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特朗普總統1月23日簽署的行政命令和《1992年約翰遜·肯尼迪總統遇刺記錄法案》的法理依據，美國國家檔案館計劃聯合有關國會特別調查委員會，解密與美國前總統約翰·肯尼迪、前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以及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遇刺事件有關的系列文件。美國東部時間3月18日上午白宮公開了約80000頁、1123份與肯尼迪遇刺案有關的解密文件，相關文件全文上網，任何人均可在美國國家檔案館網站下載、瀏覽，此舉旋即引發全美乃至全球輿論關注。

美國國家檔案館網站肯尼迪遇刺檔案主頁

作為一戰后就以所謂“自由主義利維坦”聞名的美國，“多元化”和“公開性”一直以來是其對外戰略的重要施策工具和所謂“軟實力”來源，美國政府向來注重利用有目的性地適度檔案解密來服務國家對外戰略，塑造自身偉岸形象，但相關檔案解密亦長期構成美國內部不同政治力量進行權勢斗爭的重要政治工具，情報制定及解密相關情報的檔案解密化過程，充滿“政治化”（politicalization）目的。對于后者，美國開明派政治力量和社會人士一般借助1966年國會通過的《信息自由法案》（FOIA），通過法律訴訟、依法索取等渠道引導乃至迫使有關部門解密特定領域的檔案，其目的往往是為了揭示美國對外戰略和國家安全戰略的陰暗面，如美國海外隱蔽行動、極端殘酷的核戰爭計劃等，美國行政部門都嚴加審查相關檔案解密請求，最終釋放的解密檔案往往刪減嚴重、數量也很有限。

相形之下，此番特朗普政府主動解密海量、高密級、未刪減、電子化的肯尼迪總統遇刺檔案，在當代美國政治史上很是罕見，特朗普本人強調，白宮不會就解密檔案提供具體的解釋和摘要，完全憑借讀者自行閱讀后形成價值判斷；從戰略高度上講，這是特朗普行政當局推動“特朗普革命”、強大白宮行政權威、推動美國對外戰略節制主義轉型、打壓美國國家安全權勢集團的重要抓手，在輿論上亦配合著馬斯克政府效率部的國內改革，預示著特朗普-萬斯團隊的對內對外戰略革命可能更具尺度、更具威力。

隨機下載的一頁相關檔案

總統與中央情報局等國家安全權勢集團的恩怨

長期以來，美國是政府部門開支占國民生產總值比例很低的所謂“小政府”國家，一戰、二戰此類號稱洲際戰爭烈度的霸權轉移戰爭根本改變了美國國家面貌，以1947年《國家安全法》為牽引，國防部、中情局、戰略空軍等國家安全部門迅速壯大，僅用十年時間不到便在1950年代末便成長為深刻影響世界歷史和美國政治的所謂國家安全權勢集團。由此美國成為發達國家中國家安全經費最巨、安全雇傭人員最多、安全研究最昌盛、安全復合體影響力最強的所謂“國家安全國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國家安全權勢集團將冷戰時代的美國對外戰略形塑成狼奔豕突、不懂節制、左支右絀的十字軍圣戰狀態，美國由此成長為當代羅馬，相關態勢引發艾森豪威爾總統不安，其著名的《告別演說》提出需要警惕國家安全權勢集團日益深重的不良影響。

例如，冷戰中前期的漫長歲月中，美國戰略空軍司令部直接否決總統在內的最高民選官員對于核戰爭計劃需要有限化、人道化的指示，戰略空軍司令李梅甚至敢于在1962年10月古巴導彈危機高潮期間當著眾人的面嘲笑肯尼迪怯懦如鼠；作為美國第三文官的國務卿甚至不清楚美國核戰爭計劃的詳情；戰略空軍及中情局敢于在古巴導彈危機美蘇緊張和談的微妙階段，試圖通過誘使蘇軍擊落美國軍機從而破壞美蘇秘密和談。凡此種種，長期以來國家安全權勢集團圍繞經費開支、戰爭計劃、海外顛覆、安全戰略制定等重大事項，對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改革者形成嚴重掣肘和威脅。譬如，基辛格和肯尼迪都是主張收縮美國海外軍事存在和戰略義務、講求不同文明和平共存的戰略節制主義者，他們就均被國家安全權勢集團所攻訐和污名。

