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人、碌碌無為者、懶骨頭、睡懶覺的人、無業游民、閑蕩的人、漫游者、笨手笨腳的人、懶漢、逃避責任的人、逃避工作的人、頻繁看表的人、沒精打采的人、意志消沉的人、瞌睡蟲、拖拖拉拉的人、慢吞吞的人、零工、流浪乞丐、流浪漢、漂泊者、托缽僧、叫花子、騙子、寄生蟲、乞丐、吃白食的人、拾荒者、招搖撞騙者、占便宜的人、躺平的人、一無是處之人、一事無成者、浪子、邋遢懶散的人、游民、盲流子、不受管教的人、癮君子、等好運的人、宿命論者、不工作的人……  ——《羅熱同義詞詞典》

作為藝術項目“學習更愛自己”（July and Fletcher， 2007）的一部分，藝術家米蘭達·??裘麗和哈勒爾·??弗萊徹讓參與者完成以下任務：請你的家人描述你的日常工作。其中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回答來自弗吉尼亞州的安吉拉·??布里奇，她在信中提供了三個不同家庭成員的回答：

祖母（91歲）——她［安吉拉］花很多時間做飯，給我帶食物、糖果和泰諾酮。她經常打掃我的房間。她總是給我清潔床。

兒子（7歲）——她和我一起玩，去霍林斯大學的實驗室里做實驗。她經常玩電腦游戲、看書。她帶我去公園和伊恩家。

媽媽（65歲）——她現在沒什么事可做。

盡管這里關于安吉拉的信息很有限，我們仍然可以推斷出她可能沒有從事一份全職工作（肯定有人提起過這一點）。但是她看起來也是個大忙人，時間安排得很滿，同時也對自己的時間很慷慨。除了照料她年邁的祖母、陪兒子玩耍，她仍然能抽出時間學習、玩電子游戲。盡管她媽媽這樣說，但是兒子和祖母的陳述證實，安吉拉并不是一個“沒什么事可做”的人。我們可以將這種對安吉拉生活方式的假設和下面這位匿名發言人心中的假設進行比較：

匿名者：你在寫一本書嗎？它是關于什么的？

大衛·??弗雷尼：它關于我做過的一些事，研究那些嘗試減少工作或過一種不以工作為中心的生活的人?；蛘哂行┤藟焊鶅翰还ぷ?，我正在研究他們的價值。

匿名者：所以這是一本關于流浪漢、關于社會渣滓的書？

這些言論的假設是，沒有工作的生活是空虛的、不值得過的，這正是工作教條的一個特征，我們稱之為錯誤的二分法：普遍觀念認為，如果一個人沒有從事雇傭工作，那么他就一定沒有做任何有價值的事情。這種二元觀念本質上是在說，人們只能在工作和懶惰之間做出選擇。它沒有考慮到諸如照顧孩子、父母、鄰居、伴侶和朋友等活動的社會價值，更無視那些本身就是目的的具有內在價值的非工作活動，諸如玩耍、閑談、享受自然、創造和欣賞文化作品。如果說這些活動不屬于嚴格的工作領域，那它們也代表了人類經驗中更崇高的可能性。它們使得生活不僅僅是為了生存而苦苦掙扎。然而，人們通常也不會認為一個體面的人會以這些活動為中心來安排自己的生活。

在本書的前面部分，我勾勒出一些理論上可能阻礙我們反抗工作的障礙。其中一個障礙是當代社會對工作強烈的道德化。我指出媒體對不工作者的污名化，他們經常將那些抵制工作倫理的人說成是過于有權利意識的人或是離經叛道者。我還認為，一些社會學研究可能在其中起了共謀作用，因為他們將就業視為一種規范，而失業者則是偏離規范的人。在這兩種情況下，錯誤的二分法被引入：權威告訴我們，要么選擇就業，要么選擇空虛的生活，要么選擇工作倫理，要么就是沒有倫理。反對閑散，反對把經濟領域之外的活動放在優先位置，這樣的倫理成為那些主張對如今以工作為中心的社會提出替代方案的人所面臨的主要障礙。正如凱西·??威克斯所言：

