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人類精神可以涵蓋從圣女到好色之徒的所有可能性。”法國哲學家喬治·巴塔耶在其1957年出版的《色情》一書的序言中這樣寫道，因此“尋求人類精神的一致性也并非不可”。對這本小冊子，他是這樣解說的：“我只求在描述的各類事實中尋找一致性。我試圖做的，是從一系列行為的整體中給出一張邏輯連貫的圖表……我的全書都是為了論證一種觀點、即人類精神的統一。”最終，他把這部著作分成了兩部分，“第一部分里，我從色情角度，在人類生活的不同方面的一致性中，對這些不同方面進行了系統論述”；“第二部分中，我將研究論文集中起來，每篇論文探討的都是同一個問題：整體的統一性是不可否認的。”

南京大學出版社最近（2019年2月）出版了該著的中譯本，并收錄于該社“巴塔耶作品系列”，本文即書中第二部分“關于色情的多篇研究”之“研究二”，獲出版社授權轉載。

擺脫理性之人、黑幫成員、國王

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沒有與民眾變幻莫測的激動情緒相對應的東西，民眾以尖銳的敏感性受暴力沖動影響行事，從不順從于理性。

如今每個人都有必要思考自己的行動，萬事都要遵守理性法則。的確，過去的影響依舊殘留，不過其中，唯獨黑幫成員——鑒于其陰險暴力不受控制——大量地維持著勞動所無法吸收的額外能量。至少在新大陸是如此，與舊大陸相比，新大陸更加嚴重地削弱冷酷的理性。（當然，新大陸的中美洲和南美洲與美國有所區別，同樣，舊大陸的蘇維埃世界與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對立——但是《金賽性學報告》的數據是今天我們所欠缺的，對于整個世界來說，在未來很長的時間里都將是欠缺的。盡管這些數據頗為粗糙，但是蔑視這些數據的人難道看不出做一份蘇維埃《金賽性學報告》有何等價值嗎？）

在過去的世界里，個體并不以同樣方式為了理性而否認色情的勃發。個體至少希望自己的同類身上，被考察的人性能逃脫整體的限制。根據所有人的意愿，至上者（le souverain）獲得了財富和閑暇的特權，最年輕貌美的少女皆為他保留出來。另外，與勞動相比，戰爭將更大的可能性賦予勝者。過去的勝者擁有美國黑幫所握有的特權（而美國黑幫本身不過是微不足道的歷史殘存）。另外，奴隸制延長了戰爭的影響：這一影響至少持續到俄國和中國革命，但是世界其他地區，根據不同觀點，還在享受這一影響或是受其折磨。就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層面來看，或許北美在非共產主義世界中，是奴隸制深遠影響的重要性被削弱得最厲害的地方。

總之，除了殘存的至上者（大多數被制服，被理性所削弱），其他至上者的消失現如今從我們這里剝奪了過去人類想要擁有的“完整的人”（homme intégral）的觀點，盡管過去的人無法想象所有人都能獲得平等的個人成功。如同過去的故事中我們所看到的，國王的至上的富貴榮華（exubérance），足以向我們呈現美國黑幫或是富裕的歐洲人現在仍舊能讓我們看到的例子的相對貧瘠。更不用說后面這些例子中缺乏王權的華麗的機構。這是我們覺得最可鄙的。在古代，演出有關王權的戲能補償公眾生活的貧苦（同樣，悲劇演出能用以平衡日常滿足的生活）。最令人焦慮的是古代世界演出的最后一幕，喜劇最終收場。

在革命否定王權原則之后，至上的、絕對的自由——在文學中——得到考量

在某種意義上，這就像壓軸的焰火，卻如此奇特，閃現不定，消失在著迷的雙眼中。長久以來，喜劇已不再回應民眾的愿望。因為厭倦？每個個體都希望獲得自身的滿足？

埃及早已在公元前三千紀（譯注：大約公元前兩千年）就不再忍受法老獨斷的制度：反抗的民眾想要分得法老過分的特權，每個人都希望自己長生不老，而唯獨至上者能獲此特權。法國民眾在1789年想要為自身而活。偉人的榮耀之劇并不能滿足民眾，反而更加激起了民眾的滾滾怒氣。一個離群索居的人，薩德侯爵，借助革命情勢發展了自己的理論體系，以批判性的文風將這一理論體系的結果闡釋到極致。

