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論中西哲學比較時，首先要面對兩個根本問題：中國究竟有沒有哲學？如果有，它和西方哲學究竟有何不同？這兩個問題看似簡單，卻暗含著無窮爭論。就像在比較兩棵大樹之前，我們必須先確認它們都是樹，再觀察枝葉生長的不同方向。

哲學的定義本就充滿爭議。翻開西方哲學史，從柏拉圖到維特根斯坦，每位大師對哲學的理解都不盡相同。當古希臘哲人用幾何學丈量星空時，中國先賢更在意的是“德性之知”。這種差異深植于農耕文明的土壤。馮友蘭指出，大陸國家的生存邏輯塑造了中國哲學的特質——通過道德教化編織社會網絡，用義務倫理而非權利觀念維系家族制度。

《哲學敘事：中國與西方》，陳嘉明 著

東方出版中心2025年1月

比較哲學翻譯與研究叢書

《哲學敘事：中國與西方》從比較哲學的角度，分析了中西哲學在思維方式、敘事方式等方面的特點，涉及新儒家、知識論、元哲學、中國哲學現代化等內容，旨在通過對中國哲學的充分透析，與西方哲學作同與異的比較，進而為推動中國哲學進一步的發展探尋可能的方向和道路，把不可說變為可說，把可說的說清楚。中國哲學的現代化不是簡單的舊瓶裝新酒，而是要在科技革命與倫理困境中，讓古老的智慧煥發新的生機。

下文選自《哲學敘事：中國與西方》自序，限于篇幅，有刪節。

探討“中西哲學比較”的問題，是以兩個預設為前提的。一是中國有哲學，二是這種中國的哲學與西方哲學有所不同，否則的話就無比較可言。就這兩個問題的關系而言，后者又是建立在前者的前提之上的；也就是說，只有認可中國有哲學了，才能討論它與西方哲學有何不同的問題。

那么，怎樣判定中國有無哲學呢？這得有一個標準，一個參照系。這就要回到“什么是哲學”的問題本身。要給哲學下一個能普遍接受的定義并不容易，尤其是從內涵方面，因為從哲學史上看，同為哲學宗師，但卻有著不同的對于哲學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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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對于西方的主要哲學家而言，他們對于什么是哲學甚至都還具有不同的理解。因而要從哲學的內涵方面來判定中國是否有哲學，本身并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標準。

不過如果換個角度，從外延方面，倒是有一個比較通行的認識，即哲學研究的是真善美。以此標準來衡量，顯然儒家、墨家、佛家等都不乏有關“善”的學說，尤其是在儒家那里，其基本的內容就是倫理學，這是不言而喻的。至于有關求“真”的學問，即知識論是否存在，是有爭議的。這方面的一個表現，是中國哲學有無“真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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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論意義上的“真”這一概念，在中國傳統哲學中只能說是觸及而已，并沒有真正進入知識論的話語中。進而言之，既然缺乏有關真理的理論，那么要斷言古代中國哲學有求“真”的理論（知識論），自然也就缺乏了一個支撐的根本基礎。因此，本書的觀點是，中國有哲學，但卻是一種與西方不同的哲學，它的特殊性表現在以求“善”的、教化的思想為鵠的，而不在于求“真”，即并不專門探尋認識上的真假、確證等問題。在主流的中國古代哲學那里，知識只有一種，那就是“德性之知”，即有關道德倫理的知識，用王陽明的話來說是：“良知之外，更無知。”這一觀念甚至左右了中國后來的科學與文化的發展，因此現代的科學之所以未能在中國發生，即所謂的“李約瑟難題”，也就可以得到觀念方面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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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的成因及其后來的發展，有著與西方哲學不同的背景。馮友蘭曾經試圖從地理與經濟背景的角度來指明這一點，并以此來說明它與古希臘哲學之所以不同的緣由。在他看來，這種不同的根源一是在于中國是大陸國家，有別于希臘是海洋國家；另一是，與此相關，作為農業國，中國以“農”為本，即以土地和耕作為基礎。對于“士”而言，他們通常就是地主，因此他們的命運也系于農業，系于收成的好壞。這影響并決定了他們對世界和生活的看法，影響并產生了中國特殊的家族制度。這種家族制度過去是中國的社會制度，在這種制度中，存在的是五種基本的社會關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馮友蘭認為，儒家學說大部分是論證這種制度的合理性，或者說是對它作出理論上的說明。但這樣的解釋似乎還不夠。儒家學說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為這種制度提供長治久安之策，也就是通過個人在道德倫理上的修養與人格的養成，來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因此從其性質上說，可以把儒家哲學界定為一種 “教化哲學”。這里所謂的“教化”，指的是對人的道德倫理上的教化，也就是王陽明所說的“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其核心是如何教人成為“君子”，從而使社會成為一個君子的共同體，這樣社會就能通過君子們對道德規范的自覺遵守，來安排倫理名分以組織社會，使之成為一個有序的類似大家庭的禮制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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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儒家的教化思想是建立在“性善論”基礎上的，它設定人性本質上為善，因此人有良知，有知善惡之心，從而能夠通過修己達到立人，來實行“仁政”等。不過這樣的思路等于預設了一個 “君子國”，這與現實中的“小人國”是相悖的。“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蔽覀冊诂F實中的所知所見，恰是這樣一幅圖景，很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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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 “性惡論”或“小人國”為預設前提，那么從邏輯上必然導出的是需要對之加以防范與約束，這就會引出法治的需要。教化雖能夠引導人們向善，但要達到“仁政”或“善政”的目標，除了以民為本之外，制度的設計與建設是更為根本的。

