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8日，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教師肖一之和社會文化議題寫作者端木異在朵云書店·滴水湖店圍繞林德爾·戈登的傳記《弗吉尼亞·伍爾夫傳：作家的一生》進行了一場對談。以下為此次對談的文字整理稿，限于篇幅有所刪節。

肖一之：最開始我提了一個想法，今天的活動可以從吐槽某些文化慣例開始。比如說，一般印象中的伍爾夫一直是纖細、敏感的形象。在電影《時時刻刻》里，扮演伍爾夫的是妮可·基德曼，她塑造的是伍爾夫在1940年代的形象，電影想要講述的是伍爾夫最后自殺的故事，所以妮克·基德曼塑造了一個非常神經質的伍爾夫。而林德爾·戈登這本傳記開篇就怒斥了這樣的伍爾夫形象，她引用了多麗絲·萊辛（另外一位著名的英國女作家，也是特別敢說的并且得過諾獎）對《時時刻刻》這部電影的評論，萊辛說扮演伍爾夫的妮克·基德曼“永遠皺著眉頭，表示她有多么深刻難懂的想法，老天爺，那個女人在不生病的時候是多么享受她的生活，她喜歡聚會，喜歡她的朋友們，喜歡野餐，喜歡遠足和短足旅行，我們真的是熱愛女受害者的形象，我們是真的愛這樣的形象”。所以，伍爾夫實際上不是這張照片上表現出來的纖細、敏感的形象。這個形象為什么會變成傳播最廣的形象呢？這是一個需要被討論的話題。

還有一點可能也會顛覆你心中對伍爾夫形象的感覺。伍爾夫是1882年出生的，在20世紀剛剛開始的時候她就已經過了20歲，我們很熟悉的那一批伍爾夫的作品基本都是在1920年代到30年代寫作的，她差不多在30歲出頭開始正式發表大量的作品，很多最經典的作品都是在40多歲完成的。比如我們很熟悉的《一間自己的房間》是1928年發表的，那個時候伍爾夫已經46歲了。而所有人都很熟悉的中國作家魯迅是1881年出生的，他只比伍爾夫大一歲。這張照片會給人錯覺，好像伍爾夫很多的寫作是一個年輕作家的作品，其實不是，你讀到的是非常成熟的作家，她經過非常漫長的準備期，她決定要講述這一切的時候已經做好了萬全準備。

電影《時時刻刻》中妮可·基德曼扮演的伍爾夫

端木異：電影《時時刻刻》給大家營造了一種感覺，即她是一位“居住在象牙塔中體弱多病的淑女”。豆瓣評論有一位讀者非常尖銳地指出，很多人都受這個電影的影響很大，以至于他們引用了電影的臺詞當成伍爾夫的話，實際上伍爾夫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關于伍爾夫最著名、也是不可不提的一本傳記，是她的侄兒昆汀·貝爾寫的傳記，因為他是伍爾夫家的家庭成員，他的媽媽是伍爾夫的姐姐凡內莎，伍爾夫相當于是他二姨。昆汀·貝爾的傳記開頭第一句話就說，“未出嫁之前，伍爾夫是斯蒂芬家的小姐”，看起來像是在寫陌生人，實際上他們不但是親戚，而且關系很好走得非常近，所以為她寫了傳。為什么保持這種超然的態度呢？因為他相信如果伍爾夫還在世的話，這是一種禮貌并且傳統的、她本人可以接受的方式，和電影和文學作品里面完全是不一樣的態度。戈登這本書也算伍爾夫傳記中比較特別的一本，更接近伍爾夫的心靈史，因為有一個副標題叫“作家的一生”，是用伍爾夫的作品一本一本串起來的，所以閱讀的時候還是有一點門檻，你需要對伍爾夫本人的經歷有大致的了解，再串聯這些作品，會更有意思。

肖一之：伍爾夫的第一本官方傳記就是他侄子出來寫二姨，這本傳記給人的感覺是“沒有人比我知道更多”。其實這些傳記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即存在一個簡單的二分，昆汀·貝爾的傳記樹立了一個基本的敘事邏輯，你在里面找到的是她的生活，真的是在寫他的二姨，她喜歡什么、她的成長經歷等，但是作為作家的層面涉足不多。后來的評論家會講非常刻薄的話，但是這不只針對伍爾夫，在很多女作家的傳記里面，傳主只有脖子以下的部分，她知識生活的部分完全不被涉及。戈登也是在修正這一點，她講述的是一個作家誕生的故事，伍爾夫是怎么樣從很小的時候因父母和姐姐連續離世導致精神崩潰的少女，最后變成一個可以直面世界的作家。

昆汀·貝爾著《弗吉尼亞·伍爾夫傳》

端木異：戈登花了大量的篇幅寫伍爾夫早年的作品，她1882年出生，媽媽在她13歲的時候去世，她的大姐相當于代理媽媽，在她15歲的時候去世，接下來在她22歲的時候父親去世了，她人生的前半段面臨著人生和家庭關系里最重要的人不斷地去世的局面，這也影響著她的創作和寫作。