生產主義的倫理假設是生產力在定義和完善我們，當人類的言辭、智力、思維和創造的能力不導向生產性目標時，它們就被貶低成單純的閑聊、無用的好奇心、漂浮不定的思想和過分空閑的手，它們的非工具性被視為人類品質的可恥敗壞。甚至連快樂也被描述為不那么有價值的——當它們被判定為不務正業時。（Weeks， 2022： 170）

最后，通過我所遇到的那些人的說法，尤其是那些試圖完全不工作的極端案例——我們可以感受到對工作的廣泛道德化如何削弱拒絕工作的日常努力。雖然我采訪的許多人對自己不同于他人并不感到別扭，甚至可能因為自己非常規的生活方式而充滿活力，但我們仍然會看到，對其他人來說，逃避工作代表著潛在的羞恥感。在他們對抗工作的過程中，除了需要面對更實際的或物質上的障礙，這種羞恥感也始終潛伏在背后。

在工作的道德考驗中失敗

歐文·??戈夫曼認為，污名是指一個人沒有資格得到充分的社會接納的情況。當一個人站在我們面前：

有證據表明，他具有某種屬性，這種屬性使他有別于他可能成為的那類人中的其他人，而且是一種不那么理想的人—在極端情況下，這個人可能是一個完全壞的、危險的或虛弱的人。這樣，他在我們的心目中就從一個完整、正常的人變成一個有污點、打折扣的人。（Goffman， 1968： 12）

在我研究過程中遇到的人們的情況中，最有可能出現的污名是失業。失業是一個不光彩的事實，可能破壞一個人作為正常的、可被接受的社會成員的地位。戈夫曼引用了扎瓦茨基和拉扎斯菲爾德的研究所描述的一名失業男子的情況：

承受一個失業者的稱呼是多么艱難和恥辱啊。當我出門時，我垂下眼睛，因為我感到自己低人一等。走在大街上時，我覺得自己無法與普通市民相提并論，似乎每個人都在對我指指點點。（Zawadzki and Lazarsfeld， 1935： 239）

這個失業者將他的污名銘刻心中，他成了一個遭放逐的人，甚至無法直視同胞的眼睛。我們可以認為，在這里他經歷了一次社會認同的危機，失業使他感到失去了作為一個應該得到平等權利和尊重的人的資格，因此他感到自己毫無價值，也感到困惑和孤立。阿克塞爾·??霍耐特認為，社會承認可以以多種方式被收回：當一個人的身體被限制或控制（如囚犯或奴隸），當一個人被剝奪了廣大人群所共享的特定權利（如受到種族、性別、性取向等方面的歧視），社會承認也會被撤回。而與此處有關的一種收回方式是社會拒絕將特定的生活方式視為在文化上合法的：

一個人的“榮譽”“尊嚴”，或者用現代說法來說， “地位”，指的是社會根據他自我實現的方式所反饋的社會尊重程度—而這種方式受到社會固有文化視野的影響。如果這種等級制的價值體系將個體的生活形式和信仰方式貶低為低劣或不足的，那么它就剝奪了有關主體為自己的能力賦予社會價值的一切機會。（Honneth，1995：134）

在不工作這件事上，霍耐特所述的那種社會固有的文化視野，是一種以工作倫理和錯誤的二分法為主要特征的文化觀。在工作是獲取地位和身份認同最普遍方式的社會背景下，沒有工作的生活常常招致羞恥感或自卑感，或者總會引發通過找工作來重新確立自己作為一個“正常”人的愿望，這并不令人意外。

工作被人競相追逐的一個原因（除了顯而易見的收入）是它為人們提供了社會承認。我們可以參考杰拉爾德的例子。在厭倦忙碌的生活方式之前，杰拉爾德曾有過令人滿意的職業生涯，作為一個四處奔波的學者，他出席各種會議、從出版作品中得到贊美。他說，“你會從工作中得到所有這些積極的回應”，他特別珍視參加學生畢業典禮時體驗到的“感激之情的溫暖閃光”。學生們經常會上前表達對他的感謝，夸贊他的教學。在如今這樣一個以工作為中心的社會中，人們認為是工作賦予人公共生活，在工作中，我們的成就被看到并得到獎賞，就像杰拉爾德那樣。如果在我這項研究中的人們打算放棄這種獲得承認的機會，他們就必須確保自己有工作之外的其他安排：新的社會網絡，其他可以取得成就和進行互動的空間，動力和認可的替代來源。

