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關于俄國紙幣盧布的政治史，講述了盧布從18世紀中葉誕生到1921—1924年改革的進程。本書認為，貨幣不僅是經濟發展和憲政建構的被動產物，而且也是推動（或阻礙）國家、社會的政治和法律體制變革的能動手段。

任何一部傳記都不會只講述一個人的生活故事。即使在關注個體的傳奇且獨特的人生時，傳記也會突出其世代、社會群體或民族的命運。同樣，盧布的政治傳記提供了一個探索現代貨幣政治生活的機會，探究并解釋各國貨幣之間的異同及其成因。被稱為“民族主義世紀”的19世紀，給金融領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化（universalization）。它給世界帶來了貨幣本位制（monetary standard）和國際貨幣聯盟（International Monetary Unions）的現代理念，一定程度上終結了國家在金融領域的排他性。19世紀60至80年代，金本位制在歐洲和北美蔓延開來并向外擴散，創造了一種在共同貨幣語言（common monetary language）基礎上的金融和諧假象。到20世紀初，堅持金本位制被視為政府的美德，而背離金本位制則意味著政府的失職。在經濟史和貨幣史上，“例外”往往意味著“畸形”，而原則、標準和規則的統一則被視為至善境界。但是，盡管名稱如此，貨幣本位制的原則卻沒有看上去那么“標準化”。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13年就注意到了這一點，他據此認為試圖效仿英國模式是徒勞的。如果說（各國）貨幣本位制的金融模式有所不同，那么它們的政治構成則表現出更大的差異。關于世界各國內政進程和政治機構的特殊性如何影響銀本位或金本位的研究成果頗豐，俄國的情況尤其具有啟發性。

長期以來，歷史學家一直圍繞著俄國國家及其政治文化的獨特性展開爭論。一些人試圖將俄國的歷史“正?；?，他們遵循非歐洲的視角展開比較研究，并質疑所謂“常態”的普適性；另一些人則反對淡化專制和極權主義的歷史。人們通常直白地把俄國在金融領域的特殊性稱為“落后”。俄國沿襲了許多歐洲的制度模式，但其貨幣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里都不能自由兌換。俄國坐擁歐洲最多的黃金儲備，但卻是最后一個加入金本位制的歐洲大國。這個帝國避開了19世紀歐洲革命的動蕩，但又孕育了一場聲勢浩大、持續多年的自由主義運動，產生了許多獨創但有時脫離實際的想法。俄國社會關注歐洲的知識動態，對西方經濟理念的接受程度令人驚嘆，然而，被俱樂部、學術期刊和官僚機構頻繁討論的經濟和政治計劃卻從未落地。1917年的革命伴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巨大破壞，摧毀了舊政權及其貨幣體系，但在帝國的廢墟上出現的新政權的輪廓具有其前身不可磨滅的特征，新的社會主義盧布也復制了帝國的原有貨幣。本書并不討論俄國國家和社會固有的特征，而是闡述這種特征在俄國與西方和東方的政治、金融和思想領域的關聯下是如何演變的。

本書通過追溯盧布自身的演變和與它有關的爭論，將金融體制和“可兌換性”（convertibility）、“匯率”（exchange rate）、“貨幣本位”、“發行銀行的獨立性”（independence of the bank of issue）等金融術語轉化為政治語言。這些含義在200年前迥異于今日。當葉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在18世紀推出被稱作assignats的俄國第一張紙幣時，紙幣并不被當作真正的貨幣，而是貨幣的“代表符號”。為了確保紙幣的信用，國家將等值的金屬貨幣儲存在“國家紙幣銀行”中，并承諾紙幣可以自由兌換成銅幣和銀幣。但當政府發現紙幣可以輕松支付戰時的特殊開支后，就開始發行沒有金屬抵押物“撐腰”的紙幣。當紙幣的價值由于多種因素尤其是過量印刷等原因開始下跌時，政府為使之保值采取了一種新的手段——將紙幣與統治者至高無上的權力相關聯。因此，人們開始認為，專制國家的紙幣價值取決于君主的神圣承諾，而非實物的擔保。指券從此被視為絕對權威的投射。