伍爾夫很多早年的作品和資料很多人都不太會注意，也相對冷門，戈登她都一一加以細讀。伍爾夫的聲名在1930年代已經開始下降了，今天我們把她作為女性主義者和作家，其實是受到美國第二浪女性主義運動的挖掘和影響，也就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時，伍爾夫的地位開始重新上升，并且在七八十年代發生了非常激烈的論戰，包括前面提到的昆汀·貝爾的傳記，出版之后引起女性主義者和伍爾夫研究者跟他“打架”，這場筆戰拉鋸了二十年，一直沒有爭論出結果。因為昆汀·貝爾是英國人，有一種英國男性的保守主義態度，在昆汀·貝爾的傳記里面會發現，他甚至不認為伍爾夫是什么女性主義先驅，也不認為她有什么政治思想，他不承認這件事。比如說，女性主義者們把伍爾夫的《三枚金幣》視為女性主義讀本，而昆汀卻認為這個作品里對女性的捍衛是基于一種對外部社會過時的理解。

在大西洋彼岸的那些美國女性主義者們，她們重新發掘和解讀伍爾夫的作品，不但認為伍爾夫有作為女性主義先驅的一面，還有政治上非常激進的一面，甚至她們認為伍爾夫有馬克思主義者的一面，這簡直把昆汀·貝爾氣得暴跳如雷，“我比你們懂我二姨，我二姨不可能是這樣一個對政治很狂熱的人”，他引用了伍爾夫的丈夫倫納德的話，說伍爾夫是“活著的人中最不具有政治性的動物”。但伍爾夫出版的大量書信、日記、回憶錄里，都能找到她積極參與婦女運動和討論政治的部分。在長達二十年的論戰中，昆汀·貝爾作為伍爾夫家人有伍爾夫的文獻版權，他把家書、通信都亮出來，一條一條證明伍爾夫就是一個深居閨中的人，不是一個熱衷政治、投身女性主義運動的人，反而與之保持著距離。哪怕伍爾夫本人在1916年1月23日寫信給當時勞動婦女協會工作的瑪格麗特說，“我變成一個越來越堅定的女性主義者了。”昆汀仍認為伍爾夫表面上保持著對女性主義運動的熱心，卻不代表真正的投入和贊許。而伍爾夫研究者們則給出了完全不一樣的解讀，比如簡·馬庫斯教授，她引用了大量女性主義經典來證明，伍爾夫身邊男性家屬們眼中的伍爾夫，和女性主義批評家眼中的伍爾夫，能有多大的差別。在這些英國男性批評家眼中，伍爾夫是個政治絕緣體，雖然參與了一些政治活動，但并沒有什么政治覺悟和思想。而這些美國女性主義批評家認為，伍爾夫周圍這些男性在刻意掩蓋伍爾夫政治性的一部分，事實上伍爾夫不但熱心參與女性主義運動，作品中傳遞女性主義思想，還受到很多女性的影響，越發自覺地表達自己的憤怒和思考。由于當時很多伍爾夫的文獻沒有完全公開，特別是伍爾夫早期的很多日記等等，研究者都無法涉足，所以這場論戰最后的結論未定。但是，昆汀·貝爾至少最后不得不在這一點上低了頭，他松口承認伍爾夫是一個女性主義者。

這兩方的論戰很有趣，一方牢牢占據了文獻優勢，另外一方牢牢占據了文本優勢，他們就在此基礎上拉扯了二十年，1980年代時發展到了極其激烈的程度，很多文藝批評雜志看熱鬧不嫌事大，這邊登昆汀·貝爾，那邊就登伍爾夫研究者的反駁。實際上，這些論戰撕開了很多對伍爾夫的刻板印象，甚至揭露出伍爾夫較為激進的思想，正如昆汀·貝爾的論敵、簡·馬庫斯教授所宣稱的那樣，“還我們一個真正的弗吉尼亞·伍爾夫”。

肖一之：這個論戰爆發最重要的背景就是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出版伍爾夫的書信集，在那個時候才出版的重要原因非常簡單，就是相關的重要人士基本上已經死光了，不再可能會涉及隱私問題。

昆汀·貝爾和研究者的論戰展開的背景也是因為這些生平材料開始出現，大家都有機會闡釋它了，這一點也蠻英國人的，昆汀·貝爾吵架氣得不行，給美國研究伍爾夫的學者起了一個綽號叫“lupine”，這個詞是源自拉丁文的形容詞，意思是像狼一樣的。這是一個文字游戲，伍爾夫隨了老公的姓，他們的姓氏英文就是“Woolf”，比狼wolf多一個“o”，而昆汀·貝爾說那幫研究伍爾夫的人才是狼，給他們起了這樣一個綽號。這里面的紛爭有各種不一樣的說法，在伍爾夫去世之后，她的丈夫和男性親屬們竭力在做的事情就是維護她的聲譽。在20世紀早期的社會語境里面維護伍爾夫的聲譽，就會把她變得越來越狹窄和保守。

