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

《陳寅恪四書》是歷史學者張求會教授關(guān)于陳寅恪的綜合性研究著作，從生平考述、人際交往、文獻整理、研究評騭等多個向度還原了陳寅恪的學術(shù)生命與精神遺產(chǎn)。張求會先生系中共廣東省委黨校（廣東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教授，長期從事義寧陳氏家族研究，出版專著《陳寅恪的家族史》（2000）、《陳寅恪叢考》（2012）、《陳寅恪家史》（2019），編輯整理《同照閣詩集》，合作編纂《陳寶箴集》。此次出版的《陳寅恪四書》依主題分為四冊，分別為《馀生流轉(zhuǎn)：陳寅恪的生前身后事》《古調(diào)猶彈：六位學人日記中的陳寅恪》《世外文章：陳寅恪集外文鉤沉》《爾爾區(qū)區(qū)：“陳寅恪研究”之再研究》。澎湃新聞經(jīng)出版社授權(quán)刊發(fā)四個分冊的導言以饗讀者，標題為編者所加。

《陳寅恪四書》之一：《馀生流轉(zhuǎn)——陳寅恪的生前身后事》

《馀生流轉(zhuǎn)——陳寅恪的生前身后事》（第一書）

《馀生流轉(zhuǎn)》，“陳寅恪四書”第一種。書名取自陳寅恪詩《己丑清明日作，用東坡韻》：“樓臺七寶倏成灰，天塹長江安在哉。嶺海移家春欲暮，清明上冢夢初回。馀生流轉(zhuǎn)終何止，將死煩憂更沓來。紙燼不飛鴉鎩羽，眼枯無淚濺花開。”“己丑清明日”，值公元1949年4月5日，陳寅恪流寓嶺南的第77天。既有史料足以證明：在1951年9月之前，陳寅恪、唐筼夫婦并沒有完完全全將廣州當作人生的最后落腳點。本書所收十篇文章（其中一篇因故刪除，僅存題目），串起的正是1948年后陳寅恪的“馀生流轉(zhuǎn)史”。

十篇文章，恰巧是“十個一”，以時間為序，連綴起陳寅恪的生前和身后。

一批去向不明的圖書。《陳寅恪托寄書籍之謎》涉及1937年、1938年、1948年三次托寄書籍，重點探討的是留下懸疑的最后一次。懸疑來源于這樣一個傳說：“1948年12月15日，陳寅恪隨胡適由北平飛到南京之后，被傅斯年糾纏不過，出于應(yīng)付，便先寄了一個木箱到臺灣，說內(nèi)有自己的重要手稿，而自己也隨后就到。傅、陳二人先后棄世許久，史語所始把木箱打開，發(fā)現(xiàn)里面裝的竟然是舊報紙和磚頭。”為寫此文，我采訪過陳家的姻親俞聲恒君，初步判斷惡作劇的作者另有其人。拙文又引用了臺灣學者郭長城披露的重要史料——流落在臺的一批陳寅恪“私人文物”。這批“私人文物”以圖書為主，一度庋藏于史語所，繼而神秘地現(xiàn)身于臺北某家舊書店，隨后人間蒸發(fā)。這批極有可能依然存世的陳家“私人文物”，與那個被調(diào)包的“文稿箱”是否屬于同一批托寄之物，同樣令人百思難得其解。俞聲恒君看到拙文后，寫了一篇文章和我商榷——《也談陳寅恪書籍的流散、失竊與調(diào)包》。征得聲恒君同意，我將他的大作附在拙文后面，方便讀者了解全貌。俞文澄清了拙文的誤會之處，披露了源自家族內(nèi)部的另一些說法，又引用多封陳寅恪友朋往來書信，對五次（多出1939年和1945年各一次）托寄書籍作了更全面的梳理。俞文對于陳寅恪及其友朋書札的使用，既令我感佩，也讓我警惕。

一份電報稿。《陳寅恪1949年有意赴臺的直接證據(jù)》也許稱得上本書的主打文章，至少是最切合“馀生流轉(zhuǎn)”這個主題的。所謂“直接證據(jù)”，指的是以“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名義發(fā)給“臺灣省警務(wù)處”的一份電報底稿。這篇文章首刊于2010年4月29日《南方周末》。錄入本書時，有增補，有刪改，力求將最新的研究成果呈現(xiàn)給讀者。

