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歐陽泰，耶魯大學博士，師承史景遷、歐洲史權威帕克（Geoffrey Parker），海外中國研究權威。

火炮改變了歐洲的看法，至少從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那時就有了，這一觀點為后來幾個世紀的思想家所認同。亞當·斯密（1723—1790）在他1776 年的著作《國富論》中擴展了這個觀點，他描述了“ 戰爭藝術的重大革命，而火藥的意外發明看來是這個革命的始作俑者”。

火炮是昂貴的，斯密說，防御火炮的城堡也是花費巨大的，所以戰爭藝術的革命傾向于在富國發生。他寫道，現代戰爭改變了文明人與野蠻人的平衡，使富裕、發達、擁有常備軍的國家統治了一度威脅他們的民族。

“火藥武器的發明，”他寫道，“初看是如此有害， 其結果卻是施惠于文明的存續。”

今天的歷史學家都回避“ 文明”和“ 野蠻”的二分，但他們仍然相信火藥和現代性之間的直接聯系。

他們認為，火炮摧毀了歐洲封建制，用斯密最出名的追隨者卡爾·馬克思更為精練的語言來說，就是“火藥炸垮了騎士階層”。 這個過程常被稱為“火藥革命”。這個觀點是，在封建制下，騎士、領主和自由市是抵制中央權力的，這讓中央集權的國家衰弱。而火炮扭轉了這種情況，因為大型的、富裕的、組織力更強的政體更能負擔得起火藥戰爭，弱小的、窮困的、組織不善的政體就只能消亡。

這樣就形成了循環：一個國家控制力越強，就越能吸納更多的稅收，就越能買得起火炮，就越能建造城堡。

由此，在火藥戰爭的選擇下，高效、中央集權的國家留了下來。這個觀點流傳甚廣，幾乎無人不曉。甚至對周期律和宏觀論斷保持警惕的歷史學家都愿意接受。

但是這種情況為什么沒有在中國發生？更何況中國是火藥的發明國，我們從前文也能看到，火炮在14世紀中期的中國戰爭中作用關鍵。歷史學家對這個問題的解答一般集中在幾個方面，有的訴諸文化和制度結構的根本差異，有的強調中國戰爭的特殊性（公認中國喜歡防守而歐洲喜歡進攻）。

如此解答是不完善的，沒有考慮到如今已經能看到的大量的中國戰爭數據。龍佩把這些數據納入了考慮，他認為答案可能更為直接：歐洲在全面運用火炮之前需要變得更接近中國，也就是說，他們首先需要的是中央集權和常備軍。

龍佩說得克制，但我們可以說得更武斷一些：中國在某些方面是領先歐洲的，就像學者維克托·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所說，中國在一條長期的潛在發展趨勢中遙遙領先于歐亞大陸的其他國家，這個趨勢的方向是數量更少的、更加集權的政治單位。

杰出的伊斯蘭研究者帕特里西婭·科隆（Patricia Crone）曾經寫道：“ 研究非歐洲世界的學者會對一件事感到困惑，那就是歐洲的歷史學家常常對歐洲獲得了文明社會的常見附屬品而歡呼雀躍：

“城市出現了，貿易出現了，定期征稅出現了，常備軍出現了，法典出現了，官僚制出現了，絕對君主出現了……言下之意就好像他們是唯一踏著文明的足跡前進的人一樣。而對非歐洲的歷史學家來說，這只能表示歐洲終于加入了文明人的行列。”

所以，我們只能把歐洲看作是一個資質駑鈍的異類。火炮可能是加速了歐洲無中心體系的結束，但無論如何，封建制是注定會結束的。有意思的是，確實有跡象表明，火炮給中國帶來了更直接的中央統治—不是在中央集權化已經牢固建立的中心地區，而是在中央權力所不及的，仍舊是半封建結構的邊疆。

明朝之前，中央政府靠任命當地的土司來管理邊疆少數民族。不過，土司制度看起來在明朝和清初（14—17 世紀）就廢止了，變為中央直接統治。

為什么這個制度經歷了這么多世紀，但在這時改弦易轍了呢？

歷史學家張一文認為，是火炮給了中央政府相對于地方的決定性優勢，使其對幾百年、有的是上千年都沒有直接統治過的原始地區行使了直接的控制。這是歐洲火藥革命模式的典型鏡像。所以火炮確實削弱了中國的封建制度（中國確實存在封建制度）的結構，這是可能的。