伍爾夫是一個很活潑的人，戈登在書里寫到伍爾夫在朋友中間、在她的書信中其實是一個非常擅長表演的人，有點“人來瘋”，在朋友中間她很樂意扮演各種各樣的角色，如果她的小說寫作是非常精挑細選和仔細琢磨的謀篇布局的寫法，那么她的書信是純表演的，除了日常的交流必要的信息之外，她會在書信里面用非常表演的性質來寫，她的書信集特別好玩。

端木異：所以有一些研究者覺得讀她的書信和日記比讀她本人的文學作品還要令人快樂，這是非常有道理的。

我為了做這個讀書會，還重新翻了一遍昆汀·貝爾那本書，其中確實梳理補充了很多伍爾夫家庭成員和背景構成，前面一大半都是人物關系之類的。不過除了這本書，伍爾夫還有一本很有名的傳記是赫敏·李寫的大部頭，巨細無遺，《時時刻刻》的作者也參考了這本書，目前還沒有中譯本。所以要討論伍爾夫的傳記和形象寫作的話，除了作品、書信、日記、回憶錄、各種傳記，還牽涉到布魯姆斯伯里集團的那些成員們彼此錯綜復雜的關系，閱讀量非常大，就是一個閱讀馬拉松。

伍爾夫《一間自己的房間》

肖一之：伍爾夫和他們那一代人確實是很迷人的一代，20世紀開頭的那一代人。過了100年他們有很多的經歷剛好可以跟我們對上，兩個世紀開頭的一撥人有很多共同的話可以在一起講。回到今天的主題，更重要的是伍爾夫在20世紀頭上對女性的處境和境遇做了很多辛辣但到位的描述，在她最著名的那本《一間自己的房間》有一個預期和召喚，女性的進步現在開始了，100年后看看這件事會變成什么樣。還有3年就是《一間自己的房間》的100周年了，到時候看看100年的預言實現了多少。

端木異：伍爾夫在她的《一間自己的房間》里，做了一個預算，女人需要獨立的話，除了需要有一間自己獨立的房間，還需要有一年500鎊的收入。伍爾夫1912年和丈夫結婚，她的丈夫倫納德是劍橋畢業，在錫蘭（現斯里蘭卡）為英國政府工作，辭職回國向伍爾夫求婚，伍爾夫之前拒絕了很多求愛者，但是答應了倫納德。倫納德當時并不富裕，而伍爾夫有一筆遺產，她的父母全部去世后給她留下了9000英鎊，然后每年會有400鎊到她的賬上。昨天我特意找了一位在英國居住時間很久、也比較熟悉當地情況的經濟學家朋友算了一下，那個時候英國還是金本位，1910年的9000英鎊用貴金屬折價的話，現在大概價值330萬英鎊。請注意，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這種換算并不完全準確，只能算個大概，特別是這一兩年貴金屬上漲，用通貨膨脹率計算，現在大概值145萬英鎊。在1910年的布魯姆斯伯里，9000英鎊可以買一棟獨門獨戶的大房子，便宜一點的公寓大概可以買五到六套。那時候很少有專門建的公寓，一般把大房子隔成好多套，可以租出去。事實上伍爾夫和她姐姐凡內莎當時就和包括后來成為伍爾夫丈夫的倫納德在內，一群人合住在一起。包括她后面一直住的蒙克屋（monks house），在東蘇塞克斯，1919年以700英鎊和她的丈夫一起買下來之后，她丈夫1969年去世前都一直住在那里，之前的房子大概也有出租。她在演說中也曾經提到過，她承認自己實現女性經濟獨立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她有遺產，她40多歲已經出版5本書的情況下，都沒辦法完全依靠收入來養活自己。

肖一之：伍爾夫在《一間自己的房間》提出的500鎊一年的年收入，其實是一個中層職員的年收入，也就是你可以養一家人，并且家里是有傭人的生活方式。這是非常舒適的生活方式，不是奢華的生活方式，就是不用擔心吃喝的狀態。伍爾夫在她寫這本書的年代，她自己的年收入就是這樣的狀況，他們家的收入加寫作的收入疊到一起。她和她丈夫一起開了一個出版社，自己學排印，自己揀字、排版，用小型手壓印刷機在家印刷，最開始的時候純粹是一個手工的工廠，后來印量大了放到后面的印刷廠幫他們印。她丈夫算過一筆賬，他們主要的作品就是伍爾夫的作品，到了1930年代末出版社每年有幾千鎊的收入，還是很可觀的，生活得舒服一點完全沒問題。

剛剛提到了伍爾夫丈夫的故事，她丈夫跟她求婚為了她回來，其實不是為了她放棄了他的工作，是他本來也不想干了。他在劍橋畢業去斯里蘭卡當帝國公務員，有一個可以參照的人物是喬治·奧威爾。奧威爾根本就沒念大學，奧威爾的全家就是世世代代給英帝國打工的，他爸爸是警察局長，他在英國高中畢業就跑去給帝國殖民系統打工了，在緬甸當一個地區的警長，他在那里很快就受夠了英帝國的一切，整套帝國系統非常荒謬，他想跑，倫納德也是一樣。倫納德的劍橋同學利頓·斯特雷奇1909年向伍爾夫求過婚，求完婚之后就后悔了，伍爾夫也覺得這個事情不是很合適，反正就是算了，當這個事情沒有發生。利頓·斯特雷奇扭頭就給自己的好朋友倫納德寫了封信，說我覺得我不太行，我覺得你可以，要不然你來。倫納德的求婚的故事其實是這樣，他們之前當然都認識，都在一個社交圈里頭。倫納德求婚，伍爾夫接受，兩個人開始共同生活，但是后面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

