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8日至9日，逸仙高研工作坊“異域故國：西方收藏的中國”在春陽臺召開。本次會議由中山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主辦，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廣州美術學院藝術與人文學院以及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合辦。此次工作坊圍繞物質文化史的新發展、新面向展開，對海外收藏的中國相關物品的生命史展開進一步探索。吸引了來自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天津大學、廈門大學、南開大學、四川大學、中山大學、廣州美術學院、西安美術學院以及西交利物浦大學等學術機構的近20位學者參與。

會議合影

工作坊開幕式由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副教授、中山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程方毅副院長主持，程方毅副教授對王維江教授及與會嘉賓表示了感謝，對本次會議的籌備過程、主旨關切進行了介紹。廣東省唯品會慈善基金會理事長、塱頭鄉村振興公益項目負責人沈旻致辭，沈旻理事長再次對與會學者表示歡迎，并介紹了春陽臺項目近兩年來的活化發展歷程以及與中山大學和海內外學界的淵源，展示了學術探究與鄉村活化有機合作的光明前景。

程方毅副院長主持

沈旻致辭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王維江教授為本次會議做主旨報告，題為《19世紀的工藝美術和民族學——中國藝術品西傳的先導》。王維江教授首先指出，隨著技術的迅猛發展，19世紀成了知識大爆炸的時期，眾多學科如博物學、東方學、民族學、人類學等紛紛涌現，引發了全球范圍內的藏品收購熱潮；同時，博物館、動物園、植物園等機構的興起，進一步促進了西方對民族學、人類學知識的深入加工與系統化。這些機構的發展也推動了西方工業貿易與全球工藝的融合，促成了諸多“工藝美術博物館”在歐洲的建立。接著，王維江教授詳細介紹了德國前駐華公使巴蘭德的生平、在東亞地區的政治活動、收藏生涯、人際網絡以及其在民族學上的成就，這些都反映了當時歐洲民族學術發展與全球收藏活動的同步性。然而，巴蘭德的收藏并未在德國工業界產生預期的影響，反而在法國工業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巴蘭德晚年也更加專注于中國文物的收藏。王維江教授認為，到了19世紀末，包括巴蘭德在內的歐洲人開始逐漸認識到中國藝術品與歐洲工藝品具有同等的價值。進入20世紀初，東亞工藝品在世博會上的展示激發了未踏足東亞的歐洲收藏家對這些工藝品的興趣與偏好，東亞博物館也逐漸成為一個獨立的分類。王維江教授總結道，正是“業余”學者的濃厚興趣和全球范圍內的廣泛活動，推動了全球藏品的收購；工業界的發展也得益于全球工藝品的收藏。隨著全球藏品大量涌入歐洲，新的機構、組織不斷涌現，吸引了眾多來自各行各業、遍布全球的歐洲收藏家，進而推動了20世紀初東亞藝術品成為一個獨立于民族學、工業界的學術專業領域。王教授的報告引起了與會學者的廣泛回響與熱烈討論。

王維江教授做主旨報告

會議論文組一“德語世界中的中國藝術與物質文化”由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高級策展人瞿煉主持，共有三篇報告文章。

吳若明副教授

南開大學文學院吳若明副教授的報告題為“‘漂流’瓶的見證者：德國東部地區博物館藏中國陶瓷源流與接受史研究”。她從典型性的一組中國明清外銷瓷瓶出發，通過細致的歷史收藏者和影響輻射區域研究，指出十六世紀以來，隨著新航線的發現和亞歐間直接貿易的興起，以陶瓷為主的中國器物在德國各地都陸續被購買收藏，并在各地選帝侯的收藏展示與禮物饋贈中具有重要價值。吳若明認為，德國東部的柏林地區、勃蘭登堡州和薩克森州是德國收藏亞洲瓷器的重要區域，柏林、德累斯頓等主要地區不僅收藏了大量的中國瓷器，并存在相關的瓷器置換、饋贈等歷史關聯，參與了德國乃至歐洲的文化交流史、社會生活史等多重方面，在報告過程中，吳教授展示了大量珍貴史料和直觀圖片。中山大學歷史學系艾姝副教授進行評議，她指出吳副教授的報告讓人獲益匪淺，并認為該案例可在“接受史”角度進行更細致處理，比如對博物館的展陳進行深入分析。同時，兩位學者就不同學術環境下的寫作習慣以及報告過程中的諸多發現和靈感進行了探討。

