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讀初中，離升學考試還有兩年，正是人生中最無憂無慮的時光。每天最期待的是下午最后一節課的下課鈴，鈴聲一響，無論講臺上的老師還在說什么，心就飛出了教室外，飛向街邊的小吃和報刊亭里的《歌迷大世界》、音像店里的周杰倫和蔡依林。我就讀的中學位于一條商業街的中央，老師和家長們總憂心這樣的環境“太過復雜”；精力旺盛的中學生們卻只想著，放學后能把丑丑的校服塞進書包在街上游蕩。

彼時的我們對全球化、市場經濟時代的生存壓力還懵然無知，提前焦慮起來的總是父母。雖然全國教育系統都在倡導“減負”，但擋不住教培機構遍地開花；周六日、寒暑假，平時一起玩的朋友們漸漸有了另外的去處，奧數班、英語班、鋼琴班、游泳班……下學期再見，有人在開化學課之前就背好了元素周期表，有人已經會在英語作文里用虛擬語態，一點一滴地走在了大家前面。

《哈佛女孩劉亦婷》

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我媽的閱讀興趣好像也發生了變化，家里的書櫥開始擺放各種“養育秘籍”，其中就包括當年聲名大噪的《哈佛女孩劉亦婷》。與如今劍指“清北復交、哈耶牛劍”的海淀媽媽們不同，當年在我生活的東部小城，像我媽一樣的母親們懷揣的是從前科學育兒的時代走來的惴惴不安。報紙雜志上鋪天蓋地的親子寓言讓她們意識到，“不打不成器”再也不是通用的教養法則，今天的“好媽媽”要謙卑地學習如何與我們這代獨生子女相處。然而她們也明白，自己經歷的那個“畢業包分配”的時代已成歷史，成長于千禧年的我們要面對的，是一個“優勝劣汰”的社會。身為家長的責任感無法讓她們對下一代“放任自流”。

2004年也是本書作者關宜馨來到西南的省會城市昆明進行博士論文田野調查的第一年。在那里，她發現了一個時至今日依然困擾著中國都市家庭的悖謬：在一個充滿不安全感的社會里，快樂的童年與有保障的未來之間似乎變得越發不可兼容。讓她看見這種悖謬的不只是“痛苦的孩子”，還有常常陷入情感掙扎的母親。

陳佳玲就是這樣一位母親。她愛女兒小珍，不希望女兒在可預見的殘酷競爭中落敗，但只能以另一種“殘酷”的方式去鞭策年幼的孩子。她用五花八門的課外輔導塞滿小珍的日程表，用嚴格的監管為女兒的人生把關。但隨著小珍精神痛苦的加劇、開始住院服藥，陷入深刻自我反思的陳佳玲又不得不掉頭回去呵護女兒脆弱的心靈。陳佳玲充滿矛盾的形象是21世紀初中國城市父母的縮影，她的進退失據也折射出中國教育改革藍圖的內在張力。

現代國家的兒童養育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私人問題，中國亦不例外。早在中國現代化的肇始之端，知識分子們就認定“教育”這件事攸關民族生死存亡。但好的教育究竟意味著什么？問題的答案也在百年來隨著戰爭、革命和經濟模式的轉型而不斷變化。1980年代，關于“現代化”的大討論成為執政者與知識界共同的關切，“人的現代化”便是其中一個核心論題。用人類學的術語講，所謂“人的現代化”，指向的是一項主體性塑造的工程。隨著中國越發卷入世界經濟體系，這項工程有了更加明確的指向——即培養未來能夠在全球市場上競爭的“高素質”勞動力。教育改革的倡導者們期待，下一代人口的素質的提升，能夠助力國家的發展模式從依賴廉價勞動力向“知識經濟”轉型。

這樣的宏觀政治議程如何與家庭教育的日常聯結起來？關宜馨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向2000年代初的大眾傳媒和出版市場。在當年占據暢銷書排行榜的流行育兒指南里，死記硬背、照本宣科的中式教育常常被斥為“填鴨”，鼓勵孩子盡可能發揮想象力的美式課堂則被構建為理想的他者。有跨國生活經驗的專家們指出，美國的教育看似混亂松散、缺少指導，卻構成了孕育“創造力”的土壤，后者正是21世紀人才的核心競爭力。在這個意義上，課堂、家庭與市場，兒童有待開發的生命潛能與改革時代亟需釋放的經濟潛能形成了某種呼應：如果在市場經濟之下，政府應該通過減少行政干預、提供制度支持促進民間經濟活力的釋放，那么教育者和家長們該如何為促進孩子的潛能開發培育合適的苗床？