有意思的是，伍爾夫和倫納德用兩個人互相追求最后結婚的這段經歷各自寫了一本書，各自表述了一遍。第一本是伍爾夫的《夜與日》，《夜與日》的寫作手法相對比較傳統，是她的早期作品，基于倫敦生活，里頭的一些故事是根據她和倫納德他們那一圈人的城市經驗寫作的。倫納德自己寫過一本小說叫《聰明的處女》，這個題目就是寫給伍爾夫的。

倫納德·伍爾夫《聰明的處女》英文書封

端木異：出版社還建議過他改名，編輯覺得“處女”這個詞不大好，建議改成“未結婚的女人”，感覺是不是會好一點，倫納德他沒改，仍然堅持使用了這個原名。他們雖然在一邊通信、互相寫情書，看著感情好得不得了，但是另一方面一個人已經在開始拿對方作為原型來開始創作自己的小說了。作為當事人的伍爾夫本人最初沒有讀過這個小說，她完全不知道這個小說把自己寫成了什么樣，結果后面讀了這本書的書稿之后，沒過多久她的抑郁癥就發作了。所以，這個事情也是研究者們吵得非常厲害的文學史事件。

肖一之： 她和倫納德之間的關系的確是一個蠻大的公案。戈登其實也提到了，他們兩個人關系比較好的時候就是互相給對方起外號，他們之間起的外號都是動物。所以他們有非常親密的一面。但倫納德跟伍爾夫之間有一個后面的人吵得很嚴重的一個問題，因為倫納德·伍爾夫是一個猶太人，這個問題就是伍爾夫到底是不是歧視猶太人、伍爾夫是不是反猶。有一個可以確定的事實，他們倆婚禮上面倫納德的媽媽是沒有出席的。所以在2009年的時候，有一個法國作家的《伍爾夫傳》里頭，她就拿這個作為證據斬釘截鐵地說，伍爾夫是存在反猶的問題的，但是其他的人會給出更多、更復雜的答案。另外一位著名的猶太人，以塞亞·伯林有一本書叫《個人印象》，他在那本書里記載了他見過的各種各樣的人，他就寫了他見過伍爾夫，他在牛津工作，是英國大學那個圈子，也會在各種場合碰到伍爾夫。有一次伍爾夫就拉著他跟他說我們猶太人怎么怎么樣，因為結婚之后她的身份就是猶太人。這個故事其實有一個比較憂傷的結局，在二戰爆發之后，歐洲的事情傳到英國，倫納德和伍爾夫當時有約定，如果德國入侵英國，他們就一起自殺，因為他們覺得猶太人可能在希特勒的德國是活不下去的。

它是一個很復雜的故事，不太好單面向地說她是不是反猶，很復雜，就像所有的人一樣，大家都是復雜的存在。

端木異：除了反猶是很多研究者爭論很多次的一個點，還有一個爭論點是，伍爾夫到底是不是性冷淡，昆汀·貝爾的傳記里強化了這方面有爭議的地方。我們在戈登這本傳記里能看到一些更符合我們當下時代的判斷：“性冷淡”這個詞過去是用來批判無法滿足男人需求的女人的，因此，它必須受到質疑。以及，伍爾夫在婚姻中間到底有沒有和女性出軌，怎么思考她和這些女性之間的關系——它有沒有可能就是一種女性情誼的體現?這也是大家非常關心的事情。因為伍爾夫在婚前就已經和很多女性有一種又像同性戀又不像同性戀的親密關系和感情，但因為女同性戀其實是很晚才產生關注和進入政治、學術討論的事情，也和女性主義發生了相當深入的關聯，因此這些八卦花邊變成了被研究者關注的地方。

伍爾夫《奧蘭多》

倫納德跟她求婚之后，伍爾夫也非常坦誠地跟倫納德說，她從肉體上沒有感受到任何吸引力，說白了就是你的肉體對我沒有一點性吸引力，所以她被倫納德使用了“處女”這個詞來寫作。戈登在傳記里討論了這個詞，其實換一個角度來說，這就是指伍爾夫對他的“性冷淡”，戈登說這“只是不依靠男人的獨身女人諸多面目中的一面——這部小說稱之為‘處女’。”也就是說，這也可能是一個主張自己就是情欲主體的女人。《聰明的處女》這本書，卻也因此成為了很多人滿足窺私欲望的作品。伍爾夫本人和書里面的卡米拉也就對應了起來。伍爾夫的這種傾向和經歷也影響到了她一些被女性主義者關注的作品，比如她在《奧蘭多》里面寫到了雌雄共體這個事（《奧蘭多》里，女主角既是男人又是女人，她活了很多年），而“雌雄共體”也成了一個女性主義文學討論伍爾夫的關鍵詞。伍爾夫評論《簡·愛》這部作品時，她認為《簡·愛》的作者太急于抒發自己心中的憤怒。在論及自己女性氣質時，她認為最好的寫作應該是一種雌雄共體式的，既有男性的特點，又有女性的特點。她覺得《簡·愛》對女性身份的捍衛太不節制，對男性和男權社會的憤怒太過露骨，過于有意識地使用女性的口吻發表意見，“任何一個從事寫作的人，若是想到自己的性別那就是毀滅性的”，以至于削弱了它的文學性。這個地方就引起了很多人的爭論。   

