了社會批判的一個隱蔽問題，即為什么時間和節奏越來越偏離人類社會獲得自由時間的軌道，而對日常生活帶來重重挑戰？

當下，我們應當正視空間轉向造成的理論“盲域”。筆者試圖重拾《日常生活批判》的終章，探討當代社會加速與快節奏是怎樣產生日常生活的新異化，進而填補“時間的生產”命題。為了完成這項理論命題，全篇將分三個環節加以論證：第一，從列斐伏爾深受影響的現象學和存在主義視角來剖析節奏分析的內在理路，解釋“節奏”概念工具何以破解抽象無形的“時間之問”；第二，通過節奏分析比較當代社會日常生活的變化，產生了哪些新的時間規訓；第三，針對節奏異化的新診斷，勾勒日常生活的救贖方案。

節奏：社會時間的具象

從柏拉圖《蒂邁歐篇》中的宇宙靜觀到奧古斯丁的“時間之問”，無所不在但卻無從把握的時間引起了諸多追問。以愛因斯坦與柏格森的論戰為標志，雙方分別表達兩種時間認知路徑：前者代表的物理時間觀提問“時間是什么”，以沙漏、鐘表等作為“什么”的替換物；后者持有的生命時間觀則追問“時間”之“是”（存在）本身。第一種路徑是近代以來笛卡爾認識論和牛頓經典力學的傳統，把時間理解為一種外在刻度，影響了后來的實證主義取向，導致時間地理學、時間社會學等研究將時間簡化為物理時間或歷史時間，作為自變量置于因果解釋鏈條之上，卻繞開了時間的社會性問題。第二種路徑引導我們從物理時間面向或者說“社會的時間性”這一后臺，回到“時間的社會性”的研究前臺。這也是列斐伏爾節奏分析的出發點，《節奏分析》開篇就是“存在物的批判”，著重打破時間是“什么”的回答方式。厘清“存在物”和“存在”兩個層面，是理解時間和節奏分析的前提。胡塞爾批判19世紀實證科學盛行帶來了“只見物而不見人”的時間觀，強調“生活世界是自然科學的被遺忘了的意義基礎”，并進一步推演超越物理時間的現象學時間，提出時間的意向特征。正如古詩講述的人生四喜，“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逢”“遇”等時間性表述將“喜時”指向“喜事”，陰歷這一傳統歷法實際上是“記憶動感情的事”。生活時間區別于點線狀的物理時間，呈現為意向相關的多維網絡，進而借由現象學的哲學鑰匙，打開了理解時間社會性的另一條路徑。

具體的社會時間是什么？現象學和存在論尚未給出答案，這給社會時間的詮釋留下一個懸而未決之謎。對比測量物理時間的計時器及其分、秒單位，與之具有形式相似性、能夠顯示社會時間流逝的某種實在就是“節奏”，甚至這一形式相似性是出于前者對后者的模仿。涂爾干曾指出，日、月、年等時間區分的記號，是集體生活節奏的表達。作為涂爾干的學術接班人，莫斯的民族志故事進一步刻畫了節奏何以成為社會時間的具體形式，從社會形態學角度描述愛斯基摩人的日常生活節奏。例如，冬、夏兩季的變化影響居住方式乃至自殺、宗教、法律、財產分配。由此，季節變化的自然時間延伸到社會時間和集體生活節奏。如同“空間本沒有左右、上下、南北之分”，時間也沒有起、止抑或過去、未來之說，時間的長、短差異不僅是分、秒的間隔，更指向社會互動關系和意義，親密關系間的推心置腹與陌生人間的客套寒暄相比，時間仿佛更加短暫。

如果節奏不同于機械性的速度快慢，那么如何界定“節奏”？人們對于節奏往往“日用而不知”，列斐伏爾模仿奧古斯丁的設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節奏，幾乎所有人使用這一詞的時候都認為自己理解詞義，但含義仍然晦暗不明”。節奏最初是關于音樂藝術的修辭，以重復、連續性的節奏規律為藝術形式。根據現象學的時間意向特征，“聽聲音”現象說明每個瞬間聽到的聲音都蘊含過去和將來的聲音勢態，否則只是一個個獨立的泛音。音樂起承轉合的連續性，形象地表明了時間具有滯留（過去）—原印象（當下）—前攝（將來）的意向結構，即“時間暈”（Zeithof）連續統。透過意向性的時間暈圈，節奏不僅存在于藝術領域，還存在于非藝術的社會生活，身體脈搏、呼吸頻率或是日常吃飯、工作、睡覺等重復性的例行常規，都是對節奏的描述。

