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曾經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經濟體之一。20世紀20年代，與法國相比，阿根廷在經濟和個人福利方面都處于優勢。在倫敦和巴黎，阿根廷地主階層的孩子被看作是20世紀初最早乘坐噴氣式飛機旅行的富人。而現在，阿根廷人自認為他們屬于經濟不發達國家。歐洲移民的曾孫們也竭力回到他們曾祖父母的故鄉。

阿根廷面臨一系列棘手問題，比如經濟停滯、長期失業、政治暴力和尖銳的階級沖突，等等。這些問題和國家的未來前景存在巨大差距，阿根廷人自己對此深感失望。這就是“阿根廷之謎”。

阿根廷怎么了？得克薩斯大學歷史學教授喬納森· C.布朗（Jonathan C. Brown）在他的著作中對阿根廷歷史進行了簡明而有趣的描述。《阿根廷史：從昔日輝煌到現代迷思》按照時間順序，從前殖民時代到現代，每一章都講述了特定時代最重要的事件，包括阿根廷早期文明的發展、西方殖民者的活動、阿根廷人民為建立自己的國家進行的斗爭，及現代阿根廷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并對其未來發展前景作了探討。本文為其序言。

有這樣一個老笑話：在上帝創造地球后，他發現南錐體已經得到了所有的財富：遼闊的大草原、豐富的石油儲量、雄偉的山脈、迷人的丘陵與湖泊、肥沃的河谷和多樣的氣候。于是，為了平衡，他讓這個地區住上阿根廷人。

阿根廷人怎么了？

為了解答這個長期存在的“阿根廷之謎”，歷史學家可能會提起一句古老的南錐體格言：“過去是個破壞者。”(Feitlowitz 1998,XI)胡安包蒂斯塔·阿爾韋迪表示，19世紀他的許多同胞似乎背負著歷史遺留的包袱，被“老習慣”打敗。《阿根廷簡史》提出了充分的證據支持這個觀點。破壞性的過去長期以來以兩種狀態籠罩著阿根廷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社會歧視已經變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阿根廷人很容易忽略甚至否認其后果。與此同時，有權有勢的人，特別是有政治權力的人逍遙法外，使得暴力和腐敗成為阿根廷社會的痼疾。這些問題并非起源于20世紀最后25年；450多年前，它們隨著歐洲殖民者來到拉普拉塔河地區就已經開始了，并且這兩種狀態相輔相成。

▋社會歧視

自西班牙探險家首次沿巴拉那河航行起，阿根廷社會就一直處于嚴重的分裂和沖突中。在那里，西班牙人被土著查魯亞人的箭射得滿身窟窿，由此開始了長達數世紀的兩種文化的相互競爭——土著文化和歐洲文化之間的沖突。兩種文明在邊界線兩側自主地并行發展，既有互利貿易的時候，也有野蠻殘酷的時刻。只有在代表“現代文明”的胡利奧·A.羅加將軍借助武力一勞永逸地摧毀了所有印第安文明后，印第安戰爭才在1879年結束。曠日持久的沖突使得倔強的雙方在解決爭端時更慣于采用武力。

與此同時，拉普拉塔河地區的歐洲文明正在建立起最初的基于種族和權力等級基礎上的社會秩序。西班牙出生的白人壟斷了像商人和政府官員這樣的重要位子。為了鞏固地位，他們經常利用職權，通過欺詐和腐敗行為增加自己的財富。本土出生的殖民者階層迅速擴大，填充了略低于白人精英的位子。但是，當看到歐洲人有更多的機會享受財富時，沒有伊比利亞親屬聯系的克里奧爾人(Creole)感到憤怒。在獨立戰爭期間，他們用武力取代了西班牙人，報了此仇。

像精英之間一樣，殖民時期的工人階級也從不平等的各階層發展起來。歐洲工匠往往能得到高收入的工作，而印第安人和梅斯蒂索人只得從事卑微的仆從工作。盡管如此，殖民地經濟如此充滿活力的擴張仍然帶來了勞動力的短缺。17世紀，商人們開始輸入非洲奴隸。在殖民時期的最后一個世紀，這個地區的奴隸數量增加了。奴隸在各種經濟部門勞動，他們在圖庫曼和門多薩耕地，在科爾多瓦和圣菲的西班牙人和克里奧爾人家庭當仆人，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和薩爾塔的工匠鋪干活，在潘帕斯的農場和牧場上勞作。奴隸制也依賴武力和暴力，奴隸主迫使非洲人干活，用武力和暴力威脅來替代支付工資。

殖民地時期的社會結構把種族和工作混淆在一起，以至于把苦力等同于黑皮膚，反之亦然。貧困也成了膚色的代名詞。如果白人不得不從事手工勞動，他就會失去身份。黑皮膚的人在社會等級中上升程度有限，因為他們的膚色表明了他們作為佃農和工人的身份。相反的情況也存在，一個從事仆從工作的淺色皮膚的人也會被當作有色人種對待。受尊重的、出身于富裕家庭的白人婦女習慣于用有色人種女仆長時間地勞動。過些時候，即使女仆的皮膚顏色事實上是淺色的，那也沒什么關系，女主人仍然用她長時間地工作。