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有一本肖瓦爾特的《她們自己的文學》，這本書梳理了英國文學史上很多著名的女性作家，這本書中譯本在2012年出版，前兩年又重新再版。它里面有一個部分專門討論伍爾夫的這種雌雄共體文學觀，肖瓦爾特提出了一個“逃遁論”來對伍爾夫加以批判。某種程度上，伍爾夫所在的布魯斯伯里集團的成員們，就是“雌雄共體”式生活方式的踐行者。但肖瓦爾特認為，伍爾夫過于浪漫化和神秘化了自己的很多生命里的經歷，她認為這種“雌雄同體”的追求實際上是一種逃避行為，并沒有真正實現過，伍爾夫的一輩子都在和女性特有的一些虧欠感、愧疚感做斗爭，在自己生存的困境中掙扎。她的姐姐凡內莎保持著一種開放心態，不會把自己和任何一個男人捆綁。她本人又因為自己可能有性冷淡，或者有這方面一些情緒焦慮，所以她就是要通過雌雄共體的提法，保持一種超然和冷靜，來戰略性地逃避自己的女性焦慮，以此撤退和回避討論自己并不符合那個時代對完美女性的要求和想象的沖突。這也引發了一場文學論戰，一場撕了很久的惡戰。反駁肖瓦爾特這本書的作者是挪威的女性主義批評家托莉·莫伊，她就直接用了個大標題，這個標題在整個1980年代都非常有名，就叫“誰在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   

我們在這本書里面可以看到戈登也討論了“雌雄同體”，戈登坦率地認為“雌雄共體”這個東西在伍爾夫的作品中沒有很重要。她還引用了安吉拉·卡特，認為《奧蘭多》這部作品不過是一種對貴族的阿諛奉承（指伍爾夫對她來自上流社會的女性情人薇塔的過分恭維），甚至認為因為伍爾夫在婚后跟薇塔的情感關系其實可能比大家想象的更肉欲。

肖一之：我補充幾點。第一個就是伍爾夫跟她丈夫的婚姻肯定兩個人都不是性冷淡的，至少在一開始的時候，因為隨著她書信后來出來了之后，可以在書信里確認。這個問題最開始在于編輯都是他們的家人和后代，最開始第一版書信集的編輯其實是昆汀他老婆。因為是家里的長輩，很多細節他們是不會放出來，或者是直接刪掉，出版出來的，都是刪減版。這件事情后來又變成另外一個問題。如果一切都沒有問題，為什么倫納德不讓伍爾夫生孩子？用醫生的建議說因為她的精神狀況不穩定，所以最后他們沒有孩子。這個會變成現在大家在討論或者在爭論的焦點，變成了在這個婚姻關系里頭，我們是不是又看到了一個丈夫替妻子做主的故事。比較麻煩的是同樣材料大家都有不同的闡述，沒辦法給一個明確的結論。

第二個就是關于伍爾夫自己。她提出來的雌雄同體，包括引發的爭論里頭其實這個脈絡會更復雜。肖瓦爾特在《她們自己的文學》，包括整場辯論當中提出的這些觀點，其實是在當時的語境里頭有牽扯到更大的問題。簡單總結一下，肖瓦爾特其實代表的是一個現實主義的立場，她對伍爾夫和以伍爾夫為代表的現代主義都非常不贊同。她要的就是這個文學作品直接以現實主義的說法表現一個什么樣的東西，她為什么會說包括雌雄共體，包括《一間自己的房間》在她那里她會覺得伍爾夫是在逃避，因為她沒有耐心去讀伍爾夫的修辭，她覺得這個修辭是一個純粹的防御性的表演，這個修辭本身沒有意義。伍爾夫的修辭當然是重要的。《一間自己的房間》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總結的書之一，這本書要回答的問題是女性和小說創作，她給的答案就是如果一個女性想要寫小說，她需要一年500英鎊的收入和一間自己的房間。開篇第二頁你就可以找到這個答案，剩下的100多頁都是在干什么？就是通過她的修辭從各個角度論證這兩者之間的關系。

這個論戰的另一方是托莉·莫伊，她是美國杜克大學的教授，莫伊那個論點跟肖瓦爾特兩個人來回扯了好多好多遍，但最后大家其實更愿意接受的是莫伊這個態度。就現在的伍爾夫學者而言，大家會更接受一個更復雜的伍爾夫。對于更早一代的學者來說，大家可能會更愿意找到一個模范，尤其是肖瓦爾特那本書，她想找的是一個女性寫作的脈絡，她是在樹立自己的模范的傳統。所以如果不太符合她那些范式的東西，她就會把它拿出來做一個批判，但其實可能事情就沒有那么簡單。

