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著滄瀾江上游方向，一路駛過城區的高樓、郊外的蔬菜大棚，和半山腰的玉米地，穿過熱帶雨林環繞的盤山路，才見河邊村。

河邊村距離云南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勐臘縣50公里，鄉村CEO盤永飛開著新買的二手車來接我和中國農業大學的徐進老師進村。

河邊村有57戶人家，家家戶戶居住在瑤族風格的干欄式木房里，房屋以木樁為底，采用架空式設計，陡峭的屋頂被黛青色瓦片裝點，依山而立。山腳臨河，遠看宛若世外桃源。

如今的河邊村。

盤永飛說，2017年以前，盤山路還是泥巴路。村民騎摩托車往返，中途得停車清理幾次輪胎上的泥巴。最近幾年，村里有20多戶買了汽車。

過去，盤永飛靠打零工，務農為生。目前，他的主要收入來源于“瑤族媽媽客房”、賣蜂蜜、以及村里合作社給CEO團隊的補貼。近十年來，河邊村農戶的生計變得多元化，戶均年收入由2015年的10000多元增長到2024年的70000多元。

作為曾經的深度貧困村，河邊村的發展，與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政策幫扶背景下，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李小云團隊的師生們長達十年的駐村扶貧工作密不可分。

2015年，李小云開始推動河邊村脫貧工作，在村里建設了以“瑤族媽媽客房”為核心的復合型產業，村里開始有了小型會議、研學、休閑、旅居等新業態。2018年11 月，村里成立“雨林瑤家合作社”，由村民擔任鄉村CEO負責經營管理。

李小云將他在河邊村的實踐稱為中國式的新發展主義，他想在河邊村所探索一條在城市化、工業化的過程中實現鄉村脫貧和發展轉型的新路徑。他坦言，隨著現代化的推進，中國鄉村和人口數量的減少將不可避免。但他希望留下來的村莊能在新技術和新消費的語境下，趕上時代發展的列車，用新的業態和生計，讓鄉村的年輕一代找到“守土”的意義和希望。

多元生計對抗風險

在河邊村建設“干欄式木房”是李小云的主意。

河邊村村民家的老房子。

河邊村建設中的干欄式木房。

2015年2月，他第一次到河邊村考察。當時村里的房屋以木板和石棉瓦為主要建材，還有農戶用泥巴自制瓦片，散養的冬瓜豬、茶花雞隨處可見。村里唯一像樣的房子是用空心磚蓋的村民大會的“公房”。

村里的茶花雞住在樹上。

但河邊村的優勢同樣明顯。它地處熱帶雨林之中，空氣新鮮，在村里散步，有人甚至會醉氧。村里保留完整的農耕文化和瑤族文化，在李小云看來，這里適合發展休閑旅居、康養研學的新業態。

“干欄式木房”是當地特有的建筑風貌。李小云提出，農戶拿出一半的房屋經營“瑤族媽媽客房”項目，既有民宿收益，也能解決游客住宿問題。

村支書鄧林國當時是村會計，起初他不同意。他住了一輩子木房，希望像城里人一樣住上混凝土房。當時，村民居住的木房沒有窗戶，屋內光線昏暗。為了通風，他們從木墻上切下幾塊可以推拉的小木板。鄧林國理想中的房子是有陽光照進屋里，有現代化衛生間。他想象不出李小云設計的木頭房的樣子。

2016年，村民們緊鑼密鼓地到林場選木料建房，幾乎每棵樹都被村民做了標記。鄧林國也擔心，全村都蓋起“木房”，唯獨自己蓋磚房會影響整體效果。

“立一棟房子，要30多人齊心協力。”鄧林國記得，2016年汛期，村里男女老少齊力將砍伐的樹木抬入河中，順流而下運回河邊村。

待木料曬干后，村里進入“立房子”關鍵期。鄧林國說，每家房子立起來時，幾乎是全村出動。待到傍晚，房子主人殺雞、宰豬請客吃飯。他邊說邊指著村道灌木叢旁一個低矮的石棉瓦棚，那是他和妻子、兩個兒子建房時期的居所，如今成了雜物間。

根據李小云團隊2023年出版的《小農生計》一書記載，2017年底，鄧林國家的客房已經開始接待客人，當年客房收入6712元，約占家庭總收入的1/5。

此外，“精準扶貧”階段，根據政府規定，每家人可獲得6萬元無息貸款（按新政策2018年起貸款變為補助，不用償還）、1萬元建房補貼，建檔立卡貧困戶還可獲得4萬元建房補貼。

