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致力于沈陽建筑史研究的建筑師楊碩，曾在本號發表長文《奉天驛建筑師考證及建筑風格探究》，探討過幾位日本建筑師的求學和從業經歷以及風格源流。最近，他又挖掘出大量史料和圖片，發現一批在沈陽留存有作品的歐洲建筑師。經過對材料的整理和考證，楊碩撰寫了一系列圖文來介紹這些人物，本期推出第一位，奧地利建筑師蓋苓和他設計的東北大學理工樓。

東北大學理工樓舊址

攝影：張黎明

奠校之基

1926年出版的《東北大學一覽》有“校史”一章，開篇記載“民國十一年（1922年），奉省當局鑒于庶政待興，需才孔亟，前省長王永江議欲聯合吉黑兩省創辦東北大學，以為百年樹人之計。”1923年4月，“諸務就理，省署刊發校章一顆，是月二十六日正式啟用。于是，璀璨莊嚴東北最高之學府遂突現于白山黑水間矣。”

內務府回復給奉天省長公署函

資料來源：《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匯編》第四冊

隨后，奉天省長公署下令購置奉天省城小北門外昭陵（北陵）東南陵堡子村以西的五百余畝土地，規劃為大學理、工、農三科的校址。由于其中三百余畝土地位于白樁外的皇家陵地范圍內，奉天省長公署特致函醇親王載灃，懇請批準使用。載灃以“事關興學，應即照擬辦理”同意施助，予以批準。

東北大學北陵校區奠基典禮合影

一排左十：張學良 一排左九：王永江 二排左三：蓋苓

圖片來源：東北大學新聞網

1923年夏，北陵校區舉行奠基儀式，新校舍建設隨即啟動。理工學院科學館（以下簡稱“理工樓”）是第一座開始施工的建筑，作為東北首所大學新校園的主樓，可謂東北大學的奠基之作。

東北大學理工樓落成后照片

圖片來源：互聯網

1924年秋，理工樓落成，校史中這樣描述，“正樓一座，形如蛺蜨，南瞰城郭，北倚昭陵，而新開河環抱樓前，洋洋西去，瞻眺環境，爽郁蔥蘢，誠勝地也。……斯樓民國十二年夏建基，十三年秋告成。規模宏壯，工作堅實，堪為省會樓房之冠。”然而，這座無論在用途上還是建筑風格上都極具重要性的建筑，其設計者卻不見經傳，鮮有人知。一個偶然的機會，筆者讀到奧地利建筑史學者英格·謝德爾（Dr. Inge Scheidl）博士的著作《Rolf Geyling - Der Architekt zwischen kriegen und kontinenten》，發現這座建筑的設計者是奧地利建筑師羅爾夫·蓋苓（Rolf Geyling）。

沈陽自開埠以來吸引了眾多外國建筑師參與城市建設，尤其是在滿鐵開發后，大批日本建筑師在老城及附屬地修建了許多標志性建筑。盡管奧地利曾在沈陽設有領事館，但該國人士在沈陽的活動卻少有記錄，這位奧地利建筑師的出現讓筆者頗感意外，他與沈陽乃至與東北大學的聯系此前毫無文獻可查，也無官方人物提及。因此，建筑師蓋苓和他主持設計建筑的經歷，引起了筆者極大的興趣。

漂泊筑夢

羅爾夫·蓋苓，1884年生于奧匈帝國首都維也納一個上層中產階級的藝術之家。他的祖父弗蘭茲·蓋苓是奧地利著名畫家。父親魯道夫·蓋苓（Rudolf Geyling）也是一位畫家，同時任維也納藝術學院的教授，并經營著家族的玻璃繪畫工坊，為全歐洲的教堂、公共建筑和住宅創作了無數玻璃繪畫作品。其兄雷米吉斯·蓋苓（Remigius Geyling）同樣才華橫溢，既是維也納歌劇院的舞臺布景與服裝設計師，也是維也納工坊的平面設計師、奧地利制造聯盟的創始成員及維也納應用藝術大學的教授。

年輕時的羅爾夫蓋苓

圖片來源：蓋苓檔案

作為家中四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羅爾夫·蓋苓自幼便沉浸在濃厚的藝術氛圍之中，培養了廣泛的興趣。他對藝術的不懈追求，最終促使他選擇建筑作為自己的職業方向。1904年，蓋苓進入維也納技術大學學習建筑設計，隨后于1909年進入維也納美術學院深造，師從奧地利現代主義建筑的先驅、新藝術運動分支維也納分離派（Vienna Secession）建筑領域的代表人物奧托·瓦格納（Otto Wagner）。然而，由于經濟原因，他未能完成學業，于1910年進入瓦格納的工作室擔任助理，直接參與建筑實踐。