汪燕翎教授

四川大學藝術學院汪燕翎教授的報告題為“空室有風吟：北平中德學會與中國藝術的跨國遭遇”。她通過細致的史料分析指出，北平中德學會存在于1933年至1945年間，在戰時語境下扮演了促進中國藝術跨國流動的重要角色。一方面，學會推動了德國漢學與藝術史研究向東亞的遷移；另一方面，以中德學會為中心又連接了超越德語世界的北平漢學群體和藝術家，共同構建了“世界藝術史”視域下的中國藝術史研究新范式。本文根據新的歷史影像材料，連接影像背后的物、人和文本，分析學會的學術實踐與政治博弈，揭示中德學會在戰爭時期中國藝術跨國知識網絡形成中的作用，及其對戰后中國藝術史話語的潛在影響。天津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曹雄副教授肯定了汪教授的研究意義與深度，并分享了同一時期俄國學會的類似情況，同時，瞿煉老師就一些呈現細節與汪教授進行了簡要探討。

黃肖昱助理教授

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黃肖昱助理教授的報告題為“維也納博物館里的羅生特醫生形象”。他首先介紹了猶太醫生羅生特從維也納到上海的復雜經歷，并揭示了戰后奧地利“受害者”記憶解構之后，奧地利官方表述中的羅生特形象以及中國官方和學界眼中的羅生特形象。最后，黃肖昱從跨國史的視角出發，分析中奧雙方共同互動之下構建的羅生特形象貼近了歷史事實、符合國際反法西斯敘事的需要，他認為更全面的羅生特醫生形象也是中歐共同構建健康二戰記憶的一個例證。西交利物浦大學中國研究系朱敬助理教授進行點評，她指出對于羅生特記憶構建過程的探索，可以深化博物館展陳組織與受眾的分析，兩位學者也就中奧官方對羅生特形象的關切重點異同進行了探討。

會議論文組二的主題是“英國視域中的中國收藏與認知”，由中山大學歷史系李丹婕副教授主持。

朱敬副教授

西交利物浦大學朱敬副教授的報告題為“民族志的興趣與‘人類學’式的收藏?——倫敦科學博物館20世紀的中國‘科學’器物收藏與展覽”。她專注于英國威爾康姆基金會捐贈給英國科學博物館與醫藥相關的典型藏品、收藏來源、展覽呈現與相關宣傳，并指出這些收藏多呈現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視角或者“民族志”興趣。而早期的展覽中，中國“醫藥娃娃”成了主角，被展覽者認為是中國富貴女性的就醫必備之物。朱敬副教授進一步追溯到歐洲對“醫藥娃娃”的記載可見于一些法國材料，“Chinese medicine doll”的真實性在當時也得到了部分美國學者的求證。但她認為，這些關于中國“醫藥娃娃”的說法，沒有充分的中國原始材料支撐，也不符合中醫傳統診斷模式，反而更接近當時歐洲社會觀念與診斷模式。所謂的“醫學娃娃”，可能在原始語境中具有一定的情色意涵。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李騖哲副教授進行評議，他認為從朱敬副教授的分析中所謂“醫藥娃娃”的構建更可能是一種炒作藏品的構建，在場教師也就當時“科學博物館”名稱中“科學”的意涵進行了探討。