廣義上說，節奏是普遍存在的社會現實。節奏的單調或重復、連續或間斷、漫長或短暫，甚至沒有節奏，都決定了日常生活的特定時間秩序。西美爾曾指出貨幣邏輯對商業社會生活節奏的影響，由于貨幣經濟要求準時、精確，對社會時間的改變表現為破壞晝夜交替的生活節奏，替代為具有控制性的固定對稱節奏。商業社會生活的日常性，突出了日復一日的時間計算。列斐伏爾受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影響，認為馬克思式“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框架并不能涵蓋社會全貌，他增加了日常實踐，其中重復性實踐指向西美爾描述的貨幣經濟和節奏改變。因此，與其說節奏是時間形式，不如說是一種社會時間結構。例如，人們幾時起床、工作似乎是個體內在意識的自發活動，但其實忽略了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在同一時間做著同樣的事情，被鬧鐘喚醒、工作、吃飯、休息，這意味著還有一個共有的社會時間。人們常說“到什么時候就應該做什么事”，這個約定俗成的節奏也成為大眾普遍認同的行為規范。正如“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論語·為政》）的人生規勸，代表中國文化對不同年齡、世代給予的社會角色期待。日常生活看似瑣碎重復，但人們知道如何在時間流中“繼續”行事，是因為節奏確定了一種集體生活的制度。由此，節奏作為消解抽象時間迷霧的關鍵，將問題域帶到日常生活批判。

節奏失衡：日常生活的深描與時間困境

節奏分析的路徑從“存在物的批判”出發轉向日常生活，不同于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論調，轉而擁抱現象學和存在主義。按照列斐伏爾的說法，日常生活批判是在胡塞爾的“生活世界”概念基石上“勇敢往前跨出的一步”。往前的一步，重在從日常生活細節診斷現代性病癥。通過節奏分析，我們才能明白習以為常的行為是如何在此時此刻發生，進而回答日常生活批判的哲學發問，即“人們按照目前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是如何可能？”

（一）循環與線性：順時、即時的節奏機制

不論是自然界晨昏、日夜的交替，還是人類工作、閑暇的規劃，都具有特定節奏。“多元節奏”（polyrhythmia）的概念，指涉不同世代、階層所處的不同生活情境及其不同時間尺度。根據依靠傳統的“每日（day-to-day）生活”和依賴經濟技術的“日常（everyday）生活”的劃分，對應的是由來已久的循環時間和線性時間之分，前者是參照晝夜更替等自然現象的周期性規律，后者是資本積累驅動的計時技術及其數量化形式，相應形成兩種節奏。結合現象學時間暈圈的視角，可以深描不同節奏機制如何使時間制度內化為人們自覺遵從的行為規范。

從時間系統的發生來看，傳統社會采集、畜牧等生產活動具有高度自然依賴性，需要察天文、觀天象來籌劃日常行為的時序。古典經籍中有關“時發”“時中”“隨時”等卦辭與現象學的“到時”理念相似，教導人們“應乎天而時行”。天時觀的核心是圍繞農業、漁業等生產活動和宗教儀式的需求，節氣、歷法還決定了會友、嫁娶、喬遷諸多事件“宜”或“不宜”之時，這種“奉天時”的處事之道構成社會的組織模式。我們不妨從《詩經》的敘事來看古代中國農民日常生活的“季節節律”，不僅農業勞作有著春耕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循環周期，節慶儀式也具有季節性規律，“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就表明春秋兩季是舉行婚禮儀式的恰當時期。布迪厄在卡比利亞地區的考察也發現，時間的習慣法受不同地區文化傳統影響，他嘗試描繪時間示意圖，并沒有選擇一條線性直線，而是采用正弦曲線圖，來呈現長短不定的持續周期、起訖日期、過渡期、吉時或兇時對應的農事活動和禁忌，刻畫了社會時間的獨特建構樣式。在循環的時間體制下，傳統社會的日常生活往往“空著時間，悠悠自得，無所事事的消遣”，這也是中國鄉土社會“過日子”的生計結構與“消遣”的生活方式。

