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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吶喊》之外,走進蒙克的社交圈
尼采式的狂熱、象征主義與表現主義,瘋狂、早逝的命運……這是世人對幽默風趣、玩世不恭的愛德華·蒙克(Edvard Munch,1863-1944)的印象。當然,他最為人熟知的身份,是1893年那幅充滿痛苦情緒的《吶喊》的創作者。
澎湃新聞獲悉,3月13日起,英國國家肖像館推出挪威畫家愛德華·蒙克肖像作品展。展覽匯集了40余件繪畫與紙上作品,其中大部分作品此前從未在英國展出,這些作品讓觀眾步入蒙克的社交圈,并發現這位藝術家的另一面。

蒙克,《自畫像》,1882–1883 年
蒙克被廣泛認為是19世紀和20世紀最偉大的肖像畫家之一,創作了大量描繪家人、朋友、情人、作家、藝術家、贊助人和收藏家的肖像,同時也創作了種類豐富的自畫像。這次展出的作品,包括從他最早期的自畫像之一(那是一幅繪于1882-1883年、畫在紙板上的小幅油畫,帶著一絲矜持,如今已顯得陳舊)到1922年創作的一幅松散的蠟筆石版畫——英國作曲家弗雷德里克·迪留斯( Frederick Delius,當時因病在威斯巴登接受治療)在音樂會上的側面肖像。 這些作品充滿活力的筆觸、大膽的色彩以及與被畫者的直接互動,對肖像畫這一藝術形式產生了深遠影響。
這也是英國首個專注于蒙克這一重要、但時常被忽視的創作領域的展覽。許多作品雖然基于對特定人物的直接觀察,卻超越了個體描繪,成為象征性圖像或人類生存狀態的表現。
策展人阿利森·史密斯(Alison Smith)表示,觀眾將在展覽中邂逅一個“更外向、善于交際、討人喜歡的人”。展覽以時間與主題展開,從蒙克早期自然主義肖像作品,到他的象征主義時期,再到后期更具張力的全身像大尺幅肖像作品。后期的蒙克發生了顯著轉變,戒酒,轉而奉行素食主義與健康生活方式。據史密斯介紹,蒙克也是一位相當成功的商人,積累了大量財富:“他的朋友中有許多律師、銀行家、醫生與物理學家。他不僅與藝術家和作家交往密切,還與各類專業人士建立了聯系。”

蒙克,《卡特和雨果·佩爾斯(Hugo Perls),1913年
那些自鳴得意、略顯怪異的肖像
1888年,蒙克的姐姐勞拉坐著,凝視著不知何物,地點是在家人租住的海濱小屋外。她看似心事重重,正如蒙克畫作中的人物常常所表現的那樣。勞拉自少年時期起便患有精神疾病,最終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她的雙手緊握,頭上戴著夏季帽子。整幅畫給人一種奇異的侵入感。甚至她身后的房子也悄悄地向遠處的消失點滑去。

蒙克,《傍晚》,1888年
在蒙克的早期作品中,充滿了家庭和繪畫的困擾。他在1880年代的克里斯蒂安尼亞(挪威首都直到1925年才更名為奧斯陸),找到了自己的藝術道路。展覽中一件作品展現了藝術家憂郁、隱居的父親——一位易感焦慮的醫生,低頭抽著煙斗。接著是蒙克的弟弟安德烈亞斯,他也在學醫,桌子上放著一具骷髏,似乎在對他咧嘴笑。安德烈亞斯在1895年結婚后不久便因肺炎去世,而那時他的妻子正懷孕。