詹鎮鵬副教授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詹鎮鵬副教授的報告題為“英國王室收藏‘中國’：以馬戛爾尼使團禮物為中心”。他指出，1793年馬戛爾尼率領使團來華，標志著中英兩國關系與政治交流的一次重大事件，但以往研究對兩國各自準備的禮物之收藏史仍缺乏深入比較。詹鎮鵬通過分析雙方的禮物籌備、運輸與接收后發現，雙方對各自禮物都進行了精心準備，但獲贈雙方對收到的禮物都不甚滿意——乾隆認為英國使團的禮物質量欠佳，沒有給予重視；乾隆皇帝賜英吉利國王多項禮品也被英國使團認為價值不高，禮品被攜回英國后，一些在弗洛格摩宮（Frogmore House）擺設。乾隆漆器在19世紀先后轉移至布萊頓英王閣（Royal Pavilion, Brighton）、肯辛頓宮（Kensington Palace），納入歷代英國王室集腋成裘的收藏，一部分遞藏有緒、傳世至今。中國皇帝御用工藝品進入西方收藏，正值廣州一口通商體系下興起的“中國風”消費時尚，可供觀察歐洲貴族對中國文物的普遍認知、篩選標準與展示行為，包括室內陳列中日工藝品、添置金屬鑲飾的中國瓷器、變賣藏品使其在市場流通。通過英國王室收藏清代皇家禮物，我們可以探知中國文物流入西方的多種渠道中，政治外交贈禮作為相對特殊的一類個案，其背后所承載的象征意義。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王亞楷副教授進行點評，她指出詹鎮鵬副教授揭示了雙方禮物的生命史，展現了馬戛爾尼出訪對歐洲的深遠影響，彌補了此前研究尚未關切的空白，兩位學者也就雙方準備禮品的細節以及雙方的觀念背景展開討論。

江哲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博士研究生江哲的匯報題目為“英國的玉文化傳播及中國形象嬗變（1793-1936）”。她首先介紹了該選題的獨特性與跨學科價值，并介紹了近代英國對中國玉器始于民族志、漢學的知識生成，由19世紀文物外流而起，隨20世紀中國藝術收藏“黃金時期”而興，又因考古成果豐碩而續。同時，18世紀末以來中國形象在英國的塑造，可由玉器這宗中國藝術與文明之典范的傳播史，勾勒出不同歷史時期“他塑”與“自塑”之嬗變。而有關19世紀以來中國傳統藝術的域外傳播，江哲認為現有成果集中于西方審美所熱衷的陶瓷、青銅器等品類，而對于能深刻揭示中華文明起源傳承及突出特性的玉器，尚缺乏學術關照。此外，對于1935年的“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江哲認為目前學界忽略了文化外交舉措對提升國家軟實力及形象的歷史價值，而通過藝術史研究視角，可分析鴉片戰爭至二戰前,英國視域下的中國玉器鑒藏及研究關懷之變化趨勢，結合研究過程中所發掘的圖錄、手稿、新聞、廣告等資料，江哲希望再現1793年至1936年文化交流史上中國形象之型塑更迭。四川大學藝術學院汪燕翎教授肯定了研究的選題價值與工作量，認為目前的報告更強調話語研究，且應重視發生在中國場域的玉器藝術史、收藏史的考證與探索，并建議完善文章相關結構。

論文組三的主題是：“收藏、展示與知識建構”，由廣州美術學院藝術與人文學院謝波副教授主持。

程方毅副教授

中山大學博雅學院程方毅副教授的報告題為“20世紀初期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收藏的緣起”。他的報告圍繞“為何歐美和日本收藏家關注鄂爾多斯式青銅器”這一問題展開。程方毅指出，這類青銅器并不存在于中國的金石學傳統，直到1910年代才在北京文物市場上被西方學者注意到，瑞典地質學家與考古學家安特生就是其中之一。程方毅認為，這類青銅器甫一進入西方學者的視野就引起其濃厚的興趣，與19世紀以來歐美古典學界興起的斯基泰（Scythian）研究密不可分，而當歐美收藏家們首次在中國北方留意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這些青銅器上的動物紋飾與斯基泰人藝術品上動物紋飾的相似性讓學者們開始將它們相提并論，并試圖論證其相互關系。歐美古典學界的關注進一步激發了在華的歐美學者與收藏家的熱情，比如伊薩貝爾·盈格蘭（Isabel Ingram）、蘭登·華爾納（Langdon Warner）等人便開始在中國北方各地搜購鄂爾多斯式青銅器。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李丹婕副教授進行評議，她肯定程方毅副教授的基本觀點，并就文中的部分表述、概念界定及邏輯銜接與其進行了商榷，同時李丹婕格外強調了瑞典學者在20世紀初在華獨特學術及探險活動的重要意義。