但對歐洲來說，火炮帶來的變革性作用被夸大了。沒有火炮，去封建化似乎也會發生。

一些歐洲歷史學家表達了這個觀點，但沒有提中國。比如偉大的文藝復興歷史學家J. R.黑爾就認為，中央集權化“發生于加農炮起作用以及可運輸之前，其成因和火藥武器無關”。

其他研究者也有相似看法，中國的例子也旁證了這一點。談了太多中央集權化，讓我們再來看看別的觀點，比如假設歐洲存在一場“ 戰爭藝術的革命”的觀點：通過火藥革命，歐洲人建立了超越世界其他民族的軍事優勢。

軍事革命持這種觀點的人中，最有影響的是歷史學家杰弗里·帕克，他的著作《軍事革命》（The Military Revolution）廣受贊譽。對帕克來說，關鍵年代是16世紀到17世紀。

他認為歐洲持續的國家間競爭不僅導致了國家集權化和統一化，還導致了軍備和戰爭行為的飛速發展，給了歐洲人重要的相對于世界其他國家的軍事優勢。帕克的論述精微，我在此籠統地說，他提出的是：引發變化的是火炮技術的進步。

15世紀晚期和16世紀早期，歐洲人造出了可移動的野戰炮，在攻擊城鎮和城堡時更為方便。中世紀城墻不堪一擊，于是工程師開始設計更為堅固的城墻：和傳統中國城墻類似的夯土填充的厚實棱堡。

作為回應，要攻打這種新式城墻，軍隊將領就要派出更多的地面部隊。這些部隊常常駐扎得更久，因為圍城時間變得異常的長。修建城堡以及集結軍隊開銷巨大，所以政治領袖通過更加普遍的課稅，以及財政、金融創新，創設了吸納稅收的新辦法。

不能完成這一任務的國家消失了，成功的國家留存下來。挑戰—回應的動態模式從移動火炮帶來了中央集權國家，也帶來了其他軍事創新：

士兵操練演習得更有效果；艦船成了加農炮的浮動炮臺；水戰和陸戰都有了新戰術。雖然一些人宣稱軍事革命的模型論早就過時了，但還是有著作和文章在不停地引用、發展和評論它。

今天，帕克《軍事革命》被引用的次數和它1988 年剛出版時一樣多，全世界都有學生在課堂上討論這本書。為什么軍事革命模型論如此有效？其一，它本質上是能自圓其說的。學者們可能會爭議“革命”（revolution）這個用詞，而更喜歡將其替換為“進化”（evolution）或者“間斷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

但是毫無疑問的是，第一，重大的變化確實就發生于16世紀和17世紀的戰爭中；

第二，這些變化因為歐洲不斷發展的地緣政治碎化而形成；

第三，這些變化和其他一些重要發展有關—歐洲國家中央集權化和歐洲國家的海外擴張。更為重要的是，軍事革命模型論不是一成不變的。帕克就是從他的一個導師—麥克·羅伯茨那里改進了這個理論，他所提出的形成時間比羅伯茨的更早。

此后，研究中世紀史的歷史學家克利福德·羅杰斯（Clifford Rogers）又提出關鍵的年代還要更早，并確定了三次革命：14世紀的步兵革命，15世紀的炮兵革命，還有16世紀初的城堡革命。

歷史學家杰里米·布蘭克（Jeremy Black）認為，真正的革命發生于17世紀末，當刺刀取代長矛，陸軍才真正變成了火槍部隊。

費爾南多·岡薩雷斯·德雷昂（Fernando Gonzalez de León）說“正宗的軍事革命” 是從15世紀80年代到15世紀90 年代，西班牙對格拉納達的戰爭開始的。

奧拉夫·范·尼姆維根（Olaf van Nimwegen）認為，在1600年左右，發生了一場“ 戰術革命”，17世紀60年代則有一場“ 組織革命”。

歷史學家還用這個理論去解釋歐洲以外的歷史：北非伊斯蘭國家、奧斯曼帝國、印度、日本、韓國。全球史學者，比如孫來臣和我自己，則認為軍事革命最好是被視為一個發端于中國的全球進程。