對肯尼迪極為不敬的戰略空軍司令李梅（最左側插兜者）

以此番特朗普政府解密相關檔案所直接沖擊的中情局為例，其長期掌握數量頗多的私屬武裝力量，海量經費花銷又難以全面審計，加之中情局主官不受競爭性多黨政治影響而一般源于上屆政府任命，這就使得中情局強化了自身根深蒂固的小圈子部門利益和部門文化，對于總統的政治忠誠程度很有限，成為勢能強大的“獨立王國”，就很多國家安全決策同總統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意志爆發嚴重抵牾。其中突出案例便是中情局就是要在1961年1月20日肯尼迪宣誓就職之前的17日，違背新任總統意志，授意剛果（金）軍閥莫伊茲·沖伯非法殺害剛果（金）民選總統帕特里斯·盧蒙巴，肯尼迪則是在6個月后通過駐聯合國大使才知曉盧蒙巴已經被殺。對此，包括喬治·凱南在內的美國著名開明派政治家很早便呼吁對中情局在內的國家安全權勢集團進行全面的權利限制和制度鉗制，避免相關集團做大從而綁架美國的對外戰略。正因為此，長期以來研究者一般將肯尼迪遇刺同中情局等國家安全權勢集團相聯系，將肯尼迪遇刺同所謂深層政府（Deep State）中的一部分力量旋即選擇大規模升級越南戰爭及全球冷戰相聯系。

為制衡中情局，一般的總統會疊床架屋地構建新的行政單位（如總統對外情報顧問委員會）來增加自身權力、稀釋中情局的權力，并對中情局高官進行竊聽和提防，且弱化中情局長在內閣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中的權力地位；但此次特朗普政府主動解密揭示國家安全權勢集團如何涉入肯尼迪遇刺，以及肯尼迪遇刺前后美國越戰戰略及冷戰戰略巨變的相關系列檔案，根本上反映出現今以特朗普總統為核心的行政最高當局，同中情局等為代表的、特朗普口中所謂“華盛頓沼澤”（Swamp）和政治建制派（Political Establishment）之間的矛盾已然不可調和，特朗普執政團隊顯然做好了推動美國內政外交持續重大變化的系統性戰略考量，堪比1961年敢于大規模削減中情局經費、試圖約束中情局非法行徑的肯尼迪內閣，吊詭的是，二人也均遭遇過身份嚴重存疑的人士刺殺。

特朗普政府解密的海量檔案有何新意、暴露了哪些訊息？

根據數十年來學術界跟蹤研究的主要關注點，以及特朗普政府相關解密檔案所初步釋放的訊息和導向，有關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總統遇刺案可以進一步形成并鞏固如下推論，相關推論顯著不同于當年美國最高法院沃倫大法官調查組得出的定論，暴露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那些為人所不熟知的重大秘聞，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和相關國家安全權勢集團同當年肯尼迪同相關權勢集團一樣，具有重大的原則沖突和利益抵牾：

第一，從戰略上看，肯尼迪總統遇刺前后，白宮新舊兩任政府對古巴、越南及南部非洲在內的全球南方事務的應對姿態發生根本變化。根據解密史料得知，肯尼迪在遇刺前的10月5日國家安全委員會議中，正式決策從南越撤兵1000人，拉開美國抽身越南內戰事務的帷幕，相關決策在《第111號國家安全決策指令》（NSAM 111）中成為初步國策；但肯尼迪遇刺后，新任約翰遜政府即刻改變上述指令，決意為對抗所謂共產主義威脅而增兵越南。

歷史研究還證明，1964年8月7日美國國會通過的授權約翰遜總統對北越使用武力的“東京灣決議案”，是由白宮春天就秘密撰寫好的，而整個夏天美國海空軍一直侵擾北越領海、炮擊其海岸目標，執意尋釁滋事，就是要迫使北越開第一槍從而為升級戰爭做好準備。而8月初爆發的所謂北越魚雷艇攻擊美軍侵擾北越領海的驅逐艦的相關事件，被證明純屬子虛烏有，北越魚雷艇始終避免同美軍直接交戰。凡此種種，肯尼迪遇刺同美國內部相關力量選擇擴大越南戰爭、抵御所謂共產主義威脅關聯甚重。

不僅如此，肯尼迪遇刺前表現出緩和美國同古巴關系的濃烈意愿，為此他多次否決中情局為入侵古巴而制造借口（譬如“北方叢林”計劃，其中包括栽贓古巴，制造古巴擊落美國民航客機等突發事件），他還對中情局和相關利益集團違背其意愿而發動入侵古巴的“豬灣登陸”深感不滿，接連削減中情局預算。正因為此，“刺殺”肯尼迪的“兇手”奧斯瓦爾德被塑造為蘇共及古巴共產黨的同情者和潛伏者，目的就是借此破壞美古關系的緩和趨勢。

