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飲食和適當的運動，是國際社會公認的三項健康標準。其中，幫助人體恢復精神和解除疲勞的睡眠排在首位。2001年3月21日，國際精神衛生和神經科學基金會主辦的全球睡眠和健康計劃發起了一項全球性的活動，以喚起人們對睡眠重要性和睡眠質量的關注。由此，3月21日成為“世界睡眠日”。隨著注意力經濟的崛起，以及新技術的快速迭代和消費主義的無孔不入，睡眠不足引發的健康危機正在成為一個令人擔憂的全球性現象。這背后隱藏著一種前所未有的可怕觀念：睡眠在現代化進程中逐漸被視為“無用功”——它既不能創造經濟價值，也無法提高生產力，因此被視為懶惰和缺乏進取心的象征。在某些行業，熬夜甚至成為衡量員工努力程度的標準。

數千年來，睡眠一直是人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是休息、修復和夢境交匯的場域，如今卻受到日益深重的侵蝕和剝奪。同時，隨著內卷文化的興起和焦慮的蔓延，失眠也已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嚴重問題。當我們回顧人類睡眠的歷史——從長夜漫漫的兩段式睡眠，到工業革命后的八小時睡眠，再到如今全球性的睡眠危機——這幾乎就是一部睡眠不斷被侵蝕和剝奪的歷史，背后隱藏著技術的變革、夜生活的興起以及24/7模式的君臨天下。不可否認，人類的睡眠時間和質量正在被各種外部力量侵蝕，逐漸演變為一場自愿與被迫交織的“自我犧牲”，一項越來越昂貴的“奢侈品”，一個不斷消逝的長長的夢。

長夜漫漫與兩段式睡眠

自有文字記載以來，人類就在日落后睡眠。對于中國的古老先民來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亙古不變的常態。對于工業化之前的平民生活而言，幾乎沒有比黑暗降臨更重要的事了。黃昏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把門窗鎖緊、將看家狗放出去的時刻。在西方文化中，黑夜先于光明誕生，代表著世間邪惡的一面。公元前8世紀古希臘詩人赫西俄德在《神譜》中敘述了從黑夜中產生的一系列惡神：“夜神紐克斯生了可恨的厄運之神、黑色的橫死之神和死神，她還生下了睡神和夢囈神族。盡管沒有和誰結婚，黑暗的夜神還生了誹謗之神、痛苦的悲哀之神，……以及司掌命運和無情懲罰的三女神——克洛索、拉赫西斯和阿特洛泊斯”。由此，黑夜成了令人生畏的萬惡之源。

從荷馬時代開始，漫漫長夜就是睡眠的代名詞。在中世紀的許多行業中，上夜班是非法的，政府規定嚴禁夜晚繼續工作。即使對廣大的窮人來說，大多數夜晚也宣告著白天的辛勞終于結束。法國13世紀出版的一本《行業手冊》，嚴禁金匠和銀匠在夜間干活，因為“夜晚的亮光無法讓他們真正把活干好”。1375年，德國漢堡市政當局同樣要求，在秋天“太陽變成金色”以及冬季“夜晚到來”時，蹄鐵工人必須停止工作。然而，由于黑夜時間的漫長（尤其是不少高緯度國家）導致睡眠時間太長，到午夜時人們一般會習慣性地醒來。事實上，人們長期以來都會在睡到半夜時爬起來一小時左右，然后接著睡。后來，人們把這種睡眠模式稱為“兩段式睡眠”——兩個階段的睡眠時間大致相同，為4-5小時。

古希臘詩人荷馬在史詩杰作《奧德賽》中提到的“第一段睡眠”很可能是第一份關于分段睡眠的記錄。14世紀末，英國詩人喬叟在《坎特伯雷故事》記述了一個《鄉紳的故事》，卡娜西在“夜幕降臨后不久”就睡了，隨后在“第一次睡眠”后的清晨醒來；反過來，她的同伴們熬得更晚，“一直睡到天亮”。直到19世紀，英國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嘯山莊》中也出現過分段睡眠的描寫。一般來說，夜間醒來的時間從23點左右持續到1點左右，這取決于他們上床的時間。夜晚的第一次睡眠被稱為“初睡”（first sleep），它在整個前工業化世界被廣泛采用。它在法國稱為“premier somme”，在意大利則叫“primo sonno”。事實上，在非洲、南亞和東南亞、澳大利亞、南美和中東等地都發現了這種睡眠習慣的證據。