李小云創辦的“小云助貧中心”也籌資為每戶提供2萬余元用于采購窗戶、窗簾和安裝現代化衛浴。

2018年，河邊村大部分客房已投入使用。為了滿足客人吃飯的需要，村里開了五家農戶自營餐廳，鄧林國家是其中之一。2020年疫情之前，他家的客房和餐廳收入一年有五六萬元，成為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

河邊村的客源一開始主要靠李小云團隊牽線，但隨著河邊村知名度的提升，越來越多自駕游的客人自主在平臺上預訂客房。

2024年12月，村民李云芬。

2024年11月，20名坦桑尼亞和烏干達的鄉村CEO來到河邊村，村民李云芬家也來了客人。李云芬和兩名非洲客人語言不通，依靠比劃手勢，完成客房打掃和更換一次性用品的需求。

李云芬和村里的婦女參與過多次公益性培訓，有政府聘請的老師教他們按照酒店標準打掃客房、整理床鋪，學做面食。鄧林國覺得，“瑤族媽媽客房”拉近了村民和外界的距離，雖然村民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但服務意識和對現代化事務的認識得到了提高。

在河邊村時，我住在村民李新民家。他家120平米的宅基地，有兩處木質樓梯，分別通往二樓40多平米的客房和他自己約20平米的臥室。客房的露臺安裝了護欄和照明燈，室內沙發、實木辦公桌一應俱全。

2024年12月，李新民告訴記者如何割膠。

李新民說，建房時，李小云交代過客房要搞得寬敞些，以適應外來客人的需求。因此農戶在保留自家居住空間需求的基礎上，都盡量把客房建得寬敞明亮。

年近60歲的李新民一直單身，每年八千多元的客房收入足夠維持生計。同時，他幫人割橡膠，單日最高有200元收入。

河邊村村民們齊心協力建房留下的影像照片。

李新民對現在的生活感到滿意。上世紀90年代，他是村里的代課老師，由于母親生病，他錯過了考核成為正式教師的機會。2001年村小撤并后，個頭不足一米六的他到鎮上工地做小工，或幫人管理冬季農作物，維持一天百來塊的收入。

根據李小云團隊調研，2019年河邊村參與“瑤族媽媽客房”項目的家庭收入主要來源于客房及餐廳，占總收入的44.59%。2021年，“瑤族媽媽客房”開始接受線上預訂，村里散客多了起來。

隨著客人的增多，農戶的收入來源也日益多樣化。2022年，25歲的尹昌貴把家門口改造成一間十平米左右的落地窗式茶室，開始做普洱茶和蜂蜜的生意。

有時外來客人經過尹昌貴的茶室，他會主動邀人喝茶。有團客時，合作社也會組織農戶舉辦集市，銷售特色產品。尹昌貴說，過去用塑料桶裝蜂蜜，因為客人喜歡小瓶裝，于是他在網上采購了玻璃罐。

2024年12月，去往河邊村的路上。

盤永飛也是村里的養蜂人。2018年，“小云助貧中心”聯系到“北京中農尋蜜人生科技有限公司”，一支農大博士生組成的養蜂創業團隊，到河邊村教農戶養蜂，再統一收購農戶的蜂蜜。

養蜂成本不高。前期，盤永飛會在蜜蜂喜歡的干燥場所放置蜂箱，野蜂被吸引過來。他只需每月上山檢查蜂箱，確保沒有螞蟻進入。智能手機普及后，盤永飛通過直播分享養蜂經驗。蜂蜜在網上很快售罄，每年有近萬元收益。

李小云說，2019年左右，隨著客房和接待游客的收入超過務農收入，村里出現“去農化”趨勢，有農戶連水稻都不再種植。

直到2020年疫情之后，農戶意識到單靠旅游收入，生計并不穩定， 家家戶戶又開始種植水稻、冬季蔬菜，并靠割橡膠增加收入。2024年12月，我在村里采訪時，趕上拖拉機運輸車來收橡膠。走在村里，遠處轟鳴聲不斷，農戶家門前堆放著用麻袋裝好的橡膠，等待裝車。

來往于村路上負責收橡膠的拖拉機。

村民們提到，最近幾年國際橡膠價格上漲，收購價達到8元/斤。從4月到11月，河邊村農戶每天早晨四五點到地里割膠，用瓷碗接橡膠樹流出的乳膠汁，待橡膠凝固再裝入麻袋。

村民尹昌貴坐在自家茶室里接受采訪。

尹昌貴家種了600棵橡膠樹，收入將近3萬元。他說，村里幾戶種植2000棵橡膠樹的村民，去年收入都接近10萬元。李小云認為，脫貧不一定需要人離開農業和鄉村，也不需要遵循“城市發展、鄉村衰落”的傳統路徑。