我遇見的人們試圖在就業之外創造一種有價值、令人尊敬的生活方式，但其中一件事似乎讓他們感到困惑，他們始終覺得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處于污名中。馬修和露西這對已婚夫婦（兩人都完全放棄了工作）似乎都在為他們因失業產生的自卑感而掙扎。馬修認為，在富裕社會的文化中，人們通常將失業的人視為不完整的人：

我覺得很多人認為，你沒了工作就像沒了影子一樣。就好像你是個不完整的人，這話說得很重，但整件事情就像是這樣—就像我們去年向人們介紹自己時。他們會問“你是做什么的”，如果你失業了，可能就會 “呃呃呃”。人們會有一點震動然后想，“哦，所以你真的什么都不做”。

《追隨》劇照

在我們的訪談中，馬修說他最珍視的活動之一是寫作。他喜歡寫文章，把自己對哲學和電子游戲的興趣結合起來，并且正嘗試將一些作品發表在游戲網站上。馬修熱情地談論他作為寫作者的審美感受，但他告訴我，他常常不太愿意向別人透露自己對寫作的興趣：

我越來越想告訴別人我是一個作家，因為我幾乎每天都在寫作，盡管我還沒有發表過任何作品。這是我現在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但我知道接下來的問題是什么。人們會問“你給哪里寫東西？”這是迷戀生產力的體現，人們在意你的寫作會帶來什么。比如，它是否會對工作、勞動力市場之類的東西產生什么影響。

馬修花在寫作上的時間沒有產生顯而易見的社會效用，也沒有給他帶來任何收入，這成為他潛在的尷尬來源。他不認為人們會接受他的身份以及他的日常生活圍繞一項毫無報酬的活動展開這一事實。他的陳述引發了露西的思考，露西對于拒絕承認有償工作之外的活動的文化傾向持有批判態度：

這就像所有電視選秀節目上一樣。人們上臺表演，下面標記著他們的名字和職業，你的用大字寫著——無業。當蘇珊·??博伊爾上場時，這個問題就出現了，“無業”就好像意味著他們什么都不做。他們本來可以寫“喜歡制作卡片”——我不知道，任何其他東西都可以。這種情況無處不在，甚至連新聞里也會寫“蘇珊·??布里格斯，面包師”，游戲節目同樣如此。而我希望是“露西，愛動物且喜歡讀書”。我會很想要這樣。

圍繞著閱讀、陪伴馬修、散步、做手工和照顧寵物，露西構建了一種愉快的日常生活。盡管她反復表示對自己的日常生活方式很滿意，但我讓她想想工作是否有一些東西讓她懷念。這時候，她提出了社會承認的問題。露西變得肉眼可見地不安：

大衛：如果非要問，在你所說的關于工作值得懷念的事物中，哪一點是最重要的？

露西：嗯［長長的停頓］［嘆氣］。我想，我最懷念的是不會覺得自己讓別人失望了那種感覺。我不知道，也許是因為我感覺我讓馬修的父母失望了，也讓我的父母失望了。我想我不會說——我不知道，這樣說能理解嗎？

大衛：能。所以你現在還擔心嗎？

露西：我每天都在擔心［長長的停頓］，一直都是這樣［嘆氣］。我只是—我感覺我應該找份工作，這樣我就不會覺得我讓所有人失望了，但我只是［嘆氣］—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露西的主要愿望之一是有很多小孩。她講了個故事，在一次圣誕派對上，她的母親——一名護士—對同事隱瞞了露西打算不工作的愿望，她覺得露西的母性目標過于家庭化或者太過時了。露西缺乏以工作為中心的抱負—這似乎讓她的母親難堪。

露西并不孤單。一些參與者認為，他們的選擇對朋友和家人來說是羞恥感的來源。我們可以參考艾瑪的案例，她在被診斷出嚴重的胃病后決定停止工作。艾瑪堅信，人們會因為她沒工作而對她有負面評價：