林德爾·戈登《弗吉尼亞·伍爾夫傳：作家的一生》

雌雄同體這點我其實也非常同意戈登說的那句話，這個概念在《一間自己房間》里頭有一個明確登場的時刻，但是在她其他的作品里面很少能夠找到，除非到了《奧蘭多》。但其實《奧蘭多》又是很多作者和很多評論者都會覺得很好玩兒、但是在伍爾夫的作品序列當中未必有那么重要的一本書。因為《奧蘭多》其實可以在某種意義上被視為她寫給自己的情人女友的游戲之作，因為這本書的背景其實是維塔·薩克維爾的家族史，她寫了一個從文藝復興16、17世紀到20世紀的一個虛構人物，是男的活著活著變成了女的這樣一個大脈絡串起來的一個歷史敘事。但是在這個歷史敘事當中，伍爾夫更多的是以薩克維爾家族史作為一個呈現，而不像她的另外一本書《歲月》。《歲月》是有意識地講述一代一代現代女性的代際故事，講我們是怎么樣到達現在這樣的一個狀態。

現在提到伍爾夫，基本上自動會對應上女性主義。這的確是伍爾夫重新進入大家視野的契機。作為一個現代作家而言，雖然可能在1930年代的時候，伍爾夫會被視作現代主義的首席女祭司，但其實大概在五六十年代的時候，伍爾夫在文學世界里頭會被視作已經有點過時的，不至于沒有人讀，但是已經被視作是上一代的東西。

可以作為參考的是狄更斯，其實在1950年代的時候，哪怕是在同樣英文世界的美國，狄更斯的作品其實除了特定幾本之外，其他都是很難買到。我的一個老師，他1960年代在哈佛念博士，他說他們那時候在哈佛會有些狄更斯的作品是需要直接寫信去英國訂購，因為在美國買不到。狄更斯的聲望都可以跌到這個地步，伍爾夫也一樣，因為按照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學品位，現代主義基本上被認定為終結于40年代末，就是所謂的嚴格意義上的現代主義頂峰在那時候終結，后面50年代的文學品位跟他們截然不同，所以伍爾夫的文學聲望差不多是到了最低點。

直到第二次女性主義運動，大家會發現你在讀伍爾夫的任何作品的時候，你是沒有辦法把她和女性這個事情分開來的。為什么昆汀·貝爾在打一場必輸的仗？因為你不需要拿伍爾夫書信，你只要看伍爾夫的作品。大家知不知道有一個著名的流行文化判定原則，就是判斷這個書它到底夠不夠女性主義，你其實要看一個非常簡單的法則，這里頭是不是有超過一個的女性角色，如果有超過一個的女性角色，當這些女性角色互動和說話的時候，他們是不是會聊除了男人之外的話題？這個觀點的源頭其實是伍爾夫。這是伍爾夫在《一間自己的房間》里頭提出來的，那個地方的修辭表演特別好玩，《一間自己的房間》是用她的講座修改的，可以想象這個主講人講到一半就悄悄問大家，我現在講一件事情，我要先確認一下，大家看一下后面的窗簾有沒有男人藏在那里。因為她的那個講座是在劍橋的女子學院講的，她說沒有男人的話我就可以說，因為這個小說里頭有一句話，小說的兩個女主人公，一個叫克洛伊，一個叫奧利維亞，這句話叫“克洛伊喜歡奧利維亞”。兩個女性角色，她們有著直接的交往和純女性的友誼她們之間的關系不需要有一個男性的中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視角。

端木異：這個在法則電影當中被稱作貝克德爾測試，像《好東西》那個電影出來之后，大家就會說它完美通過了貝克德爾測試，這里面男性甚至是附庸，男性甚至會主動認領這個工具人角色，說我們只是她的工具。但是我們很少會在影視文藝作品中看到這樣的情況，所以這也成為了一個標準。甚至還有一個網站叫做貝克德爾測試網站，公布了我們現在看到的一些流行電影、好萊塢電影等，這些電影中間有哪些電影是真正可以說是做到了女性含量標準。通過這個標準的未必是好作品，但沒通過的作品，女性主義含量可能是要被質疑的。

肖一之： 伍爾夫發表演說還有一個文化背景。1927年英國還出過一件事情，在某種意義上會被視作第一部女同性戀小說的《孤獨之井》在那時候出版，引起了一些文化風潮，然后被人告上了法庭，說它傷風敗俗。當時計劃找專家給這本書辯論和作證，論證它到底是一個文學作品，還是一個傷風敗俗的作品。他們就找到了伍爾夫，但是后來因為一些其他的變動她沒有去，我覺得這是一個遺憾。如果她去了，我們就可以看到伍爾夫非常明確的女性主義的法庭表述。但是這個事情鬧得非常大，所以在伍爾夫1928年做這個講座的時候，當她講這一句話的時候，下面的觀眾其實都知道她想暗示什么，那就是我們說的超友誼關系。