工業社會的時間計算從自然節律演變為機器運轉速度決定的線性節奏。就節奏的重復性而言，不論是前現代社會還是現代社會，日常生活就是日復一日的重復。區別在于，循環周期具有指向生活事務的定時意義，線性重復則被抽象為數字形式的量并指向“時間就是金錢”的計算邏輯。在線性節奏的序列，人們沒有時間“去做”（to do）每件事，但是每一次“做”（doing）事情都占用時間。為了確保“做事”的高效性、精確性，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20世紀初福特汽車時代興起了現代科學管理制度，時間表和線性節奏的管理形式被普遍應用在工廠、教育各個領域，包括懲罰工人不守時、通過學校教育培養時間紀律。線性的機械重復使日常行為趨于標準化，工作取代了閑暇，消費取代了消遣。與此同時，工人掀起了縮短工時運動的抗爭，推動《10小時工作法案》（1847年）等工時制度改革。但這也引起另一種時間控制，除了工作時長的問題，還涉及節奏的計算，出現縮短10小時工作日卻增加勞動強度這類“加速的管理”。自此，時間成為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和異化理論的經典主題，強調加速、提效的線性節奏也指向一種新的時間規訓與異化。

（二）節奏失衡：加速的時間景觀和危機

循環韻律與線性節奏的關系是日常生活批判的核心軸線，“節奏失衡”（arrhythmia）的危機直指現代性議題。列斐伏爾提出鐘擺之喻，“鐘擺的循環轉動軌跡還伴隨一個線性的嘀嗒聲。二者的辯證關系，構成時間的度量（即節奏）”。但是，隨著線性節奏作為工業社會產物逐漸演變為日常生活的“領奏”，鐘擺軌跡走到失衡的拐點，甚至時間加速本身成為社會發展的驅動力。

列斐伏爾洞見了社會有機體與生物體存在“心律不齊”的病癥類似，也會出現“節奏失衡”的現代性癥結。精確測量的時間表如同“馴馬術”，快節奏使人像動物一樣被迫習得機械的重復行為，個體內在的時間意識和需求妥協于社會節奏。譬如，吃飯就是身體陷入時間規訓的一個細節，人們就餐往往不是因為饑餓，而是因為“到點”了。從節奏折射出的時間“暈圈”來看，就餐的例證還可以進一步分析節奏背后的一系列社會制度規定，“到點”這個語詞或現象還意味著工作到點結束、餐館到點營業等。在信息時代的全天候經濟下，“24小時”的商業模式、“996”“007”的工作節奏，再次打亂了就餐時間，人們隨時可以外賣點餐，實時更新商家接單、制作、派送的進度和耗時。在平臺管理端則是以監測外賣員行為軌跡、超時懲罰，甚至規劃逆行交通路線等進行時間控制，外賣員上樓、等待的時間都有精確的數字記錄，以此來換取配送、派單各個環節的流通時間耗費最短。問題在于，我們看似擁有自由選擇的時間權利，但彈性化的技術策略和時間邊界的破除，實則削減了時間配置自由。

置身數字社會，自我節奏和社會節奏的裂痕加劇。電子媒介技術已經達到每秒浮點運算百億億次的速度，個體在前所未有的技術驅動下追趕社會節奏。如今人們沉浸于15秒看完一部短視頻，幾分鐘聽完一本書，十幾分鐘看完一部影視劇解說。更關鍵的是，當經濟邏輯塑造的時間理性嵌入日常生活，工業流水線生產的一套時間管理術已成為現代人自我管理的必備技能。今天的工作生活高度依賴“艾森豪威爾矩陣”（根據事情的重要性進行優先排序）、“番茄定時器”（切分25分鐘工作、5分鐘休息等時段）等數字時間管理工具（DTMT），各種手機軟件的算法設計要求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更多任務，并且以實時的“在線”狀態來應對更多事務。但是，超自然的加速渦輪也造成失衡、眩暈的病理狀態，如抖音等短視頻流軟件往往使我們陷入其中而失去時間感知，并且問題轉嫁到個體對技術掌控以及自我時間管理的能力上。在時間管理的責任壓力下，我們身體的視覺、聽覺甚至習得1.5或2倍速的節奏。每個人的生命歷程也卷入快節奏，升學、求職、婚育、養老每一步都被要求跟上時代的步伐，“21天瘦身訓練”“21天學通人工智能”諸如此類的教程達到破百萬的點擊量，擔憂落后的心態渲染了全社會的時間焦慮。時間“壓縮”“加速”反而引起時間匱乏的焦慮感，不斷臨近的各種截止時間逼著人們總是匆匆忙忙地趕時間。