他們肯定會這樣的，社會也這樣。我的家人也是這樣。我的家人對我不工作這件事指指點點，即使這并不是我的選擇。他們知道這一點，但是我媽媽完全不理解。她會這樣對我說：“你什么時候找工作，你什么時候找工作，我希望你能找工作?！倍乙呀浾f過我生病的事了，她就說“哦，可你現在沒事了！”是的，我確實從去年夏天以來好一些了，但我覺得“給我個喘息的機會吧！”

在像艾瑪這樣的案例中，當一個人感到身體不適以至于無法工作時，醫學診斷可以起到合理化疾病感受的重要作用。醫生的診斷來自專業權威的立場，允許病人進入帕森斯所說的“病人角色”中，在這種角色里，病人暫時被免除了工作的責任。然而，在艾瑪的故事中，即使專業的醫學診斷也不足以證明她不工作的決定是對的。我們可以部分地將其歸因為胃病的不可見性。由于艾瑪的健康時好時壞，并且沒有明顯的外部癥狀，她時常難以向別人傳達她生病的信號。由于沒有任何明顯的方式表明她的病情，她一直在努力說服別人她有權不工作。

我們來看看關于失業的污名的最后一個例子。薩曼莎是一位三十出頭的全職律師，她放棄了這份事業去做兼職服務員。薩曼莎辭去專業工作，去酒吧做兼職的決定，被她父母視為情感不成熟的表現。在他們看來，薩曼莎離開了職業化的成人世界，退回到青少年時期。薩曼莎滿足于在一個很多員工都是青少年的酒吧工作，這被視為她沒能長大的表現。薩曼莎隨后與父母的沖突完美地表明，在某種程度上，從事雇傭工作——尤其是全職和地位較高的工作——在文化上是成熟的象征。這種情緒體現在如下要求中，即年輕人（尤其是學生）應該“長大”，“努力工作”，或者開始生活在“真實世界”中——一個人們通過遵從工作要求、獲得穩定收入來表現長大成人的世界。

薩曼莎的律師工作曾讓她的父母驕傲無比，但對薩曼莎來說，這種驕傲只會讓她惱火。這是因為薩曼莎并不認同自己的律師工作。雖然她以律師的身份執業，但她拒絕將自己完全表現為律師的角色。換句話說，雖然她從事律師行業，但她討厭被視為律師，討厭律師的觀點、律師的品位、律師的行為。薩曼莎反抗了父母的期望，她拒絕承認離開職業領域就是一種倒退或不成熟的象征。相反，她構建了自己關于成熟的觀念，這種觀念建立在自主性和多樣性之上，而非建立在獲得和表現工作角色的前提上。薩曼莎在訪談中講述的生平最終呈現為一個成長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成熟被定義為一種學會做出有意識選擇的能力，而不是被傳統所束縛，“我想接觸我想要的東西，我愿意傾聽自己的聲音，觀察自己對事物的反應，開始用自己的方式安排事情……這感覺像是在成長，因為我第一次有意識地選擇做我想做的事情”。

在上述每個案例中，人們都因為抵抗工作倫理而正遭受負面評價。在露西的案例中，問題在于她沒有展現出正確且恰當的抱負。露西的主要目標是家庭生活，這在她的家人看來太過古板和過時。在艾瑪的案例中，問題在于家人認為她面對疾病時沒能展現出應有的堅忍不拔?？赡芤驗樗牟“Y狀不那么明顯，人們懷疑艾瑪是否真的生病，從而質疑她是否有權豁免工作。最后，在薩曼莎的例子中，問題在人們認為她沒有長大，沒能承擔起成年人的責任。薩曼莎選擇成為一個地位相對較低的兼職工作者，這被視為孩子氣地不愿進入“真實世界”的證據。凱爾文和賈勒特描述了一種“財富倫理”：一種強調每個人應該創造或擁有足夠的財富以避免在經濟上依靠他人的信念體系（Kelvin and Jarrett， 1985： 104）。有人指責無業游民是寄生蟲，無恥地依靠施舍過悠閑生活，這種思想就是財富倫理的體現。然而，此處的案例表明，財富倫理只能部分地解釋對不工作者的污名化（畢竟，只有少數人真正申請了政府福利）。我遇到的這些人被認為在更根本的意味上未能通過工作的道德考驗。他們的失業象征著更深層的性格弱點。因為在這個社會里，工作是我們獲得公共身份的主要途徑，這些不工作者很難讓別人相信他們的選擇和活動是有意義和有價值的。