當童年開始成為一個人力資本積累的“預備階段”，中國式家長、中國式養育，也開始遭受全面檢討。坊間流傳的育兒故事總是發人深省：工薪家庭出身的殘障女孩周婷為何能遠赴美國求學，達成讓普通人艷羨的成就？品學兼優的徐力何以做出“錘子殺母”的暴行、承受半生牢獄之災？這些或鼓舞人心、或觸目驚心的故事為千禧年的家長們留下了養育的醒世恒言，也為困擾著整個民族發展的教育之問提供了間接的診斷——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孩子的天資、品性，而是父母有沒有給他們提供合宜的成長空間。如果國家的現代化工程依賴于高素質的下一代，那么這一人口治理的目標，最終要靠中國家長們對“養育方式”的改造來實現。這些蘊藏著社會轉型寓言的育兒故事提醒人們看到，所謂兒童主體性的培育，實際上是靠家長主體性的重塑實現的。

隨著中國父母對養育方式的改造被納入到世紀之交“民族振興”的敘事之中，作為養育者和照料者，他們也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調和這一工程的內在矛盾。這個尷尬的位置給中國家長們帶來了新的困境。他們當然想遵循教育專家的建議、對表現不佳的孩子也施以“賞識”和“耐心”，讓他們在陽光樂觀的氛圍中成長，然而殘酷的競爭規則面前，他們卻也時常徘徊不定、情難自禁。家庭里，深陷情感沖突的總是母親——身兼家庭內外“雙重負擔”的她們被養育文本刻畫成情緒化的存在。但真正讓她們左右為難的是現實中的“不可通約之善”（incommensurable goods）：她們清楚對孩子“發火”會讓他們備受打擊，可小事上的放縱（完不成作業）有可能釀成大的危機（被老師放棄、同學排斥），甚至讓他們面臨被教育篩選淘汰的風險。這樣的內在情感沖突不只是性別化育兒分工的副產品，它也在道德的層面提醒著我們，在中國做個好母親遠非輕而易舉之事，而是一場隨時隨地需要權衡、掙扎、選擇的斗爭。

誠然，孩子的成長充滿了不確定性，漫漫人生的幸福終究非家長可以一力確保。但為孩子的未來而奮斗的養育投入，對家長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第一人稱問題”——縱使前路變幻莫測，作為父母，究竟什么是我可以控制的？

千禧年的家長們跨越階層的養育共識是竭力為孩子“創造條件”。這樣的“條件”可以是花錢送孩子進鋼琴班、舞蹈班，陪著孩子學《新概念英語》，也可以是為了躲避不良同儕環境的影響而搬家，動用人脈幫孩子發表作文以博得老師的好感。在一個推崇競爭的社會，“淘汰”、“失敗”是懸在每個孩子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與其說家長們“創造條件”是為了確保孩子“出人頭地”，倒不如說他們的種種舉動是出于一種中國家長內心尤其強烈的緊張與不安。出生于1960—1970年代的他們普遍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經歷過“條件”的匱乏，深知手上有牌可打、心中才能安定的道理。畢竟在一條險象環生的賽道上，一次貌似微小的機會錯失就可能產生難以逆轉的影響，即便他們明白，自己創造的種種“條件”孩子未必能利用起來，但盡力而為只是為了避免可能的遺憾，這是他們至少可以做到的，也是他們至多能夠達成的。

關宜馨書中描繪的媽媽們是我們最熟悉的那種母親。她們有著最瑣碎的考量、最尋常的糾結，她們對孩子的關切有時甚至顯得過于現實、功利，甚至連彼時流行的肥皂劇也不遺余力地展現她們的“庸俗”。與阿德里·庫斯羅（Adrie Kusserow）筆下努力在極為不平等的世界里給孩子營造“平等”體驗的精英父母不同，中國母親們甚至會毫不遮掩地把“人分三六九等”的丑陋現實攤開來給孩子看。她們也羨慕作者口中不必在意經濟保障、追求內心認定的意義感的“美式”生活，但這對她們的孩子而言終究是不切實際的奢侈。在龐大的人口規模與有限的社會資源之間，在過剩的學歷和難以持續吸收白領勞動力的就業市場之間，中國母親和她們的孩子，并沒有什么懈怠的余地。流行文化總是不懈地制造各種浪漫的泡沫，當年風靡大街小巷的趙寶剛式青春劇里，心懷理想的年輕人最終總能讓保守的父母屈服妥協，而現實生活中的母親們卻深知，如果她們今天不做些什么，未來威脅到孩子發展的就是他們將要面對的社會本身。