（三）線性節奏的邏輯悖反

節奏失衡的時間病癥，突出了現代社會以線性序列占有并重構時間、以提速增效和節約時間為生產管理原則，反而陷入“時間都去哪兒了”“速度越來越快，時間越來越少”的困境。從傳統社會順應自然的集體生活節奏到現代社會的時間管理，過去原本充裕的“耗時間”變得越來越“趕時間”，時間成為一種稀缺資源，日常生活乃至自我管理都卷入加速社會的渦輪快速旋轉。

根據節奏分析的理論線索，不難解析線性節奏和時間危機的根源。一方面，時間的線性切割，切除了意向性的多維網絡。節日的商品化是典型例證，傳統節日慶典闔家團圓的意義被消解，即便是中國最重要的節日春節，人們的注意力也日漸被各大商業平臺在整點推出的搶紅包等營銷活動吸引，與家人朋友面對面的互動越來越少，這種注意力進而被資本轉換為可獲利的流量經濟。時間管理的價值序列被顛倒，生產消費的經濟目的超過生活閑暇，時間的“交換價值”取代“使用價值”。工作之余所謂的自由時間也成為空閑假象，充斥著各種影像及其背后推銷的“景觀商品”。如今花唄、白條等消費借貸和分期付款機制，更是隱蔽地誘使人們透支“未來”的工作時間以換取“現在”的消費滿足。過去不再被懷念，未來也不再被期許，時間在價值的頭足倒置中被最大化切割為無數個點狀的瞬間，即刻的“及時行樂”被奉為生活信條。

另一方面，大量制造的時間景觀，重新填充時間碎片。現代技術“座架”建構了一個“鏡像”世界，如同列斐伏爾描寫的“媒介化的一天”，聲音、圖像、網絡直播、短視頻流占據了海量的時間，隨時可以接收任何地方的事件資訊。但這僅僅是“貪新鶩奇”的瞬間一瞥，人們的注意力不斷從一個事件轉向另一個新事件，再被滑動到的下一個新的15秒短視頻所吸引。實時刷新的熱門搜索榜，很多只是商業和媒體以吸引眼球、獲取注意力和流量為目標而渲染的熱點。事件的記載、存儲方式不斷更新，新聞制造的信息洪流轉瞬即逝，已導致“互聯網沒有記憶”的悖謬，熱點事件短時間內快速引爆，又快速被遺忘。商業和技術以“無機性”的人造數字記憶，抹殺了人類生命和意志的有機記憶，也沖擊了社會集體的文化記憶。在這個意義上可以理解，為何列斐伏爾聲稱現代性的標志之一是對時間的驅逐和謀殺。仍以節日為例，不僅傳統節日的文化意義被遮蔽，電商平臺還打造了“春季煥新節”“清涼爽購季”“秋季美妝節”“年終好價節”等商業節日，利用自然循環周期的包裝將人們拉入消費狂歡的陷阱。比如，“11·11”購物節引領了這場歡騰，天貓雙十一在開售短短幾個小時內就有幾百個品牌交易額破億，抖音、小紅書等平臺的直播帶貨和短視頻廣告更是爭相擠入加速的消費賽道。

節奏作為社會診斷的概念工具，揭示出循環與線性、生活經驗與時間管理、個人步調與社會節奏之間的現代性斷裂。“數字社會”“網絡社會”“后工業社會”種種判斷無不指涉社會結構和日常生活方式的變革，從春耕秋收的歷法時間和循環韻律，到爭分奪秒的鐘表時間和線性節奏，加速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導向。加速的時間邏輯逐步從經濟生產領域滲入日常生活，快節奏的時間表象、對不斷更新的新異迷戀和速度競賽、以節省時間為導向的技術革新和管理制度，引起時間錯位和高度不確定性的緊張感。由此，加速、快節奏反而激起“廢宅”“躺平”“擺爛”的生活態度，這是今天人們以另一種自嘲、消極的文化表達來抗拒日常生活節奏的異化。

