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勛初（1929—2024）， 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榮譽資深教授

去年12月15日下午，我和伯偉去江蘇省委老年公寓拜望周師母祁杰老師，師母的住所宛如畫家的小天地，桌面墻壁擺掛著創作的水墨畫和書法條幅，滿室生輝！實則更早的兩個月前，師母印制了彩色畫冊活頁，已由興無教授分贈給我們弟子輩。談話間師母從桌邊拿起這本畫冊，指著最前面的一方不規則橢圓形朱文印章說，這是周先生的格言！師母又親贈了手繪的團扇，精美的畫面上也裝點著這方印章。是的，印章正是刻的周勛初先生愛說的一句話：“順其自然地登攀”，恰如師母鄭重點醒的，這句話怎么回味都是不折不扣的人生格言啊！

周先生為學術為事業的一生，親力實踐和體悟了這種人生智慧，尤其是這句話像是從先生的生命中自然而然地流出，如珍珠般閃耀著光芒。先生生前雖沒有刻意作出諸如格言的標示，但這句話包含著深刻的思想意義，也與儒道思想資源有著深邃的關聯，作為先生的精神遺產，特別值得學習和繼承。

曹虹與周勛初、祁杰夫婦

從左至右：徐興無、鄭玫、曹虹、張伯偉、周勛初

在歷史的長河與生命的長河中，碰到命運壓力這種事是難以避免的。周先生需要應對的各種艱辛，曾有過比喻和感嘆，他說“我這匆匆忙忙的一生，常是處在身不由己的狀態”（《艱辛與歡樂相隨——周勛初治學經驗談》，12頁），并把為了學術而艱辛備嘗的生活形容為“黃連樹下彈琴”（同上，283頁）。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遭逢上了“瘋狂的年代”，先生說“我們這一輩人前半生就時時感到政治上的巨大壓力”，那種非理性的政治壓力的滲透性是相當沉重而殘酷的。2009年由先生重新校訂的《韓非子校注》新版出爐時，先生以“瘋狂的年代，理性的思考”為題回顧了《韓非子校注》在“文革”后期編寫始末，還特意從自己的實感而推衍到普遍的人生況味，為眼下和將來的年輕人應對現實壓力而提供紓解的參照。先生說到：“現在的學生，在校時學習負擔重，離校時就業難，因而時常感到有壓力，其實處在每個歷史階段的人都會遇到特有的壓力。”作為過來人的師長，對后輩的境遇頗表關切，在惠予同理心的撫慰之際，也提示了新的時代環境應當警戒的地方，先生《治學經驗談》第十八講說到：“應該說，目前年輕學者面臨的形勢，比之過去已有根本不同。過去的學術資源，分配權都掌握在領導手中，個人少有回旋余地。業務水平較好的人，如果政治上跟不上，容易被人扣上白專帽子，這樣更會舉步唯艱，如果你對此很執著，風險也就更大，鬧得不好還會毀了一生。現在情況不同……不過大家似乎也應警惕。當今社會各種誘惑紛至沓來，學者……可能未到衰老卻已銷聲匿跡。”（同上，421頁）如果不是懷抱學術期待“巧用機緣”（同上，271頁），《韓非子校注》和《韓非子札記》這兩種特殊年代的著作是不可能成功的。