葉卡捷琳娜二世

并非所有人都歡迎專制貨幣的概念。18世紀80年代，精通啟蒙運動經濟思想的俄國政治家們提出了貨幣代表國家財富的概念。它假定國家擁有貴金屬，政府不能發行與這一共同資產價值不符的貨幣符號。這一思想顯然是非常激進的：它對專制特權進行了限制，甚至間接地提出了人民政治主權的概念。但如何才能限制君主的權力呢？其中一個辦法就是要求貴金屬不可侵犯，并要求貨幣可以兌換成實物。這種安排既有經濟意義，又有政治意義：儲備金以及紙幣的可兌換性，被認為是在國內外均具有公信力的最佳證明。因此，渴求資本和投資的政府會有意維持儲備。然而，僅僅持有與流通中的紙幣等量的貴金屬儲備，并不能保證政府在金融方面遵守“法治”。政府（或統治者）遲早會屈服于超額印鈔的誘惑。因此，國家貨幣權的支持者建議用制度保障來補充物質抵押，即建立一個獨立的私有（股份制）發行銀行。經濟學家認為，除了貴金屬儲備，獨立的中央銀行還可以用反映實際商業交易的短期匯票來為貨幣背書。這樣的銀行被認為代表著社會的生產部門，并將發行反映經濟中貨幣需求量的紙幣。

在紙幣出現的同時，俄國思想生活的西方化和俄國社會對啟蒙運動的接受，引出了國家對其臣民的責任問題。俄國思想家將紙幣的可兌換性與政治代表權相提并論，而紙幣則被視為參與治理的授權。貴金屬儲備似乎對維持政府的問責制和三權分立至關重要，對貨幣本位制的遵循類似于忠于法治。此外，按照19世紀俄國自由主義的說法，一個獨立的銀行類似于議會，它負責保管儲備金、發行紙幣并確保紙幣可以兌換成實物。整個思想大廈都建立在一個假設之上，即政府的貨幣發行權來自主權人民，而非相反。

與自由主義理論同時發展起來的保守主義理論認為，要求為紙盧布的價值提供額外的物質和憲政保障違背了帝國統治的邏輯。在君主制國家，君主的承諾和榮譽足以支撐貨幣的價值和國家的信譽。維持儲備金被視為對國家財政權力不必要的限制，侵犯了沙皇的神圣職責——對帝國或東正教的敵人發動戰爭并保護祖國。俄國的保守派對自由主義理論的僵化和教條主義頗為不滿，批評其缺乏靈活性。他們認為，一個不斷擴張的帝國的政府需要有適時發行紙幣的自由。這類強調“民族大義”或“名分意義”的理論將貨幣自由主義與想象中的“西方”關聯在一起，因而帶有民族主義傾向。它發展成為“人民盧布”（people’s ruble）的概念，強調俄國人民應無條件地信任國家發行的任何貨幣符號。因此，當自由主義者為盧布的不可兌換性感到尷尬時，19世紀的“名分意義”論者卻認為這幾乎是一種美德。僅為說明俄國君主主義者如何發明了本土紙幣標準并將其轉化為官方意識形態，俄國盧布的故事就值得一說。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創造出如此奇特的意識形態結構。

19世紀，隨著俄國成為國際資本市場上的活躍借貸者，它必須以某種方式滿足債務人對其償付能力的期望。因此，經濟保守主義進一步將自由主義的可兌換理念，轉變為與君主制相關的東西，而非憲法賦予的權利。這些將專制與貨幣本位概念相結合的保守主義金融思想是獨創的，在歐洲其他地方也沒有出現過。自由派設想由一家獨立的銀行代表人民持有儲備并確保貨幣的可兌換性，而保守派則認為這是一種皇家資產，目的僅在于彌補外國債權人眼中所謂憲政保障的缺失。政治學家斯蒂芬·艾希（Stefan Eich）認為，如果貨幣“有助于創造和維持……民主政治的前提條件”，那么它也可以以相反的方式發揮作用。俄國的貨幣體系旨在維持專制。