高級策展人瞿煉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高級策展人瞿煉的報告題為“真形還是幻象：20世紀國外中國藝術研究和收藏的經驗誤區（以‘輝縣黑陶俑’為例）”。瞿煉從收藏活動中作偽的類別出發，以其中“輝縣黑陶俑”為例，首先展示了一批“輝縣黑陶俑”影像，并介紹了20世紀40年代以來對“輝縣黑陶俑”的收藏與研究熱潮，指出羅樾有關“輝縣黑陶俑”的早期研究基本奠定了當時學界對此的基本認識。而到了50年代，一些學者對“輝縣黑陶俑”的真實性產生了懷疑與研究，出現了否定性的材質分析，但并未顛覆學界有關“輝縣黑陶俑”總體真實的認知。直到70年代，牛津大學對一批核心“輝縣黑陶俑”進行了熱釋光分析，得出全部黑陶俑均為仿作的結論。此后，有關“輝縣黑陶俑”的收藏和研究逐漸銷聲匿跡。瞿煉認為，“輝縣黑陶俑”的收藏與研究熱潮離不開收藏商人的精心設計：輝縣獨特的交通方位使其成為近代中國文物的流失門戶，收藏商人通過加工小型真實陶俑乃至偽作“輝縣黑陶俑”，再加之輝縣的故事加工，在契合當時收藏市場熱點的同時，也讓“輝縣黑陶俑”的輝縣來歷顯得可信。最后，瞿煉總結道，看待20世紀的文物考古研究，要關注藝術史學者、收藏家、古董商以及博物館策展人等多種身份形成的網絡。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黃肖昱助理教授贊揚了瞿煉報告的詳細與可靠，并與之探討了上世紀古董造假產業鏈條的相關研究。

周聞天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周聞天題目為“‘奇珍鋪子’的知識秩序：香港大會堂博物院與西方人在華早期博物館實踐”。周聞天以1869年成立的香港大會堂博物院為中心，以1883年的藏品目錄為切入點，考察這座由西方人在華建立的早期博物館的組織緣起、藏品構成及收藏網絡，并分析其對中國物品的分類方式，探討這些分類如何反映了當時對中國的一般觀念，以及背后所依托的更廣泛的知識體系或學科框架。周聞天發現，19世紀西方人在華建立的博物館主要以自然標本收藏為主。他認為，這一現象與18世紀以來自然志作為一門學科的成熟密切相關，而相比之下來自中國的文化物品在分類模式上則缺乏穩定性，其定位游走于“奇珍”、商品或人種學標本等不同認知框架之間。這種分類上的混亂反映出這些來自中國的物品，乃至更廣泛的非西方物品，尚未被完全整合到既有的西方知識分類體系之中。周聞天總結，隨著20世紀西方與非西方世界的深刻變革，19世紀流行的諸多認知框架逐漸被新的知識體系取代，而香港大會堂博物院的衰落某種程度上正是這一全球知識體系變遷的縮影。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副教授詹鎮鵬肯定了周聞天的研究價值，就相關史料發掘與利用與周聞天博士展開交流，并對報告細節提出了修改建議。