2016年1月李小云和建房村民交流。

村民成為CEO

2020年以來，河邊村告別了塵土飛揚的建設期，牲畜被趕到山上圈養，房前屋后有了秩序感。

李小云說，這五年里，他和團隊在做的事是“遠距離關注，近距離關懷”。作為外來者，他們只能提供一般性支持，客房等項目具體的實踐，由“雨林瑤家合作社”的鄉村CEO們來展開。

如今，“雨林瑤家合作社”成員五人，鄧林國任理事長，四名村里的瑤族青年擔任“鄉村CEO”，負責經營管理客房、財務和外聯等事務。

2021年7月，李小云與河邊村鄉村CEO討論工作。

31歲的周志學是總經理。初中畢業后，他到深圳做過搬運工、廚師。2016年，他回村后再未離開。周志學是家中的老大，當時他的一個弟弟、兩個妹妹還在上學。

剛回村時，李小云鼓勵周志學等村里的年輕人加入“青年創業小組”，做“天然雨林雞蛋”項目。由于農戶散養的茶花雞以昆蟲和野生植物為食，雞蛋品質高，李小云建議周志學們從農戶家統一收雞蛋，通過電商以每顆10元的價格賣到城里，從自給自足轉變為走向市場。

全村一年賣雞蛋的收入有兩三萬元，客源以李小云團隊的親屬、朋友等為主。周志學記得，最開始，他們用稻草包裹雞蛋，但運輸途中雞蛋磕碰易碎，后來才采購了紙箱包裝。

2019年2月，河邊村注冊成立“雨林瑤家專業合作社”，村里的年輕人成為合作社的主力。李小云認為，村里只有產生現代化的就業，才可能留住更多年輕人。

考慮到村民建房不易，全村客房采取輪流入住方式，客房收益盡量惠及到參與“瑤族媽媽客房”的人家。

但在執行過程中，周志學發現，有的農戶只打掃二樓客房，忽視了底樓的環境衛生。而客人集中在冬夏兩季入住，客房空置期間，有農戶在客房內堆放雜物，不常開窗通風。客人反映居住體驗差，要求換房。

為解決此類問題，2022年起，合作社引入市場管理機制。根據客人的評價反饋，給客房評級打分。家里衛生條件好、待客熱情、積極參與村里公共事務的村民，客人入住率更高。

但鄉村社會是人情社會，與鄉村CEO同宗同姓的親戚難免因客房分配問題產生不滿。周志學的叔叔多次抱怨他“胳膊肘往外拐”。叔叔是村里的“頑固派”，堅持在家門口養雞養豬，家里衛生達不到待客的標準，客房自然被客人冷落。

與此同時，合作社與農戶的客房收入分成也在探索中完善。2023年以前，合作社與農戶的分成比例是1:9。合作社所獲資金用于村里步道修繕、排水管改造、客人用車、聘請代賬公司等事項，常常入不敷出。

疫情之后，河邊村團客減少，散客增多。農戶們發現在家招待零星散客，不如上山割橡膠，他們經營客房和參與為客人準備的篝火晚會等活動的意愿下降。

周志學告訴澎湃新聞，2023年過年前夕，合作社召開村民大會，提出合作社與農戶五五分成的方案，接待客人和客房打掃全由合作社負責，農戶只需領取分紅。

爭得村民同意后，五名鄉村CEO獨立撐起了2023年的春節——接待冬令營學生團隊最多時，單日接待客人達80人。過年期間，五天時間經營收入達16萬元。

解決吃飯問題并不容易。周志學是主廚，負責客房維修的鄧生勇打輔助，三餐都是自助餐形式，六菜一湯。“雞肉、魚肉、豬肉、素菜……眨眼功夫就要再添一盆。”

合作社餐廳只能容納兩桌，餐廳前的小廣場上擺滿桌椅，篝火晚會的火光照耀下，客人們載歌載舞。周志學感到渾身酸痛，他從早晨6點忙到次日凌晨2點，一天下來鍋不離手，餐廳要收拾好碗筷才關燈打烊。