等律節奏：日常生活節奏異化的解題

節奏失衡回答了日常生活批判提出的問題，如何掙脫日常生活的節奏異化，則是節奏分析最終的理論任務。不同于將日常生活置于國家、經濟、意識形態等宏觀議題之下而作為無足輕重的剩余范疇，或者受資本殖民而無出路的絕望之地這種理論傳統，列斐伏爾認為恰恰看似平常的日常性重復和小事才是最直接的問題。由此，馬克思的“改造世界”命題也必須從“改造日常生活”開始。“讓日常生活成為藝術”的美學救贖、時空結合的都市革命等設想，分別從內向性和外向性的分析視角提供了破解節奏異化的可能策略。

（一）日常生活的平庸與新異化

現代社會的加速與劇變，使日常生活殖民成為左翼批判理論關注的議題。沿襲現象學回到“生活世界”的立場，列斐伏爾開辟了一條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路徑，討論時間如何構造普羅大眾的日常生活方式。節奏分析作為其中一個關鍵的理論工具，刻畫出生活世界原本是在時間綿延中的“綻出”，卻被精密計量的線性節奏改寫為截止時間和任務的“完成”。尤其是工廠體制按照時間表的特定節奏，塑造了一種機械重復的生產生活秩序。以福特主義為范本，1913年福特公司首次嘗試磁電機裝配傳送系統，生產流程分成29個獨立步驟，組裝時間從20分鐘減少到5分鐘，機械自動化裝配線創造了汽車標準化“量產”的制造神話。為了減少工人流失率，福特公司又將9小時工作制縮短到8小時，并設立“社會部”“休息室”為工人提供娛樂活動和閑暇。勞動時間成本最小化的線性節奏，創造了工業生產的時間紀律。如同福柯筆下“全景監獄”的空間技術，量化標準的節奏和重復形式打造了一種“全時監獄”，是微觀權力的規訓機制。

福特公司生產流水線

節奏分析對異化理論的發展，在于引入現象學和存在主義的思路拓展馬克思的物質生產和勞動實踐范疇，揭示勞動之外的生活領域面臨的新異化。一方面，具體到微觀的日常生活，不再只是馬克思主義曾經批判的延長勞動時間的控制手段，時間政治已然蔓延到包括吃飯、睡覺在內的各種生活慣習。從20世紀初成年人平均每晚睡10個小時減少至如今6.5個小時，睡眠時間也在不斷被壓縮，甚至有研究在研發無眠技術。今天人們經常使用智能手環等穿戴式設備計算深度睡眠、淺度睡眠、快速動眼時長和清醒次數，試圖精準管理自己的睡眠是否達到了最科學的數值。克拉里提出“睡眠的終結”，警示我們日常生活節奏化是一種比勞動異化更加廣泛且深層的新異化。節奏分析作為批判武器，對涂爾干學派考察不同族群生活節奏的民族志研究的超越也在于此，其不僅區分自然節奏和社會節奏，同時汲取現象學“時間意向性”等思考方式，揭示多元節奏的失衡關系以及背后隱藏的時間權力。另一方面，日常生活批判并不意味著要消除這個異化世界，相反，“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動的共同基礎”。回到“改造日常生活”的任務，日常生活的漸進式革命被寄希望于在單調重復中尋找在場瞬間、在平庸中創造神奇。

（二）等律節奏與線性時間序列的反撥

日常生活批判把矛頭指向現代化、城市化是時間占有和線性重構的過程，相應地，改造日常生活首先應從解開線性節奏的死結著手。線性節奏的前、后、過去、未來的區分，往往造成人們對將來向現在逼近、現在被埋藏到過去的時間焦慮。反思閑暇和自由時間在當代日常生活的消逝，列斐伏爾結合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底蘊和存在主義的詩意，提出“等律節奏”（eurhythmia）作為日常生活節奏異化診斷的藥方，與技術主義和速度神話分庭抗禮。