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jié)。《陳寅恪1949年去留問題補談》緊承上一文而來。通過對比兩份文獻，我發(fā)現(xiàn)了一個細節(jié)：陳家為辦理赴港入境證提交的是“像片四張”，為辦理赴臺入境證提交的是“申請書四紙”，兩次都只準備了四個人的材料，唯獨缺少長女流求的那一份。我一直期盼著能夠在《也同歡樂也同愁：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筼》的續(xù)編中獲得答案，遺憾的是，回憶錄續(xù)編沒有等到，卻傳來流求女士病逝（2022年2月12日）的噩耗。

一次訪談。《關(guān)于唐筼赴港的新材料》也和那篇主打文章相關(guān)，材料來自2010年5月18日我對陳流求、陳美延女士所作的一次訪談。兩位女士專門補正了一些細節(jié)，尤其是對她們的母親唐筼最后一次赴港時間的回憶。文章的發(fā)表，事先征得了兩位陳女士的同意。此次重刊，也是借以表達對流求女士的哀悼和紀念。

一封未刊信。《中央高層迎請陳寅恪居廬山講學的原始證據(jù)》依然圍繞著“馀生流轉(zhuǎn)”展開論述，只不過“去”與“留”的糾纏變成了“出”與“處”的選擇。1950年，中共中央高層曾經(jīng)接受民主人士李一平的建議，準備將陳寅恪從廣州迎請至廬山講學、生活。此后多年，這件事一直作為小道消息在知識界傳播。直到2006年，《吳宓日記續(xù)編》第5冊面世，才首次完整披露了陳寅恪本人1961年8月30日對此事的憶述。然而，李一平是否留有直接的文字材料，長期以來從未聽聞。2019年7月，朱邈向我提供了一封其外祖李一平寫給陳銘樞的未刊手札，信里明確談及此事的進展情況。至此，中央高層有意迎請陳寅恪居廬山講學、生活一事，總算出現(xiàn)了第一份最原始、最直接的文獻證據(jù)。2021年12月，楚雄師范學院的朱和雙老師指出了拙文的疏漏，我根據(jù)他的重要提示作了較大修訂。2023年，我在陳隆恪的一封家信里又發(fā)現(xiàn)了與陳寅恪北返相關(guān)的信息，現(xiàn)將此信及其箋釋附錄于后，以為旁證。

一張老照片。《陳寅恪授史圖》其實只是一幅陳寅恪給學生上課的照片，此前一直沒有名稱，我試著取了現(xiàn)在這個名字。這張照片廣為流傳，可是除了拍攝地點能夠確定外，拍攝時間有不同說法，拍攝者的信息付諸闕如，聽課者的身份也從未確認。2018年3月31日，洪光華君和我有幸采訪了照片中的一位聽課者——汪廷奎先生，這才初步弄清楚了其中幾位聽課學生的大致情況。寫作此文時，最打動我的是不同年代的師生情。這次修訂再刊，最大的貢獻則是在眾多友朋的幫助下首次確認了高守真老師的去世時間。“流轉(zhuǎn)”一生、一生“苦寒”的陳寅恪和高守真，或許都可以在后死者的追念中感受到一絲絲溫情與敬意。

一個讓陳寅恪為難的話題。約在1965—1966年，陳寅恪完成了最后一部著作《寒柳堂記夢未定稿》。在這部帶有自傳性質(zhì)的作品中，陳寅恪特意安排一章《關(guān)于寅恪之婚姻》，簡要介紹因為唐景崧的一件詩幅而與其孫女唐筼結(jié)緣的經(jīng)過。看似簡潔、冷靜的言語背后，其實隱藏著一個敏感而尷尬的話題——怎樣評價1895年唐景崧在臺灣抗日活動失敗后的倉皇內(nèi)渡。友人陳曉平對拙文《唐景崧內(nèi)渡——一個讓陳寅恪為難的話題》評價頗高，他對該文主旨的概括十分到位：“陳寅恪作為以求真為職志的史家，如何處理尊親在歷史上可能的污點，在謹守中國傳統(tǒng)‘為尊者諱，為親者諱’原則與‘史必征實’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張力。陳先生的應(yīng)對，具見苦心，也足為范式。”此次增訂重刊，既為了凸顯陳先生在“馀生流轉(zhuǎn)”的特定情境下依然有所堅守的史德，也為了答謝陳曉平君對拙文的謬贊。