奧托瓦格納設計的奧地利郵政儲蓄銀行大樓，1906年建成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作者：Thomas Ledl

瓦格納倡導功能與形式并重，追求藝術與工藝的統一，反對傳統舊式裝飾，主張探索全新的建筑語言。這種思想深深影響了蓋苓，使他在設計中注重理性構圖，材料的真實表達以及功能的合理布局，這也成為蓋苓后來的設計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

1911年，蓋苓滿懷激情地投身建筑事業，并很快意識到建筑設計的無限可能性。他積極參與維也納及歐洲多個建筑項目，展現出多元而獨特的設計風格。他的作品既深受瓦格納的影響，注重裝飾性細節，例如窗戶護欄上精美的花卉圖案；又借鑒阿道夫·盧斯（Adolf Loos）的理念，以珍貴的大理石取代繁復裝飾，凸顯材質的純粹美感。此外，他在部分設計中徹底摒棄裝飾元素，僅以簡潔有力的線條和幾何圖案構筑空間，而在另一些作品中，他則運用大跨度的鋼結構，強化建筑的功能性與結構邏輯。通過這些創新實踐，蓋苓成為“適度現代主義”理念的踐行者，主張形式的精煉與結構的純粹，以最簡約的建筑語言，營造出富有激情與表現力的功能性空間。

布加勒斯特帝國飯店，1913年建成

圖片來源：ouatib.blogspot.com

1913年，蓋苓與妻子赫敏（Hermine Schmidts）結婚后，加入到岳父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的公司，繼續從事建筑設計。在此期間，他設計了布加勒斯特帝國飯店，以新藝術運動與巴洛克風格相結合的建筑語言，塑造出一座令人陶醉的城市地標。

1914年6月，正當蓋苓的建筑事業蒸蒸日上之際，奧地利王位繼承人斐迪南大公在薩拉熱窩遇刺。奧匈帝國隨即向塞爾維亞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僅一個月后，蓋苓在布加勒斯特被征召入伍，他的建筑創作生涯被迫中斷，原本光明的前景戛然而止。然而，他或許未曾預料到這場突如其來的戰爭不僅令他暫別繪圖桌，更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意味著他將永遠告別歐洲及曾經熟悉的創作環境。

作為炮兵中尉的蓋苓在波蘭前線與俄軍作戰，參加了多場戰役。1915年6月，他被俄軍俘虜，押送到俄羅斯最東端的達斡利亞的集中營，在那里度過了兩年半的戰俘生涯。在集中營內，他教授戰俘們建筑施工方法和幾何學。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后，蓋苓被轉移至海參崴，在那里，他主持設計并建造了集中營的擴建工程，包括教堂、軍械庫以及戰俘紀念碑等重要設施。1920年2月，蓋苓決定逃出戰俘營，持偽造護照從海參崴出發，但是終點并不是歐洲而是中國——他漫長奧德賽的最后一站。

北戴河海灘，1918-1919年

圖片來源：杜克大學圖書館

攝影：Sydney Gamble

蓋苓乘火車沿西伯利亞鐵路向西穿越中俄國境，在綏芬河換乘中東鐵路列車，到哈爾濱又轉為中東鐵路支線一路南下，之后又在長春轉為南滿鐵路，到奉天換乘京奉鐵路列車，終于在五天之后的2月15日到達北戴河。他為什么選擇北戴河作為旅途的終點和新生活的起點，我們并不十分清楚。但此時的北戴河正在從一個小漁村向國際性的度假勝地轉變，而鄰近的天津，也在大興土木。

蓋苓在到達北戴河不久就加入盛名公司（音譯，Shing Ming Co.）任總建筑師，為朱啟鈐主持開發的海濱度假勝地的擴建規劃設計道路、別墅、酒店、咖啡館以及各種公共建筑。北戴河現存的別墅中，也多由蓋苓和他的德國同事魏迪錫（E. Wittig）設計。不過幾個月之后，盛名公司由于合同問題破產。蓋苓并沒有選擇回國，而是決定與兩位德國合伙人魏迪錫與貝倫特（K. Behrent）成立自己的公司——元富建筑工程公司（音譯，Yuen Fu Co.）。元富公司的業務主要集中在天津和北戴河，既規劃新建筑，也進行施工。在這期間，蓋苓于1922年前后獲得了東北大學的設計委托，這也是蓋苓在中國收獲的第一份大型合同。