《坎特伯雷故事》

隨后的清醒期被稱為“守夜”（the watch），它是一個相當有用的時機。在月亮、星星和油燈或“燈心草燈”的微弱光芒下，人們會處理一些普通的工作，比如往火里添柴、讀書、祈禱、聊天、拜訪鄰居，也可以什么都不做。當然，在“初睡”緩解了一天勞作的疲憊后，“守夜”期便成了“造人”的黃金時間。正如一位法國醫生所說，“對他們來說是更加享受的，并且性生活質量更高。”這一觀點得到了后世一些英國內科醫生的贊同。許多宗教把清醒期的“守夜”看作最“有益”的時刻。對基督徒來說，他們需要在這段時間完成禱告。從15世紀末開始，無數的祈禱手冊都準備了專為這幾個小時提供的特別祈禱。活動結束后，人們通常會進入第二段睡眠，它被稱為“晨睡”（morning sleep），可能會持續到黎明，或更晚。就像今天一樣，人們最終何時醒來，取決于他們上床的時間。

照明、飲料與夜生活的興起

16-17世紀是人類睡眠史的一個分水嶺。1500年，巴黎全城實行宵禁，夜晚悄無聲息。然而到1690年，巴黎的許多咖啡館到凌晨仍在營業，夜晚的街道上人頭攢動。1700年，受過教育的富裕階層在凌晨三四點鐘入睡。對此，美國歷史學者克雷格·科斯洛夫斯基在《夜晚帝國》（Evening's Empire: A History of the Night in Early Modern Europe）一書中指出，在1500年到1700年的兩百年間，英國和歐洲大陸的精英階層把醒著的時間延長了7個小時，夜晚不再是睡眠的時間，而成為各種娛樂和社交表演的時刻。他將這種轉變稱之為“對夜晚的社交和象征性使用進行了擴展”。究其根由，人工照明技術的發明和普及在夜生活的興起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夜晚帝國》

16世紀初，巴黎居民住宅臨街的窗戶外必須安裝照明燈具。1667年，巴黎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照亮街道的城市——在玻璃燈中使用蠟燭。同年，里爾緊隨其后。兩年后，阿姆斯特丹開發出了效率更高的油燈。隨后的一個半世紀中，人工照明變得更加普遍，而且更加強大。1814年，煤氣路燈在倫敦威斯敏斯特橋上首次點亮，象征著工業革命的到來。這場照明技術的變革極大地影響了人類的晝夜節律，進而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的睡眠模式。它延長了“初睡”時間，縮短了“晨睡”時間。“兩段式睡眠”在17世紀末的北歐城市上層階級中開始消亡，并在隨后的兩百年里滲透到了西方社會的各個角落。

人們生活方式上的更多變化隨之而來，其中最顯著的變化乃是夜生活的興起。它最早在上層社會中出現（照明技術為歐洲宮廷的夜間娛樂如化裝舞會、芭蕾舞表演等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隨后逐漸向大眾社會傳播，進而發展為一種影響全球的生活方式。17世紀上半葉，這股上層社會開啟的夜生活風氣開始彌漫開來——盡管宵禁令還在，但規矩已經放松。少數普通市民開始以適合自己的方式享受夜生活。在英國，小酒館生意興旺，詹姆斯一世時期，餐廳、小酒館常常可以通宵開放。賭場是夜生活的另一個重要場所，在斯圖亞特王朝統治時期，賭博流行，賭場八點開門，一直可以經營到半夜。

與此同時，另一項影響人類睡眠的發明也誕生了，那就是新的刺激性飲料的引入。隨著君士坦丁堡與歐洲大陸通商頻繁，威尼斯商人把咖啡販運到意大利，隨后歐洲第一家咖啡館于1650年在英國牛津大學建立。漸漸地，咖啡館演變為一個經典的社交場合，各種資訊經由咖啡館傳向更廣的社會，并逐漸形成了對西方文明影響深遠的“咖啡館文化”。17世紀晚期，中國茶進入英國，飲茶風俗逐漸開始在英國各個階層盛行；而原產于美洲的巧克力也在17世紀中期流行起來——第一批著名的英國巧克力屋于1657年出現。眾所周知，咖啡、茶和巧克力都是具有神經興奮作用的食品，它們的廣泛使用，讓人們有更充分的精力利用被燈光照亮的夜晚，成為精彩夜生活的助燃劑。

毫無疑問，延遲入睡帶來的影響極為深遠。夜晚仿佛一股殖民勢力，大大影響了現代社會的基本創造物——資產階級的公共領域。男人可以脫掉自己作為神職人員或者政府行政人員的外衣，自由交換對各種問題的看法。在此，咖啡館成為思想交流的重鎮。英國人在咖啡館中討論各種時事、知識和藝術，甚至流傳下來了一個至今非常有名的詞：便士大學。因為人們只用花1枚便士，就能在咖啡館里學習到很多最前沿的東西。更重要的是，咖啡和咖啡館激勵了反對現有陳規的精神，并促進了啟蒙思想的誕生。從法國大革命到歐洲啟蒙運動，許多偉大的思想都誕生于午夜的咖啡館。