一本書里的隱身人。中山大學吳定宇教授寫過兩本陳寅恪傳記，我這次重點討論的是第二本《守望：陳寅恪往事》對歷史當事人的“匿名”現(xiàn)象。康樂園是陳寅恪“馀生”棲止之所，二十年間，為何康樂少而悲苦多？客觀而言，這些被后來者完全或部分隱匿身份的歷史當事人，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我最想說的話全在文章結(jié)尾：當“選擇性呈現(xiàn)”已然相伴而生，誰能保證“選擇性遺忘”不會接踵而至？一旦“選擇性呈現(xiàn)”和“選擇性遺忘”成為群體性習慣，誰又能確保災難只會“選擇性重現(xiàn)”而非“必然性再臨”？

一樁公案。陳寅恪、劉節(jié)相交43年，最能反映師弟情誼之深也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大概是“文革”時劉節(jié)代替老師挨斗這件事。這一最具傳播價值的細節(jié)，在劉節(jié)日記里卻沒有直接記載，顯隱起伏之間，最終成為一樁懸而未決的公案。我一直沒有和陸鍵東君探討過這個問題，但我認可他的做法：《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初版本及修訂本始終未采用這一傳聞。在最有力的書證、人證依然未被完整呈現(xiàn)的前提下，對此事存疑應(yīng)該得到尊重。用劉節(jié)的話來說，“考據(jù)學是求真之學”。合情合理的懷疑有助于還原歷史場景，而“自然而然、順理成章”式的推論并非每次都能服眾，也無益于爭議的解決。

一個葬禮。陳寅恪的“馀生流轉(zhuǎn)”延續(xù)到了身后，演變成“入土難安”。從1969年逝世，到2003年歸葬廬山，其間經(jīng)歷了無數(shù)波折，幾代人完成了一場特殊的接力賽。我有幸觸碰過最后一根接力棒，又幸而在第一時間留存下親歷親見親聞的事實，更慶幸的是無論同道抑或讀者迄未發(fā)出任何質(zhì)疑聲。可見，“用材料說話”，“威權(quán)最怕材料”，這些樸素的話語依然堅強有力。令人驚喜的是，在我校訂本書時，恰逢鄭翔先生完成了憶述歸葬始末的專文。征得鄭君同意，謹以這篇史料價值極高的佳文作為壓臺戲。

“十個一”，不知不覺數(shù)十年，起始于肉身“流轉(zhuǎn)”，終結(jié)于魂魄“永駐”。

“陳寅恪四書”之二：《古調(diào)猶彈——六位學人日記中的陳寅恪》

《古調(diào)猶彈——六位學人日記中的陳寅恪》（第二書）

“古調(diào)猶彈”，源出陳寅恪《戊戌六月廿九夕，聽南昌市京劇團李今芳演〈玉堂春〉，戲題三絕句》之一：“竟如古調(diào)不多彈，聽唱蘇三亦大難。今夕得聞堪一笑，況同鄉(xiāng)里舊長干。”學者嚴曉星認為，首句化用了唐人劉長卿的《聽彈琴》：“古調(diào)雖自愛，今人多不彈。”陳詩寫于1958年，雖在黃鐘盡毀之荒唐年代，此詩倒未必有太深的用意。我改造陳詩用作書名，則是有所引申，與劉、陳原意不盡相合。簡言之，本書所收六篇文章，鋪陳的是夏鼐、劉節(jié)、鄭天挺、陳君葆、梁方仲、竺可楨等六位學人與陳寅恪的交往史，表彰的是變雅之聲盛行而猶彈古調(diào)的仁德義舉、真情實誼。

六位學人，每人一篇。六篇文章的原始材料，都是日記（旁及個人記事、筆記、書信等私人文獻），私密性強，可信度高。說起學人日記，與陳寅恪關(guān)系最密切的，吳宓日記無疑位居榜首，學術(shù)價值最大，關(guān)注度也最高。既然其精華已被吸取殆盡，也沒必要炒冷飯，反倒是那些尚未被關(guān)注或者關(guān)注得不夠的日記可以小試拳腳。“夏鼐”“鄭天挺”這兩篇，就是被我搶了個先，在兩部日記推出不久，我便將其中與陳寅恪相關(guān)的內(nèi)容臚列成文；其余四篇，則屬于在已有研究基礎(chǔ)之上的進一步挖掘和拓展。六人之外，顧頡剛、楊樹達、夏承燾等陳氏故舊的日記，或整理出版，或增訂再刊，為研究者提供了一座又一座“金礦”。在我看來，“日記里的陳寅恪”和“報刊里的陳寅恪”，有可能是未來若干年助推陳寅恪研究深化、細化的兩個重要領(lǐng)域。本書算是第一個領(lǐng)域的試驗品，學者周運最有希望在第二個領(lǐng)域取得重大收獲。