其實，薩德侯爵的體系更是批判的完成，批判在被誘惑的民眾之上、引導完整個體誕生的舊體制的做法。首先，薩德試圖利用自己握有的封建特權來滿足自己的愛好。但是封建制度從那時起（另外，幾乎總是）受理性影響相當穩定，禁止大領主濫用特權。表面上，即使濫用，也不會超過當時其他領主的特權，但是薩德不夠靈活謹慎（另外他有一位權力很大的岳母，反倒成了壞事）。他從侯爵變成了萬森納城堡主塔的囚徒，后又輾轉到巴士底獄，他是統治者專制的犧牲品。這個舊制度的敵人與專制者斗爭：他不支持恐怖政治的暴行，但他是雅各賓派，是分區秘書。他用兩種筆調寫下了對舊制度的批判，兩種筆調相互獨立，完全不同。一方面，他站在大革命陣營里批判王權制度，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利用文學的無限特點：他向自己的讀者推薦一種至上的人性，其特權不再企圖與民眾一致。薩德想象領主和國王的過度特權：這些特權正反映了大領主和國王的卑劣行為，而幻想小說恰好賦予了這些人一手遮天的權力和不受處罰的可能性。無憑無據的創造和精彩的價值打開了一種可能性，高于政治制度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多少回應了他想要不受限制、自由存在的欲望。

獄中孤獨與想象中過剩瞬間的恐怖真相

過去，一般欲望引導精力旺盛的（exubérant）人物不假思索地滿足自己的色情任性。但是，薩德的想象驚人地超越了局限。薩德筆下的至上的人物，不僅是令民眾產生過激行為的人。薩德夢想中的人物所具有的性滿足并不符合所有人欲望中的性滿足。他所夢想的性欲甚至與他人（幾乎其他所有人）的欲望相反，他人不能成為伴侶，而只能成為犧牲品。薩德提出其主人公的單一性（unicisme）。他認為，對伴侶的否定是體系的根本部分。在他看來，如果色情引向的是和諧，那么色情就與暴力和死亡的運動相背離，而這一運動是色情的根本。性結合骨子里是妥協，是生與死之間的權宜之計：只有在打破限制色情的一種情感相通的條件下，色情才能最終揭示出暴力，暴力是色情的真相，唯有實現暴力才能最終回應人的至上的形象。唯獨兇狠的狗的貪婪，才能實現沒有任何限制的人的狂怒。

薩德的真實生活令人不禁懷疑，被約減為對他者的否定的神圣性的肯定中有著夸大的成分。但是，要構建一種純粹而脆弱的思想，夸大是必須的。薩德在生命中考慮他者，但是，他最終完成的關于他者的形象，被關在單人囚室中的他在孤獨中反復思索的他者的形象，必須不再予以重視。在巴士底獄的孤寂里，文學成為他熱情的唯一出路，而孤寂讓他不斷將可能性的界限向后推，超越人所能做的最瘋狂的夢。通過劇中文學的縮影，我們可以看到，在薩德展現的人的形象面前，他者不再受到重視。

莫里斯·布朗肖（譯注：Maurice Blanchot，1907-2003，法國文學批評理論家、哲學家、小說家，著有《文學空間》《未來之書》等）說過，薩德的道德“建立在絕對孤獨的首要事實之上。薩德曾經以各種方式說過這一點，不斷重復；自然讓我們獨自出生，一個人和另一個人之間不可能有任何聯系。行為的唯一規則是，我喜歡一切能讓我感到幸福的東西，只要是我喜歡的，即使會傷害他者我也并不在乎。他者的痛苦再深也沒有我的快樂重要。哪怕我必須以一系列聞所未聞的重罪來換取最微小的快感，我也不在乎，因為快感令我滿足，而犯罪的后果不會影響到我，在我之外”。【《洛特雷阿蒙和薩德》（Lautréamont et Sade），子夜出版社，1949年，第220-221頁。莫里斯·布朗肖的研究不僅是第一份對薩德的思想進行連貫性研究的成果，按照作者的話來說，這一研究還有助于人理解自身，幫助人改善理解力條件。】