周志學經常凌晨四五點還沒睡，忙著處理客人的訂單和咨詢電話。晚上水壓不穩，電路跳閘、連不上網絡等突發情況，都要鄉村CEO第一時間出現。

后面的幾天，他們雇村民做幫工，一天150元。鄧生勇、盤永飛，以及副村長黃志成則騎摩托車跑遍全村為客人更換床單被套，補充洗發水、沐浴露。他們僅堅持了三個月，就發現身體吃不消。

彼時，鄉村CEO每人每月的補助金是一千元，周志學意識到團隊成員有些泄氣。2023年初春，他們再次召開村民大會，合作社和農戶的分成比例改為3:7。客房衛生由村民負責，餐飲和客房用品由合作社提供。

從河邊村鱗次節比的“干欄式木房”前經過，幾戶人家里的木房底層水泥地上堆放著成袋的土豆、玉米等。窗玻璃上貼著“餐廳”字樣，但并不營業。

鄧生勇說，除了合作社餐廳，村里其他四家餐廳以接待團客為主。“人少了飯菜不好弄。”但合作社餐廳為了兩三個客人到鎮上買菜、做飯，收多少錢對客人和餐廳來說都不劃算。

周志學認為，客人不多時，由農戶為住家客人提供餐食是理想狀態。但不排除有農戶白天在地里干活，家里飯菜簡單，也拿不出手。

在我來之前，李小云團隊的博士生林曉莉已在河邊村駐村工作三個月。村里人說，小莉第一個月住在尹昌貴家，第二個月搬到李新民家，后來又搬回了尹昌貴家。為了讓客房項目惠及到更多農戶，合作社規定客人不能連續在一家客房居住超過一個月。

尹昌貴的妻子平時在家照顧上幼兒園的女兒，一日三餐多做一份小莉的飯，每月收一千元餐飲費。但單身漢李新民家提供不了餐食，他自己一把無筋豆，一碟咸菜和一碗米飯便果腹一頓。

合作社的工作，使鄉村CEO沒有精力兼顧農活。但在合作社，周志學負責財務、對接市場客戶，以及團客在河邊村的行程策劃，他感覺在運營過程中，實現了自己的價值。

2023年，河邊村第一批客房改造項目經費到位，村里23戶客房完成改造。李小云利用外部資源，為村里爭取到5戶高端客房改造的經費。即客房由開放式廚房、露臺和多臥室組成，滿足客人的多元化需要。

合作社的周志學、盤永飛和鄧生勇家均成為了首批高端客房改造戶，村民對此也有議論之聲。徐進表示：“外面的知識、資源進入村莊，需要進行某種程度的示范，也需要結合農民自身的能力。農戶的受益有先后，也是個正常的過程。”

此外，中國農業大學與騰訊共同組織的鄉村CEO培訓項目也在托舉河邊村的發展。該項目采用雙導師模式，讓鄉村CEO到深圳騰訊總部學習技術，到北京、浙江、云南、上海、重慶等地的鄉村民宿考察學習。

盤永飛是第二期學員，他記得，2022年在浙江農村，村里沒有年輕人，民宿運營團隊是外聘的職業經理人，民宿全權交由外人打理，年底給村民分紅。

他覺得，村里沒有了年輕人，凡事靠外人打理，這在河邊村是不敢想象的事情。但這也恰恰是李小云的初衷——充分調動村里的壯年勞動力，讓農民有致富能力，把產業收益留在自己手里。

李小云團隊給合作社輸入的是規范化的管理，這些都是基于城市化的技能。而合作社的成員都是土生土長的農民，他們的日常生活與灌輸給他們的知識、技能之間存在很大的張力。多年來，團隊的董強教授一直在對接指導合作社團隊的建設。他說，這一模式也許是一個“浪漫的想象”。

董強教授與合作社成員開會

留下和離開、個體和群體

隨著河邊村現代化的發展，村里買車的家庭越來越多，每年油費和車輛保險費用加起來近萬元，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村民娛樂的范圍擴展到勐伴鎮、勐臘縣，甚至景洪市，喝酒、逛街、唱卡拉OK。

經濟的轉變帶來思想的變化。鄧林國發現，村民的想法不似過去那般淳樸。過去鄰里之間的互助，主人家請客頓飯，喝點自釀的白酒是常事。但現在請人幫忙，要給100元到200元的幫工費。他不知道這個變化是好是壞。

有團客來河邊村，行程計劃一般由鄉村CEO們安排。周志學介紹，他們會帶客人轉一轉河邊村和周圍的熱帶雨林，講解河邊村的發展史，體驗瑤族文化。如制作糍粑、上山采摘密蒙花等植物，制作植物染飯、粽子，以及舉辦篝火晚會，和跳瑤族舞蹈。