工業革命與八小時睡眠觀

毫無疑問，18世紀60年代興起的歐洲工業革命帶來了更深刻的變化。這場影響深遠的革命不僅提升了西方的科技和生產力水平，也將西方國家由自然經濟模式帶入商品經濟社會。規模化的工業生產取代了散布各地的家庭作坊，也為社會的大部分人帶來了一個全新的身份——被雇傭的勞動者。在利潤的驅使下，資本自然會想盡辦法把勞動者的價值利用到最大，并將雇傭的成本降至最低。因此，如今所熟知的“八小時工作制”概念在工業革命初期是完全不存在的，每天工作十六小時以上是勞動者的常態。在這樣的殘酷形勢下，廣大勞動者們在睡眠問題上的普遍匱乏可想而知。

因為缺乏有效的組織，勞動者也沒有能力和資本抗衡，所以對他們大規模地壓榨成為當時歐洲各國普遍存在的現象。直到“工會”這一全新組織的誕生，才有力地改變了資方和勞方之間不平衡的關系。勞動者可以通過工會和資方談判，逼迫資方讓步，以提升他們的薪資和勞動保護等等。1817年，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八小時勞動，八小時休閑，八小時睡眠”。1833年，在歐文的支持下，具有同情心的工廠主約翰·多赫爾蒂等人發動了一場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運動，進一步推動了八小時工作制在工人群體中的傳播和接受。1866年，第一國際（國際工人協會）日內瓦代表大會重申了歐文的“三個八小時”的主張，并要求各國制定法律給予確認。

盡管如此，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運動在歷史性推進中依然道阻且長。直到1919年，西方國家大多數有工人組織的行業才真正實現了八小時工作制，這離當年歐文喊出那個口號已經過去了整整一個世紀。這種規范每日作息時間的觀念，在隨后的歲月中逐漸成為各國人民普遍認同的價值觀。作為這一漫長運動的一個副產品，“八小時睡眠觀”也深深扎根人心。然而，勞動日時長的減少并不意味著夜晚重歸寧靜。恰恰相反，資本對黑夜的占領從此變得更加放肆，在勞動者的日勞動時間逐漸縮短的過程中，一種新的勞動制度推廣開來，這就是夜班工作制。對此，馬克思寫過一段極為深刻的話：

把工作日延長到自然日的界限以外，延長到夜間，只是一種緩和的辦法，只能大致滿足一下吸血鬼吮吸勞動鮮血的欲望。因此，在一晝夜24小時內都占有勞動，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要求。但是日夜不停地榨取同一勞動力，從身體上說是不可能的。因此，為克服身體上的障礙，就要求白天被吸盡的勞動力和夜里被吸盡的勞動力換班工作。

事實上，夜班工作制的推行與人工照明技術的革命性進展密不可分。1880年，愛迪生在試驗了1600種材料后，終于用碳絲做成的燈絲制成了世界上第一盞白熾燈，并在實驗室成功維持1200小時。從此，人類文明進入了用電照明時代。要知道，在電燈穩定提供夜間照明之前，英國的工廠通常只開設白班。而在電燈發明之后，一家公司率先嘗試開設夜班，結果發現工人勞動時間的延長大大提升了產品的價格競爭力。這一創新模式迅速在英國各地推廣開來，最終形成了黑白兩班倒的普遍上班制度。

然而，夜班工作是一種對人的生命節律的極大破壞，也是對自然睡眠的一種殘酷剝奪。“八小時睡眠觀”其實只是一種對人類睡眠的機械理解，因為人體的生命節律與晝夜和四季的變化有著深刻的呼應，這意味著對夜晚睡眠的剝奪，并不能以等時長的白晝睡眠來代替。當然，對于更廣泛的人群來說，即使沒有夜班工作，夜晚依然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也有太多的機會在誘惑。進入20世紀后，隨著電影、電視和娛樂業的興起，整個黑夜文化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夜晚的世界如同打開的潘多拉魔盒。于是，夜貓子、黑白顛倒、失眠乃至全球性睡眠危機等一系列問題，隨著黑夜的消逝降臨人間。

技術、消費與全球性睡眠危機

有人說，人類文明在過去一百年間的發展超過了以往數千年的總和。或許從技術和消費這兩個層面來說，此言不虛。然而，隨著20世紀技術崇拜的瘋狂演進和消費主義的風起云涌，人類社會逐漸被雙重裹挾進了一種沒有間隙的持續狀態，并最終形成了一種24/7的新模式。這種模式逐步消弭了白天和夜晚、光明與黑暗、行動與休息間的區別。這個星球被重新想象成了一個永不停息的工作場所或一個永不打烊的購物商場，里面有無窮無盡的商品供你精挑細選，給人無限光明的幻覺。在無眠的狀態里，生產、消費和廢棄沒有片刻停歇，大大加速了生命的消耗和資源的枯竭。