《思考就是我的抵抗：伍爾夫日記選》

伍爾夫寫《一間自己的房間》的一個動因或者說對話的對象是上一輩的作家阿諾德·本內特。本內特當時寫了一本討論女性的書，里頭討論出來的各種結論，其中有一條就是女性天生在知識水平上永遠趕不上男性的。伍爾夫在《一間自己的房間》里頭狠狠諷刺的就是這個立場。在伍爾夫看來，女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就是智識生活。她在日記里頭有一句很著名的話，去年中信出的那本“日記選”就用它做的題目，叫做《思考就是我的抵抗》。

再回到理性主義的批判維度上，除了我剛才講的那些，她還有一個很著名的事情。有一個詞叫做“家中天使”。這是一個19世紀的概念，它是十九世紀的一首詩，首先是個男的寫的，然后告訴這個女性，你們要做到的目標就好像是家中天使，你要把家里的一切都做好，男的下班回家的時候你要撫慰他的心靈和身體，你要捍衛這個家庭，你要純真，類似這樣一整套話語。

這套東西在19世紀就存在，誰最開始把它變成了一個批判的法則，就是伍爾夫。她有一篇文章叫《女性的職業》，里頭有一個非常詳盡的描述。她說我在想要寫東西的時候，就好像有一個鬼影一直在背后看著我，它一直不停地在跟我說你應該這樣做你該這樣做，它非常優雅地跟我說，你不要反對，你不要憤怒太多，你要純潔。有一個這樣的聲音在背后，她就說這個聲音就是19世紀的家中天使。她在這篇文章里面有非常激進的發言，她為20世紀初的女性發言，我們的選擇是什么？你殺掉它或者被它殺掉，這篇文章里她自己的選擇就是我要殺掉她，要不然她就殺掉我。

我覺得有一個特別好玩的題目，就是講伍爾夫和19世紀的關系。我稍微解釋一下，雖然她出生在1882年，但是在英國文學史上的19世紀作為一個歷史斷代，我們會把它放得比較長，它是一個起自法國大革命終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漫長時期。在帝國驅動下，在男的要有男子氣概、女的要當家中天使這樣的一個社會話語下，伍爾夫是在這個時代出生的。所以，她的很多寫作對話的對象其實是來自這個時代的思維和思想。她很多會讓我們覺得可能過激或者不夠激進的態度的原因其實是在于她對話的東西是上一代的人。

伍爾夫《到燈塔去》

這反映到她的小說寫作當中是什么？《到燈塔去》里頭的兩位女性主角，一個是以她的母親為原型寫的拉姆齊夫人，看起來是一個傳統女性，她要負責一大家人的吃喝拉撒，要組織各種活動，要體貼入微地觀察到所有人的情感需求。我們大家現在都知道，她一直在做情感勞動，這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另外一個女主人公是她的一個朋友，獨身的女性，叫做莉莉·布里斯科。她的職業追求是畫畫，但是她并不是一個很出名的畫家，她就是單純在畫而已。這本書基本上前半部分的重心是在拉姆齊夫人身上，拉姆齊夫人中間會死，第二部分就落在莉麗·布里斯科身上。

在對《到燈塔去》的早期的評論當中，評論家們都會注重拉姆齊夫人，覺得拉姆齊夫人身上是體現了伍爾夫所謂的女性特質。伍爾夫的確是不會回避女性特質的，在她講述的女性寫作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說她不覺得女性和男性之間是要被拉平的，差別是存在的，這個差別是對伍爾夫來說可以是正向的，就是因為男性和女性的不一樣，所以會讓女性看到男性看不到的東西，用男性做不到的方法來寫作。

但是最近的評論家可能會把視角都放到第二部分的莉莉·布里斯科身上，因為她更像我們現在的獨立女性的樣子，追求自己的事業，不管這種所謂的家庭責任，就是放棄家庭責任或者放棄這種社會加在年輕女性身上的責任。比如說，在宴會的時候，你旁邊的這位年輕的男性明顯忍不住，他非常想要炫耀一下，但是莉莉·布里斯科不會去給他開這個話頭，她是這樣一個角色。

端木異：剛才肖老師說到在那個年代他們認為女性的知識和能力都是要低人一頭。在這件事情上面，伍爾夫、喬治·艾略特、瑪麗·雪萊，還有沃斯通克拉夫特，她們在女性主義思想方面其實都保持了一種一致性。因為在她們那個時代，幾乎大家都認為女性不應該有智識方面的追求，女子無才便是德，外國當時也是這么想的。所以，早年的先驅如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她在推進女性教育方面寫了很多書，甚至還給她女兒寫了怎么教育她的女兒，甚至是自己開辦學校教課。而瑪麗·雪萊作為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兒，她就很好地繼承了她母親的這個觀點，她從小就讀她媽媽的書長大的。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這個人，她本身出生在底層，受教育完全是靠自學。你會發現那個時代的女性全部都靠自學。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瑪麗·雪萊都是自學，甚至瑪麗·雪萊跟雪萊在一起，其中一個吸引她的地方就是雪萊懂希臘語和古典文學，可以給她講解那些古典名著。