這就是19世紀末開始的歐洲移民的社會關系與固有行為變化如此少的原因。阿根廷地主和商人更喜歡外國人，而不是本地工人，盡管這些地主和商人使用起移民女仆和外工來好像他們是梅斯蒂索人或黑人。一旦移民地位上升，獲得了適量的財富、教育和家族威望，他們往往對勞工和有色人種采用同樣的態度。因此，不平等的社會階層之間舊的敵意和反感一直存活到20世紀。要想理解那些體力勞動者如何拼命地想獲得尊重與尊嚴，無論他們是本土出生的工人還是外國人，只需援引工人階級對工會好戰性的興趣，以及胡安·多明戈·庇隆的親“無衫人”言論就行了。

最近的阿根廷社會已經獲得了更大的異質性和多樣性。目前的經濟困難已經迫使中產階級中最好的、最聰明的人移居海外，而來自玻利維亞、巴拉圭、烏拉圭和智利的梅斯蒂索勞工已經形成了新一波移民。在持續不斷的歧視的協助和支持下，社會秩序的多樣性和分化強化了另一種歷史的破壞——威權沖動。

▋有罪免罰

暴力和腐敗在阿根廷有漫長的歷史，因為那些在公眾生活中使用武力和行賄的人不受懲罰。這些情況仍然起源于歐洲殖民者。多種族社會秩序的發展要求進行嚴格的社會控制。那些被授予印第安勞力的早期移民必須管束他們的仆從，向他們展示新的工作方式。隨著時間的推移，除了那些想掙幾個比索的流浪高喬人，那些出生在這種語言和文化里的人學會了如何躲避工作。奴隸制為社會控制增加了新的要求，每個地主、雇主、商店經理、值得尊敬的女主人必須指導其雇員的行為。每個有財產的人都害怕民眾階層違反紀律，因為后者在數量上大大超過前者。為了了解工人階級不滿的破壞性潛力，精英階層不得不對獨立戰爭期間何塞·赫瓦西奧·阿蒂加斯民眾起義造成的劫掠展開調查。

威權主義開始于殖民時期和19世紀的精英們，但是到20世紀，中產階級也采取了這一傾向。中產階級青年以1919年洗劫布宜諾斯艾利斯猶太社區，加入像阿根廷愛國聯盟和后來的天主教行動這樣的右翼團體等行為來回應國家危機。甚至是蒙托內羅斯卓有成就的、受過教育的首領馬里奧·菲爾梅尼奇，在領導游擊隊恐怖分子時也沒有絲毫表現出對民主原則的實踐。毫無疑問，軍方是威權價值觀最大的中產階級資源庫。軍官們一次又一次地自我任命為憲法的“保護人”和國家的“救星”。每當工人掀起“混亂”，立刻有軍隊采取行動。并非所有的工會領袖都持續表現出對民主的支持，他們中的許多人對自己的工會實行鐵腕管理，并且似乎更愿意用最反動的管理制度。

至于暴力，殖民者和土著人之間漫長的戰爭證明了使用暴力的合理性。殖民者始終面臨危險，因此威權領導要求完全忠誠首領。后來，當后獨立時期的克里奧爾考迪羅彼此爭奪資源的控制權時，他們尋求用暴力解決爭端。權力往往流向那些成功地吃掉競爭對手的人，例如利用迅速處決或暴徒來恐嚇對手的考迪羅胡安·曼努埃爾·德·羅薩斯。不幸的是，在骯臟戰爭中出現了羅薩斯使用過的國家恐怖的必然結果。巴多達逮捕隊像現代版的馬扎卡，讓那些威脅國家“統一”的人失蹤。歸根到底，政治暴力已經進入21世紀。

1976年至1983年間，阿根廷軍政府當局殘酷鎮壓和迫害反對派，輿論稱之為骯臟戰爭。

讀者可能已經從本書中看出殖民時期和后殖民時期的腐敗在政治上的關聯。從17世紀西班牙省長勾結船長非法進口貨物，到現代企業家串通公職人員進口免稅豪華汽車，從利用地位要求邊境地區大片土地的19世紀政治家，到要求外國買家為他們在私有化中的服務支付數百萬美元的現代政客，這個國家的領導人在公共服務中中飽私囊。然而，有一個因素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了變化，現代的受賄機會將會令殖民時期的管理者羨慕不已。隨著國家變得越來越強大以及外資銀行變得更積極，賄賂比外債增長得更快，然而，像過去一樣，很少有腐敗官員和帶來暴力的人不得不為自己的犯罪負責。