美國著名藝術史家喬納森·克拉里在《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2013）一書中深刻闡述了他的擔憂。全書開篇于一個令人不寒而栗的案例：北美西海岸有一種叫白冠雀的候鳥，它們在遷徙中可以長達7天不眠不休。美國國防部投入巨資研究這種鳥類，以期讓士兵達到不眠不休仍保持身體機能良好、斗志昂揚的狀態。對此，克拉里寫道：“無眠戰士之后就會有無眠工人或無眠消費者。醫藥公司大力推銷的不眠產品將會首先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而最終會變成大多數人的生活必需品。”隨著資本對社會注意力無休止的刺激，“睡眠的終結”在未來或許并不是一句妄語。

《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

回顧歷史，睡眠的地位從17世紀開始出現松動。到18世紀上半葉，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在《人性論》（1739）開篇指出，“睡眠與狂熱和瘋癲一道構成了人類追求知識的障礙”。19世紀上半葉，法國天才拿破侖（據說一天只睡3-4個小時）說道：“男人睡6小時，女人睡7小時，蠢材睡8小時。”這種對睡眠的敵意在人類進入新的千禧年后發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克拉里借無數人的口發出了一連串的反問：“如果能更靈活地安排睡眠以及減少睡眠時間，難道不正賦予我們更多的個人自由，使我們有能力追隨自己的需要和欲望來生活嗎？睡得更少不就使我們有更多時間‘盡情享受生活’嗎？”最后，他祭出了一句振聾發聵的話：“在全球化論者的新自由主義范式里，只有失敗者才睡覺。”

正是由于睡眠時間關乎巨大的經濟利益，對睡眠的侵蝕和剝奪幾乎貫穿了整個20世紀。80年代以后，伴隨著全球新自由主義的擴張，二戰后建立起來的西方福利國家體系瓦解了，“隨著控制式或調和式的資本主義模式在歐美的崩潰，休養生息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了。”在這個勞工力量被摧毀的新自由主義世界中，“供人休息和恢復精力的時間實在太昂貴了。”于是，“996”成為了都市白領的工作常態，無間歇、無極限的工作觀念被認為是合理的，甚至是正常的。不管是白天還是夜晚，不管在家里還是旅游的路上，你都隨時可能進入工作的狀態。于是，越來越多的人會在半夜醒來一次或數次查看手機信息或郵箱，或因各種各樣的焦慮或緊張而飽受失眠的痛苦。

進入21世紀后，隨著電子商務和網絡消費的興起，24小時全天候的消費成為了可能。眾多盛大的互聯網消費節日，一般都是從午夜十二點開始，這本身就充滿巨大的象征意義。睡眠，是消費要侵蝕的空間，是資本要殖民的領地。“睡得越少、消費越多”的生活方式，堆積起了當代都市公民在黑夜中永不饜足的欲望，擠壓了原本專屬于睡眠的時間。在24/7模式的世界里，睡眠的第一大罪狀便是，它把有節奏的交替循環嵌入到我們的生命中，如陽光與黑暗，活動與休息，工作與休養，這種交替在永不停歇的現實和虛擬世界里都被消滅或壓制了。如今，40%的中國人工作日睡不滿7小時；北美成年人平均每晚睡6.5小時，上一代的數據是8小時，而20世紀初的數據則是10小時。即使是2024年全球人均睡眠時間排名第一的新西蘭，也只有7小時27分。諺語“人生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在睡覺。”正在離這個星球上的人們越來越遠。

更可悲的是，在這個資本無孔不入的世界中，睡眠逐漸被構建成一種稀缺資源，一種需要購買才能得到的商品。大量治療失眠和改善睡眠的藥物，充斥著各種藥店和購物網站，各種與睡眠相關的APP和產業也隨之興起。如今，這已經發展成一個5000億美元規模的龐大市場。與之相對應的是，清醒也成了一種商品。各種含興奮劑的飲品和食品，獲得了越來越大的市場空間。每天早上一杯星巴克或其他品牌的快沖咖啡，迅速成為席卷全球的消費時尚。人們不僅越來越清醒，也越來越亢奮。這種失眠和亢奮的交替狀態，加速了抑郁癥的全球蔓延，而這又創造了巨大的商機。

辯證地看，一方面，20世紀見證了睡眠在與資本主義搏斗中的慘敗，這種慘敗是人類在現代性面前徹底屈服的表現。但另一方面，睡眠作為人的基本的生命需求，并不能完全被資本所吸納和殖民，這意味著睡眠中蘊含著一種抵抗潛能。1857年，馬克思在《資本論》手稿中寫道：“資本按其本性來說，力求超越一切空間，因此創造交換的物質條件，比如交通運輸手段，對資本來說是極其重要的，力求用時間去消滅空間”。睡眠是“最后一種自然障礙”。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節節敗退的睡眠仍是人類在資本面前最后的倔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