莫里斯·布朗肖的分析忠實地照應了薩德的根本思想。這種思想或許是人為創造的。它其實忽略了每個真實存在的人的結構，如果我們將他人與他結下的關聯，以及他自身與他人結下的關聯截斷，那么這樣的人是難以想象的，不可能存在。一個人的獨立從來都優于人之間相互依存的局限，但是沒有相互依存，就不會有人類生命。這一思考本身才是首要的。不過薩德的思想并非極端瘋狂。他的思想是對建立了這種思想的現實的否定，而在我們身上表現為某些極端過分的瞬間：這些瞬間危及我們生命的根本；我們不可避免地進入過剩中，在過剩里，我們有力量危害到構成我們生命根本的東西。那么相反，在否定這些瞬間的時候，我們也否認了我們的存在。

薩德的思想在整體上是理性所無視的這些瞬間所得出的結論。

過剩一詞從定義來看就在理性之外。理性與勞動相關，理性與艱苦的活動相關，艱苦的活動正是理性的各種規則的表達。不過，性快感嘲笑勞動，我們已經看到，勞動活動明顯反對高強度的性生活。與考慮實用性和體力消耗的估算相比，哪怕為了獲得性快感的活動被視為有用的活動，性生活本質上也是過剩的。說它是過剩的，是因為性快感通常沒有止境，有了性快感就會欲求更多的性快感，并且欲求構成性快感的過剩。薩德所介入的正是這一點：他沒有明確寫出性快感之前的諸原則，不過他將這些原則暗含在了性快感中，他表明，性快感在犯罪中更為強烈，罪惡越是令人難以承受，性快感就越強烈。可以看到，性快感的過剩如何導向對他者的否定，從一個人的角度出發，對他者的否定就是對其生命基本原則的過剩的否定。

因此，薩德確信，自己在認識層面獲得了決定性的發現。犯罪能讓人達到最強烈的性滿足，讓人的欲望獲得最強烈的滿足感，那么反對犯罪和阻止享受性快感的人之間的相互關聯就應該遭到否定。我的設想是，這一暴力的真相是在監獄的孤獨中展現出來的。自此，薩德開始無視所有可以用于理論體系的空虛性（inanité）的東西，甚至他自己內部的東西。他曾經不也愛過其他人嗎？他不正是因為跟自己的小姨子私奔，引得岳母大發雷霆，命運的一紙秘密逮捕令讓他被捕入獄嗎？后來他不是以人民的利益為本進行了政治活動嗎？他不也驚恐地從他的窗戶（他因為反對恐怖統治而入獄）向外看到了斷頭臺在行刑嗎？最終，他丟失了自己竭盡全力——向他人——揭露他人無意義這一真相的作品的手稿時，心不也在滴血嗎？（薩德在獄中寫下的《索多瑪一百二十天》首次描繪了一種極端的生活，一種邪惡的生活，縱欲者投身犯罪快感的生活。1789年7月14日前夜，他因在窗口大聲呼喊、企圖煽動路人，而被轉移了監獄：“巴黎人民，有人在割喉殺死犯人。”轉獄時，他不被準許帶任何東西，巴士底獄被攻陷之后，《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的手稿被搶走。專門翻找東西的人在巴士底獄院子里的幾堆東西中翻找有用之物時找到了手稿。時至1900年，手稿才出現在德國的一個書商那里，手稿中他也說因為他人、因為人類普遍遭遇的不幸而“心在滴血”。）或許他對自己說，如果考慮他者會讓性運動變得麻痹，那么性誘惑的真相就不會完全出現。他想要堅持自己在單人囚室的無盡沉寂中揪住他內心的東西，在寂靜中唯一將他與生活相連的只有想象世界的幻象。