這和伍爾夫也很像，伍爾夫也是自學，而她的哥哥托比（Thoby）卻可以上頂尖學校。作為一個出生在知識分子家庭的女生，從小她父親就同意讓她隨便讀家里的書，敞開讓她讀。瑪麗·雪萊她家也是這樣一個風氣，書隨便看，女孩子都是可以讀的。你可以看到這些女性先驅們在年少時都是瘋狂閱讀、渴望想要汲取這方面的知識，喬治·艾略特以及瑪麗·雪萊，還有伍爾夫，她們當時都最痛心的一點就是她們沒有辦法進入高等學府，像男性一樣去學拉丁文、希臘文，這件事情是她們心里永遠的痛，因為很多書讀不了，靠自學也難以完全追趕。

肖一之：我這里加一個背景。西方的問題本來就很復雜，在英國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歷史路線圖大概是這樣，一直到19世紀中期以前，女性接受高等教育，這個事情就不存在。到19世紀晚期，牛津和劍橋分別成立了他們的第一個女子學院，劍橋叫紐納姆學院，也就是伍爾夫去做《一間自己的房間》的講座的那個學院。它是在十九世紀晚期成立的，但是最開始招收女學生進去就讀的時候，她們是拿不到學位的，拒絕給女性頒發學位。你讀完大學可以拿一個證書證明你讀過，但是你拿不到學位，但拿不到所謂的學士學位。到20世紀20年代，經過大量的斗爭，她們才明確地可以在讀完大學后拿到學位。在伍爾夫身上，雖然她全家都在劍橋，但是她沒辦法進劍橋去念書，沒有去接受系統教育。但是她爸爸給了她一個非常好的家庭教育，她爸爸在她還是十來歲的時候，每天晚上會拿出一段時間來帶著她去讀希臘語，主要是古希臘語的作家，所以伍爾夫在這方面接受了一些訓練，但是比起在大學花3年做全套訓練的人來說，她肯定一直都意識到自己在這方面是不足的，如果給她一個機會，她肯定是可以做得更好。

端木異：這就是為什么女性進入古典學開始正式學習希臘語，是一件突破。從1960年代一直到今天，很多對女性主義運動不屑一顧的男性知識分子都喜歡在掐架時咬文嚼字、論證說這些女性主義者們沒文化、文章里弄出很多誤解，畢竟沒有讀過也沒法理解這些古典學和文化里精深的東西。比如說history改成herstory，這是對詞源的誤讀和誤解，并以此削弱女性主義者的很多論證。好在今天，也有非常多的女性古典學者和歷史學者來加入到這樣的論戰里了。

肖一之：在伍爾夫的寫作當中，對于思想性的推崇，還可以再舉一個例子，伍爾夫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職業訓練，在她成為著名作家之前，她其實寫過很多匿名的媒體稿，她給英國最著名的書評之一《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寫書評，寫了應該有差不多20年。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伍爾夫每個星期必須寫一篇書評。

端木異：我覺得那些書評超級好看。因為是面向大眾，所以非常適合作為伍爾夫作品閱讀的入門推薦書。

伍爾夫《普通讀者》

肖一之：對，后面有一些結集出版，但是沒有出到《普通讀者》的序列里頭，有一部分在《普通讀者》里頭，但有一些是沒有的。因為那個時候的報刊都是不署名的，都是匿名的，所以我們其實不知道哪些是伍爾夫寫的，除了他們《泰晤士報》當時的編輯，只有那個編輯知道我是在給誰發邀約，我的錢要給誰。

所以，伍爾夫的大量作品一開始的時候，其實和男作家是在同一條線上，大家一起賽跑，她評論的作品和她的寫作的質量一開始就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好玩的是，2019年，英國《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出版社，他們跑回自己的庫里，真的回去查記錄，一條一條去找哪些是早期的伍爾夫寫的。他們把這些之前從來沒有結過集的文章，重新出版，叫Genius and Ink。所以當時有一個笑話，老作家伍爾夫又出了本新書。

但就是在這樣一些寫作訓練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伍爾夫知識的銳利。因為她是這樣一個對知識有非常銳利感知的人，你可以想象當她能夠看到其他的女性被剝奪的狀態的時候，她的憤怒。所以在伍爾夫的寫作當中再找一個關鍵詞，其實是憤怒。雖然她在《一間自己的房間》里頭會說寫《簡·愛》夏洛蒂·勃朗特寫得太直接了。但其實那本書自己就很憤怒，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她在《一間自己的房間》里頭構建了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憤怒故事之一，讓我們假設莎士比亞有個妹妹，這是她虛構的，就是莎士比亞這個妹妹，從天資來說她跟莎士比亞一模一樣。我們可以看到在當時的這個社會環境下，作為一個女性，所以她得不到所有她可能得到的機會，她永遠出不了頭。

所以在伍爾夫這里，如果我們要說伍爾夫的女性主義站在哪些非常明確的立場上，對知識的追求絕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

端木異：說到匿名，其實當時伍爾夫也說過一句非常經典的話，她說文學史上很大一部分匿名寫作者其實都是女性，這件事情在她自己身上就得到了很大的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