威權沖動在歷史上閹割了阿根廷的司法機構。阿根廷不缺律師，當然，公正和法治是另一回事。例如，勞爾·阿方辛總統如此成功地干預骯臟戰爭罪行的法庭起訴，以至于審判結果是只有幾個將軍和游擊隊領袖被定罪，即使是這幾個人后來也被赦免。從本質上講，謀殺了成千上萬公民的兇手和對更多人使用酷刑的人逍遙法外。這種有罪不罰也擴展到腐敗的政客。

競爭的政客不妨揭露彼此的受賄情況，以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力，但他們不起訴受賄者，否則他們也可能最終走上法庭。卡洛斯·薩烏爾·梅內姆在任期間進一步削弱了司法體系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阿根廷人不得不對90年代流行的一個笑話中的諷刺意味一笑了之。這個杜撰的故事是這樣的：梅內姆到玻利維亞進行國事訪問，玻利維亞總統向他介紹自己的內閣部長，“這是我們的海軍部長。”“海軍部長！”梅內姆喊道，“玻利維亞是個內陸國家，沒有海軍，你們為什么有海軍部長？”“哦，”玻利維亞總統回答說，“就像你們有個司法部長。”

▋積極趨勢

上述分析也許會令讀者，特別是熱愛阿根廷和在阿根廷有好朋友的人，所有這些人都太沮喪。但是，透過這些紙背也閃耀著一些光芒，特別是阿根廷人在世界文學、音樂、體育和國際事務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別忘了，阿根廷產生了5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在政治上，選舉進程已經取得令人鼓舞的結果。在許多情況下，黨派之間成功地實現權力的和平交接，包括在經濟危機時（無可否認，經濟危機遠未結束）。然而，還有一個主要的成就值得一提。

阿根廷著名作家博爾赫斯以其充滿哲學探索和幻想元素的短篇小說而聞名，對后現代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

南錐體的居民們已經創造了一個非政府環境，鼓勵商人和工人創造巨大的經濟增長；事實上，因歷史上的腐敗、暴力、內戰和扼殺創新的政府管理，其經濟紀錄更引人注目。在殖民地時期的大部分時間里，西班牙國王接二連三地發布法令，試圖限制拉普拉塔河地區的貿易。盡管如此，商業和生產的發展如此顯著，王室官員最終采取了新的政治管理—建立總督區，試圖既刺激增長又可以對增長征稅。為了把經濟增長推向新高，殖民者進行邊疆地區墾殖和擴大內部經濟交流作為回應。

革命和內戰當然中斷了前總督區內的經濟交流。然而，地主、商人和佃戶利用新的北歐市場，共同努力使養牛業遍及南美大草原的土著人狩獵場。最終大西洋貿易間接刺激了圣菲、科爾多瓦和門多薩，即使沒有深入到舊殖民地的西北部。到19世紀末，當可以得到歐洲的技術和資金時，阿根廷勞工和地主再次對市場機會作出了回應。他們引進必要的外國設計并且吸引外國人來建設現代鐵路、港口工程和城市基礎設施。繁榮程度上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布宜諾斯艾利斯街頭。圖源：Photostockeditor

無論如何看待民眾主義，沒人能夠忽略阿根廷在工業化期間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制造業的發展先于政府的幫助。在20世紀30年代到整個50年代，工業生產持續發展，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不斷增加，超過了其他所有經濟部門。去庇隆化和骯臟戰爭引起的動蕩的確抑制了經濟取得更大成就，但是政治家和軍方要共同承擔失敗的責任，因為他們無論在執行民眾主義政策還是新自由主義政策上，始終表現為不能有效執行。工業家和工人一起（盡管是不穩定的聯盟）不顧政治引發的債務和通貨膨脹，建立起一個現代消費社會的基礎。

在過去，普通阿根廷公民一次又一次地設法渡過了別人制造的國家危機。為了把國家的物質財富帶向一個出乎意料的水平，他們用幽默應對所有的困難，并重新積聚力量；做到所有這些時，他們都背負著一個破壞性的過去所帶來的社會歧視和政治豁免權的重負。他們是怎么做到這一點的？也許這才是真正的“阿根廷之謎”。

《阿根廷史：從昔日輝煌到現代迷思》

[美]喬納森C.布朗（Jonathan C. Brown）著 ，左曉園 譯

東方出版中心202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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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講述了阿根廷的歷史。按照時間順序從前殖民時代到現代，每一章都講述了特定時代最重要的事件，包括阿根廷早期文明的發展、西方殖民者的活動、阿根廷人民為建立自己的國家進行的斗爭，及現代阿根廷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并對其未來發展前景作了探討。

作者簡介

喬納森· C.布朗（Jonathan C. Brown）是得克薩斯大學歷史學教授，曾任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長。其著作《拉丁美洲：殖民時期的社會史》和《1776—1860年阿根廷社會經濟史》均曾獲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