可怕的問題

“你是做什么的？”，這個問題往往緊隨“你叫什么”和“你來自哪里”。這是陌生人之間通常最先對彼此拋出的問題。按照慣例，這個問題幾乎總是在詢問我們的就業情況。 “你是做什么的？”意思是“你做什么工作？”。如果我們大方一些，我們可能會說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完全無意的。它代表的是一種社交習慣，或者一種獲取信息的嘗試，給交流補充某種語境讓這個過程變得輕松，將對話推向某個共同基礎。如果我們刻薄一些，也許會把“你是做什么的？”這個問題看作赤裸裸的衡量對方社會地位的企圖?！澳闶亲鍪裁吹?？” 意思是“用一句話概括你對這個世界的貢獻，我會根據你的回答來評價你”或者就是在問“你是一個值得了解的人嗎？”

對我遇到的一些人來說，“你是做什么的？”這個簡單的問題是社交焦慮的重大來源。布魯斯（我們可能還記得，他是那個因病辭去工作的人）說“：如果我去參加一個朋友的晚宴，或者去見一個新朋友，就會被問到那個可怕的問題‘你是做什么的’，這太可怕了。我不希望被問這個問題，因為我沒有答案。”在晚宴上，布魯斯扮演著戈夫曼所稱的“可恥的”角色。布魯斯無法工作是一個隱藏信息，可能在任何時候暴露。戈夫曼描述了“遭受貶低者”的兩難困境：“展示還是不展示，說還是不說，透露還是不透露，撒謊還是不撒謊，以及在每種情況下還需考慮向誰、如何、何時和何地?！保℅offman， 1968： 57）對于有難言之隱的人來說，甚至最日常的社交互動都可能充滿壓力：

對正常人來說不假思索的例行公事，對遭受貶低的人來說卻可能成為需要管理的問題……有著無法訴說的失敗的人……必須像在搜索各種可能性一樣時刻留意社會環境，因此可能與他人似乎更簡單地就能夠適應的世界格格不入。（Goffman， 1968： 57）

當面臨曝光的威脅時，遭受貶低的人可能采取多種應對策略，而我的研究的參與者對“你是做什么的？”這個問題的回答本身幾乎就是一個小課題。馬修告訴我，他把這個問題看作展示自我的機會，在他比較自豪的時刻，他會毫不掩飾地說自己是失業者，并仔細觀察人們的反應：

最近我告訴人們我沒有工作，通常他們會變得很生氣，但這不一定是針對我的。他們會說，“哦，你現在經歷的真是太慘了”，而通常我會想，不啊，實際上我很快樂。我挺喜歡不工作的。雖然經濟上拮據，但是我每天都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如果不是因為錢，也不是因為被［就業中心］逼著找工作的厄運即將降臨，我會非常喜歡這樣的狀態。

馬修希望，通過冒一定的風險并坦誠地表達自己對工作的感受，他或許能以某種微小的方式改變人們對不工作的看法。他說，借由這種方式他與人們開始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對話，但大多數人還是會以一種憐憫的眼光看待他。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對比克萊夫，他有時在回答“你是做什么的？”時會說“盡量不造成什么傷害”?？巳R夫希望用幽默改變這個可怕的問題的性質，將其提升至意識層面，促使人們對其進行思考。通過打破常規的交流方式，克萊夫希望讓人們更加敏感地意識到詢問工作是一種尋常但可能侵擾他人的習慣。（我的一位朋友也提出了類似的策略，他建議在婚禮上閑逛時詢問陌生人“你最喜歡的拉斯·??馮·??提爾的電影是什么？”而不是“你是做什么的？”。）