針對節奏失衡的病理狀態，“等律節奏”設想循環和線性、自然與社會、個體與他者各種多元節奏相互協調同步，以保持有機體平穩運行。在一篇日記中，列斐伏爾描寫到法國鄉村節日不僅僅帶來尼采筆下的狄奧尼索斯式酒神生活的狂歡和共同在場，而且與自然秩序的循環韻律同步。這一借懷念鄉村傳統的“節慶彌賽亞”來反抗日常生活單調重復、實現等律節奏的文化路徑，緣于他對法國巴黎“五月風暴”之后都市問題的失望，以及對法國南部鄉村生活田園牧歌的浪漫寄托。此外，“讓日常生活成為藝術”的想法，指向將如酒神節日的“詩性瞬間”作為等律和諧的時間奇點。詩性瞬間在波德萊爾、巴什拉、本雅明等理論家那里都有所贊嘆，這也是具有靈動氣質的法國哲學對時間研究的獨特理解。但詩性瞬間的美學救贖也使得列斐伏爾走向了烏托邦的想象，從馬克思“總體人”的革命解放轉向了尼采“超人”的美學境界。最終，日常生活的改造方案，延續了德國浪漫哲學以及第一代社會批判理論的審美救贖路徑。雖然，這個集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尼采主義“三位一體”的方案究竟是否具有革命潛能和現實力量有待懷疑，但列斐伏爾在馬克思異化概念工具的基礎上，引入節奏、身體和情感的維度，的確為我們審視當代日常生活的時間困境提供了想象空間。

隨著數字社會及其商業模式、信息傳播方式的改變，工時制度、家—職平衡也成為重要的時間政治議題。今天“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多任務管理”使日常生活不再有簡單的8小時邊界，勞動與閑暇的時間分配、工作與家庭的時間管理等問題越來越棘手。我們往往將勞動時間和閑暇時間、工作和家庭劃分為兩個獨立實體，這潛在地是按照線性時間邏輯切割。勞工史已表明，生產時空和生活時空的分離其實發生在工業革命之后。消費邏輯塑造了“用工作生產掙得的物質財富來換取消費閑暇，而用消費閑暇來逃離工作”的惡性循環。從等律節奏的動態性混合視角來看，日常生活涵蓋循環和線性多種時間形態，既有創造交換價值的勞動時間，也包括具有使用價值的非勞動時間，并不意味著二者的絕對分化或是循環韻律完全被同化為線性節奏。不可否認，現代交通工具、信息技術節約了大量時間并提高了時間分配的靈活性，尤其是家用機器人和智能家居設備，能為承擔社會再生產和家庭照料責任的女性減輕家務等無償勞動的時間壓力。時間技術本身并不是問題，重要的是節約和優化時間是為了什么。當列斐伏爾喊出“讓日常生活成為藝術！”并不是一句空談的口號，下一句將是“讓每一種技術工具服務于改造日常生活！”

（三）時空結合的都市革命

二戰后歐洲進入快速城市化，功能主義導向的城市規劃推動基礎設施建設興起。晚年親歷法國“五月風暴”之后，列斐伏爾轉而關注都市問題，“都市革命”的設想一直延續到《節奏分析》，并從時間維度關注都市生活日常性的危機和出路。《節奏分析》的副標題“空間、時間與日常生活”，指明了時間與空間是一對互構的概念，節奏是時間與空間的“統覺”。考夫曼和列巴斯以“易位迷失：時間、空間與城市”作為列斐伏爾選集的導言標題，澄清空間概念是“都市的節奏”“時間的銘文”。從時空結合的立場理解列斐伏爾的政治策略，節奏概念具有的時間性維度被帶入空間實踐。以“時間化的空間”和“空間化的時間”辯證法來回應都市問題，“城市節奏”“地理節奏”也開始在城市規劃領域受到關注。在詩學革命之外，都市革命彌補了逃逸到審美救贖只是浪漫想象的弱點，也使等律節奏和日常生活藝術化的設想走向現實。

回看列斐伏爾筆下的巴黎街頭，節奏分析描述了廣場上人頭攢動的線性節奏、公園花草樹木的周期循環。他借由詩性瞬間和傳統節慶來打破線性節奏的設想，已轉移到都市街頭現實的時空場景，揭示了現代都市的異時性問題。個體生活步調跟不上制度化節奏、鄉村發展滯后于都市，加速反而產生“社會停滯”和“快速的靜止”的沖突。關聯都市空間的節奏分析，呈現出現代日常生活碎片化的時空拼貼。21世紀的數字資本主義尤其是信息技術，使時間和空間被數字化為一連串算法指令，自動化社會節奏帶來新的挑戰，不論是智能城市發展還是日常家庭生活都受到影響，恰如智能門禁系統對公共空間的區隔，長時段穩定性家庭關系紐帶的松解。