以上說的是此說的靈活性，但是在所有的爭論中，絕少有學者真正驗證過帕克的理論：軍事革命支撐了歐洲殖民主義。

1450年到1700 年的軍事革新在多大程度上幫助歐洲人取得了軍事領先？

對比新大陸， 此事不言自明，在歐洲人的征服中，新大陸缺乏寶貴的槍炮、細菌和鋼鐵。但舊大陸又是怎么回事呢？特別是已經有了槍炮和鋼鐵的亞洲， 而且那里的細菌也并不比歐洲的和善。當然了，當時許多歐洲人都自認為軍事實力要領先中國一籌。

例如，葡萄牙商人瓦斯科·卡爾沃（Vasco Calvo）就認為只要兩三千葡萄牙人就能占領中國的廣東和福建，繼而以此為大本營征服全中國。而光閩粵兩省的人口就是葡萄牙的五十倍。 有趣的是，他認為葡萄牙人具有的優勢，正是當今的軍事史學家認為的歐洲人領先世界其他民族之所在：更好的火炮，更好的士兵，更厲害的戰艦以及致命的城堡。

征服中國的計劃，1536 年瓦斯科·卡爾沃寫作時正襟危坐，“時刻警惕，生怕中國人出現”。 他在廣州的監獄里坐了十多年的牢，就是那時他精通了中文。他還靠著某種手段搞到了許多中文書，包括一部真假不明的地圖，圖上詳細標注了某個區域的地理和布防情況。他相信，如果他能把這份計劃書悄悄送出牢門，葡萄牙人就能利用其中的信息把他們的軍事優勢發揮到極致。

他不是16世紀唯一提出征華計劃的歐洲人，不過卻是計劃最詳盡、信息最豐富的一個。 他計劃的第一步就是依靠葡萄牙人炮艦的優勢，他認為可以輕松奪取珠江上的一處要塞，進而取得貿易大都市廣州：“ 只用一艘加利恩帆船（galleon）就能讓他們投降，因為只用一艘船就能控制全城，火炮開火時，你不會看到一個抵抗的人。”

如果一艘船就能達到這個效果，想想一個小艦隊能干什么：“ 六艘船……一切就可以完成。” 這聽起來很荒唐。但是，在16 世紀早期，架滿火炮的艦船讓葡萄牙人威加印度洋，擊敗了強敵，奪取了關鍵的港口，包括果阿（葡萄牙人在奪取果阿失敗后再次進攻，獲得成功）。

同樣是這些強大的艦船，在1511 年幫助葡萄牙人征服了馬六甲—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口之一。葡萄牙海軍成功的秘密在于他們的艦載火炮。亞洲的船只也帶火炮—洪武帝就曾用裝有火炮的船只擊敗了國內和越南的敵軍，他的兒子永樂帝派往印度和中東的也是裝載了火炮的船只，而且時間上比葡萄牙人前往印度早了將近一個世紀。

不過，葡萄牙人的船裝備更加精良。有人這樣描述瓦斯科·達·伽馬的船：“ 每艘快帆船（caravel）帶著三十個（武裝）人員，下面有四門火炮，上面是六門中型炮（falconet），十門旋轉炮安置在后甲板和船首，其中兩門中型炮是向后射擊；每艘艦（ship，比快帆船大）的甲板上有六門炮，艦尾是兩門小一些的炮，八門中型炮在上，若干旋轉炮，桅桿之前兩門小一些的炮向前發射；貨船（所有艦船中最大的）裝備的火炮遠遠超出以上所有。”

這樣的艦隊，在非洲、中東、印度、東南亞都奏效了，為什么在中國不會呢？卡爾沃寫道：“ 大人，全世界加起來也敵不過我們的一艘船，兩艘就更加綽綽有余，只要咱們給他們點兒顏色看看。”有了炮艦，葡萄牙人可以沿著珠江一路轟掉中國人的防御，不用擔心遇到什么像樣的抵抗，因為他相信中國人沒有像樣的火炮來進行反壓制。卡爾沃的一個獄友在流出監獄的一封信中也證實了這個觀點：“ 在葡萄牙人來到之前，他們沒有火炮，只有一些照著鄉下便桶做出來的蹩腳玩意兒。”