俄羅斯帝國政府拒絕接受西方的良幣（good currency）概念，因為這些概念被認為與君主制信條不相容。為此，俄羅斯帝國政府發明了與專制國家政治原則相匹配的經濟成功和金融穩定的理念。畢竟，如果政治穩定意味著沒有革命，那么從這個角度來看，1905年之前的俄國就像是一片祥和的綠洲。當然，這種安寧是一種必須通過政治壓迫和審查制度來實現的假象。在金融方面，保守主義的穩定是指固定盧布匯率并防止其出現波動。但是，就像外在的政治秩序掩蓋了內在的廣泛不滿情緒一樣，這種幣值的穩定在很大程度上也借助政治手腕和行政措施得以維持。1839年，俄國盧布被“固定”在銀本位上，這意味著面額面值為1 的紙盧布等同于一個銀盧布。1897年盧布轉向金本位。這兩項改革的前提都是官僚機構加強對商業活動的監控，并以國家權力的集中為基礎。在帝國管理者的思維中，不穩定的威脅來自不可預測的和無序的市場，它與投機、破產以及毀滅的危險聯系在一起。當然，政府并未嘗試讓商業活動和信貸網絡完全癱瘓。但是，在期待商業和貿易發展的同時，貨幣必須完全處于國家掌控之下。

這些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破壞市場影響力的企圖似乎令人震驚。畢竟，貨幣不正是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嗎？貨幣史學家現在已經打破了貨幣從貿易和交換中產生的神話，俄國紙盧布的起源故事則進一步證明了貨幣是被創造出來的，而非自然誕生的。然而，盡管國家聲稱自己壟斷了貨幣的生產，但它卻無法完全控制社會的經濟行為及其對盧布的態度。令俄國管理者懊惱的是，當盧布匯率不穩定時，人們會發明自己的可替代的記賬手段，如19世紀30年代的“硬幣盧布”（coin ruble）和內戰時期（the Civil War）的“面包盧布”（bread ruble）。如果中央政府無法向市場供應需求量大的紙幣或硬幣，地方政府就會開始印制自己的貨幣替代物，以彌補現金的不足。

但是，國家控制盧布的能力最明顯的制約因素是盧布幣值的不斷波動。匯率問題與紙幣同時出現，它不僅僅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盧布的匯率就像俄國商業活動的縮影一樣，被視為俄國地緣政治地位的反映；在更廣泛層面，它還是俄國文明優劣的反映。整個19世紀，關于如何解釋盧布匯率的爭論仍在繼續。盧布匯率的下降影響了購買進口商品的能力，而進口商品與歐洲思想的引進一起，共同象征著俄國精英的西化進程。在廢除農奴制、取消對信貸和投資活動的大部分限制后，俄國社會陷入了資本主義的新現實，盧布匯率成為日常生活的重要參數之一。然而，俄國大多數農民并不消費進口商品，也不購買股票，民族主義者抓住這一點，并試圖將盧布匯率渲染成是俄國依賴西方的一種形式。經濟因素（如糧食出口收入或償還外國貸款的成本）固然重要，但盧布匯率并不完全屬于金融范疇。在第十次俄土戰爭（1877—1878）和柏林會議之后，俄國與歐洲列強的關系特別緊張，當時的沙俄政府認為盧布在俄國取得勝利后貶值是一種恥辱，對匯率的持續走低避而不談。幾年后，情況發生了反轉。那些曾建議用面包重量而非法郎或便士來衡量盧布價值的人宣稱，盧布的低匯率是對沙皇尊嚴的侵犯。經濟學家們也試圖找出影響盧布地位的因素——紙幣發行量、俄國的貿易差額、對外信貸債務規?；蚨韲婈犜趹饒錾系膽鹂儭?/p>