此次將六篇文章匯編成集，我曾經(jīng)想過以六人的年齒為序，又想過以結(jié)識陳寅恪的前后為序，甚至打算以交誼之深淺為序，權(quán)衡再三，最終選取了以完稿先后為序。為什么這樣安排？有必要做出解釋。

各篇文章，敘寫的是與陳寅恪的交往史，各人年齡大小沒有什么特殊意義，因此，這個排序標準很快被我否定了。

那么，改以結(jié)識陳寅恪的先后為序呢？竺可楨與陳寅恪同一年出生，1908年曾在復旦公學同窗一年；劉節(jié)受業(yè)、夏鼐聽課，各有比較準確的時間記載；陳寅恪何時與陳君葆共事于香港大學，也在陳君葆日記里寫得分明；梁方仲正式拜識陳寅恪的時間，目前只能推算在1937年至1938年之間；鄭天挺日記尚有未刊部分，他與陳寅恪結(jié)識于何時，現(xiàn)在還不敢貿(mào)然斷定。顯然，這個順序也不完全可行——即便可行，意義也不大。

六人與陳寅恪的交往，既有早有晚，也有深有淺。如果按交誼深淺為序，排序的難度則更大。舉例而言，竺可楨認識陳寅恪最早，從1908年起算，截至1966年最后一次晤談，兩人斷斷續(xù)續(xù)交往了58年。僅從竺氏日記來看，無論是公誼還是私交，竺、陳二位稱得上中規(guī)中矩、不慍不火。無論政局如何變易，陳寅恪始終是一個純粹的學者，竺可楨則一直兼有多個重要的社會角色，因此，陳從竺那里獲得的幫助明顯更多，也就不足為奇。

夏鼐親炙于陳氏門下雖然很早，但在清華僅僅聽了一個學期的選修課，十年后（1943年）途經(jīng)桂林，前往拜晤陳老師（時任教于廣西大學），未遇。此后，直到陳寅恪1969年去世，至少在夏氏日記里沒有發(fā)現(xiàn)兩人見面的記載。夏鼐比陳寅恪整整年幼20歲，屬于弟子輩，他對老師的敬重維持了一生，但就交誼深淺而言，還真不好下結(jié)論。

再以陳君葆為例，他與陳寅恪共事的時間雖然很短，對陳寅恪的關(guān)懷、照顧卻始終不渝，戰(zhàn)火中救饑拯溺，動亂時代購藥品。然而，兩人在政治主張上區(qū)別甚大，交往的深度必然受到影響。

劉節(jié)、梁方仲都是清華出身，劉是陳氏入室弟子，梁正式拜識陳氏卻在畢業(yè)之后。1949年，陳寅恪、梁方仲幾乎同時受邀任職于嶺南大學。三年后，兩人一并轉(zhuǎn)入中山大學歷史系，與劉節(jié)成為同事。自此，劉節(jié)、梁方仲共同見證了陳寅恪的最后歲月。盡管有學者早在1995年就將劉、梁并列為“與陳寅恪關(guān)系最密切、情感最有共鳴的人”，但是新見史料足以表明，劉、陳之交與梁、陳之交，可謂有同有異，而異大于同。打一個未必恰當?shù)谋扔鳎呵罢呤蔷疲笳呤遣琛?/p>

有鑒于此，無論以年齒為序，還是以相識先后、交誼深淺為序，都難以讓人滿意。相比之下，按照六篇文章的完稿時間來排序，反而簡單了許多：“夏鼐”一篇草于2011年，“劉節(jié)”一篇寫于2017年，“鄭天挺”一篇作于2018年，“陳君葆”和“梁方仲”以及“竺可楨”三篇完成于2022年。前三篇發(fā)表過，后三篇是首發(fā)。編次完結(jié)，我發(fā)現(xiàn)這樣的順序真實地記錄了個人書寫的變化：前三篇緊扣交往雙方的史實而敘述，寫得相對節(jié)制；后三篇則有些任性，不厭其煩地考證起所涉人物之行跡，篇幅也一發(fā)而不可收——“陳君葆”篇超過四萬字，“梁方仲”篇五萬字有余，“竺可楨”篇接近三萬九千字。

