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25年3月6日，日本東京，石破茂首相在國會大廈出席參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討論新財政年度預算提案。 視覺中國 圖

2025年3月6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答辯中，首度回應公明黨參議院會長谷合正明關于亞洲安全架構的質詢，明確提出“優先聚焦防災、治安等低敏感領域，分階段推進亞洲版OSCE建設”的政策方向（編注：OSEC，即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這一表態標志著日本政府正式將公明黨首倡的“亞洲版OSCE”構想納入國策視野，也折射出石破政權對區域安全戰略的深層調整。

“亞洲版OSCE”構想的發展脈絡

追溯該構想的發展脈絡，公明黨早在2022年9月召開的第14次全國黨代會上，便通過干事長報告首次提出建立覆蓋美中俄的常設性多邊安全機制，強調以“對話與威懾雙軌并行”應對俄烏沖突后的全球安全變局。

隨著東亞地區緊張態勢持續升級，該構想于2025年1月進入實操階段：公明黨干事長西田實仁與鄰國就“亞洲版OSCE”框架展開磋商，并獲得“建設性提案”的初步回應；同月下旬，黨高層聯合日本和平學會學者召開戰略會議，細化提出在東盟地區論壇（ARF）基礎上增設常設秘書處、引入OSCE式每周大使級常態化對話等機制創新方案，試圖突破既有機制年度化會議模式的效能瓶頸。該構想試圖通過“小多邊”試點逐步擴大參與，并借助OSCE經驗，成為亞洲安全架構變革的重要議題。

日本首相石破茂此番政策宣示，絕非臨時起意。觀察石破政權自去年組閣以來的行動軌跡，從高調配合北約的印太擴張戰略，力推“亞洲版北約（NATO）”，到轉向更具調和色彩的區域多邊安全架構“亞洲版OSCE”。這種看似矛盾的政策調整，恰是日本在中美戰略競爭烈度持續升級背景下，試圖在安全依賴與經濟現實間尋找戰略平衡點的生動寫照。

石破政權推動“亞洲版OSCE”的動因透視

筆者認為日本推動“亞洲版OSCE”倡議有四重戰略動因。其一，以對華經濟依賴與安全焦慮為驅動的“緩和策略”，試圖通過多邊安全對話重建中日戰略互信；其二，以“有限自主”為核心的美日同盟調適，借機制創新規避美國對日本外交的過度約束；其三，以爭奪區域規則制定權為目標的領導權競逐，意圖通過填補東盟機制的功能真空，重塑日本區域影響力；其四，東南亞國家普遍存在的“選邊站”焦慮，倒逼日本必須設計低門檻、漸進式的合作路徑。具體而言：

（一）經濟依賴與安全焦慮的雙重驅動：

根據日本外務省2024年發布的統計數據，2023年中日雙邊貿易額達到3007億美元，中國連續14年保持日本最大貿易伙伴地位。更具指標意義的是，中國在日本對外貿易格局中占據核心地位，具體表現為：在日方進出口總額中，中國占比分別為出口17.6%、進口22.2%、進出口總額20.0%。從貿易結構來看，半導體制造設備、電子零部件及塑料等原材料構成日本對華出口主力商品。日本國內的半導體材料企業和精密器械制造商坦言“無法承受對華產業鏈脫鉤成本”，這一數據深刻揭示了中日經貿的高度依存關系。

截至2022年10月，中國以31324個日企分支機構數量穩居日本企業海外布局首位。在《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案》實施背景下（該法案于2022年5月立法強化技術出口管制），日企的對華技術轉移規模仍實現逆勢增長。中國日本商會2023年在北京發布的《會員企業景氣及營商環境問卷調查》顯示：將中國視為“最重要市場”或“三大戰略市場”的日企比例達53%，較法案實施前提升4個百分點；更有58%的在華日企明確表示將“擴大”或“維持”投資規模，該數據同比上升3個百分點。這種政策管控與市場選擇間的明顯背離，反映出日本企業對供應鏈重構成本的現實考量。

在安全戰略層面，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國優先”外交政策展現出鮮明的單邊主義與交易主義特征。再次執政后在烏克蘭危機中繞過北約體系，直接與俄羅斯進行利益交換的談判模式，凸顯美國為追求戰略利益不惜忽視盟友安全訴求的政策傾向。這種戰略不確定性若演變為常態，將深刻沖擊作為核心盟友的日本。

（二）美日同盟的彈性化改造需求

日本認為，當前亞洲安全架構依托美國“軸輻式”體系，通過日美、韓美等雙邊同盟構建威懾網絡，但與北約體系相比存在三大結構性缺陷：其一，體系中樞穩定性脆弱，白宮政權更迭易導致戰略轉向，如1971年“尼克松沖擊”的政策突變風險始終存在；其二，利益協同機制薄弱，參與國對地區關鍵議題的戰略權重差異顯著，易被對手通過經濟合作分化、歷史矛盾激化等手段實質性削弱聯盟凝聚力；其三，多邊行動效能低下，缺乏北約式聯合司令部及快速反應機制。

基于對美國“軸輻式”安全架構力有不逮的判斷，石破政權甫一上臺即推動“亞洲版NATO”構想，試圖建立日本主導的協同防御體系。但實踐遭遇重大挫折：東盟國家明確拒絕“軍事集團化”提案，澳大利亞要求維持美澳同盟優先地位，印度則強調“戰略自主”原則。

