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侵權案中學校擔責案件占比較2023年下降5.3個百分點。”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一個數據引起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曹阿民的關注：最高法報告中責任比例的變化釋放了積極信號，“責任清晰，才能讓學校挺直腰桿教書育人。”

雖然下降5.3個百分點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但是被最高法寫進了工作報告當中，卻是一個司法政策的明確信號——要更公平地分配校園侵權案件當中各方的法律責任，摒棄“學生出事學校必擔責”的認知偏見。

原本，有關學校對學生的安全管理責任，《民法典》的規定是很明確的：只有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未盡到教育、管理職責的，才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但是，很多時候，法定的學校“盡職免責”原則被擱置，反而讓學校承擔無限的管理責任：只要是孩子在學校期間受到了傷害，哪怕本身沒有過錯，哪怕是因為學生故意違反校規造成的傷害，而且校方也及時送醫救助，但是仍被判決承擔侵權責任。相關判決不僅影響到了涉案學校，也容易催生“安全形式主義”。

在此前一些個案中，學校被不合理地要求承擔“無限責任”，疊加教育系統內部的安全責任層層加碼，結果就是更多學校管理轉向風險厭惡，減少體育課時，降低運動強度，取消春游、秋游和社會實踐，甚至為追求校園的“零事故”“零風險”，有的學校規定孩子不能夠在校園內走動，課間還必須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孩子們要想說話、交流只能去廁所。這也引發了之前社會上有關“把課間10分鐘還給孩子”“廁所社交”的熱烈討論。

一定程度上，“消失的課間10分鐘”“消失的體育課”等問題根源之一，還是一些不合理的司法判決產生的負面引導作用：“一人肚痛，全校吃藥；一人跌倒，全市停跑”的問題一再出現。看似“未成年人權益優先”的司法政策，反而是被極個別家長用來“過度維權”，讓孩子失去寶貴的課間10分鐘，讓未成年人的權益最終受損。

曹阿民委員認為，“校園安全不是無限責任，亟須以法治思維劃清家校責任邊界，讓學校從‘自證清白’的困境中解脫。”最高法也通過典型案例披露等方式，亮出明確的司法態度，糾正 “學生出事學校必擔責”的認知偏見。

這一次，最高法報告提到小學生在學校下樓時摔倒的案例：小學生徐某跟隨老師、同學一起放學下樓時不慎摔倒，牙齒折斷，老師及時聯系家長并陪同送醫。最后，江蘇省無錫市新吳區人民法院判決，學校多次對學生進行校園安全教育宣傳，已盡到教育職責，也履行了必要的管理職責，駁回家長的賠償請求。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長陳宜芳也指出，法院如果發現學校未盡到教育管理職責的，仍會依法判決承擔侵權責任，并根據情況發送司法建議，及時堵塞校園風險漏洞。

學校沒有盡到安全管理責任，有過錯的，就要擔責；沒過錯的，就不擔責，而不能“和稀泥”。明確學校“盡職免責”，還要明確“孩子雖在校，家長也有責”，并細化責任清單，教師依規批評學生、組織合規體育活動等行為，若已盡到安全義務，校方不擔責；若事件因家庭矛盾引發，則由監護人承擔主要責任。不要讓學校承擔無限責任，否則只能被個別家長濫用、施壓，讓一線的校領導、老師無所適從。

把課間10分鐘還給孩子，讓學校敢組織孩子運動，其中一把解決問題的鑰匙就在人民法院那里——法院要對學校堅持“盡職免責”，對不合理的家長訴求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