或許在“投入”這個層面上，關宜馨書中描寫的家長們，和全世界的中產父母并沒什么不同，在物質上他們很少對孩子吝嗇，既愿意為了學區房、營養品、課外輔導、特長培訓花錢，也愿意盡力滿足孩子在追星和零食方面的消費。盡管在以往的研究中，中產家庭為確保孩子競爭優勢的金錢投入要么被赤裸裸地賦予“拜物教”的含義，要么被輕易地斥為“溺愛”獨生子女的表現，但在關宜馨眼中，這樣的付出更接近于艾利森·皮尤（Allison Pugh）所說的“尊嚴經濟”——與其說這一切是在幫孩子進行兒童版本的地位競爭，倒不如說是怕他們在他人面前感到自卑。“拜物教”里固然凝結著“價值注入”的維度，但也蘊含著不容忽視的道德考量；“創造條件”的行動固然包含著功利的企圖，但也映射出普通人如何在難以抵擋的社會歷史洪流中“掌握主動”。

中產家庭的養育焦慮并不是一個全新的話題。教育人類學、社會學的研究不斷強調，中產家庭的孩子自降生的那一刻就開始被資本主義加速擴張的邏輯所支配，吸收了社會系統性矛盾的家庭精心投入到下一代的培育之中，只為把孩子打造成一件足以競逐未來市場的高質量產品。白人母親為了養育健康完美的孩子而放棄配方奶粉，日本媽媽為孩子精心準備符合自然時令的便當盒，在中國，效率、積累、人力資本這類經濟詞匯也被司空見慣地用來組織兒童的能量。對父母而言，城市獨生子女似乎成了巨變時代里階層地位恐慌的投射、公共福利撤退后家中“唯一的希望”，他們理所當然地享受著家庭無盡的關懷與投入，成為家中驕縱的“小皇帝”。

然而關宜馨試圖對抗這種將復雜、矛盾的日常養育實踐還原為政治經濟進程的簡化論。面對極其缺乏安全感的昆明家長，她用共情而非鄙夷的態度來理解他們的講述。盡管家長們貌似“功利”的養育投入可以被視為一種家庭資本轉化、階層再生產的微觀機制，但家長們普遍清晰地感受到，孩子的未來甚至要比自己這一代更加缺乏保障。如果下一代自己的未來都變得岌岌可危，如何期待他們能提供什么代際回報呢？又怎能過于放大家長們養育投入中的利益渴望與理性計算呢？

當然，關宜馨也提醒我們，家長們并不是隨波逐流地投身于社會設定的養育競賽中，相反，他們對自己和孩子的社會境遇有著清晰的覺察（這種覺察遠超對他們的批判性分析文本中所寫的），也明白社會競爭的規則有多么不合理，然而周遭的所見所聞也告訴他們，一旦無視競爭的規則，承擔相應代價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家長們別無選擇，只能參與其中。正如書中的教育專家王玲玲所說，市場經濟“不相信眼淚”，應試教育亦如此。在關宜馨看來，掙扎在時代漩渦里的家長們與其說是在迷戀主流意識形態推崇的地位與成功，倒不如說是在踐行一種存在主義的生活態度，別無選擇時，只有正面迎擊。

人類學家從不愿意將具體的生活經驗簡化為宏大的歷史進程，相反，人類學家總在關心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何反映出他們對美好生活的理解和追求。撥開“階層焦慮”這一模糊的論斷，關宜馨發現，中國家長的養育投入中往往蘊含著一種“為孩子盡力”的道德安慰。然而究竟怎樣才算“盡力”？這個問題并沒有標準或規范，而是涉及“道德能動性”（moral agency）發揮的空間。關宜馨把“道德能動性”定位在制約著行動者的關系網絡、結構環境和人的作用力之間。她將養育孩子與治理國家類比，認為二者都仰賴一種“布置的技藝”（the art of disposition）。中國家長們盡管深知自己的養育投入受到各種外部力量的限制，無法強求結果總能如愿，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只能被動承受一切，對他們來說，發揮“道德能動性”就意味著像戰場上的軍師一般去施展這種“布置的技藝”，磨練敏銳的眼光，巧妙地部署條件，掌握出動的時機。