關于匯率、可兌換性或貨幣真偽的討論，往往揭示出人們對關乎道德和意識形態的重大問題以及榮譽、尊嚴和信任等基本議題的關切。當葉卡捷琳娜二世為紙幣的可兌換性提供擔保并承諾保持其價值時，她認同將盧布作為統治者期票的觀念。每張紙幣都印有兌換實物的承諾，后來的債券加強了這種聯系；當盧布的匯率下降時，俄國作家們對盧布的“卑微”狀態表示哀嘆，這指的是俄語單詞“Достоинство”的雙重含義，即同時指向尊嚴和額定價值?！皹s譽論”（the honor argument）在不同的語境和含義下出現。例如，1862年，政府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匆忙恢復了紙盧布兌換黃金的業務，理由是政府有責任履行已故沙皇——尼古拉一世（Nicolas Ⅰ）——的承諾。然而，1876年俄土戰爭前夕，民族主義者認為，保護斯拉夫人免受奧斯曼帝國侵略的榮譽，比盧布貶值所帶來的恥辱更重要。1896年，當盧布計劃貶值的消息見諸報端時，改革的批評者將其定性為違反榮譽準則，把政府比作不守信用的商人。盧布本應是中性的、可替代的，但卻經常以擬人化的形式出現——它是一個人，有其靈魂、榮譽和尊嚴?！皹s譽論”尤其主導了保守派的話語體系。民族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評人士對貨幣關系提出了浪漫化的看法，指責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對貨幣采取無情、機械的態度。誠然，自由主義所理解的信用立足于透明度、節制、科學和證據，這觸犯了保守派的敏感神經。

有一點在盧布的故事中格外重要，那就是貨幣意識形態和金融政策模式始終內嵌于囊括了倫理、文化、認識論和歷史的龐大體系之中。因此，相互沖突的意識形態之間的裂痕，比人們通常所認為的要深且大，而且并不局限于體制偏好。如果像奧地利社會學家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所寫的那樣，保守主義（同樣也包括自由主義）代表著“思想的風格”，那么分析貨幣則為探索這些思想提供了絕佳的機會。貨幣政策的方向選擇往往以歷史和哲學為依據。例如，在19世紀上半葉，俄國歷史學家和政策制定者沉浸在一場關于前蒙古羅斯（Mongol Rus）是否存在皮幣的辯論中。這個看似細枝末節的問題實際上具有重大意義。支持俄國本土紙幣標準的民族主義者拒絕用白銀或外國貨幣來衡量盧布的價值，他們認為俄國在西歐出現紙幣之前的幾個世紀就已引入紙幣的雛形。他們認為無錨貨幣是一種文化上先進的形式，因為它需要抽象的思維，而使用與貴金屬儲備相掛鉤的硬幣和紙幣則暴露了一種更原始的經濟形式。這場歷史辯論中最令人關注的是俄國與西方的關系，以及國家作為文化和經濟進步驅動力的作用。關于俄國的角色和文明優越性的爭論體現在其發明無錨貨幣（存疑）的先例上，這與關于俄語及其發展的民族主義觀點是一致的。民族主義者在論證國家在決定貨幣符號的數量和價值方面的優先權時，還主張政府有權清除外來詞，并在本土詞根的基礎上創造新的俄語詞匯。

因此，盧布就像一個幫助俄國在世界經濟和政治版圖上定位的羅盤。俄羅斯帝國的部分領土曾屬于金融上的“西方”。波蘭會議王國和芬蘭大公國在不同時期曾享有貨幣自主權，而它們的貨幣（體系）則傾向于西部鄰國。1831年和1863年革命失敗后，波蘭失去了貨幣自主權，同時也失去了憲法特權和自治權。1860年，芬蘭獲準采用自己的貨幣符號，1876年，芬蘭轉而采用金本位制，讓俄國的自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感到難堪。所有重大的貨幣改革——1839—1843年的白銀改革、1897年引入金本位制以及1921—1924年的蘇維埃切爾沃涅茨改革——都旨在促進將邊境地區納入盧布的版圖。雖然俄國在經濟上相較自己的西部邊疆處于東方，但在文明上則較自己的東方、亞洲邊疆地區和保護領地處于西方。實行金本位制后，俄國政府看不起布哈拉汗國和東北亞地區的銀本位貨幣，試圖讓當地人改用“更優越”的金本位盧布。行政當局認為俄國文明使命的要義之一是擴大盧布的使用范圍，并對當地居民為何不愿放棄“劣質”貨幣而改用“更好”的盧布感到困惑。盧布并不總是帝國管理和一體化的優良（且廉價）的工具，但將盧布轉變成帝國唯一貨幣的意識形態考量超過了所有其他實際因素。

