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適應外部環境變化，有序擴大制度型開放、自主開放和單邊開放，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要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李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也要求，要支持有條件的地方發展新型離岸貿易。

一、挺身應對，夾縫中探求離岸貿易新機遇

按經濟全球化目標，市場化國家應全域遵從自由貿易，推行“三零”政策和無差別待遇，理論上不再需要特定功能性質的離岸區域。但由于區域間發展水平、治理成本和稅收制度的差異，國際稅收競爭和某些國家針對性的關稅壁壘差別化設置，使當今國際上又重現貿易保護主義傾向，需要我們挺身應對，在夾縫中探求離岸貿易新機遇。

其實，號稱全域自由貿易的美國也有離岸貿易。如美元的發行就是在岸離岸分開的， 70%的第三方交易美元資產在離岸市場。美國稅制實行疆土體制，雖不接受境外稅收減免饒讓政策，但跨國公司離岸利潤只要不匯回境內，就不用補稅差。美國對本土的關外離岸區域設有倒置關稅政策，即將成品進口稅率設置成低于原材料稅率，離岸企業將境外免稅原材料加工為成品后復出口的，無需報關納稅，輸入國內市場的，按低配置關稅稅率征收，美國的一般銷售稅（GST）僅在終端消費環節征收，沒有進口環節稅，離岸貿易稅負普遍較低。

歐洲是最早成立自由貿易聯盟的區域。歐洲國家疆土小，財政的間接稅權重較高，要跨境形成統一大市場，先是協定了跨境貨物間接稅的消費地征稅主權原則，然后是撤除關境藩籬，推行歐洲市場一體化。在關境外拓、貨幣統一、財政獨立、稅制銜接的基礎上，實現歐盟全域跨境貨物服務無壁壘流動。但歐盟境內仍有荷蘭鹿特丹、愛爾蘭香農等全球都有競爭力的自由貿易區，開曼群島、維爾京群島也是英屬的，歐洲還是口岸隔離區、境內免稅店和離境購物退稅政策的發源地。

但歐美的全域自由貿易和無差別待遇是針對性的，其制定的系列市場標準和競爭規則如反傾銷、反補貼和差別關稅政策矛頭主要指向新興經濟體。在跨境和離岸貿易征稅權劃分上，也存在明顯的消費主義傾向，一是明確銷售稅進口國優先征稅權和轉口貿易離岸地征免稅確定權；二是對跨境和離岸經營利潤所得稅主張收入來源地與居民（公民）管轄權，對非真實交易離岸貿易及侵蝕他國稅基的跨境避稅行為，組織實施反避稅；三是公然聲稱進口（消費）國優先原則，對進口商品開征高額關稅。這些規則，均明顯傾向于市場大國的財政利益及其國內經濟循環。

對外，一些西方經濟體則有意無意設置針對性、差別化政策障礙，排斥新興經濟體參與貿易全球化。始于1947年的世界貿易組織（WTO）功能逐漸被新結盟的幾個自由貿易協定組織所取代，一是歐盟27個成員國組成的歐洲自貿區（EFT），二是特朗普前執政時期組建的環太平洋自貿區（CPTPP）和環大西洋自貿區（TIPP），三是東盟（AFTA）和美國印太經濟架構（IPEF），這些聯盟組織的GDP總額接近全球70%，卻把大多數新興經濟體排斥在外。特朗普還公然宣稱要重啟ABC政策（Anything but China），并舞動關稅大棒打壓我國進出口，美眾議院提出的“愛國投資法案”，則公開慫恿美國資本從中國撤資。

進入貿易數字化時代以來，由于跨境與離岸、貨物和服務、線上與實體貿易的融合滲透，原先以物理存在為基礎的交易發生地和收入來源地征稅原則，因為交易的跨境融合而難以適從，新型離岸貿易則顯示了其夾縫中的生存優勢。

為此，歐盟國家提出了對跨境電商進口貨物征收數字服務稅的設想，OECD組織也針對跨境數字貿易征稅權不能落地的問題，提出了以經濟實質發生地、價值創造地為核心的征稅新規則和BEPS行動雙支柱計劃，即只要有應稅存在（Taxable Presence）或應稅來源（Taxable income sourced），消費國對沒有物理存在的數字貿易也有權征稅，并要求包括離岸中心在內的各經濟體實行全球最低所得稅（15%）制度，以遏制離岸中心避稅問題。新規則的設立，明顯鞏固了進口（消費）國的征稅權益，也增加了新興經濟體發展數字貿易的成本，但我們只有挺身應對，側身適應，發揮比較成本優勢，創造條件發展新型離岸貿易。

二、轉身挖潛，架構離岸貿易新棋局

我國離岸貨物貿易歷史悠久，2001年加入WTO后也一直在向“三零”政策目標努力。由于純粹的離岸貿易要受地緣條件和國際國內環境約束，擁有獨立稅制、作為國際獨立關稅區的香港，一直是我國轉口貨物與離岸服務貿易的國際標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從設立經濟特區、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口岸隔離區和境內免稅店起步，漸進發展類離岸貿易。1989年部分城市試點的為非居民客戶提供兩頭在外的非本國貨幣結算和離岸銀行業務，是內地離岸金融服務的雛形，而2013年設立的上海自貿區和2025年封關運作的海南自由貿易港，則將成為我國離岸貿易新的里程碑。

