茁壯君說:

最近十年，教育生態的“內卷化”驟然加劇，尤其近年來日趨激烈，已發展為全民的教育焦慮。北京大學社會學者鄭也夫曾用“學歷軍備競賽”一詞來表達中國教育當前的現實。

如何用哲學思維抵抗教育的焦灼？華東師范大學紫江特聘教授劉擎在一次與青年的對話中，從哲學和社會學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洞察。

2021年初，在一檔辯論綜藝節目中，他以其睿智、儒雅又兼具溫度的觀點圈粉無數，被稱為有溫度的“人間清醒”。

劉擎指出，現代人的焦慮來自現代社會的雙重壓力——“工具主義”和“唯我論”帶來的壓力。

工具主義的取向，讓社會對人的培養目標變得單一化且功能性。他說，“社會不太在乎你是個什么樣的人，只關心你能夠完成什么樣的功能。而這個單一化的目標一定跟財富、利潤有關。然而，人有著豐厚而全面的知覺，不是某一個龐大機械中運轉的齒輪或螺絲釘，無法在這樣的單一標準中感到幸福。”

劉擎認為，我們需要擺脫現在的焦慮和所謂內卷，但方法不是讓大家躺平。“所有的進取心、積極性都是重要而值得鼓勵的，但不應該全部投入在一個極為單一的目標和狹隘的路徑中。”他表示，在社會的系統性焦慮面前，個人仍然有積極生活和作為的空間。

在最寬泛的意義上，教育包含社會化的所有影響。在劉擎看來，品格教育在當前教育體系中被忽略和偏失了。

他告訴茁壯君，教師和父母應該更注重孩子的品格培養，而不只是強化課程學習。“這是要點所在，怎么待人接物、怎么處理爭議、怎么迎接生活中的失敗和挫折，都是特別重要的事情。”

劉擎，大觀學者；華東師范大學紫江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博士、美國馬凱大學碩士；著有《2000年以來的西方》、《做一個清醒的現代人》、《西方現代思想》、《中國有多特殊》等。

文 | 徐笛薇

現代人的焦慮源自何處？

在《劉擎西方現代思想講義》的開篇就提到，做一個清醒的現代人有三個標準：明白自己是誰，自己在做什么，以及為什么這么做。

時代洪流之中，人們似乎無法逃開人生焦慮的困境。劉擎教授把這種焦慮的癥結追溯到了現代性的大背景中。“為什么古人沒有這么多困境呢？以色列歷史學家、《人類簡史》的作者尤瓦爾·赫拉利認為，古人的生活有章可循，少有變化，可以‘抄作業’，而現代人則要‘獨自原創’屬于自己的劇本。這也就帶來了現代背景下許多特定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觀念。”

他認為，現代人的焦慮來自現代社會的雙重壓力——“工具主義”和“唯我論”帶來的壓力。而這兩者還時常彼此沖突。

說起工具主義，熟悉劉擎的人皆有所耳聞。2021年初，在綜藝《奇葩說第7季》中，他就以一句“人是目的，而非工具”得到社會共鳴，迅速“出圈”。

劉擎

劉擎解釋，許多現代人已經習慣把生活中的很多活動看作是達到某種目標的工具，而不是熱愛其本身。并且，工具主義的社會文化取向把人引向非常單一的目標，“比如，當你問出現在最重要的目標是什么？雖說現代社會價值多元，但大概相當多的人的答案都是追求財富、權力和名望。這在每個社會幾乎都能達成共識，尤其是財富。我們不去反思，只知道它是好的、流行的。”

另一重壓力，稱作“唯我論”，就是認為世上的事物，其本身并不具有客觀價值或意義，價值和意義都是“我”所賦予的，是“我”的創造物，于是形成了很強的價值主觀主義。

在這種狀態下，現代人一邊由于現代社會提供的眾多自由選擇而感到“太爽了”；但同時也感到“太難了”：不僅因為實現夢想還需要各種條件，更難的是生活的意義要靠自己完全擔當，自己所做的選擇和判斷要由自己確立一個好壞的標準，這給人帶來了巨大的“判斷的負擔”。

總體而言，目前許多人追求的是相當狹隘的、功利性的目標，但這無法構成價值和意義的基石。

以教育領域為例，劉擎講“現在的學生都將名校設為目標，但我們會看到，無論是中國的清華、北大，英國的牛津、劍橋，還是美國的常春藤學校，這些世界名校的校訓都深刻而博大，它們育人的目標從不是著眼于追求個人的功名、權力和財富。

這提醒我們，對于現在流行的這樣一種功利性的價值觀，需要展開反思。而且，我們這樣一個有儒家傳統的文明大國似乎比其他一些現代國家還要注重功利，相信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弱肉強食”，這是特別讓人憂慮的。但是，因為“工具主義”變成一種社會普遍流行的觀念，要靠自一己之力來抗拒，也相當困難。”