細細想來，現(xiàn)在的排序可能也暗合了我對書名的理解：變雅既作而猶彈古調(diào)，從來有多種表現(xiàn)——可以是挺身護衛(wèi)，也可以是噓寒問暖；可以是仗義執(zhí)言，也可以是靜默不語；可以是一袋救命米，也可以是一句問候語。每一段交往史中，幾乎都有為數(shù)不少的參與者，共同構(gòu)建起一幕幕歷史場景，然而，他們卻在不知不覺間被歲月的風沙吹落出史冊。張向天、羅文柏、羅慕華、梁受洪、譚幹、李宗瀛、王慶菽、曾昭權(quán)、樓桐茂……他們是誰？他們與陳寅恪有過怎樣的人生交集？他們的溫情和善意不應(yīng)該永遠被遺忘，陳寅恪的世界應(yīng)該給他們留下一個個位子。我知道我啰唆，不過，為了古調(diào)猶彈的他們，繁瑣一點、枝蔓一點，也是可以容忍的吧。

“陳寅恪四書”之三：《世外文章：陳寅恪集外文鉤沉》

《世外文章：陳寅恪集外文鉤沉》（第三書）

“世外文章”，出自陳寅恪1919年3月所作《〈紅樓夢新談〉題辭》：“等是閻浮夢里身，夢中談夢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縣黃車更有人。（虞初號黃車使者）世外文章歸自媚，燈前啼笑已成塵。春宵絮語知何意，付與勞生一愴神。”與“陳寅恪四書”之一、之二有所不同，本書取名與陳氏原詩并無直接關(guān)聯(lián)，只是借作書名而已——這本書所收的十三篇文章，皆與陳寅恪（唐筼）的集外文有關(guān)。

十三篇文章的編排，總體上以類別為序：首佚文（第一至第四篇），次佚詩（第五篇），再次信札（第六至第十三篇）。這樣的排序，也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版（以下簡稱“三聯(lián)書店版”）《陳寅恪集》保持了一致。三類文體中，信札最復雜，編列時不得不有所變通，沒有采用寫作時間這個常規(guī)標準。

第一、二篇，討論的是陳寅恪佚文《敦煌本〈太公家教〉書后》（收錄于《敦煌小說選讀》講義）；第三篇，披露的是陳寅恪閱讀《宋詩精華錄》時所作19條批注。《敦煌本〈太公家教〉書后》盡管未被收進各種陳集，但確實是他的作品；19條批語出自陳寅恪之手，也無異議。第四篇，推測《吾家與豐潤之關(guān)系》（陳寅恪最后一部著作《寒柳堂記夢未定稿》之第四章）針對的對象、可能選用的史料等問題。陳著缺失的文字，雖經(jīng)后人補充，一直未能完全還原。拙稿《陳寅恪佚文〈吾家與豐潤之關(guān)系〉試考》首刊于1997年，時至今日，佚文仍未發(fā)現(xiàn)，就此而言，舊文新刊尚有價值——當然，增訂稿與初刊稿肯定有所不同。此四篇，依從的順序是陳寅恪佚文完成時間的先后：《敦煌本〈太公家教〉書后》大約完成于1932年前后，《宋詩精華錄》批注書寫于1938年5月至1944年11月之間，《寒柳堂記夢未定稿》作于1965年至1966年間。

第五篇《陳寅恪兄弟詩詞“誤署”問題》，由分析《寄王郎》是否陳寅恪詩作開始，連帶著對陳衡恪、寅恪、方恪兄弟幾首詞的署名問題進行厘定，最終回到《寄王郎》的真?zhèn)伪嫖觥Ｊ鹈瓣愐　钡钠呗伞都耐趵伞钒l(fā)表于1916年，陳寅恪對三首詞的“誤署”正式進行交涉發(fā)生在1936年。拙文刊發(fā)于《中國文化》2012年春季號，胡文輝在2013年4月出版的《陳寅恪詩箋釋（增訂本）》里錄入了《寄王郎》，文輝君給出的理由是：“此詩的刊出似甚孤立，來歷不明，但目前既無直接或間接的否證，自宜收入。”這話雖然無法辯駁，但我還是傾向于暫不宜歸在陳寅恪名下。