蒙克,《卡爾·延森-赫爾肖像》,1885
就在蒙克畫下這幅帶有責任感的父親肖像的同一年,他也為畫家卡爾·延森-赫爾(Karl Jensen-Hjell)創作了全身像,畫中他站在棕色的陰影中,一縷光線從眼鏡上反射出來。他略顯踉蹌,一只戴著手套的手拿著雪茄,另一只手握著拐杖,仿佛是在某個酒吧外偶然遇見了他。之后,我們見到了另一位克里斯蒂安尼亞的波西米亞人物,漢斯·耶格(Hans J?ger),他看起來像那種你會故意繞道避開的家伙——他懶散地躺在大咖啡館的沙發上,戴著歪斜的圓頂軟帽,穿著皺巴巴的外套,眼神中充滿了挑釁,似乎在盯著畫家(同時也盯著我們)。

蒙克,《漢斯·耶格爾肖像》,1889年
很難對蒙克的許多人物產生好感。那些自滿、傲慢、微微令人不安的形象,甚至有的非常令人毛骨悚然,比如波蘭作家和“理性撒旦主義者”斯坦尼斯瓦夫·普熱比謝夫斯基(Stanislaw Przybyszewski)。他除了在蒙克的1895年畫作《嫉妒》中以漂浮的無頭形象出現外,在另一幅蒙克的石版畫中,他叼著香煙,嘴角帶著微微歪斜的笑容。普熱比謝夫斯基曾與挪威藝術家達格妮·尤爾結婚并離婚,達格妮曾與蒙克和奧古斯特·斯特林堡有過戀情,最終在1901年被殺害——死亡發生在她五歲的兒子面前——案件發生在格魯吉亞的第比利斯,可能是她前夫策劃的陰謀的一部分。

蒙克筆下的普熱比謝夫斯基,1895年
接下來是路德維希·卡爾斯滕(Ludvig Karsten),穿著淡色西裝和寬邊帽,一只手插在褲袋里,另一只手拿著煙斗,顯然是在一次醉酒事件之前畫的,卡爾斯滕曾向他的畫家同伴扔了一瓶酒,而蒙克則去拿了他的步槍。我們總是渴望更多的細節和更多的丑聞,尤其是蒙克多年來幾次將他們的爭吵戲劇化。但可惜,這里只是一幅平淡無奇的肖像畫,畫中的年輕人穿著夏裝,某些復雜的情感正在表面下悄然醞釀。

蒙克,《畫家路德維希·卡斯滕》,1905年
1909年,蒙克因過度飲酒導致精神崩潰,被送入哥本哈根的一家私人診所,由丹尼爾·雅各布森(Dr. Daniel Jacobson)主治。蒙克為他畫了兩幅全身肖像,畫中的醫生雙手叉腰,仿佛從一團迷幻的光焰中走出,這無疑是在致敬他對電療技術的神一般掌控——蒙克曾在他的診所接受長達七個月的電療治療。有人拍了一張照片,記錄了蒙克和醫生站在他畫的肖像前。照片中的蒙雅各布森抬高著下巴,帶著高傲的氣質。雅各布森據說曾評論道:“看看他畫的我,簡直是瘋了!”這或許是對蒙克當時病情的醫學術語。

蒙克,《丹尼爾·雅各布森醫生肖像》,1909年
在1925至1926年間,蒙克又畫了一位醫生——盧西安·德迪琴(Lucien Dedichen),他俯視著坐著的藝評家賈佩·尼爾森(Jappe Nilssen),這位評論家在蒙克的職業生涯中一直是他的支持者。畫中昏暗、狹小的房間似乎難以容納這位醫生。這件作品曾被稱為《死刑判決》,仿佛是醫生傳遞一個不祥預兆的對話場景。然而,尼爾森實際上還活了五年——盡管你越看,這個坐著的人的身影似乎越發縮小。更早些時候,在1909年,蒙克曾為尼爾森畫過一幅肖像,畫中他穿著一套引人注目的鈷藍色西裝,站在一面綠色的墻前。我不知道尼爾森是否曾擁有過這樣一套西裝,這種顏色充滿了生氣,極富活力(盡管尼爾森從未喜歡這幅肖像,正如斯特林堡也不喜歡自己的肖像一樣,認為蒙克應該賦予他像歌德那樣的嚴肅感)。