這些都是客人們感興趣的活動，也都需要村民配合參與。2024年，經過合作社成員的商議，決定每場演出給篝火晚會上跳舞的婦女們發放500元補助，過去則屬于義務勞動。

村里關于“人”的工作做不通時，一般由當了12年村干部的鄧林國出面協調。2024年初，有村民在家門口私建臺球廳，占用了村路，導致村民出行被堵。鄧林國發現時，臺球廳的水泥地基已經打好，他立刻叫停了工程，并讓對方把村路修復。

村支書鄧林國

但建臺球廳的紅磚和水泥，村民已經花過錢，對這類娛樂活動也有需求。鄧林國說服他到離家幾米遠的空地上建了臺球廳。12月，已過割膠的季節，村里七八名男青年時不時聚在臺球廳，有說有笑。

河邊村的建設規劃，還包括在進村處的河道兩岸鋪上步道和建一處連心亭。最終，沿河步道沒能全部覆蓋，原因在于過去沿河兩岸允許村民做擋土墻，有村民種了蔬菜和芭蕉，認為村里建公共設施應該給他賠償。

對此，鄧林國感到束手無策。“給了一戶賠償，其他家要不要給？”在他看來，如果當初的河邊村按照現代化的思想執行，推倒房屋地基重建、拆掉豬圈，把豬趕到山上養，這些都要給賠償，很多事情是干不了的。

至于規劃里的連心亭，會影響到橋頭村民家的用地。由于沒做通村民的思想工作，最終，將連心亭的兩個亭子拆開建。其中一個亭子選址在鄧林國家對面的土坡下方。但建好后，又有村民覺得不公平。

村民李云芬記得，以前村里是土路，隨地有亂丟的垃圾。但有了客房項目后，為維持村里的環境衛生，采用排班制，住得近的幾戶人負責一個公共片區，每周輪換。

李小云稱，現代化是鄉村發展的必然趨勢。盡管“農戶共同體”的特點弱化，公共的、集體的、家庭的觀念被淡化，但并不會馬上消失。

農戶個體化的特點強化，他們更加關注自身。面對這種新的變化和趨勢，李小云覺得，外界能做的是為河邊村發展提供機會，究竟如何抉擇，要交給河邊村人。

“如今的河邊村，在留下和離開、個體和群體、個人和家庭之間，正在掙扎尋找一種出路。”李小云說。

“不會消失的村莊”

河邊村幼兒園位于村里的中心地帶。寬敞的木房教室里，孩子們按年齡分坐在原木色的長桌兩端，對面一塊可移動的白板記錄了他們學拼音、學漢字的過程。

河邊村幼兒園。

22歲的鄧雪仙是村里唯一的幼兒園老師，她每天早晨9點會給21個孩子做早餐，再上六個小時的課，教小班、中班、大班三個年齡段的孩子，收入2500元/月，由合作社發放。

鄧雪仙的兩個姐姐都嫁到外村，她是家中的老幺，留在村里照顧年邁的父母。幼兒園老師是適合她的工作。

兩年前，鄧雪仙高中畢業，考上昆明的衛校，每年學費一萬多元。父母希望她貸款把書讀完，但她父親因車禍殘疾，母親務農養家，她覺得壓力太大，放棄了讀大學的機會。

河邊村幼兒園老師鄧雪仙

鄧雪仙這一代河邊村人，沒接受過學前教育。村里和她年紀相仿的女孩，要么外出工作，要么嫁到外村。2018年9月，河邊村幼兒園落地，李小云覺得抓好教育是防止返貧的根本。鄧雪仙發現，現在的家長對教育越來越重視，村里適齡的孩子都被家長送去幼兒園。

有家長定期檢查孩子的學習情況，還有家長怕孩子在課堂上坐不住自己跑回家，守在教室門外的臺階上，坐著陪孩子。

宋海燕老師和幼兒園的孩子

前不久，李小云團隊的宋海燕老師還在為幼兒園的老師又不想干了而發愁。

19歲的盤龍娟是前任幼兒園老師，也是鄧雪仙的表妹。2024年，她辭去幼兒園的工作，決定去城市掙錢。她在景洪市的茶葉店找了份銷售工作，收入有四千多元，但很辛苦，每天要帶客人往返店里和茶山。她租住的獨立單間價格每個月一千多元，攢不下什么錢，干了一個月，她就辭了職。