位于天津英租界劍橋道（今重慶道）的劍橋大樓。 該建筑由蓋苓自行投資，設計和建造，具有典型現代主義特征，1936年建成。樓內除了蓋苓美術建筑事務所之外，其余房間用于出租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攝影：xrdtj

1923年蓋苓離開了元富公司，獨自營業。 他在天津、青島、上海等地設計了大量的公共和商業建筑，包括別墅和公寓等，比如天津的德美醫院、西門子公司辦公樓、民園大樓、劍橋大樓、香港大樓、津南里、曹汝霖舊居、章瑞庭舊居、北倉防洪水閘、青島煤礦擴建工程等。

原天津工商大學主樓。1921年1月天津工商大學(Institut des Hautes tudes Industrielles et Commerciales de Tientsin)成立， 1933年8月國民政府立案，定名為私立天津工商學院(Tientsin Kung Shang College)， 1948年10月，改建為大學，定名為私立津沽大學(Tsin Ku University)，1952年8月撤校

圖片來源：Flickr

攝影：TJArchi-Studio

蓋苓不僅是一位備受尊敬的建筑師，也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建筑承包商，甚至是一位卓越的建筑教育者。1929年，他受法國天主教會創辦的天津工商學院聘請，擔任建筑學教授，講授建筑設計、建筑施工及靜力學等課程。然而，由于其公司業務繁忙，他在五年后不得不結束這段教學生涯。 天津工商學院建筑工程系是天津大學建筑學院的前身之一，因此，可以說蓋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天津大學建筑學科發展的奠基者之一。

蓋苓，赫敏以及兩個孩子在天津慶祝結婚 25 周年的合影

圖片來源：蓋苓檔案

蓋苓在中國生活了三十余年，至今，在天津和北戴河等地仍有一定的知名度，當地建筑史和文旅界對他都有研究。可惜的是，蓋苓曾經詳細記錄的250余項工程的目錄以及圖紙等檔案在他去世后都留在中國，歷經各種運動，大部分遺失，僅有一些照片被他的妻子帶回國而得以保留。

沈奧結緣

奧地利位于中歐，東接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西鄰瑞士、德國和意大利，首都是維也納。1804年，奧地利帝國成立。1867年，奧匈帝國建立，成為歐洲的重要強國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奧匈帝國解體，奧地利共和國宣告成立。1938年，奧地利被納粹德國吞并，直至二戰結束后才恢復獨立。奧地利不僅以深厚的文化藝術底蘊聞名，其工業體系同樣發達，尤其在精密制造和武器工業方面享有盛譽。

奧地利與奉系軍閥的交往由來已久。張作霖為打造東三省兵工廠，招攬了眾多歐洲優秀的武器專家、化學家、工程師和建筑師。他們來自白俄、丹麥、德國、捷克、英國，當然，也有來自奧地利。早在1922年，張作霖就曾邀請奧地利工程師布魯諾·穆勒 (Bruno Muller)商討建立一座大型的兵工廠，張作霖最終選擇向穆勒推薦的奧地利百祿（B?hler）公司雇傭工程師，技師以及奧地利軍隊的前炮兵軍官。此外，大約2000門在協約國管制前隱藏的半成品火炮，以及數百臺適合生產火炮和小型武器的壓力機和機床被偽裝成鐵軌通過海路運抵奉天。

奧地利武器專家亞歷山大·弗蘭克（Alexander Franke）也被張作霖邀請到奉天為他工作，制造3,000枚地雷，并完成軍械技術和大炮技術力量的組織工作。東三省兵工廠遼式十四年造77毫米山炮，100毫米榴彈炮均以奧地利火炮為原型。令人感慨的是，蓋苓也曾是一名炮兵。現實總將毫無交集的人與事悄然串聯，仿佛早已在命運的長河中寫下注腳。

位于商埠地三經路上的奧地利駐奉天領事館

資料來源：《1927年奉天省城市街全圖》

奧地利在1925年成立了駐奉天領事館，并任命百祿公司奉天分公司的主管鮑曼·赫爾曼（Baumann Hermann）博士為名譽領事。

1922年，蓋苓在元富公司期間為天津實業家章瑞庭設計和建造位于法租界霞飛路（今花園路）的住宅。章瑞庭與張作霖關系密切，此時他經營的恒記德軍衣莊正在承做東北軍的服裝。1925年蓋苓又為章瑞庭在北戴河設計別墅，張學良曾幾次借住在章瑞庭別墅里療養。

同樣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期間，蓋苓為奉系軍閥在天津設計建造了一處秘密的會所別墅，用于作戰會議。蓋苓信守承諾，為這個建筑保密至終生，直到2005年蓋苓的兒子訪問天津時才被了解到。