蒙克,《盧西安·德迪琴與賈佩·尼爾森》
很難知道蒙克在這里能結交到什么樣的朋友。但一幅肖像尤為突出——《戴綠圍巾的模特》(1916年),這件作品描繪了藝術家唯一的黑人模特,阿卜杜勒·卡雷姆(Sultan Abdul Karem)。卡雷姆是作為德國馬戲團的一員來到克里斯蒂安尼亞的,后來被蒙克聘為司機和雜工,并偶爾擔任模特。他披著綠色圍巾,閉著眼睛,是蒙克所有模特中最靜止的一位。他正在被畫,但沒有表現出像蒙克的其他模特那樣與藝術家積極合作的任何跡象。據說蒙克在最初的畫作標題中并未提及卡雷姆的名字。

蒙克,《戴綠圍巾的模特》,1916
這幅畫作當下的狀態令人惋惜。如果傳聞屬實,蒙克曾用一幅畫作充當鍋蓋,那么當參觀者在英國國家肖像館看到卡雷姆肖像時,依然殘留的蒙克時期黑色霉斑時,恐怕也不會感到驚訝了。
畫面的痕跡,是一種藝術態度
展覽包括10幅由奧斯陸蒙克美術館借出的畫作,其中有藝術評論家雅佩·尼爾森、尼采的妹妹伊麗莎白,以及收藏家卡特·佩爾斯(K?te Perls)和雨果·佩爾斯(Hugo Perls)的肖像。蒙克美術館成立于1946年,館藏源自藝術家本人捐贈給奧斯陸市的28000件作品,被認為是全球收藏單一藝術家作品數量最多的機構之一。這些作品大多來自蒙克的工作室,涵蓋了各類媒材、不同的完成度與藝術水準。館內的修復團隊長期近距離接觸蒙克的作品,因而與藝術家本人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親密關系。繪畫修復師米耶·穆斯塔德(Mie Mustad)感嘆道:“我每天都像潛入蒙克的畫面世界,想象力時不時被徹底釋放。”

·蒙克,《英格·巴特》,1921年
然而,蒙克的作品對修復師而言卻是一大難題。他的繪畫作品是油彩與膠合劑的混合體,還摻雜了蠟燭油、各種樹脂、沙子、種子、毛發,最讓人頭疼的,是鴿子糞。
蒙克對畫作的保存并不在意,但他對創作卻極為投入。他不斷嘗試不同的粘合劑(如亞麻籽油,即通常與顏料粉混合,使顏料達到可用狀態的液體),試圖執著地尋找理想的解決方案。
在蒙克美術館的修復工作室里,繪畫修復師穆斯塔德借助手電筒引導記者觀察1910年的《生命:左側部分》(Life: left part)。這幅作品的完整版本如今是奧斯陸市政廳婚禮儀式的背景畫。透過微弱的光線,我們很容易辨認出蒙克慣用的那種帶有黃油般質感的蜂蠟。他會先用抹刀將加熱后的蜂蠟涂抹在特定區域,待其干燥后再進行繪畫。穆斯塔德說道:“我想這或許是他對繪畫材料的一種實驗,探索如何表現青春無瑕的皮膚。”不過,她也指出,這種蜂蠟不僅出現在人物面部,還被用于衣物的描繪,“這就有些神秘了。”如今,如何防止這些畫作因蜂蠟脫落而繼續損壞,已成為修復師們的持續挑戰。“有太多、太多的損失。”她感嘆道。