以上五篇，涉及陳寅恪佚文、佚詩。佚文或已認定，或仍在尋覓，真實無疑為其共同特征；佚詩一首（《寄王郎》），則真?zhèn)未ā?/p>

第六篇研究的是同一本書（《近代名人書札》）所收義寧陳氏三代人的三通信函，其中第三封信是陳寅恪寫給胡適的。這封信雖然已經(jīng)收入三聯(lián)書店版《陳寅恪集·書信集》，但其中的幾個錯字一直未被再版本糾正，原札本身的一個疑難點也依然存在。第七篇也是對已刊陳寅恪函札（致董作賓兩通）的訂補，考證出代替陳寅恪寫信的“念和”是誰，堪稱此文最大的貢獻。匡正、補充的內(nèi)容，也算得上另外一種輯佚補遺，故而予以收錄。

自第八篇以下，六篇文章輯錄了多封佚札（陳寅恪五封、唐筼五封、陳寅恪與其兄弟等聯(lián)名者兩封）。若不論真?zhèn)危瑑H以寫作時間言，排序應(yīng)該是：陳寅恪致楊蔭榆（1924年8月20日）、陳寅恪致蔡元湛（1930年至1937年之間）、陳寅恪致傅斯年（1932年5月4日）、陳寅恪致董作賓（1944年4月13日）、陳寅恪與方恪等致龍井鄉(xiāng)鄉(xiāng)政府（1950年10月至1951年2月之間）、陳寅恪致陳方恪（1951年2月4日）、陳隆恪與寅恪等致劉少奇（約在1951年6月）、唐筼致陳康晦（三封，1958年至1959年）、唐筼致殷德貞（1961年6月10日）、唐筼致潘承冠（1961年6月11日）。麻煩的是，信札（尤其是名人手札）除了文獻價值，更富含文物價值，魚目混珠早已成為拍賣場上的常態(tài)。紙、墨、筆、印等實物的介入，使得信札真?zhèn)蔚蔫b別難度遠遠超過了佚文、佚詩。

簡言之，陳寅恪、唐筼家書四封以及陳氏兄弟等聯(lián)署的兩封信札，收存于陳方恪舊藏義寧陳氏家族文獻內(nèi)，整批流出、整批上拍，筆者初步研究之后，覺得可以排除仿冒的可能性；陳致董函，至少可以找到比較有力的旁證；唐致殷、潘函，基本上也能證其為真；陳致傅函，內(nèi)容上先輕（歸還所借通俗刊物）后重（校改傅氏學術(shù)著作），似不合常情；陳致蔡函，收藏家W君徑稱由滬上Y某偽造；陳致楊函，謝泳教授一口氣向我列出了十點質(zhì)疑，周明昭博士也認為“如果是真的，可謂奇聞”。權(quán)衡再三，我最終選取了真實性遞減的特殊順序，從新安排這六篇文章的位次。

我和W君在微信上結(jié)識，迄未謀面，不過我能感受到他的坦誠和關(guān)愛。某拍賣公司，未經(jīng)我授權(quán)，擅自將我的文章（本書第十二篇）放入拍賣圖冊內(nèi)，引發(fā)收藏圈懷疑我為其“站臺”“背書”。在微信上溝通了幾條信息后，W君相信我是“躺槍”了。我也告訴他，拙文并未把話說死，因為肉眼凡胎，實在無力辨別真?zhèn)巍Ｖ劣谟袥]有收黑錢，高科技比天網(wǎng)嚴密得多，我從不擔心被追查。

撇除無聊的話題，我和W君的分歧倒是值得一說：他認為，“文”“物”不可分離，“物”假，“文”亦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此之謂也。竊以為，“文”真“物”亦真當然最理想，但也不能排除“物”偽而“文”真的可能性。俗話所稱“照貓畫虎”（我改稱為“照虎畫貓”），或許可以為之下一注腳。我們雖然難以說服對方，倒也相安無事，W君還慷慨地將所藏義寧陳氏文物的圖片惠贈與我。

“孤證不立”雖為通則，多少還是有些絕對化；“不信不棄”看似騎墻，仍然不失為一種嘗試。

這三年，我天天牽掛在外留學的女兒，經(jīng)常焦慮、失眠，不知不覺養(yǎng)成了聽德云社相聲的習慣。傳統(tǒng)相聲里有段著名的貫口《莽撞人》，而我這個文物鑒定、文獻考證的雙料外行，就來做一回探路的“莽撞人”吧。