時空結合的節奏理念，也為重新彌合時間和空間的脫域提供可能。為了回應社會轉型和都市生活的劇變，歐洲國家嘗試將時間納入公共政策和城市規劃，通過時間管理來推進社會治理。例如意大利的城市時間政策，推行城市育兒假、公共場所開放時段、上下班錯峰等時間管理方案。將時間與都市革命、城市權利的思考相結合，突破了時間被單一資源化為經濟生產資料，提示我們把時間作為一種公共資源納入社會保障和福利政策。在我國快速城鎮化的進程中，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67%，應對空間擴張、不平衡發展等問題，需要將節奏的組織納入公共空間和城市規劃。近年來不少社區嘗試推動互助托育、互助養老的“時間銀行”等社會服務，從制度層面探索個體生命歷程和家庭周期的節奏。時間權利與空間的居住權同樣重要，由政策引導公共時間資源分配向老年人、女性、嬰幼兒傾斜，考慮社會弱勢群體對時間權利和城市權利的可獲得性，協調個人生活節奏和城市公共節奏的失衡，這也是社會制度和時間政治的一項改良探索。

“時間的生產”與空間生產的理論完成

“時間”是19世紀以來現代性爭辯的重要關鍵詞，從馬克思、盧卡奇、哈貝馬斯再到羅薩，圍繞“異化”的時間討論貫穿整個現代性批判思潮。不論是“工業生產”，還是“社會加速”，都講述了“時間消滅空間”以及“鐘表勝利”的經典故事。但多數討論是以物理意義的鐘表計時作為解釋注腳，分析家計方式、工廠體制，包括學校、醫院等社會機構的組織管理，并沒有真正刻畫社會時間的內涵。列斐伏爾提供了“時間的社會性”的理解范本，從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的角度將聚光燈重新拉回“節奏”的時間畫面，將宏大敘事的時間范疇帶回生活世界，并且跳出將時間和空間分為兩個不同實體的研究傳統，提出解析日常生活的時空合題。然而，可以與“空間的生產”比肩的時間命題尚未得到概念化討論。因此，本文試圖通過列斐伏爾對奧古斯丁“時間之問”的轉化，從節奏分析出發，補全空間生產理論的合奏，即“時間的生產”。

首先，社會時間的理論定位是一種社會的產品。列斐伏爾在寫《空間的生產》的結語時，就已經計劃“節奏分析”是這一理論闡述的終章，甚至言明其理論意義就是“通過空間重新發現時間”。根據空間生產的理論思路，時間和空間一樣是社會的產品。“每一個特定的社會及生產方式，都生產自己的空間”。相應地，時間也是一種后致、生產的社會性構成，這是不同于時間常識的社會本體論詮釋。列斐伏爾將馬克思的“生產”概念擴大至非物質領域，作為一種社會產品，時間具有不同節奏形態，不同社會階段及其生產方式必然形成特有的計時系統和生活節奏。如同工業史的書寫，從電報、電話、火車鐵路再到如今時速千里的交通革命，“工業革命5.0”浪潮中涌現的云計算、元宇宙、ChatGPT、DeepSeek等數字技術不斷改變人們的生活節奏，其演化過程意味著特定時空結構以及協調或沖突的節奏關系，也呼應著社會文明的變遷。

其次，社會時間的生產呈現加速、節奏化的軌跡：其一，傳統社會主要依照草木枯榮、春耕秋收的循環韻律，生產生活以“奉天時”的歷法為準則，順應天時、不違農時的生產方式以及相對封閉的空間構成其社會基礎。其二，現代社會管理按照計量時間標準和線性節奏，標準的公共時間擴大了社會互動鏈和活動空間，都市社會在節奏化的規制下24小時晝夜不分地全天候運轉，日復一日的節奏控制和規訓是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真實寫照。其三，數字社會再次顛覆以往的時間觀和日常生活節奏，傳統社會人類對自然的時間依賴性轉向人—機交互和智能物聯的階段，現代性加速也轉向了即時性。自1994年全功能接入國際互聯網，我國互聯網發展和數字社會變遷經歷了整整三十年。從改革開放后的現代時間理性普及和市場經濟快速增長，到數字社會已經呈現指數級增長，空前放大了技術對時間的生產作用。以工作時間為例，在全天候經濟、項目制、彈性工作制、遠程辦公、移動辦公等模式下，“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相關工時制度規定的時間數量的統計意義不再適用，周一至周五、朝九晚五的時間規范逐漸瓦解，徹底顛覆了過去的日常生活時間結構。技術消除空間壁壘的同時也解構了時間，電子媒介使信息資訊瞬間就可以傳播到遠方，甚至元宇宙的虛擬世界設想了過去與未來的時間穿梭。數字技術的時間邏輯不僅僅是簡單的加速度，高速移動也帶來不受掌控的挑戰。社會時間生產的歷史演變，提出了日常生活節奏化的現代性詰問，“時間的生產”的批判力即在此。