“布置的技藝”源于福柯對治理術的討論，這一概念強調，預期的效果可以通過恰當的安排、部署而自發產生。關宜馨由此聯想到漢學家余蓮（Fran?ois Jullien）對中國古典哲學中“勢”的分析。中文里的“勢”難以在英文里找到對應的能指。安瑪莉·莫爾（Annemarie Mol 2014）曾有言，真正有助于增進對話、擴充文化想象力的并不是術語的跨文化翻譯（translation），而是術語的移植（transplant）；翻譯掩蓋差異，而移植則凸顯差異。因此，作者在英文原著中保留了“勢”的中文表達，以提醒讀者這個術語背后非西方的認知方式。如果說“勢”指向某種可以累積、消散、變化，同時也會對人形成影響的趨向性（propensity），那么“布置”的行動就為人們對“勢”的駕馭、操縱、把握開辟了空間。

古代高明的政治家們總能“依情勢行事”，因勢利導、趨利避害，用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成效。“勢”的觀念提醒人們，每一種現實都可以被人巧妙地操作，從而引導事件的進程向著有利于自身的方向發展。因此，磨練敏銳的眼光、掌握行動的時機就變得無比重要：當機遇出現時要及時把握，在劣勢累積到一定程度之前要及時扭轉挽回。在這個意義上，“道德能動性”的施展并不在于對結構的臣服或抵抗，而是通過與眼下的情勢脈動協調合作而產生效力。所謂“布置的技藝”，就是一種“審時度勢”的實踐。

“創造條件”就是這種“布置的技藝”在育兒領域最為典型的體現。這一日常語言中包含的本體論想象是，不同的“條件”會對置身其中的人產生無形的影響，同時，“條件”本身也可以被人主動提供、巧妙配置。對家長們來說，創造條件不但意味著為孩子提供好的教育機會、資源，創造積極的成長環境，也包含了對突發事件的及時處理，對潛在危機的提前應對——比如想方設法給老師留下好印象以避免孩子在教室里被忽視、排擠，或是在孩子對學業感到徹底厭惡之前重建他對學習的興趣和信心。“創造條件”的行動依然仰賴于對“勢”的把握，家長們只有磨練敏銳的觀察力，學會“乘勢而為”，才能擁有為孩子的成長保駕護航的能力。然而這種注重“得時”的行動智慧也蘊含著道德悲劇——如果事情沒能向著理想的方向發展，家長們也只能責怪自己誤判了形勢、錯失了時機。

乍看之下，“創造條件”只不過是新自由主義秩序下普通人為自己生活負責的一種表現。但它也讓量小力微的家長們在育兒這片前途未卜的海域中依然看到了一些能動性施展的空間。在對“創造條件”這一行動哲學的詮釋中，關宜馨向我們展示了這樣一種可能：即便不對人類經驗進行簡化、還原，我們依然可以提出一種關于行動的“理論”，這種理論將外部力量關系置于人類主體性之上，但也強調，承受外部影響的人亦具有發揮主動性、將事物引向特定目標的能力。作為一種中國家長習以為常的養育之道，“創造條件”超越了決定論與個體控制、再生產與抵抗的二分法，展現出一種根植于中國本土思想的另類權力觀。這樣的權力觀讓作者不必在人類學的人本主義與反人本主義取向之間做非此即彼的選擇。她借這些中國父母的養育策略提醒讀者們，厘清外部條件的限制和人類能動性的限度，是一項重要的道德命題——如果我們可以更加懂得“審時度勢”、學會判斷什么可控、什么不可控，什么可以為之，什么必須為之，或許也能為自己應對這千頭萬緒的現實世界增添一份篤定和勇氣。

如今距離作者開啟本書的田野調查已經過去二十年。二十年間，中國的教育領域亦是滄海桑田。中國的高校擴招肇始于1999年，此后數年里，學歷文憑在就業市場上不斷遭遇縮水。孩子讀大學貌似變得更容易了，但中產階層的安全感卻愈發脆弱。21世紀初的教育部門就已經在不斷呼喊減少學生的課業負擔的口號，然而這從未撫平家長們心中的惶惶不安，在當時，“減負”的要求反而讓市場承接起中產家長們的教育焦慮，風生水起的教育培訓成為二十年來中國增長最快的行業之一。令人意料之外的是，閎宇崇樓潰于一夜之間。隨著2021年“雙減”政策落地，學科培訓的市場化被明令禁止，“課外輔導”的盈利空間被擠壓殆盡，知名教育培訓機構紛紛進行業務轉型。在國家的強力干預之下，一個從人才篩選機制中衍生出的行業幾近崩塌。當教育競爭似乎失去了重要的基礎設施，三點半放學的孩子們，是否真的過上了更加輕松的生活？