奧地利與奉系軍閥的聯系，以及章瑞庭與張氏家族之間的關系，在某種程度上促使張作霖及東北大學的創建者對奧地利建筑師產生了天然的好感，蓋苓或許正因此而受到青睞。根據蓋苓的記述，早在1922年, 即東北大學成立的前一年，他便接到了新校園的設計委托。他的工作范圍涵蓋了校園規劃、理工樓、教授俱樂部等多個項目。

張學良（左一）與關頌聲（右一）等人1935年11月于洛陽合影

圖片來源：西雅圖飛行博物館 / The Julius A. Barr Photograph Albums and Films

在張作霖去世后，張學良著手擴建東北大學。為與奉系舊勢力劃清界限，他選擇了由與其關系親近的關頌聲所經營的基泰工程司負責校園的規劃與建筑設計。

楊廷寶設計的東北大學北陵校區圖書館，1929年建成

圖片來源：互聯網

這一重任最終交由近代中國建筑設計大師楊廷寶操刀。楊廷寶以蓋苓設計的理工樓為中心，規劃了整個校園的擴建方案。然而，在其設計的圖書館、法學院等建筑中，他采用了與蓋苓截然不同的風格、形式和材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永恒之道

1889年由羅約翰 (Dr John Ross) 創建的奉天東關教堂

圖片提供：余泓

上個世紀20年代左右的中國建筑界有一個有趣現象，即由外國業主委托或者外國建筑師設計的建筑項目，都非常想將中國傳統建筑元素結合到符合新式功能性的建筑中。這種民族式的建筑實踐最早可能是一種非自覺的對于周圍環境的協調，比如早期在中國建造的一些教堂建筑常常完全采用中國建筑樣式或他們認為的中國樣式，以免顯得突兀而遭到麻煩。

由洛克菲勒基金會創建的北京協和醫學院，Shattuck Hussey 與Coolidge Shattuck （今Shepley Bulfinch）設計，1921年建成

圖片來源：Shepley Bulfinch檔案

而后來，這種嘗試成為外國業主們的獨特品味以及建筑師對于形式探索的可能。比如美國建筑師柯立芝（Charles A. Coolidge） 和何士（Harry Hussey）設計的北京協和醫學院，丹麥建筑師艾術華（Johannes Prip-M?ller）設計的奉天基督教青年會大樓等。而由中國業主出資或者由中國海歸建筑師設計的建筑，反而要堅決地摒棄任何傳統樣式和符號，完全采用西方的建筑經典形式，以表明其現代化的決心。

蓋苓視察理工樓建設工地。根據地面上的積雪，以及沈陽地區11月份至3月份無法進行施工判斷，筆者推測此照片拍攝于1924年初冬，即理工樓主體建筑完工之時

圖片來源：蓋苓檔案

因此，在東北大學主樓的設計中，蓋苓無疑遵守了業主對于這座重要的公共建筑的流行趨勢的品味，即純粹的新古典主義建筑。這一點在屋頂的設計中得以體現。蓋苓采用了19世紀歐洲紀念性建筑中非常常見的最重要的象征權力的符號，位于入口之上的一個巨大雄偉的三角形山花，以此突出建筑的中心，寬闊的臺階引導通往首層大廳。

赫爾納斯公務員住宅，1921年

圖片來源：蓋苓檔案

而采用了扁平的穹頂的頂層建筑則穩重地占據了四角，穹頂之下的三角形老虎窗又再次與入口處的山花墻相呼應，使建筑顯得莊重嚴肅。這種略微扁平的穹頂實際上是孟莎式屋頂（Mansard Roof）的變體。在此，我們依稀可見蓋苓早期設計的維也納赫爾納斯（Hernals）公務員住宅中孟莎式屋頂的影子，只不過通過比例的調整，最終演變成了穹頂的形態。

天津工商學院亨利教授（Henri Patty）于1948年拍攝的理工樓

圖片來源：Whitworth大學圖書館

在建筑材料的選擇上，蓋苓采用了當時流行的鋼筋混凝土結構與現代化工藝，墻面開啟的巨大型窗強調了建筑的功能性，而簡潔的裝飾又體現著建筑的現代性。

蓋苓繪制的理工樓中庭集會廳/宴會廳效果圖，1923年5月

圖片來源：蓋苓檔案

理工樓中庭完工后照片，1926年版《東北大學一覽》

圖片來源：抗戰文獻數據平臺

蓋苓為建筑內部的集會大廳設計了簡約的古典風格，大跨度的中庭則讓人聯想起瓦格納設計的維也納郵政儲蓄銀行的經典空間。可以說，蓋苓成功地將經典元素和現代需求融為一個令人信服的整體，使整座建筑在藝術性與功能性之間取得了平衡。