部分解密檔案目錄

通過縱覽3月18日特朗普政府解密的1123份檔案，雖然其中僅為單頁且價值有限的史料占比不少，但其中亦涉及不少肯尼迪總統1961年夏天關于推動加勒比海等地區和平和美蘇戰略緩和具體規劃的相關史料，包括最高決策層如何將相關和平議程和戰略規劃發送至各主要使館的秘密電文；同時亦解密了為數不少的肯尼迪遇刺后約翰遜政府任內中情局隨后數年持續擴大侵略古巴、顛覆卡斯特羅政權的相關隱蔽行動（Covert Action）和黑色宣傳（Black Propaganda）的秘密、機密文件，相關文件涉及到復雜的美古關系變化以及蘇聯叛逃者提供的有關蘇聯對古巴戰略影響程度幾何等重要內容。

上述檔案解密思路顯然是為凸顯肯尼迪正因為擁抱和平、抵制國家安全權勢集團的冒險行為而遭遇刺殺的。而特朗普第一任期得以自矜的外交戰略遺產便包括積極緩和美朝關系、打壓軍方攻滅伊朗的沖動、平復俄羅斯的怨氣并關切其安全焦慮，但司法部會同中情局有關力量則在特朗普勝選前后及執政初期利用“通俄門”事件向白宮嚴重發難，引發特朗普巨大憤慨。截至目前可以粗略發現，特朗普團隊對外戰略講求節制和審慎的相關特點，同肯尼迪內閣的對外戰略思路顯然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故而相關史料解密是特朗普團隊“托古諷今”、借助聲望極高的肯尼迪總統為自身贏得合法性的一大重要舉措。

第二，從檔案解密后最終呈現的文本來看，此次批量釋放的1123份檔案的具體內容沒有遭到美國國家安全檔案系統的所謂“衛生處理”和明顯涂抹，呈現出不同以往的檔案解密的風格，但同時解密檔案所釋放的核心訊息也相對有限，體現出白宮相對更多地就肯尼迪遇刺真相務虛而非務實。特朗普對外強調此批檔案厚達“80000頁”，顯然具有噱頭和夸張的意味，意在向自身信眾和選舉票倉宣導國家安全權勢集團的不堪和丑陋，進而實現政治動員和政治整肅目的。因為即便是對于美國國防部長這樣的內閣官員，美國政府都會為其編撰上千頁、基于解密史料而形成的邏輯嚴密、自成體系的個人檔案集，但美國歷屆政府卻從未如此系統編撰條理明晰的肯尼迪總統遇刺前后史料集。特朗普政府此番解密海量且上下頁并不聯系、混雜一起的“檔案包”，反映出白宮現主人就肯尼迪遇刺案其實仍舊不愿多言。

一般來說，雖然美國國家檔案館系統基于《信息自由法案》和公民申請，會定期解密一些重要史料，但往往越是核心的史料在最終解密之前就越是遭到行政當局的嚴重涂抹，很多核心訊息在解密后已經被涂白而無法看到。比如2024年拜登政府任內解密的《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卡特政府國家安全政策卷》便在相關國家安全權勢集團拖延九年后方才解密，不少核心訊息遭到刪減，顯著降低了史料價值。相形之下，特朗普政府此番檔案解密仍舊頗具刀刃向內的“公開性”威力，是其基于檔案解密和史料釋放贏取政治斗爭的關鍵抓手。從遇刺案審理及細節上看，目前學界研究發現沃倫調查組的既有結論矛盾重重，相關解密檔案可以增加對官方調查結論加以質疑的有效材料支撐：相關推論包括但不限于，奧斯瓦爾德被沃倫調查委員會有意塑造成是蘇共及古共的同情者；一顆子彈，造成兩個人的七處傷口，不符合彈道學原理，且子彈損毀的程度不對；彈道學證據顯示，總統的脖傷和胸后傷不是一枚子彈造成的，肯尼迪車隊前面有槍手，槍手不只有奧斯瓦爾德一個人；槍上沒有奧斯瓦爾德的指紋；在閣樓一樓遭遇奧斯瓦爾德的女職工的證言被銷毀；急救肯尼迪的醫生曾被聯邦特工威脅；在華盛頓負責肯尼迪尸檢的醫生很低級，是海軍初級醫生，但明明華府當時有不少頂級病理學家和驗尸官，卻不為約翰遜政府所用；按照既有證據鏈條，美國絕大多數法庭及陪審團都不會判奧斯瓦爾德有罪，等等。