關宜馨在本書開篇坦言，初入中國的她原本打算研究的是“童年的醫療化”問題，這一思路受到了瑪格麗特·洛克（Margaret Lock）通過日本的“拒學綜合征”檢視其現代性的癥候的啟發。然而來到昆明這座內陸小城后，她看到更多的并不是“童年的醫療化”，而是對父母行為的“問題化”。如今社會競爭賽道依然在不斷收窄，對千禧年之后出生的一代人來說，從中學到大學，每一個暫時安全的彼岸都變成了新一輪競賽的起點。社會生存的壓力與痛苦也不斷從成年人的生活向兒童的世界下沉。二十年后的今天，青少年抑郁癥早已在校園里不甚稀奇，小學教室里的ADHD診斷率也與日俱增，精神科、兒童心理科的診室內外坐滿了愁容滿面的家長。“生病的孩子”的確成了真切的時代癥狀。

寫作本文時，我就生活在作者當年的田野地昆明。馬加爵的故事依然留在這座城市并不久遠的記憶中。或許人們已經不記得誰是徐力，但不久前才宣判的吳謝宇弒母案又在輿論場上掀起新的波瀾。二十年來此消彼長的“好學生犯案”一直被專家們視為映照中國教育弊端的一面鏡子。不變的是，親子關系和家庭環境依舊是眾矢之的，把一切歸咎于“有問題的父母、有問題的養育”已經成為最方便的診斷敘事。而孩子的成長道路如何被社會歷史環境所塑造，仍是鮮少被討論的話題。

關宜馨從未輕易地倒向主流話語，相反，作為一個生長在美式教育文化中的學者，她在中國家長們看似尋常的養育策略中發現了一種異于西方想象的行動哲學。她的立場反映出蒂姆·英戈爾德（Tim Ingold）倡導的人類學做法，即向“和我們一起工作”的人學習他們在這個星球上的生存智慧。然而作為一個回到故土的人類學者，我的文化參照系和知識批判目標與關宜馨不盡相同。在共情普通人的處境、借他人之眼反思自己浸沒其中的文化日常之外，我也試圖去追問，究竟怎樣做才能讓“與我一起工作”的這些人生活得更好。

重新用中文閱讀一遍這部熟悉的作品讓我倍感親切，如同透過父母的視角回溯了一遍自己長大成人的歷程。書中的許多人物都讓我有似曾相識之感。那位猛烈抨擊教育體制、又不得不讓孩子加入這場無稽競賽的鄧先生，讓我想起高中時候的班主任——入學第一天他就向全班同學坦言，高考制度有不合理的成分，但我們不得不去面對它。這樣的“不得不”或許不只是中產家庭獨有的困境，而是競爭體系之下掙扎求生的渺小個體共享的處境。和我一樣，如今關宜馨研究的那一代孩子——思文、曉明、吳琳琳們都已長大成人。年少時的我們，曾無比確信《我的青春誰做主》里崇尚的自主與自由，倔強地對抗過父母的好意，對他們滿懷關切的勸告嗤之以鼻。如今我的不少同齡人也有了孩子。當我們這些當年的“孩子”開始成為家長，要如何面對教育環境中種種新的“情勢”？在下一代的養育問題上，我們是否超越了父母當年面對的困境呢？抑或是，我們比自己的父母更加懂得審時度勢了嗎？

的確有越來越多的父母們開始勇敢地嘗試種種“另類選擇”：試圖掙脫“高考”賽道的中產階層開始放眼全球，為孩子謀求一個更寬松的成長環境；不愿孩子的生命力在應試體制中折損的家長們奔向蒼山洱海，把教室建在田園之間。這些調轉方向的努力并不意味著這部二十年前的研究失效了，恰恰相反，在主流教育體制內外，不變的正是為人父母的道德面向——家長們依然面臨著左右為難的情感掙扎，也依然在努力配置手邊的“條件”，即便他們如今為孩子營造的美好人生可能通向“林中的另一條路”。

本文摘自《不確定的愛：當代中國育兒的希望與困惑》（[美]關宜馨 著，毛超予 譯，安孟竹 校，上海譯文出版社，2025年1月版），原文標題為“普通人的養育兵法”，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