蒙克,《蒂爾斯卡美術館的伊麗莎白·福斯特-尼采肖像》,1906年
與莫奈不斷修改畫布的習慣不同,蒙克并不將每幅畫作視為最終完成的作品,而是作為長期探索某一主題的過程。他反復回溯相同的主題,創作出多個不同版本。僅在蒙克美術館,就收藏了大約1200幅油畫。蒙克甚至經常將畫作置于戶外,有時一放就是數年,讓它們在風霜雨雪的侵蝕下自然變化,成為創作過程的一部分。
他去世后,人們在他位于奧斯陸近郊埃克利(Ekely)的工作室外發現了一塊凍結的畫作。解凍后,它被鑒定為他1913至1915年創作的《雪中的工人》(Workers in the Snow)。經歷冰封洗禮后,這幅畫作如今帶有了一種帶有蒙克式隱喻意味的“真實時間印記”。

蒙克,《雪中的工人》,1913-1915
比如,1905年的《頭靠頭》(Head by Head)——蒙克與圖拉·拉森(Tulla Larsen)的雙人肖像——上沾染的鴿子糞便,是否可能是他有意為之?“那是我的一種幻想。”穆斯塔德說道。這幅畫創作于蒙克深陷神經衰弱和酗酒困境的時期,距離他與拉森因一場家庭沖突而分手已經三年。那場爭執最終以一聲槍響告終,蒙克的左手因此永久受損。1906年,一位畫商在對這幅畫作進行清點時,已經記錄了鴿子糞便的存在。“我們保留它,因為這反映了他對待藝術的態度。”穆斯塔德解釋道。“他很可能在作品歸還后看到過這些污漬,但毫不在意……畢竟,他曾將另一幅同年的雙人肖像直接切成兩半。”換作今天的說法,這或許是他在“通過藝術處理情感”。

蒙克,《頭靠頭》,1905年
“蒙克將肖像視為真人的替代品。”策展人艾莉森·史密斯寫道。他的肖像作品往往充滿隱喻,呈現出類似人際交往中的情感動態。蒙克話很多,蒙克美術館策展人西韋特·圖埃(Sivert Thue)回憶道,他的模特幾乎插不上話。“這是一種掌控局面的方式。他說話很快,言語中帶有某種雙重含義,總能讓對方措手不及。”
對某些人而言,坐在蒙克面前作畫是一種冒險,但這也帶來某種樂趣。即便是最親密的朋友,比如藝術評論家賈佩·尼爾森,也無法幸免于蒙克的毫不留情。蒙克曾稱他為自己的“救生員”之一。“他看上去像藝術品位的仲裁者,”圖埃說道,“但也許他的著裝有些過于講究,反而顯得不太協調。他把手插在口袋里,弓著背,身體語言讓他看起來像個上了年紀的男人——乍看之下并不明顯,但當你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其中的微妙之處。”

蒙克,《賈佩·尼爾森》,1909年
這些奇異的筆觸屬于蒙克繪畫語言中的“流溢”(emanations)“光暈”(auras)和“靈質”(ectoplasms),而這些元素似乎正是理解他肖像畫的關鍵,這些概念在上個世紀之交仍屬新興思想。神秘學深深吸引了蒙克的諸多朋友,其中包括作家奧古斯特·斯特林堡和撒旦派詩人斯坦尼斯瓦夫·普日比謝夫斯基。雖然蒙克更多是一個觀察者,而非真正的參與者,但他堅信所有生物都擁有某種“光環”,這一點在他的畫作中時而顯現得尤為明顯。
蒙克生活的時代正經歷電氣化的浪潮,他對現代生活中日益常見的“無形波動”深感興趣。從X射線,到北極光與地球磁場的最新研究,這些現象都與他的“生命力”信仰產生共鳴。同時,受尼采思想影響,他還相信太陽所蘊含的凈化能量。

.蒙克易卜生的肖像,1909-1910
蒙克用煙霧環繞著他的偶像——劇作家易卜生(Ibsen)。他曾對蒙克說:“你的命運會像我一樣:敵人越多,朋友越多。”
展覽將持續至6月15日,本文編譯自《衛報》、《每日電訊報》以及博物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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