我們可以將這些方式視為對這一可怕問題的積極回應。人們主張他們的生活方式的合法性，并將人際往來幾乎視為一個微觀政治干預的機會。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馬修更多是在為自己辯解，或者轉移人們對可能引起貶低的信息的注意。馬修說，在他狀態不佳或者不太自信的時候，他會輕率地編造一個荒謬的職業，借此輕描淡寫地把話題從就業上引開。當別人問這個問題時，他說自己是毒販、銀行劫匪或者拍色情片的明星。相比之下，布魯斯因自己無法工作而背上了沉重的羞恥感。面對這個可怕的問題，布魯斯小心翼翼地管理著關于自己的信息：

有時我會編造一些事情，有時我歪曲事實說“哦，我畢業后在心理健康領域工作，但那只是一個短期合同，已經結束了，所以我現在是在空窗期”。有時我感覺對方似乎有共鳴，我就會誠實地回答：“是的，我有嚴重的健康問題，所以我只是抽出幾年時間好好養病。”但即使我這樣回答問題—我必須小心這一點，因為我并不總是能察覺到—其中也隱含著自責和羞愧。這有點具有防御性，你知道嗎？就好像我在說，“看著，我不是流浪漢，也不是寄生蟲”，而我其實不應該為自己辯解或者證明我在做的事情是對的。我不應該那樣辯護，但是由于我們的文化是如此好評判，就會有這種防御心理。

如果說布魯斯認為在社會中有必要管理自己的可能有損名譽的信息，那么艾瑪似乎認為即使在包容的研究和訪談語境下，這也是有必要的。好幾次，她似乎急于說服我，她真的需要休息，而不是裝病不工作。

他們的描述引發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到底是誰在評判別人？我當然沒有貶低艾瑪，但她依然覺得有必要為自己辯護，以對抗別人的評判。布魯斯能夠給出一些具體的例子，說明他的生活方式遭到他人的質疑，但其實，最嚴厲的評判來自他內心的自我懷疑。在第五章中，我們看到布魯斯對自己的生活選擇有著堅定的信念，然而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他在日常生活中仍然有羞恥感。他承認自己甚至在網購后也感到羞愧。大多數人白天都在工作場所，而布魯斯在郵遞員上門送包裹時總是在家的。郵遞員是怎么想的呢？“他會知道我沒工作嗎？”布魯斯曾經會這樣想。在后來的一次采訪中，布魯斯進一步思考了自己羞恥感的本質和來源，他談到了自己“內心的批評家”：

你內心會有個大批評家，他說你在某些方面不合格、低人一等，或者說你活得不正確。如果你有心理健康問題，你內心的批評家的音量可能會被放大到極致，我內心的批評家甚至會說：“你真是個廢物。”

這個內心的批評家是誰？借鑒心理學家喬治·??赫伯特·??米德的觀點，我們可以認為，我遇到的這些人之所以感到羞恥，是因為他們違背了“泛化的他人”的期望（Mead， 1962）。在抽象思維或者米德所謂的“內部對話”中，個體“對待自己的方式會采取泛化的他人的態度，而不參考任何特定個人所表達的態度”（Mead， 1962： 155—156）。在社會化過程中，個體逐漸吸收了文化氛圍中的價值觀。文化的污名被內化為羞恥感—這種感覺可能會滲透到所有的人際交往中，不僅僅是那些直接表達了不贊許的人際交往。正如布魯斯的郵遞員例子所展示的那樣，失業后很快每雙眼睛都會成為潛在的評判來源。我們可以回想一下本章開頭引用的扎瓦茨基和拉扎斯菲爾德的研究中失業男性的經歷。盡管這些陌生人根本不可能知道他的就業情況，他還是低著頭走在街上，因為他想象每個人都在評判他。污名已經被他個人所內化，他相信自己確實作為一個人有所不足。即使一個人在本質上是自尊的，并且相信他選擇的生活方式在倫理上是合理的，他仍可能感到難以擺脫社會道德權威長期以來教給我們的對失業的羞恥感。我在研究過程中觀察到，在當今的污名氛圍中，任何信念都是非常脆弱的。由于對自己生活方式的邊緣性缺乏安全感，那些前一刻還自信滿滿、條理清晰地談論自己的道德觀的人，下一刻往往顯得戒備森嚴、極易受傷。