最后，社會時間的生產機制與空間生產三元辯證法的“實踐—表征—表征性”分析框架一致。其一，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演變到今天“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等“時間實踐”，反映出節奏決定日常生活的行為秩序。現代社會時間邊界變得模糊，不再嚴格劃分8小時內外，工作—家庭的時間沖突也指向現代性批判。其二，“表征”概念突出日常生活異化的問題。“空間表征”的定義已經說明，時空實踐在交換價值的主導下演變為抽象、空洞的物質表象。正如空間生產理論著重披露空間占有的政治策略，節奏分析接續社會批判視角，反思鐘表等“時間表征”所規定的集體生活節奏和時間權力。其三，根據異化—反異化、節奏化—反節奏化的邏輯，列斐伏爾對物化的日常生活提出現代性抗爭。與其采取加速和節奏化的方式去緩解時間焦慮、控制未來不確定性，不如關注日常生活綿延和未被符碼化的“表征性時間”。

“時間的生產”言說了一種新的時間理解模式。從廣義的“生產”概念來說，時間是社會的產品。這一命題的意義不只是簡單區分自然時間或社會時間的類型。當我們借助列斐伏爾的“節奏分析”，把“時間的生產”理解為一個動詞而非一個抽象名詞，對時間的理解也就不止于探討鐘表、交通工具、電子技術等技術革新帶來的時間現象，也不單單用以解釋家庭生活、經濟生產和管理，更重要的是從日常生活的總體性定位出發解釋社會系統如何在時間節奏中運轉，由此分析現代社會和日常生活如何建立在“時間”基石上。節奏如同費孝通先生隱喻的“水波紋”，時間動詞可以類比扔進生活世界的石頭，計時技術激起一圈圈線性節奏的水波，波動到職場，引起加班和過勞現象；波動到商業經濟，引起不斷更新換代的快時尚消費文化；波動到日常生活，引起密集母職和教養焦慮……幾乎每處都有一聲“時間不夠用”的嘆息。把時間動詞帶回日常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朝九晚五等日常行為模式具有的生活韻律或節奏，展現了種種重復與差異的時間表象如何被切割、分配，又蘊含著人們怎樣“過日子”的意義。時間的質和量、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控制和取用等復雜關系中，蘊藏蕓蕓眾生按部就班的時間制度。

如今面對愈演愈烈的節奏化，有學者提出“冰川時間”“減速綠洲”，甚至期待“慢社會學”“慢速美學”的研究來回應節奏化的社會診斷。顯然，“慢”的解決方案其實是在“時間就是金錢”的科學管理范式之外，選擇了另一種極端，也即，過度預設了線性節奏及其社會時間制度是一種壓迫甚至“時間暴政”。回看列斐伏爾的“鐘擺嘀嗒”比喻，循環和線性節奏或者今天爭議的慢和快，都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關系。從具象為節奏的時間結構和社會制度來理解，并不是要拋棄數字技術的加速，也不可能退回到鄉土田園的懷舊式想象，“時間的生產”命題意味著面向未來社會去實現日常生活節奏的等律和諧。雖然列斐伏爾延續的審美救贖，以及對獲得時間權利和都市革命的設想，帶有超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色彩。但不可否認，這種“詩意”理想也為“時間的社會性”增加了一些批判力，得以回看貌似無足輕重的日常重復和瑣碎，反思隱而不彰的時間是如何“裝置”了我們的日常生活，進而尋找重新擁抱日常生活的可能。

【本文轉載自《探索與爭鳴》微信公眾號，原標題為：《邱婕 | 節奏與“時間的生產”：日常生活批判的時間盲域 | 創刊40周年青年學人專刊·加速 / 減速：新文化的時間政治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