“陳寅恪四書”之四：《爾爾區(qū)區(qū)：“陳寅恪研究”之再研究》

《爾爾區(qū)區(qū)：“陳寅恪研究”之再研究》（第四書）

《爾爾區(qū)區(qū)》是“陳寅恪四書”的最后一種，也是我的第一本學術(shù)評論集，所評論的著作、文章都和陳寅恪研究相關(guān)，或可稱作“陳寅恪研究”之再研究。書名依然取自陳寅恪詩：“大賈便便腹?jié)M腴，可憐腰細是吾徒。九儒列等真鄰丐，五斗支糧更殞軀。世變早知原爾爾，國危安用較區(qū)區(qū)。聞君絕筆猶關(guān)此，懷古傷今并一吁。”（《挽張蔭麟二首》之二）

收在集子里的十來篇書評和一篇序言，最早的發(fā)表于2006年，最近的完成于2024年。這次匯編成冊，已刊的文章在基本保存舊貌的前提下，皆吸納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或?qū)φ倪M行修訂，或在注釋補充說明。保存舊面貌，是因為對自己的文章還有一點信心，從前的觀點或看法沒有什么大變化；吸納新成果，既是對被評論者負責，也是對讀者有個交代。試想，被評論者采取或借鑒了批評者的意見，對著作、文章有所修訂，書評人當然也應(yīng)該再有所回應(yīng)；而讀者早就看過書評了，憑什么還要再花錢買一件毫無新意的舊產(chǎn)品？

書評因著作而生，著作因書評而完善，讀者既是著作的鑒賞人，也是書評的裁判員——這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良性互動。

可惜的是，理想一直很遙遠，實際情形是誰都愛聽奉承的話，沒有人天生喜歡被批評，納諫如流者從來都不多見。這些都屬于人之常情，完全正常，可以理解。最糟糕的，或者說最不想看到的，是被批評者與書評人之間根本無法理性互動，甚至鬧到訴諸公堂的地步。

我遇到的反應(yīng)最激烈的被評論者，非L先生莫屬。慶幸的是，迄今為止，我還只是被他嚴厲地申斥（目前停留在文字上），尚未被他告上法庭。生命有限，膽量更小，因為忌憚他，我一度后悔甚至害怕寫書評。這次之所以愿意把書評結(jié)集出版，而且把批評L先生的兩篇文章全文照錄（還壯著膽子作了補充），最直接的動因是見識了他在海峽對岸所出的兩本新書——《陳寅恪別傳》《造神與造假：〈陳寅恪別傳〉續(xù)篇》。樹欲靜而風不止，“因緣”若此，不得不再作回應(yīng)。想說的話，兩篇舊作早已說過，不再贅言。謹此重申一個常識：一切研究都要用材料說話，而任何材料都要過得了“覆按”這一關(guān)，也就是說，材料必須是人人可以重新檢證的客觀存在。

最后再說說書名。“世變早知原爾爾，國危安用較區(qū)區(qū)”二語，內(nèi)涵何在？胡文輝君的釋讀，扣住張蔭麟之不幸遭際——在隨浙大流亡途中“因慢性腎炎不治英年早逝”，結(jié)合張氏在文章里的主張——“大學教授不應(yīng)為稻粱謀而經(jīng)商，以免為人師表者市儈化”，強調(diào)這兩句詩的要義——“相對于國難而言，個人生活的困苦固可不計”。我借用其中的“爾爾”與“區(qū)區(qū)”作為書名，想要表達的，卻是這樣的意思：

無論被尊崇還是被踐踏，無論被紀念還是被遺忘，陳寅恪的道德文章早已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這一點，陳寅恪有著足夠的自信和自覺。換言之，真正需要“陳寅恪研究”及其再研究的，并非陳寅恪本人，而是陳寅恪以外的其他人——與他同時代的同胞，尤其是作為后輩的一代代中國人。因此，即便是認真、嚴肅的“陳寅恪研究”及其再研究，相較于陳寅恪的道德文章，不過“爾爾”；而那些故作驚人之語的“研究”或“再研究”，對于陳寅恪的歷史地位而言，猶如蚍蜉撼大樹，恐怕連“區(qū)區(qū)”都稱不上。

《陳寅恪四書》，張求會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1300頁，2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