周先生回憶自己在青年時代處于政治干預學術的壓抑時代，他說：“我很清楚，自己難當時代寵兒，也不是什么做官的料子，只能是‘順乎自然，隨遇而安’”（同上，422頁）。到了晚年也往往在不同場合會用到“順其自然”這個含有道家底色的語匯。2020年春天，周先生給心臟冠脈術未久的伯偉信中關照他留意身體，說：“生老病死自然規律，一切都順其自然度過。”其實是分享經他長久認可的一種有益于生命的原理。先生2000年出版的《無為集》“追念自敘”欄目內有了正式題為《順其自然地登攀》一文。此文實首發于《文史知識》1991年第4期。這個題目也用到了2020年他作為江蘇省社科名家接受《新華日報》“思想周刊學林版”的采訪錄（《新華日報》9月22日《周勛初：順其自然地攀登》）。當然，先生的這本集子以“無為”為題，顯然也是源自道家概念。我們知道，老莊思想往往予人以某種消極的印象，莊子言“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從而“安時而處順”（《莊子·人間世》）。但先生的事業人生與治學思想中，從道家智慧中作出獨特的提煉，也就是說，先生并非消極宿命論，而是主張在認清局限后，以“無為”之心專注于可掌控之事。那么，“無為”的實質是“為而不爭”，意即通過某種順應內在規律的行動，在命運框架內實現最大自由。周先生富于辯證性地感到，有時表面上“逆來順受”，其所謂“逆”“順”之間本可轉化（同上，278頁），也就能有效化解外界的裹挾失衡。這樣的修身治學的情志狀態與命運環境的協調智慧，是值得深長思之的。

如果說“順其自然”的“自然”是指事物本然狀態和自發秩序，那么“順”的態度也是能惠益于探索“自然之道”的。這一點曾鉆研過老子的韓非亦有揭示，《韓非子?解老》曰：“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周先生他們的校注曰：“道的實情，不制作，不顯露，柔弱和順，隨時變化，同萬物的理相適應。”周先生講求“順其自然地登攀”，還可貴在他的治學途程中，始終注意運用符合古文獻、古典學內在肌理的治學理念與方法，將富有學術精髓的學術師承弘揚光大，找到并推動切合專業內在發展需求的方向。那么“順其自然”就能不斷導引出“與理相應”的專業性強的成果，豈非對道家“自然觀”的妙用！

通過不違背學術規律的行動達到最高效能，這大概是周先生樂于用“無為”、“自然”來表達的一種學術實踐上的智慧吧。但應該說，這方面的用心其實與儒家思想也有一定的關聯。我們知道，孔子在河邊發出過“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感嘆，朱熹《集注》分析這個感嘆的喻義在于：“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于此發以示人……其喻學者當‘盈科而后進’，成章而達也。”所謂“盈科而后進”，雖然指向理學修養次第，但也含有不急于奔流，而是先填平坑洼的策略，喻示對目的的追求尚需自然而合理的積累，不可躐等而進。尤其是朱熹說的“成章而達”，重在一種融會貫通、成于系統之境，實則周先生所向往的“登攀”之境 ，也常常強調要歸于系統性的建樹。如果說“順其自然”最要避忌的，是“東一榔頭西一棒”（同上，422頁），周先生超常的境界在于憑借“融會貫通”，“培育一種宏通的視野”，在學問的積累與創新規模上形成了可觀的系統性。他從《高適年譜》開始的對唐代文獻的追蹤徹究，銳意開拓，成果疊現，令學界驚服，就是例子。他還特別欣賞廣島大學《文選》學那種“整個學統亦卓然樹立”的氣派。由系統到學統，可見周先生對“成章而達”的古訓也有自覺追求。

前不久，看到了吳冠文女史《不京不海集續編編后》中記述章培恒先生在窘迫年代運用“小步快走”法的學術生存策略，如何用“零零碎碎的邊角紙”完成了《洪昇年譜》，作為比喻的來源，是1964年去農村搞“四清”時的農家體驗，章先生用此法走在雨后田埂路而避免滑倒：“步子不要大，太大后腳跟不上；速度不能慢，慢則前腳滑出，勢成劈叉。”（《“眼高手低”與“小步快走”：章培恒先生《不京不海集續編》編后》，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25.2.26）這種逼迫的生存機智也貫通到了特殊年代的治學技法。周先生與章先生友情深厚，想必出于對學術的真誠向往，一代人的精神故事中往往有可以相互輝映的光影。

總之，先生的名言“順其自然地登攀”，既是特殊年代暗含效力的一條奇策，又是鐘山愚公將“身不由己”的外境活成了“游刃有余”的超越人生的親證，不僅蘊含深通儒道的哲理，而且如同長輩督喻溫暖可行。故稱之為格言，正見其精能而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