盤龍娟想等過完年再找工作。她告訴我，她有高中文憑，不想做苦力活。但留在村里做幼兒園老師或者到鎮政府找一份體面的臨時工活兒，掙得又太少。關于未來，她的設想是嫁到外村，找個有錢人。

相比于村里稀缺的單身年輕女性，“光棍兒”問題是一件讓人頭疼的事兒。村民們都說，已經好幾年沒參加過婚禮，因為河邊村沒有人娶親。

2024年夏天，鄧林國統計過，河邊村在22歲以上的男性中，離異后單身的有8人，一直未婚單身的有28人。

鄧林國也心急，他覺得村里人丁興旺有利于后代延續，否則再過幾年，村里可能再沒有小孩上幼兒園。

合作社的五名成員，除鄧林國外，都是單身或離異狀態。周志學和鄧生勇等人表示，找不到合適的對象，原因在于河邊村地理位置相比其他村莊較為閉塞，女孩更愿意嫁到離縣城、市區近的地方。與此同時，經濟條件的改善是相較于他們的過去，和城里有正式工作的上班族相比，收入并不穩定。

徐進認為，當河邊村與外部聯系加強，農戶的生活質量提高以后，他們的眼光也在提高，對于婚姻的期待已經不止于生兒育女。

但社會的殘酷在于，他們去過城市，能力也有了提升，覺得自己跟城里的青年一樣。但實際上外面的人看他們，還是農村人。他們的成婚道路依然艱難。

李小云覺得，河邊村看起來好像是一個不會消失的村莊。河邊村沒有“空心化”，也不缺乏勞動力。但是，未來如何，現在很難斷言。

李小云團隊的新書中提到：對于村民來說，他們很難適應工廠里嚴格的生產制度。2020年初時，河邊村曾有八個村民在親戚的介紹下決定一起組隊遠赴蘇州的一家電子廠打工。但這家電子廠的流水線晝夜交替輪班，睡覺時還要忍受工友的噪音，其中三名村民只堅持了九天就辭職回家。

住在李新民家隔壁的盤金富今年23歲，初中畢業就外出打工，去年年初也選擇和女友回老家務農。

盤金富曾在景洪市的飯店、冷飲店和夜場酒吧工作過。他做得最久的是酒吧銷售，底薪三千元，績效高時有五六千。但業績壓力大、熬夜、生活成本高、缺乏升職機會等等原因，讓他最終回到家鄉。

河邊村有過外出打工經歷的男青年，大多遇到和盤金富相似的情況。“因為教育程度低和缺少社會資源等原因，他們只能依賴打工，職業和婚姻都很難在城市里安定下來。”徐進說。

近期，中國農業大學教授侯玉峰在幫助村里做客房和公共區域的提升。同時，有一筆支持河邊村新業態提升的鄉村振興款項將到位，用于完成整村客房改造項目。

河邊村幾位鄉村CEO正在積極討論提升生態旅游產品種類，如開發雨林探險、雨林野餐、雨林徒步等體驗項目。在政府的推動下，合作社的管理制度和流程、賬目也在變得更加規范化、透明化。鄉村CEO黃志成說，合作社公布收支情況，接受村民的監督，將得到更多村民的理解和支持。

鄧林國覺得，村里買車的家庭只會越來越多，如果村里有專門的停車場，和堆放待賣的橡膠等農產品的地方，將減少村路的擁堵。

2024年12月，有村民家里買了新車，組織大家聚會慶祝。

此外，河邊村的村路早已鋪成水泥路，但農戶們通往農田的生產道路還是泥巴路，雨季難以下地干農活。鄧林國希望等村里有錢了，將生產道路進行改造。

疫情三年，讓村民普遍意識到復合型產業的重要性。經營客房、上山割橡膠、種植短期經濟作物、季節性外出打零工，都是河邊村村民的生存抓手。

李小云說，穩定、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核心是，要有適合農民的知識技能和資源特點的產業，這樣的產業與農民的知識技能相結合，就構成了農民的內生動力。李小云將之稱為“新生產主義的新勞動”。他將這樣一個特點作為他倡導的新發展主義的核心內容。

河邊村瑤族媽媽的客房建成后，李小云經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是，河邊村是否可持續？以往他經常說，這需要時間來回答。

2025年，他在河邊村已經十年。當我問他同樣的問題，他似乎更有信心。但他說，這個過程太艱難，也太復雜，涉及到社會經濟轉型的大問題，一個局部案例的意義是有限的。這也是他作為一個發展主義者的經常性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