而“亞洲版OSCE”的好處在于制度彈性。相較于北約的協同防御體系，OSCE模式強調信任措施建設、危機預防與多軌道對話，這種“先易后難”的推進策略既能規避強推“亞洲版NATO”直接刺激區域大國的敏感神經，又能通過防災合作、海上執法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積累政治資本。可見該方案融合了公明黨長期倡導的“和平中道”路線與自民黨傳統安全思維，既保留與北約的戰略協調空間，又為地區各國的安全對話預留接口。

日本更可以借“亞洲版OSCE”框架實施雙向突破：政策層面，在2025年發布的《日美聯合聲明》中新增“多層次、協同合作，包括美日澳印四邊機制（Quad）、美日韓、美日澳以及美日菲等合作”，規避直接軍事擴張的民意風險；法律層面，推動國會于2024年7月通過《與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合作法》修正案，擴大參與國際救災、反海盜等非戰斗行動的法律適用范圍，為多邊安全機制提供國內法支撐。這一機制實質是通過低敏感領域的功能性合作，在維持同盟框架的同時漸進拓展日本的戰略自主空間。

（三）區域機制主導權爭奪

東盟主導的地區安全架構正面臨雙重結構性困境：其一，制度效能弱化。2022年東盟地區論壇（ARF）因成員國對“南海行為準則”的法律效力與適用范圍存在根本分歧，導致協商進程實質性停滯；其二，共識凝聚失能。傳統安全領域的高政治敏感性持續侵蝕東盟“中心地位”的合法性基礎。

在此背景下，日本借勢填補機制真空，通過非傳統安全領域的機制化建設實施戰略突破：在防災合作維度，借2023年日本-東盟建立對話關系50周年之機，雙方簽署《強化災害管理伙伴關系宣言》，構建包含實時衛星監測系統與聯合指揮中心的24小時應急響應機制。該機制技術參數對標歐安組織（OSCE）的危機預警框架，使日方獲得東南亞災害應急網絡的實際調度權。

在網絡安全領域，依托自2009年啟動的年度政策會議機制，日本以“網絡安全能力建設伙伴”身份主導建成覆蓋東盟十國的威脅情報共享平臺。該平臺通過標準化數據接口將東盟國家納入日本主導的網絡安全生態體系，實質上形成以東京為技術樞紐的區域聯防架構。

這種以人道救援、數字治理等低敏感領域切入的合作模式，本質上是在進行漸進式制度替代——通過高頻次、高可見度的功能性合作，逐步強化東南亞國家對日本所提供的區域公共產品的路徑依賴。

（四）東南亞國家的戰略避險需求

東南亞國家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背景下，正面臨著日益深化的“選邊站”困境。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所《東南亞態勢報告：2024》顯示，針對“若東盟被迫與戰略競爭對手結盟應選擇哪國”的設問，50.5%的受訪者選擇中國（49.5%選擇美國），這是該問題自2020年納入調研以來中國首超美國。數據折射出雙重現實：不僅折射出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實現的影響力躍升，更凸顯地區國家希望規避大國對抗風險的強烈意愿。

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作為區域性安全對話平臺，通過預防沖突、危機管控及沖突后重建等合作機制，致力于協調成員國在軍控、反恐、能源安全、人口販運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共同行動，以此彌合分歧并構建互信。日本敏銳捕捉到東南亞國家在安全治理中的戰略焦慮，通過“經濟基建+戰略通道”雙軌模式深化區域合作，逐步重塑其在印太地區的安全影響力。

在經濟合作層面，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以“高質量基建伙伴關系”計劃為抓手，重點布局數字基建與綠色轉型項目。通過投資5G通信網絡、智慧城市等數字經濟基礎設施，以及太陽能發電、氫能源開發等低碳項目，日本在滿足東南亞發展需求的同時，將技術標準與產業鏈深度嵌入區域經濟體系。

在戰略通道治理領域，日本采取“軍事能力民事化”策略規避敏感議題：2024年將菲律賓、印尼等四國列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OSA）”重點對象，通過無償提供海岸監視雷達、巡邏艇等非殺傷性裝備，協助升級港口監控系統等基礎設施。這種將軍事技術轉化為民事安全公共產品的做法，既契合東南亞國家“低敏感度”合作訴求，又實質強化了日本對馬六甲海峽、龍目海峽等戰略水道的監控能力。

“亞洲版OSCE”的多重挑戰

石破政權此番布局。旨在通過功能性多邊機制弱化區域主導力量對安全議程的掌控；深層邏輯則在于預防性制度設計，試圖以規則網絡緩沖美國單邊主義引發的戰略不確定性。實質上是在中美戰略競爭的夾縫中開辟“第三條道路”。

具體而言，選擇網絡安全與災害管理作為突破口，既規避了美日同盟框架下的軍事合作限制，又精準對接東南亞國家非傳統安全能力建設的迫切需求。技術層面，通過衛星監測系統與網絡威脅平臺的設備輸出，日本成功將技術標準轉化為制度權力。

不過，“亞洲版OSCE”構想面臨多重挑戰。首先，亞洲不僅缺乏類似歐安組織的多邊主義傳統，更持續承受朝核危機升級、臺海對峙等高壓態勢，其安全挑戰的復合性遠超歐洲經驗。其次，歷史問題糾葛難解，日本若不能實質性改善歷史問題造成的信任赤字，其倡導的多邊機制將難破認同困局。最后，日本試圖模仿歐洲構建“規則秩序”本身存在內生矛盾，日本既要依托美國軍事存在以維持威懾可信度，又謀求通過多邊機制稀釋美國單邊行動空間。這種矛盾本質上是日本“半主權國家”地位在制度設計層面的投射，除非實現日美同盟關系的結構性調整，否則任何替代性框架都難逃“制度裝飾品”的命運。

（王鵬飛，天津師范大學歐洲文明研究院暨區域國別研究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