鑒于此輪檔案解密高達1123份，學界對其加以詳細解讀并形成系統性的知識產品還需不少時日，但不可否認的是，相關舉措反映和激化的美國政治斗爭與政治極化現象必將更加嚴重。在這背后是可稱之為所謂“特朗普革命”且為人所低估的美國行政當局新的大戰略規劃及系統實踐。

揭示肯尼迪遇刺秘聞的重要紀錄片《重檢肯尼迪》，由著名導演奧利弗·斯通拍攝

特朗普-萬斯團隊解密相關檔案的現實目的與“特朗普革命”

其一，特朗普致力于通過檔案解密和所謂“公開性”利器，打擊中情局、司法部、國防部等現存官僚機構中國家安全權勢集團的政治影響力殘余，及其部門本位主義的既得利益結構。此舉同1980年代末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通過“公開性”對抗官僚階層既得利益群體具有歷史相似性，構成政治領導人贏得絕對忠誠、擴張行政權力、凝聚有效權威的關鍵抓手。

特朗普此番作為在本質上構成美國檔案解密的又一次顯著“政治化”過程，只不過這一過程服務于特朗普-萬斯決策團隊黨內及國內政治權威的搭建與鞏固。特朗普團隊清醒地看到，同一些新興國家相比，美國行政機構的權力和最高領導人的權力與權威相對有限，否決型政治深刻削弱了美國的政治勢能，美國對內有效改革、對外有效大國戰略競爭需要補齊的短板在于有效、穩健、長期的政治領導和政治權威的供給。由此歷史地看，自1970年代前期尼克松形成所謂“帝王般的總統”權勢后，特朗普團隊亦有達到乃至超越尼克松權勢格局的計劃與愿望，進而為其系統性變革美國對內對外戰略厘定更為有利的執政環境。

其二，特朗普致力于顯著約束國家安全權勢集團的權力釋放，避免相關深層國家和權力機構就地區安全、全球戰略穩定、戰爭與和平等重大問題上制造麻煩，進而影響“美國優先”（MAGA）大業行穩致遠。上文已述，特朗普第一任期主動緩和美朝關系、掐滅軍方攻打伊朗的沖動、積極對俄協調并舒緩莫斯科的安全焦慮；特朗普本人也多次強調，他不想干預中國的內政、不想使得熱戰和一發不可收拾的核沖突成為美中大國關系的預言；目前特朗普政府抓緊重新接觸并聯系俄羅斯，尊重俄羅斯的必要安全關切，避免將俄羅斯作為國際社會的賤民而加以排斥和羞辱等重大姿態與表態，均凸顯特朗普—萬斯團隊注重戰略節制主義和戰略審慎主義的風格與特性。由此學界開始盛傳，特朗普外交正在復制當年基辛格的對外戰略革命，應當說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基辛格認為，任何穩定的外交，都必須有一點19世紀的元素，而19世紀的世界建立在這樣一個命題的基礎上，那就是國家之間盡管彼此競爭，但它們的存在本身并無爭議；基辛格尊奉的古典現實主義進一步強調，大國之間需要實現“務實主義的共存”（pragmatic concept of coexistence）之路，核心在于彼此間對于彼此核心利益、歷史道路和文明特質予以深刻的理解與尊重。戰略地看，特朗普-萬斯團隊當下對美國后冷戰時代對外戰略的重大修正，相當程度地類似于基辛格1970年代前期推動的“基辛格革命”，他們共同相信，一個大國“統治一個地方，也就控制了當地的宗教”（cuijust regio, eijus religio），他們共同排斥擴張美國模式的威爾遜十字軍主義和自由理想主義外交。后世對其戰略思想的全面評價還需很長時日，但諷刺的是這亦需要后人屆時大量解密檔案供研究者加以公允和充分地探析。凡此種種，美國在特朗普帶領下此番戰略節制和戰略收縮所形成的系統性國際政治沖擊和地緣政治外溢才剛剛起步，白宮當局借助肯尼迪遇刺檔案解密所助推的各領域、各層次“特朗普革命”正加速襲來，風起于青萍之末，其深遠的地緣政治影響和全球治理沖擊還在集聚和醞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