回到前面所提及的中西哲學比較的兩個預設上來，一言以蔽之，本書的看法是，中國有哲學，不過這種哲學與西方哲學有著相當的不同。中國的哲學是一種道德教化的哲學，而不是求真的哲學。儒家作為中國傳統哲學的主流，它是以建立道德倫理的規范作為自己的關注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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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教化哲學的一個突出特征，是在道德上只講義務，如仁義禮智信等，卻不講權利，因而形成了一種單邊的義務論，缺乏構成現代社會價值基礎的“權利”觀念，這是儒家倫理的最致命之處。本書第一章第六節的“中國現代化視角下的儒家義務論倫理”專門論述了這一問題，這里就不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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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哲學的教化性質相關的另一個突出的特點是上面已提到的，中國傳統哲學并沒有求真意義上的知識論。馮友蘭曾經斷言，在中國哲學里“知識論從來沒有發展起來”。不過這一論斷只是在特定范圍內是正確的，也就是說，中國古代哲學中雖然沒有“知道如是”的知識論，但卻有 “知道如何”（即有關“德性之知”（道德知識）的知識論。它是一種服務于道德教化的知識論，倡導“格物致知”，目的是為了“窮理”，而這種“理”是道德倫理意義上的。它注重知與行之間的聯系，認為不行不足謂之知，因而是一種以“知行合一”為特征的“力行”知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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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從比較哲學的角度而言，我們還可找出中國哲學的其他特點。從思維方式上看，遺憾的是儒家創始人以周朝作為理想的社會范型，有如孔子所贊嘆的：“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通過“克己復禮”得到的，而“禮”的要義是“依祖宗傳來的規范而行為”。這顯然是一種厚古薄今、缺乏批判性的思維。這種觀念對現實造成的影響，有如秦朝的丞相李斯所抨擊的那樣，“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語皆道古以害今”。它在理論思維上的影響，是造成一種向后看的思想習慣，不是積極地通過對現有思想與社會的批判，來構建理想的學說與社會模式，而是鼓勵并養成了一種非批判的、向后看的思想習慣，講究道統，以之為判定理論是非的依據，這是很不利于思想創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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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敘事方式上看，中國傳統哲學的一個特點是，不少經典著作是以“語錄”“注釋”甚或“集注”的方式流傳下來的，如《論語》《孟子》、朱熹的《四書集注》等。這種敘事方式的一個明顯弱點是缺乏論證。在《論語》等上述經典中，我們時常會見到這樣的情況。特別是在采取的是問答、而不是對話的方式時，尤其是這樣，只是簡單的一問一答而已，并沒有質疑與反駁，從而也難有論證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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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還論及的一個問題是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問題，這也是學界所關注的。馮友蘭曾經提出，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只能通過運用近現代邏輯學的成就，使原本顯得含糊的概念明晰起來。但這只是從方法論或形式的角度著眼的，有點舊瓶裝新酒的味道。其實，中國哲學現代化的路徑有多種，除了方法論的路徑之外，觀念的現代化是最首要的。這包括要發現一些前人所沒有發現的新現象，提出一些前人所沒有提出的新問題。就道德方面而言，安樂死、克隆人、機器人倫理等，都屬于這方面的新現象。從自然方面而言，宇宙起源的大爆炸論，生態環境的危機等，也是屬于哲學需要思考與回應的新現象。當今“元宇宙”的虛擬世界、人工智能技術等的出現，同樣對哲學提出了新的挑戰。如果我們的哲學能夠面對這些新現象、新問題，給出創造性的解釋系統，產生出一批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標志性著作，達到與國際同行對話乃至超越的水平，那么它就可以說是現代化的了，因為這樣一來，無論是從現象、問題還是有關的思考與成果，都是現代意義上的了。當然，這么說并不等于排除對原有現象或問題作出現代意義的解釋的途徑。哲學的問題不少是永恒的問題，諸如真善美等。斯特勞森甚至認為人類思維最核心的內容是沒有歷史的，有些范疇和概念就其最基本的特征而言，是完全沒有變化的。如果能夠對這類永恒的問題在現代的背景下作出新的解釋，也會是中國哲學現代化的一條路徑，就像前面對孔子的“忠恕”之道從“自由”的概念角度所進行的解釋那樣。

《哲學敘事：中國與西方》

陳嘉明 著

定價：98.00元

東方出版中心2025年1月

比較哲學翻譯與研究叢書

內容簡介

本書認為，中國存在著一種與西方不同的哲學，其成因和發展有著與西方哲學不同的背景，其特殊性表現在以求“善”的、教化的思想為鵠的，且具有與西方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哲學不同的形態。在此基礎上，本書從比較哲學的角度，分析了中西哲學在思維方式、敘事方式等方面的特點，涉及新儒家、知識論、元哲學、中國哲學現代化等內容，旨在通過對中國哲學的充分透析，與西方哲學作同與異的比較，進而為推動中國哲學進一步的發展探尋可能的方向和道路，把不可說變為可說，把可說的說清楚。

作者簡介

陳嘉明，現任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主任、講席教授；中國知識論專業委員會名譽會長、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常務理事。曾任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知識論分會聯合主席；《哲學分析》《清華西方哲學研究》《德國哲學》《現代外國哲學》《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編委；《亞洲哲學雜志》（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