在試圖將盧布傳播到帝國偏遠角落甚至國境之外的同時，政府往往要回應當地精英、地方當局、俄國商人和外交官相互沖突的要求。因此，貨幣政治并不局限于國家治理；不同的行為者在與國家討價還價時都以盧布為抓手。貨幣是溝通不滿和表達期望的通用語言——不僅在地方與中央政府、俄國與非俄國精英之間，而且也在不同社會群體與政府機構之間。俄國社會被劃分為不同的出身和階級，在帝國時期和蘇維埃早期，政府和人民之間的討價還價通常是依據這些劃分而展開的。商人和貴族，有時是農民或他們的代表，表達他們各自認為的盧布理想形式和體現社會正義的貨幣制度，并要求政府在這些關系中充當仲裁者，履行立法、執法、監督和查禁的職能。他們大多時候持不同的意見，認為其他社會群體的經濟行為不利于“通用盧布”（common ruble）的命運。從18世紀80年代的反對奢侈運動（當時商人指責貴族造成了通貨膨脹）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內戰期間的反農民情緒（當時農民被指責囤積貨幣），這些爭論展示了社會行動主體如何運用盧布敘事來操縱國家，以及政府如何利用這些要求為不受歡迎的改革進行辯護或拖延改革。

并非所有圍繞盧布的社會互動都是以和平協商的方式進行。有時，它們會演變成不同形式的沖突和反抗，吸引大眾參與政治，讓國家難以預料、無法應對。1915年因小額零錢短缺而引發的婦女騷亂當然無法與1662年因銅幣取代銀幣而引發的“銅幣起義”（Cooper Riot）相比，但這些騷亂同樣都是自發的，表達了人們對貨幣經濟（economy of money）倫理的理解。針對貨幣政策的社會抗議很少升級到反叛的程度，但正如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強調的，弱勢群體可以使用其他武器和手段來表達不滿。1918—1921年內戰期間，農民默默地拒絕為換取貶值的盧布出售糧食就是一次這樣的反抗，但在19世紀60年代金融危機期間，舊教徒村莊中造假幣的行為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1897年改革后普遍拒收金幣的情況也是如此。這些事件和其他事件均表明，人們視不成文的貨幣流通規則為國家與社會之間隱性契約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在17世紀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后的最初幾年，人們視貨幣為國家必須提供的公共產品。在他們眼中，貨幣是社會財產，由國家進行管理；但當局并不認同這種態度。政策制定者常常談到沙皇的臣民有義務接受貶值的貨幣，從而分擔國家的財政負擔?；亟^人民的要求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深刻政治分歧的表現，這種分歧最終引發了大眾的不滿。1917年的二月革命一下子暴露了財政問題上的極端政治傾向。工人和士兵曾希望沙皇政府的倒臺能改善他們的處境，但他們指責新的共和政府未能挽救盧布并遏止通貨膨脹，而通貨膨脹侵蝕了革命的社會成果。十月革命后，新的社會主義政權公開宣布，盧布是階級斗爭的武器，用以從無產階級的敵人手中奪回財富。當內戰和階級清洗的暴力將社會主義共和國推向災難的邊緣時，政府轉而重建金融和行政體系。令人吃驚的是，這種重建包括偽金本位制帝國盧布的回歸，它確立了國家的中心地位和對自由信貸市場的限制。金融領域的大革命并未發生。