由于離岸貿易在關外發生交易，國際社會對離岸交易和跨境支付中的洗錢和恐怖融資行為一直零容忍，在實行有條件浮動匯率和本外幣兌換的國家，騙匯、套匯都屬于違法行為。為此，我國秉承“鼓勵創新、包容審慎、開放合作”的離岸金融政策，積極支持新型離岸貿易。

2021年12月，人民銀行要求實行跨境資金結算本外幣一體化管理，為真實、合規的離岸國際貿易提供資金結算便利，強化跨境資金流動風險監管，并在各地得到創新落實。

如北京提出“實質重于形式”的展業原則，探索制定標準化離岸貿易跨境資金結算流程和融資便利。上海率先對離岸轉手買賣業務合同免征印花稅，在自貿區開發“離岸通”平臺直接整合境外物流、報關、航運等信息，實現離岸貿易全流程數據化和可視化。浙江則由銀行自主決定審核交易單證，盡職免責，重點放在離岸交易真實性、合理性和邏輯性上，并探索建設數據信息共享平臺，重點關注關聯交易、收支金額異動、大額高頻收支、融資過度集中和杠桿率過高等問題。

貿易數字化場景下，海關、稅務的監管服務抓手主要在跨境電商及離岸關聯服務上，如探索對跨境電商與跨境物流、海外倉與離岸服務融合業務的退免稅關系，如對貨單、稅單、倉單的分離聯審，對符合條件的出口海外倉貨物辦理免稅備案等。

相對于純離岸區域，境內離岸區域適用關內稅制納入海關和稅務監管，但相對于關內區域，政策更寬松。如進入保稅區、自貿區貨物可視同離境享受出口退（免）稅，區內企業間相互貿易或現場消費視同離岸貿易享受免稅，進料加工復出口視同轉口貿易享受保稅等。

封關運作后的海南自由貿易港還將增值稅、消費稅、車輛購置稅、城市維護稅及附加合并為銷售稅，展品進口和銷售環節免稅，中轉航班、轉口輪船可添加免稅（保稅）油，轉口離境實行啟運港退稅，進口商品在海南加工增值30%以上再進入內地的免征關稅，合格境外投資可免征企業所得稅，兩個所得稅實行15%有效稅負率封頂政策。

2024年，我國跨境電商進出口額2.63萬億元，同比增長10.8%，前三季度自貿區進出口額6.09萬億元，增長12%，均高于總額增幅6～7個百分點，可統計份額占總比接近1/4，發展新型離岸貿易潛力很大。

發展境內離岸貿易還有境內免稅店的離境購物形式，這些設置在口岸隔離區、自由貿易島、城市特定區域和離岸交通工具上的免稅店，主要面向非居民或離境旅客（包括海外華人和留學生）的現場消費和離境購物零售貿易，享受離岸退免稅待遇，海南自由貿易港的離島免稅購物政策還適用于本國居民，每位游客一年的離島免稅購物額度高達10萬元。

我國的境內免稅店業務起步較晚，疫情后受國際外部環境和消費能力降級影響很大。2023年杭州亞運會期間，全市設立的88家境內免稅門店為51個國家和地區的游客辦理了672筆離境購物退稅，金額370多萬元，店均零售額和人均退稅額均較低，運營成本較高。2024年1—7月海南離島免稅購物金額、人次、40項統計商品特別是高檔消費品銷售量均有較大幅度的下降，但這也表明，用好離境購物免稅政策、擴大高水平開放的挖掘潛力也很大。

離境購物免稅政策作用不可小覷。購物退稅環球藍色聯盟（Global Blue）的數據顯示，英國脫歐并取消離境購物免稅政策后，有1/5游客轉向歐盟國家購物，國際游客在歐盟國家的人均購物從2019年的2900歐元提高到2023年的3800歐元。

三、躋身破圈，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

面對外部壓力加大、國內困難增多的經濟形勢，我們應沉著應對、綜合施策，在挺身側身與轉身躋身中破圈。

一是在高水平開放中堅守不脫鉤策略。以躋身RCEP和DEPA為突破口，破圈CPTPP、TIPP、AFTA、IPEF等國際自由貿易區，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 

二是鞏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合作成果，拓展金磚國家合作領域，贏得中非合作論壇峰會53個非洲國家的積極支持，充分發揮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的紐帶作用，拓展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離岸貿易空間。

三是抓住貿易綠色化、數字化發展機遇，支持跨境電商、海外倉和境外智慧物流業的發展，鼓勵企業“走出去” 發展新型離岸貿易，分享全球貿易數字化文明成果。

四是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在遵從與適應中優化完善制度環境，有序擴大自主開放和單邊開放，實現與國際規則、規制和標準的相通相容，透明穩定可預期。

五是繼續拓展國內自貿區、口岸隔離區和境內免稅店的離岸貿易功能和引流作用，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因地制宜辦好自由貿易區。鼓勵企業走出去、引進來，雙向發展離岸貿易，做大倆蛋糕（GNP和GDP），壯大軟硬雙實力。

（作者嚴才明為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研究員、中國自貿區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浙江省稅務學會常務理事，著有《增值稅的效率分析》《競爭與合作：自貿區功能拓展與跨境稅收治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