隔絕和支持

雖然我遇到的很多人都意識到，他們選擇的生活方式可能招致污名，但他們也在努力保護自己免受那些威脅自己生活方式的評判。正如戈夫曼所言：

一個人似乎有可能即便未達到我們對他的實際要求，也能相對不受這種失敗的影響；他由于異化被隔絕，同時被自身的身份信念所保護，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完全成熟的正常人，而我們才是不太像人類的人。（Goffman， 1968： 17）

回顧自己的失業經歷，馬修·??科爾提到發展一種“局外人時髦”的可能性，這種時髦的“基礎是褒揚那些對工作者和消費者群體而言‘非傳統的’的樂趣”（Cole， 2004： 12— 13）?？茽栍葹榫唧w地回憶到，當他把一瓶伏特加偷偷帶入酒館，整晚偷偷給自己續酒時，他感受到的反叛的快感。正如我們在第六章看到的，人們有辦法應對低收入生活方式中的相對貧困，我們也能注意到，人們有辦法避免對他們的生活方式的污名化評判。

我遇到的一些人在這些方面做得比其他人更好。埃莉諾最終意識到，按自己的價值觀生活同時又留在主流社會中是非常困難的：“我覺得我總是試圖為自己的生活方式辯護，我實在不想那么做了，我討厭這樣?！彼慕鉀Q辦法是生活在一個自治的鄉村社區，在那里她享受與和她一樣對工作和消費主義持批判態度的人們為伴。她喜歡歸屬于這樣的社交圈，在這里她不必感到抱歉，被迫不斷解釋自己的行為和選擇。我們可以將此與露西對比，露西似乎希望完全從社會交往中撤退。露西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家里，她讓自己置身于一個小而嚴密的人際網絡中，這些人能理解她無法工作的困境。她的丈夫馬修在這當中扮演尤為重要的支持角色。作為一個哲學系學生，馬修習慣于對公認的文化信仰做批判性思考，他鼓勵露西將工作的必要性變成辯論的話題來提升自己的自尊。當露西說出人們對她撫養孩子的志向指指點點時，馬修轉頭問她：

為什么不工作者會失去這種尊重？顯然時代不同了。過去女人會待在家里什么的，但我希望事情沒有轉彎轉得太急，以至于女人因為想待在家里照看孩子而被看不起，因為照看孩子本身就是一份全職工作。這是值得自豪的事情。我并不是說女人不應該工作，但不工作應當是一種選擇，無論選擇哪一種都不應該受到譴責。

在這對夫婦的整個訪談過程中，馬修經常采用米爾斯稱作“社會學的想象力”（Mills， 1959）的思維。米爾斯認為，社會學思維的好處之一在于，它能將個人困境與更廣泛的文化和結構性力量聯系起來。社會學的想象力有望使那些原子化的個體超越被動忍受羞辱的境地，成為自覺的批判者，批判那些塑造了我們生活其中的文化環境的社會規范和價值觀。馬修希望通過自己的干預，讓露西少懷疑自己，多懷疑周圍的世界。

在朋友無法陪伴的情況下，一些參與者轉而從文學中尋求這種支持。邁克說“：我的幾個朋友散落各地，我無法立刻把他們叫出來。但我書架上的書能在我需要時給我慰藉，它們就像我的支持系統的一部分?！庇袔孜粎⑴c者熱衷于推薦工作主題的書。比如亨利·??梭羅、威廉·??巴勒斯或杰克·??凱魯亞克——文學界最著名的自由職業者和不工作者——以及湯姆·??霍奇金森的《悠游度日》（Hodgkinson，2004）、鮑勃·??布萊克的《廢除工作》（Black， 1986）等一些廣為人知的批判文本—都是閑人聯盟成員一再向我推薦的。這些書讓人們感覺自己作為非工作者的身份得到了認同和確認，同時也讓他們有機會形成一種更一致和明確的道德觀。這些文本幫助人們在放棄工作倫理的同時，找到自己作為非工作者的定位，制定新的道德準則。這或許也可以解釋埃莉諾為什么對自己沒有花更多時間閱讀和寫作與其價值觀一致的東西而感到遺憾。她表達了強烈的渴望，希望梳理清楚自己作為不工作者的倫理觀并表達出來，這也是她樂于參加這項研究的原因之一。