盧布的歷史在這里以不同的方式呈現。其中一個研究方向是聚焦思想發展軌跡——改革計劃、宣傳手冊、報刊文章、規章協定和學術著作中反映的貨幣（盧布）觀。通過這些文本，本書追溯了兩種貨幣觀的演變：作為社會經濟體制和權利授予的結果，以及作為政治權力的代表和分派義務的來源。這兩個概念對應著兩種世界觀——一種是世界主義的，注重法治；另一種是孤立主義的，遵循權力至上的原則。類比之后得出的結論顯而易見：旨在恢復可兌換性的金融改革以及建立獨立發行銀行的主張，被認為等同于要求制定憲法和限制專制。因此，這一研究方向揭示了俄國自由主義和憲政思想之前的未知趨勢和來源。將財政憲法和法治思想納入其中，拓展并豐富了對俄國憲政傳統的理解。

專門討論盧布問題的文章不僅類型各異，而且作者的職業和政治背景也不盡相同。記者、大臣和政治經濟學教授就他們在解決金融問題上的優先權和專業知識爭論不休。在政治經濟學盛行的時代，尤其是19世紀60至90年代，許多人都認為自己有能力談論匯率、貿易平衡和信貸政策。政府對輿論風向非常敏感，認為其波動會影響盧布的地位。因此，正如大臣與記者之間的大量書信所顯示的，控制報紙并與作家和編輯建立良好關系是帝國財政部門的主要活動之一。關于盧布的爭論發生在俱樂部、學術團體以及衣著光鮮的婦女和學生參加的公共集會上。小說、詩歌和短篇小說中想象的盧布“歷險”，反映了貨幣及其社會地位在大眾生活中最常見和最離奇的特征。

盧布故事的第二條線索是貨幣的物質性。雖然人們經歷了金融機構和經濟政策的重大轉變，但最直接、最明顯的影響來自紙幣和硬幣的物理變化——新的圖案、形狀和質地。在努力解決匯率、可兌換性和信用等經濟問題的同時，政府還專注于確保鈔票的真實性、防偽能力和材料質量等瑣碎的工作，所有這些都被視為維持民眾對貨幣信任的關鍵因素。這一點尤為重要，因為在以人定標準為基礎且充斥著虛構計算單位的貨幣世界中，紙幣或硬幣的價值應該介于原料成本與它所指定的虛構價值之間。在俄國，這種二元論表現在語言上。例如，作為法定貨幣的“銀盧布”（rubl' serebrom）不僅用紙幣表示，而且還用銅幣表示，銅幣上刻有“1（或1/2、2和3）銀戈比（silver kopeck）”的字樣，這反映了可以將一種金屬變成另一種金屬的“魔力”。在1897年實行金本位制和1922年恢復金本位制后，紙制的盧布在實際意義（以新的面額鑄造金幣）和象征意義上都變成了“金盧布”（rubl' zolotom）。所有這些變化都反映在貨幣的設計上——特別注重價值和兌付承諾的擬定。貨幣制造的實際組織工作也從物質上限制了政治決策。被通貨膨脹壓得喘不過氣的布爾什維克政府無法填補現金缺口，直到內戰結束和貨幣正?；贾荒鼙黄仁褂脦в须p頭鷹和沙皇肖像的帝國貨幣。

通過對文本、思想、政策和實踐的分析，可以發現從革命危機到內戰結束和新經濟政策開始，盧布政治史對俄羅斯帝國的興起、發展和崩潰，均提供了別樣的視角。故事的節奏似乎非常傳統，以統治者的登基和死亡、戰爭和改革的時序、擴張的動力以及帝國疆域的形成和解體為點綴。然而，本書通過從俄國本土貨幣的角度敘述這些故事，駁斥了許多悖論和成見，同時闡明了重要的現象和進程。此外，本書還探討了專制主義的問題，解釋了不受約束的政治權力對經濟所產生的影響。本書也討論了憲政思想的譜系，重新界定了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含義，以及經濟發展和落后的概念，還重新評估了1917年革命的意義，并質疑了經濟和政治領域革命性變化的激進傾向。

（本文選摘自《盧布：一部政治史（1769—1924）》，[俄羅斯]葉卡捷琳娜·普拉維洛娃(Ekaterina Pravilova) 著，萬青松、張紅、孫超譯，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