卡爾沃寫道，中國人將“ 被火炮狠狠教訓；因為只要說起它， 他們就會把食指放在嘴唇上，驚訝于還有這么厲害的東西”。 等火炮清除了沿河的船只和要塞，葡萄牙人就能放手登陸，建造大本營，在河邊修建裝備了大型火炮的城堡。在臨時大本營的庇護下，葡萄牙人接著就可以修建“ 一個有塔樓和棱堡的堅固堡壘”。

葡萄牙人長期聞名于世的就是修建裝配火炮的強大城堡要塞，這種要塞遍布葡萄牙帝國各處，從巴西到非洲，從印度到東南亞。

在16世紀早期，葡萄牙征服者杜阿爾特·帕切科·佩雷拉就夸口：“ 說到四面環墻的城堡……歐洲要比亞洲和非洲強太多。”確實如此，葡萄牙城堡非常難以拔除，讓本地勢力的首腦大為頭疼。一份印度馬拉巴爾的文獻哀嘆道，葡萄牙在南印度的要塞“ 永遠也無法攻下”。

卡爾沃說的是哪種城堡并不明確，但歷史學家已經證明，在16 世紀初，歐洲人修建的那種城堡威力巨大，它帶角的棱堡、它的幾何布局制造出的交叉火力，對進攻者來說幾乎無解。杰弗里·帕克提出這種樣式的城堡是“ 歐洲擴張的發動機”，因為它讓少數的守軍可以對敵數量遠勝于己的圍城者。他寫道：“‘ 意大利式’城堡的發明和傳播代表了歐洲發展的重要一步，它讓歐洲有了一種持續的能力，或許也是獨一無二的能力，使他們微小的資源有序運轉。首先，讓自己站住腳，然后，擴張為全球性的霸權。”

早期葡萄牙在亞洲的城堡沒有棱堡，但在卡爾沃寫計劃書的那個時候，意大利式的炮塞（artillery fortress）就開始在葡萄牙帝國流行起來。這種帶棱堡的新式城堡比之前的要塞更難攻破。

無論如何，卡爾沃相信，葡萄牙人一旦在廣州城附近建起“ 帶塔樓和棱堡”的城堡，他們就能控制珠江，他們就能用胸墻（breastwork） 慢慢接近廣州的城墻，“ 靠近城門，然后城市就會被完全占領—因為它就像手掌一樣平坦”。 廣州可能就會投降。如果還沒降，那就用三門加農炮（camellos）對準那幾座城門，轟開它們。

然后葡萄牙人應該立即在廣州城內再建一座城堡。那里有一座滿是寺廟的山，石料可以從那兒獲取，修建一座四層的炮塞，號令全城及周邊。他認為守衛這座城堡只需一百人，“ 城市固若金湯，鳥雀也插翅難飛”。 廣州一旦得手，其他城市便能紛紛來歸，葡萄牙便能急速擴張， 在別的據點擴建炮塞。

卡爾沃寫道：“ 這就是要從印度帶來炮兵的原因，這使對任何民族的偉大征服成為可能。” 卡爾沃從來沒想過葡萄牙軍隊會被中國人打敗嗎？沒有。他寫道：“他們是個太弱的民族了，根本沒有防御能力可言。”中國人可能想在河道布防，讓葡萄牙人不敢向前，但是，他們的裝備比葡軍差得太遠， “ 任何軍隊都可以俘虜他們”。46 說到廣州城的三千守軍，“ 隨便一個馬拉巴爾士兵都能以一敵四十，殺光他們，因為他們簡直跟女人似的，沒膽子，只會哇哇亂叫。”

卡爾沃說，如此一來，葡萄牙人更先進的士兵、更精良的火炮、更強大的艦船、更堅固的堡壘讓他們可以輕松擊敗中國。他同時也承認，在他寫下計劃的十幾年前，葡萄牙人真的和中國軍隊交過手，但是，他們卻是輸的那一方。卡爾沃就是在那時被俘的。

但是，他向讀者保證，這次失利只是偶然，全是帶兵統帥的錯，沒能發揮出葡萄牙壓倒性的軍事優勢。對于中葡沖突，他的理解是對的嗎？葡萄牙真的比他們對敵的明軍強大那么多嗎？這值得研究，因為學者們至今爭論不休。

本文節選自《從丹藥到槍炮：世界史上的中國軍事格局，作者［美］歐陽泰》，中信出版社，201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