色情和“無情”（apathie）的致命的無序

薩德用過剩來表明真相，然而過剩本質上并不能輕易讓人承認真相。不過從薩德向我們提出的論斷出發，或許可以領會到，在將色情與死亡相連的這一活動中，溫柔什么也無法改變。色情行為與習慣行為相對立，一如消耗與獲取相對立。如果我們按理性行事，我們意圖獲得各種財富，我們為了增加財力（或學識）而工作（或學習），我們努力通過各種方法讓自己更加富有，獲得更多東西。原則上，我們在社會中的地位正建立在這樣的行為之上。然而，我們在性狂熱的時候，行為與此方式相悖：我們無度地消耗力量，有時在激情的暴力中，我們不求回報地揮霍大量資源。性快感與讓人破產的揮霍如此接近，我們甚至將性高潮的時刻稱為“小死”。因此，對我們來說，關乎色情過剩的方面總是以無序展現。赤裸毀掉了我們用衣物給予的善意。但是，當我們踏上性快感的無序的道路時，我們就不會滿足于一點點。有時性過剩升高，會帶來毀滅或背叛。我們在全裸中加入奇妙的肉體的半裸，半掩身體的衣物則強調了肉體的無序，更加無序，更加裸露。虐待和謀殺將這一毀滅運動延長。同樣，賣淫、淫穢的詞匯和所有色情及下流行為之間的關聯都將性快感的世界變成了一個衰敗的、毀滅的世界。我們只有徒勞地消耗，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仿佛我們身上裂開一道傷口：我們總想確信自己的消耗是無用的，是毀滅性的。我們想遠離以資源增長為準則的世界，去感受自我。然而“遠離”是不夠的。我們想要的是一個“顛覆的”世界，我們想要“反過來的”世界。色情的真相就是背叛。

薩德的理論體系是色情的毀滅性形式。隔離道德意味著去除約束：這給予消耗以深刻的含義。承認他者價值的人必須自我限制。尊重他者會讓他變得糊涂，讓他無法衡量與想要增加道德或物質資源的欲望無關的唯一期許到底有多大。因為尊重而盲目是很尋常的：通常我們滿足于快速闖入性的真實世界，隨后在剩下的時間里公開否認這些真實。與其他所有人相互關聯在一起，會讓人無法以高人一等的態度示人。尊重人對人來說，就是進入一種奴役約束的循環中，在其中，我們只有服從的瞬間，最終，我們會不再去尊重，盡管尊重是我們的態度的基礎，因為我們通常剝奪了人的至上的瞬間。

在相反的意義上，就像莫里斯·布朗肖所說的，“薩德的世界的中心”是“通過一個巨大的否定來表現的對至上權力的需要”。無節制的自由打開了空虛，空虛中，可能性回應最強烈的愿望，而忽略次要的愿望：一種厚顏無恥的英雄主義讓我們與尊重、與溫情分開，沒有尊重、沒有溫情，我們往往無法承受。這樣的視角與我們的慣常視角相去甚遠，那差距就跟暴風雨與陽光燦爛或陰天烏云密布相比一樣。事實上，我們并不擁有這種過剩的力量，而沒有這一力量，我們就無法進入可以達到至上性的境地。現實中的至上性是諸民族在沉默中均夢想得到的極端過度的東西，而現實中的至上性在最糟糕的情況下甚至比薩德小說向我們呈現的狂怒更加低劣。薩德本人或許并未達到他所描繪的至上瞬間的力量和膽識。莫里斯·布朗肖限定了這一支配其他所有時刻的瞬間，也就是薩德所稱的無情。莫里斯·布朗肖說：“無情是選擇要做至上者的人所運用的否定精神。在某種方式上，無情是能量產生的原因，也是能量的原理。薩德差不多是這樣推論的：如今的個人具有一定的力量；多數時間里，個人為了名為他人、上帝、理想等幻影（simulacre）而耗散喪失了他的力量；通過力量的耗散，個人錯誤地浪費并耗盡了自己的可能性，甚至錯誤地將自己的行為建立在虛弱之上，因為哪怕個人為他者消耗自身，那也是因為他相信自己需要依靠他者。這種衰弱是致命的：個人徒勞地消耗自身力量而愈加衰弱，而他消耗自己的力量是因為他自認弱小。不過真正的人知道自己孑然一身，并且接受自己孤單一人的狀態；孤獨的人身上具有的17世紀的卑劣遺產，即所有自身之外與他者相關的東西，他都會予以否定；比如憐憫、感激、愛，這些都是他要毀掉的情感；在毀滅這些情感的同時，他可以重獲一切他為了這些令他衰弱的沖動而貢獻出去的力量，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在這一毀滅活動中開始獲得真正的能量。”“必須很好地領會，其實，無情不僅僅要毀掉‘寄生蟲似的’眷戀，而且也反對任何自發性的熱情。立刻沉溺于淫亂生活的色鬼不過是個墮落的可憐蟲。哪怕是極具變成怪物的天賦的天生放蕩之人，如果只滿足于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也注定會以悲劇收場。薩德需要無情：為了讓激情轉變為能量，必須抑制激情，讓激情通過必要的無感覺的瞬間來完成；這一激情就會高漲到無與倫比的程度。在其生涯的最初階段，茱麗葉特【薩德的小說《茱麗葉特的故事，或邪惡的幸福事件》（Histoire de Juliette, ou les Prospérités du vice）中的女主角】不斷受到克萊維爾的指責：茱麗葉特只是在激情中犯下罪惡，她點燃的罪惡的火把不過是激情的火把，她視淫亂、性快感的升騰高于一切。容易而危險。罪惡比淫亂更加嚴重；保持冷血犯下的罪行比沖動犯罪要嚴重；但是‘在感覺部分變得毫無感覺時犯下的’罪行，也就是陰暗的、秘密的罪行比一切罪行都要嚴重，因為犯下如此罪行，是一個在內心毀滅一切、積累起無限力量的靈魂所做出的行為。靈魂所積累的無限力量與其毀滅運動完全一致。所有這些只為快感而活的偉大的放蕩之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們消滅了自身一切感受快樂的能力。也正因此，他們任由自己走向令人恐懼的異常行為，否則，正常的平庸的性快感應該足以滿足他們。不過他們讓自己變得無感覺：他們想要享受這種無感覺，享受這種被否定、被消滅的感受性，于是他們變得無情兇殘。殘忍不過是對自我的否定，但是因為已經被帶向太遠，所以殘忍變成了一種毀滅性的爆炸；無感覺變成了整個個體存在的震顫，薩德說：‘靈魂進入一種無情狀態中，無情變身為快感，比虛弱所獲得的快感神圣上千倍。’”（莫里斯·布朗肖《洛特雷阿蒙和薩德》，子夜出版社，1949年，第256-258頁。）