除了個人或者文學里的朋友，我遇到的與閑人聯盟有關的人，也從更廣泛的認同圈子中受益。在和閑人聯盟成員相處的過程中，我很快發現，這個團體與其說是一個具有政治目標的社會運動團體，不如說是一個社交網絡，成員將其視為友情和認可的來源。閑人聯盟的聯合創始人安妮以成員視角談到了閑人聯盟的吸引力：

我覺得對很多人來說，在日常生活中沒有人能理解他們的哲學或者看待世界的方式，他們會變得很內向，因為沒有可以傾訴的對象。他們可能會變得很孤立，我對此感到難過。他們可能不會再給別人交流的機會，因為覺得“我和他們不在同一個頻道”，或者，你知道， “沒有人能理解我”。這就是為什么對很多人來說，閑人聯盟就像一個避難所，在這里他們能得到理解。

我遇到的幾個閑人都向我證明了安妮的觀點，他們告訴我，他們在家時通常會讓閑人聯盟的在線留言板保持后臺運行。留言板非?；钴S，在我寫這篇文章時已經有2037名會員和數百名未注冊用戶。除了是一個分享省錢、自給自足等實用技巧的論壇，留言板還為人們提供了寶貴的機會，讓人們在與志同道合的伙伴的交流中體驗歸屬感和舒適感。意識到社區在情緒連接上的作用后，閑人聯盟的創始人希望在英國各地組織更多線下的定期聚會。在那些我能夠參加并且觀察的聚會中，我很快就發現，這些活動顯然并不是為了政治動員和嚴肅的倫理辯論，只是為了開心。這種氛圍反映了海文和卡斯納比什對社會運動的描述，即社會運動是“動蕩世界中的避難島”：一個提供友誼、團結、浪漫和賦權感的空間（Haiven and Khasnabish， 2014：10—11）。雖然閑人們并不積極推動社會變革，但他們確實致力于在小范圍內預演他們期望看到的那種世界—一個既重視個性又重視共性，既有激情又有理性，讓人感到被接納的世界。人們大快朵頤、喝得酩酊大醉、聽現場音樂、享受和志同道合的人們聯結的歸屬感。閑人聯盟尤其強調讓人們感到被接納，該組織的名稱或許就體現了這一點。作為邀請人們團結起來的一面旗幟， “賦閑”意味著一種輕松幽默的反抗。它輕蔑地重新啟用一個貶義詞，并將其用于一種激進的目標。我的印象是，無關階級觀念、政治事業或左右之爭，“賦閑”這個口號成功團結起了各種背景和性格的廣泛人群。

沒有像閑人聯盟這樣的社群提供社會承認的溫暖光芒，抵抗的意志很容易消沉。我們可以看到，在里斯的例子中，他認為與相同價值觀的人的聯系日益減少，打擊了他以不同的方式生活的決心：“在我的親友中，［另一種生活方式］并不在他們的關注范圍內，我想這就是我將它擱置一旁，去大學里找一份工作的原因?！苯芸丝偨Y了這些孤立的閑人們的困境：

對我來說，社群是一切事物的關鍵，如果你沒有社區，那么發生在你身上的一切都是孤立的。任何群體都需要定義自己，他們需要來自彼此的扶持。沒有社群，你不知道自己要往何處去，然后你猜會怎么樣呢，回到過去，回到朝九晚五的工作和我們社會中一切令人沮喪的事物中。

抵抗文化的益處在于，它給人們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他們走出被動忍受屈辱的狀態，積極捍衛自己的倫理觀和實踐。然而，最終似乎還沒有任何社會運動有能力將工作從其社會中心的寶座上推下來。至少在不久的將來，工作仍將繼續作為人們的收入、權利和歸屬感的主要來源笨拙地運轉著，還沒有一個社群具備足夠的追隨者、資源和組織水平來對此提出重大挑戰。我在調查結束時面臨的問題正是，我所觀察到的在社會縫隙里日益蓬勃的拒絕工作的個案，能否以及如何轉化為對所有人都有意義且所有人都向往的社會變革。

《對工作說不》；【英】大衛·弗雷恩；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5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