論文組四的主題是：“跨文化藝術互動與中國形象”，由中山大學歷史系艾姝副教授主持。

曹雄副教授

天津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曹雄副教授的報告題為“20世紀上半葉在華俄羅斯藝術家美術作品中的中國圖像研究”。曹雄選取了莫斯科索爾仁尼琴俄羅斯僑民之家博物館館藏的相關作品，重點分析了藝術家的創作技法、文化符號的轉化以及20世紀上半葉在華俄羅斯藝術家對中國社會多樣性和文化復雜性的呈現。曹雄分析了現實主義、印象主義、象征主義等藝術風格在中國圖像中的應用，揭示了這些藝術作品如何在跨文化交流中體現俄羅斯藝術家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再創造。他認為，俄羅斯藝術家的作品不僅是對中國文化和歷史信息的藝術記錄，也是其文化身份重建與再發現的過程。吳若明副教授評議時肯定了曹雄副教授的研究資料充實、內容豐富，兩位學者也就資料的差異性與分類進行探討；艾姝副教授指出目前有關藝術家的照片和信息存在缺失，期待有藝術家自己的圖片和信息的發掘以便回到歷史語境深入了解藝術家。

謝波副教授

廣州美術學院藝術與人文學院謝波副教授的報告題目為“悲劇的視覺化——以元代平遠山水為例”。她的報告圍繞中國山水畫中悲劇屬性的視覺化，試圖挑戰傳統學術界關于中國美學框架中不存在此類元素的論斷。謝波從“藝術中何以為人？以何為人？”的問題出發，認識到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必然的“失去”和“無常”等主題。她進而以“平遠”法作為分析視角，重新審視及詮釋海外收藏的一批元代著名藝術家（如倪瓚、趙孟頫、黃公望和方從義等）的山水作品，揭示這些山水畫中蘊含的憂郁、短暫和生存反思的內在敘事。通過對歷史背景的梳理和主題探索，謝波認為，元代平遠山水畫，作為中國藝術史上的獨特現象，不僅是對自然景觀的描繪，更是一種深刻的心理圖景與精神救贖的象征，是分析中國藝術創作的情感和哲學層面、理解中國文化傳統中藝術與人類經驗之間的相互作用的新抓手。高級策展人瞿煉贊賞了謝波副教授敏銳、深邃的感知和剖析以及其優秀的鑒賞力，并與其探討了部分概念與反例的分析。

劉晉報告

西安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劉晉的報告題目為：“解讀異域之物：戰國蛇座鳳鳥漆木鼓架的西方詮釋”。劉晉梳理了戰國蛇座鳳鳥漆木鼓架自20世紀30年代末于湖南長沙出土后的流傳過程，指出西方理解中國器物時存在涵蓋“前理解框架”與“分類法”在內的預設立場，這對西方以獨特視角理解中國器物具有重要作用。他認為，以霍利斯、李雪曼為代表的博物館從業者針對器物的命名、造型、紋飾、風格、位置、構件等諸層面的探究，奠定了西方理解戰國蛇座鳳鳥漆木鼓架的基礎。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的研究成果經由西方社會各界的科普介紹、圖錄編撰、藝術史定位等行為，則真正將戰國蛇座鳳鳥漆木鼓架這件“異域之物”推向大眾視域。中山大學博雅學院洪綿綿副教授肯定了劉晉的學術積累，并就文章部分概念與分析的整體性與劉晉進行討論。

會議現場合影

圓桌會議由程方毅副教授開場，他表示此次會議匯集了不同領域的學者，研究時間段涵蓋18至20世紀上半葉，地域覆蓋較廣。會議圍繞收藏史展開討論，主要涉及三個方面：收藏史的展開與學科發展、收藏的入藏形式與途徑以及西方如何在自身的知識體系中理解和分類中國，同時中國又如何在這一過程中進行抵抗與重構。與會學者認為，收藏史是一個跨學科議題，研究應超越語言和學科的局限，探索中國文物在異國的呈現方式。在研究方法上，強調物質文化的價值，通過實物分析歷史進程。同時，收藏史研究不僅涉及經濟、政治和外交背景，也關乎收藏經濟、審美意趣及社會影響，探險家與外交官通過收藏獲取名望的歷史機制亦值得深入探討。此外，學者也就中山大學收藏史研究發展提出了美好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