死亡和痛苦的勝利

我本想援引整段文字：這段文字對一個中心問題所做的討論極具閃光點，即存在（être）不再是單純的在場（présence）。在場有時也是低俗化的，在中立的時刻，存在被動地對存在漠不關心，這已經是通向無意義的道路了。存在也是存在的過剩，存在上升到了不可能。過剩將人帶向的瞬間，是快感超越自身原有水平，不再約減為可感覺的材料的瞬間——也就是可感覺的材料可以被忽略的瞬間，即控制快感的思想（精神機制）征服整個存在的瞬間。沒有這種過剩的否定，快感轉瞬即逝，在意識倍增的運動中，快感就會變得令人蔑視，無力維護其真正的地位。女主角茱麗葉特那荒淫無度的情夫克萊維爾說：“我想找到一種犯罪方法，讓罪惡的影響可以永恒持續，哪怕我不再行動，這樣，在我生命的時時刻刻，哪怕我在睡覺，我都是某種混亂的始作俑者，而這種混亂可以一直延續，直至引發普遍的墮落或是明確的失常，哪怕我的生命結束，影響也依舊持續。”（莫里斯·布朗肖《洛特雷阿蒙和薩德》，子夜出版社，1949年，第244頁。）說實話，這種不可能達到的頂峰的入口比珠穆朗瑪峰的登山口還要令人生畏，能登上珠穆朗瑪峰的人必然具有巨大的、集中的能量。不過，在走向珠峰之巔的巨大壓力中，與想要出類拔萃的欲望相對應的只有一種有限的回應。根據薩德的他者否定原則，看到對他者無限的否定的頂端是對自我的否定，的確很是古怪。在薩德的原則中，對他者的否定是對自我的肯定，但是很快就可以看到，無限這一特征可以達到可能性的極致，超越個人享樂，進而尋求一種從一切衰弱中解放出來的至上性。對權力的憂慮使得真正的（歷史上的）至上性變得軟弱。現實中的至上性并非其本身所宣稱的那樣，至上性從來都只是為了將人類存在從必要性的奴役中解放出來的一種努力。與他人相較，歷史上的君主逃開了必要性的指令。他借助忠臣給予他的權力以最大限度逃開。君主及其大臣相互間的效忠關系建立在大臣的從屬地位以及大臣分享君主的至上性的原則之上。不過，薩德筆下的至上者沒有現實君權，是一個幻想人物，人物的權力不受任何職責限制。這個至上者與給予他權力的人之間沒有任何效忠關系。盡管他在他人面前是自由的，但他其實是自己的至上性的犧牲品。追求微不足道的快感會成為一種奴役，這是他無法自由地去接受的，他無法自由地降低身份！值得注意的是，薩德從一種完美的不忠誠關系出發，更能達到嚴格的自我控制。他想要達到的只有最強烈的快感，但是，這一快感有種價值：最極致的快感意味著拒絕服從微小的快感，也就是拒絕降低身份！薩德為他人，為讀者，描繪出至上性可以到達的頂點：有一種僭越的運動，在不達到僭越頂點之前始終不會停止。薩德沒有避開這一運動，而是始終關注這一運動的結果，即超越了對他人的否定和對自我的肯定的最初原則。對他人的否定在過于極端的時候會變成對自我的否定。在僭越運動的暴力中，個人享樂已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罪惡，是不是罪惡的受害者也無關緊要：唯一重要的是罪惡達到惡之巔峰。這一要求外在于個體，至少將僭越運動置于個體之上，而正是個體本身展開了僭越運動，后者又與個體脫離，并超越個體。薩德無法避免超越個人利己主義，去討論一種在某種程度上非個人的利己主義。我們無法通過只有幻想小說才能讓他得以構想的世界來回到現實的可能性的世界。不過，我們發現了薩德的必然性，盡管他有各種原則，但是必須將個人存在的超越與罪惡相連、與僭越相連。從利己主義向在利己主義點燃的火堆中被燃燒殆盡的意愿過渡，應該沒有比這更加令人窘迫的事了。薩德將這一至上的運動賦予了他筆下最完美的一個人物。