理工樓內照片，1926年版《東北大學一覽》

圖片來源：抗戰文獻數據平臺

理工樓共有四層，圍繞理工學科教學需求而布置。 第一層中間為圖書館閱書室，北側為化學和物理實驗室，南側為電磁學實驗室，物理儀器室和庶務部辦公室，東為熱學實驗室，西為化學藥液室。第二層是建筑的主入口層，通高兩層的中庭是集會場，為建筑的核心。北為會議廳。東翼為接待室，階級教室，物理儀器室，物理系教室，教授預備室，工科合級教室以及土木系和機械系各教室。西翼為注冊部辦公室，化學實驗室，圖書儀器部辦公室，化學預備室，圖畫教室，測量儀器室，電工系教室。第三層東翼為工預科教室，教授休息室，物理教室，圖畫教室，數學系教室，西翼為理預科教室，儀器室，教授預備室，圖畫教室，地質礦物標本陳列室。南側為總務長和學長辦公室。第四層：東南為無線電實驗室，西南為氣象臺，中間為光學實驗室。此外，鍋爐房位于閱書室下方，配備五座德國最新式鍋爐用于供暖。

1923年5月蓋苓繪制的理工樓室外效果圖

圖片來源：蓋苓檔案

從蓋苓先生為東北大學繪制的建筑效果圖上的簽名可知，設計工作大約始于1923年4月，而刻在山花墻上的“1924”，意味著竣工時間為1924年。這意味著，東北大學北陵校區一經確定，蓋苓便立即投入了建筑方案的設計之中。

教授俱樂部舊址北面入口

攝影：張黎明

教授俱樂部舊址南面

攝影：楊樹

除了東北大學主樓之外，蓋苓還設計了校園里的其他建筑，比如教授俱樂部。而這些建筑則為蓋苓的發揮提供了更大的空間和更少的束縛。教授俱樂部采用與主樓一致的色彩構成，淺色的墻體和綠色的屋頂，是典型的來自于歐洲北部的都鐸復興（Tudor Revival）式的鄉村建筑風格。這也許是蓋苓對家鄉思念的一種體現，是來自故鄉的云。

蓋苓是當時在中國為數不多的來自于歐洲建筑實踐第一線的建筑師。我們從他的作品中可以強烈感受到從古典主義向現代主義建筑演變中，他作為維也納分離派的繼承者對于形式和功能和諧的不斷追求。蓋苓在中國的設計不拘泥于任何一種特定的風格，因為他的關注點是理解項目的復雜性，并解決這種復雜性，為每一個項目找到唯一的最佳解決方案。

楊子江水彩畫《東北大學理工樓》

如今，當我們可以看到蓋苓為東北第一座高等學府所描繪的藍圖，仍然完整地矗立在原地，整整一百年還持續發揮其使用價值和藝術價值，何嘗不是我們和這個時代的幸事？這難道不正是所有建筑師們一直所追求的建筑的永恒之道嗎？

由衷感謝王連，張黎明，馬軍立，鄭英杰，馬騰， 谷向鵬，陳鑫，楊樹， 楊子江、袁海光等老師的幫助和鼓勵。特別感謝英格博士（Dr. Inge Scheidl）耐心解答我的問題，并授權使用蓋苓先生繪制的東北大學理工樓效果圖。

參考資料:

[1] 《張學良與遼寧教育——二十世紀初葉遼寧教育紀實》， 張景悅，董慧云，張秀春著，香港同澤出版社，1993年

[2] 《東北大學一覽》，1926年12月

[3] 《Rolf Geyling – Der Architekt zwischen Kriegen und Kontinenten》， Inge Scheidl，Bohlau 出版社，2014年

注：本書中文版《羅爾夫·蓋苓：輾轉于戰爭與幾大洲之間的建筑師》已由社會科學院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

[4] 《Von ?sterreichern und Chinesen》，Gerd Kaminski，Else Unterrieder， Europa出版社，1980年

[5] 《Franz Geyling: Family History and Personal Memoirs – Early History through the China Years》，Franz Geyling, 2012年

[6] 《Handbuch des ?sterreichischen Ausw?rtigen Dienstes. Band 1：1918 – 1938, Zentrale, Gesandtschaften und Konsulate》， Rudolf Agstner，LIT Verlag Münster, 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