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靜教授

與呂老師的初識始于學校的一次赴臺訪問。在臺北的最后一天，我們一行人去臺北故宮博物院學習參觀。聽完集體講解之后，大家按著各自的興趣自由活動。當大部分參觀者都醉心于毛公鼎和肉形石的時候，我則跟著呂老師回到青銅器物的展區，開了一次“小灶”。在另一件也絕對稱得上鎮館之寶的西周散氏盤前，呂老師向我詳細講解了基本知識。就在我們準備離開的時候，呂老師拉著我的手又折返到散氏盤前，讓我觀察上面的銘文有什么不一樣，一頭霧水的我自然是答不上來。呂老師笑著和我講，你看上面的字體，是不是有些排得不那么整齊，有那么點自由奔放的味道？我再定睛一看，果不其然啊，豎排里的確會有幾個銘文不在軌道里，而且越看越明顯，越看越覺得萌。雖然說這些青銅器的擁有者定是貴族，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但是制作青銅器的工匠則未必，有不認識字的可能性，所以他們是把銘文當成圖案依葫蘆畫瓢式地在刻。呂老師將她的這一大膽猜測分享給我了，讓我茅塞頓開。以前去博物館，我最不愛看的就是青銅器展區，而從那時起，沉悶難懂的青銅器在我的心里鮮活了起來。那時還沒有《如果國寶會說話》這樣的節目，呂老師給我上的一課就像是現在電視里經常會出現的調皮的“長信宮燈”，奔騰的“馬踏飛燕”。

拍攝于臺灣大學圖書館，從左至右第三位呂靜教授，第五位陸建松（原文博系系主任），第六位金瑩，第七位嚴峰（原圖書館館長） 第八位 周桂發（原檔案館館長） ，右一楊志剛（原上博館長）

2014年夏天，宋子文的曾外孫Elliot（馮永健，宋子文大女兒宋瓊頤的外孫）來上海度假，目的是想多了解上海，也精進一下自己的中文。就在前一年的秋天，他和父親馮英祥先生一起來復旦歷史系參加研討會和檔案發布等，其間我們一起去上海博物館參觀，在青銅器館停留的時間最長，也是在那一次我得知他們家族有一定量的青銅器收藏，而且上博的器物中還有不少是他們的熟人捐贈的。我心里計劃著是不是可以請呂老師出馬，一起做一次青銅器學習之旅。聯系呂老師并說明了一些基本情況之后，她提議說，那就一起去上博的庫房看看！參觀那天我和Elliot一起去接她，呂老師上車后和我們說，她之后還有一檔事情，但不影響和我們一起參訪。后來我才知道，那段時間呂老師為熱播劇《羋月傳》擔任學術指導，那天下午她是要去給孫儷上課。之后和呂老師一起喝茶閑聊還看到了她手機里拍下的燙著爆炸頭、認真伏案做筆記的“羋月”。上博的庫房之旅令我大開眼界，呂老師的高徒葛亮親自帶我們，受寵若驚地摸上了上博藏的一把越王劍，還一起討論了上面的花紋，刀柄處的特殊標記以及關于劍的韌性與強度等問題。后來我去湖北省博物館看曾侯乙的尊盤和另一把更著名的勾踐劍，以及去年冬天在福州的冶山春秋園看歐冶子鑄劍的故事，大概都是那時種下的“因”。庫房參觀結束后，呂老師特地安排上博青銅器研究部的周亞主任與我們座談，并詢問了Elliot家青銅器的大致收藏情況，以及是否可以提供一個藏品的清單給上博，也探討了日后合作的可能性等。因為這兩次“私教”性質的青銅器課程，讓我對這個古老、神秘的中華文明器物產生了興趣。呂老師得知我的心思后，主動邀請我參加她和學生在上博的現地教學課程，我參加了好幾次，而每一次我去上博，呂老師都會在地鐵的出口站等我。