艾美莉（譯注：薩德的小說《茱麗葉特的故事，或邪惡的幸福事件》中的女性角色。）住在瑞典，一天她去找博爾尚……后者剛剛向國王交代了（他自己籌劃的）陰謀的所有參與者，等待接受殘忍的死刑判決，而他的背叛卻激發了年輕女子的熱情。她對他說：“我愛你的殘忍。你要向我發誓，有一天我會成為你的受害者；從十五歲起，我一想到能成為放蕩者殘忍激情的受害者并死去就振奮不已。或許我并不想明天就死，我還不至于荒唐到那個地步。不過，我只想以這種方式死去：能成為一樁罪案的受害者并死去，這個念頭讓我不能自已，天旋地轉。”這詭異的想法與對方的回答頗為相配：“我愛你的腦袋愛到瘋狂，我想我們一起定能做出驚人之舉……你的腦袋腐爛了，敗壞了，這我同意！”因此，“對于完整的人，也就是人的整體來說，沒有惡的可能性。如果他傷害他人，那是何等的快感！如果他人傷害了他，那是何等的快樂！美德令他快樂，因為美德很脆弱（不堪一擊），他可以踐踏美德，而罪惡令他快樂，則是因為他能從罪惡所導致的無序中獲得滿足，哪怕自己成為無序的犧牲品。哪怕他活著，他的存在中也沒有任何事件能讓他感到幸福。而如果他死了，他能從自己的死中獲得最強烈的幸福感，在意識到自身毀滅時，他完美地結束了以毀滅為唯一需要的一生。這樣在世界上，否定者是對其余所有人的極端否定，而在這種否定面前，他也自身難保。或許，否定的力量只要一直持續，就能賦予某種特權，然而否定者的否定行為是在強烈、巨大的否定面前唯一的保護”。（莫里斯·布朗肖《洛特雷阿蒙和薩德》，子夜出版社，1949年，第236-237頁。）

巨大的否定，是非個人的否定，非個人的罪惡！

其意義超越死亡，將我們帶回存在的連貫性問題上！

薩德筆下的至上者并沒有向我們的悲慘狀況提出自身超驗的現實。他至少在自己脫離常規的行為中向罪惡的連貫性敞開內心！這種連貫性什么都無從超越：它無法超越低俗化的東西。而在艾美莉這個人物身上，薩德將無限的連貫性與無限的毀滅聯系在了一起。

譯注：這篇論文是由連載于《批評》雜志第35期（1949年4月）和第36期（同年5月）、題為“幸福、色情以及文學”的文章一部分構思而成的。

（本文系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的《色情》（【法】喬治·巴塔耶 著  張璐 譯）中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