呂老師走了的消息，是應質峰老師第一時間告訴我的，雖然我們都知道呂老師有些舊疾，但從來不提，也都不愿相信這是真的。我呆坐在書桌前，將我和呂老師這幾年來的微信聊天記錄全部復看了一遍。去年6月的光景，她還在和我講疫情后重新啟動的文博系與日本愛媛大學的項目，她一邊情緒高漲地和我展望恢復交流的喜悅，一邊又不厭其煩地關心著學生們辦理赴日手續的方方面面。在我和呂老師的日常對話中，我們聊到的最多的內容就是學生，我們也因此經常“互相麻煩”。

左二為呂靜

我記不得自己是幫了一個什么忙，呂老師有一次提出來一定要請我吃飯。她提前買好了餐券，約我去錦江飯店吃自助餐。我記得那天下午下大雨，呂老師提前半小時就來到我的辦公室，她怕我手頭的工作沒有處理完，便讓我放心去弄，她則坐在辦公室門口的沙發上等我。最后連我的同事都看不下去了，讓我趕緊走吧！那天晚上，我們就像是開了一個“女子會”，聊了很多。呂老師和我一樣是留日的背景，她本科和碩士都畢業于復旦歷史系，后赴東京大學東亞歷史社會專業攻讀博士。光是“東大博士”這四個字的分量，便毋庸多言。呂老師專攻先秦秦漢史、東亞歷史社會和文化遺產學，她不僅研究甲骨、青銅器、簡牘、漆器，還有對民俗的深入探討。那一晚我們聊中日文化的差異，聊接觸到的有趣的人。其中我印象深刻的有一件，我和呂老師分享了去西安旅游，去碑林博物館，以及聽同事說起在博物館遇到港中大前校長沈祖堯的事情。我告訴呂老師，沈校長當年上任后覺得自己最緊迫的一個任務就是要練好書法，因為他擔任校長后經常會碰到要求題詞的場面。呂老師則告訴我，她帶東大的老師們來看碑林，出門之后發現一群人都不走，站在一個角落里痛哭，口中呢喃著“中國人的字怎么可以寫得這么好！”當時聽呂老師講起這段，我內心非常震撼。去年暑假在洛陽的東山，看了白居易墓園里（白園）日本人刻下的感謝碑文，稱白樂天是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那一刻我就想到了呂老師和我講的這段事。就在我敲打鍵盤的此時，我腦內浮現出的另一個片段是和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的學生們一起訪問日本的靜嘉堂文庫，大家翻看到保存如此之好的皕宋樓所藏的李太白全集時詢問在保護方面做了什么，日本的管理人員和我們說：“我們沒有做什么特別的，是中國一代代的藏書家愛書、惜書，他們做得好。而今天很高興同學們來到這里看它們。”簡單的一句話，我只聽到空氣里夾雜著雙方的抽泣聲。

大數據敏銳地抓取到了我的情緒，就在呂老師去世后不久，微信給我推送了一篇歷史系學長馬軍老師在“上海史研究通訊”公眾號上撰寫的文章《呂靜教授留在歷史所的足跡》，讓我對呂老師有了更多的了解。呂老師從復旦畢業后先是去了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既是系友又是同事的馬老師還發掘了很多當時的歷史照片，以及他與呂老師交往中的一些細節。后來，馬老師又檢出呂老師的《中日民俗研究的近況》一文，囑同為歷史系系友的“讀史老張”在其公號刊出。

當王菲在春晚唱出那一句“遠行者去了遠方，愿她都安心”，我淚如雨下。臺灣墾丁的夜晚，我們一起聊天時的暖風沉醉；雨天的傍晚，坐在辦公室門口等待的側影；踩著文博系舊樓嘎吱嘎吱響的地板為我取書，講到自己喜歡的學問，摘下老花眼鏡的那一瞬定格；地鐵站口那一聲“我們金醬總是那么好學”的夸贊……回憶撲面而來。我知道有很多和我一樣還未能整理好心情的老師和同學，但我也相信，總有一天，當我們回憶起人生中的這一位良師益友，定是滿心歡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