那為什么會造成這樣的情況呢？

劉擎指出，“工具主義”和“唯我論”這兩種思潮，源于現代社會所引發的變化：宗教壓力與傳統道德邊緣化，不再成為人們安身立命的支柱，人們與世界的關系更多地轉變為索取和利用。

例如，大自然本是人類的孕育者，人們安居其中，但如今，人類與自然之間更多地是一種取用關系，人類把“自然世界”客觀對象化，“自然母親”變成了“自然資源”。人與人之間也是如此。個人與他人之間的關系也越來越接近于一種取用關系，也許除了家人和特別親密的朋友，一個人大多數的“朋友”其實是所謂的“人脈”，是“對我有用處的人”。甚至，有些人以很強的取用態度對待自己——將身體當成了享樂的工具，不顧健康的饕餮美食或者忘情游戲，把自己的存在變成了一種感官的刺激。

隨著大規模工業化生產的發展，社會使人的“功能性”越來越細化。這使得整個社會在物質創造上取得了空前的進步和繁榮，但同時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人的身心健康的損失、社會發展逐漸成為一種片面的發展……等等。

在這種工具主義的取向下，社會對人的培養目標也變得單一化且功能性。“大家主要關心你能夠完成什么樣的功能，而不太在乎你是個什么樣的人。而這個單一化的目標多半和財富、利潤有關。只要道德不影響功能，即便出了問題，也可能認為那是你的私事，個人承擔就好。”

在這樣的環境中，從孩子、到青年、到成年人都普遍產生了焦慮的情緒。因為，人原本有著豐厚而全面的感知與愿望，不是龐大機械中運轉的齒輪或螺絲釘，很難在這樣的單一目標中獲得幸福。

2017年，風靡全球的哈佛大學幸福課的授課者泰勒·本·沙哈爾博士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人們普遍追求五個維度的發展：一是自我滿意度；二是身心健康；三是人生的意義和目標；四是品格和美德；五是親密關系。早在百年之前，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西美爾就說，“金錢只是通向最終價值的橋梁，而人無法棲居在橋上。”

并且，幸福感的缺失、意義的匱乏感以及焦慮和抑郁的困擾，不僅發生在貧困階層、中產階層，同樣也存在于高收入群體甚至頂端人物中。

“這是全社會需要反思的問題。”劉擎說，現在流行的一些成功標準和方式其實是可疑的，也許成功需要新的定義。

他講：“如果說‘成功’指的是擁有一個豐盛的人生，那我覺得成功是好的；如果只是狹隘地以財富、名望和權力為目標來界定成功，那么這樣的成功很可能是片面的、有問題的。一來，即使達成了目標也未必能幸福；二來，大概率也難以成功。因為成功需要很多人提供幫助，而過于急功近利的人不怎么討人喜歡。”

就教育而言，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獲得幸福，但遺憾的是，許多人迷信一種虛假的系列等式：孩子未來的幸福等于“有出息”，有出息等于在財富的地位上“出人頭地”，而出人頭地就等于每個階段都要進名校上學……于是，從幼兒園就要開始贏過別人。但這種環環相扣的系列等式，完全是一種粗暴的化約主義。

劉擎指出，這種如同戰爭般的“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的惡性競爭口號，也與流行的工具主義有深刻的關聯。這種“戰爭”犧牲的往往是孩子心靈和天賦發展的需求。

在升學的道路上，競爭不可避免，但劉擎認為，高度競爭并不等于低效重復的“內卷”，后者只能導致意義感的匱乏。

他說：“雖然我們已經習慣了教育就意味著大規模的訓練、統一的教材和標準，但我們也知道，教育是一個人成長的過程，也是學習如何在共同體中生活的過程。現代的一些教育模式簡化了教育中本該包含的情感、價值、歸屬感以及人與人之間豐厚的關系。

當然，當下流行的觀念和氛圍對每個人都會造成壓力，這不是任何單獨的個體僅僅依靠觀念轉變就能改變的。現實很嚴苛，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緊張也是人之所以成為人的內在構造的一部分。對于這種緊張，可以抵抗、妥協、躲避，或者協調、突破……每一種選擇都有其代價，我們需要在權衡后選擇一種適合自己的方式。”

如何擺脫教育的焦慮和內卷？

那么，面對“內卷”下的焦慮，我們到底該何去何從？

劉擎認為，我們需要擺脫現在的焦慮和所謂內卷，但方法不是讓大家躺平。“所有的進取心、積極性都是重要而值得鼓勵的，但不應該全部投入在一個極為單一的目標和狹隘的路徑中。”他表示，在社會的系統性焦慮面前，個人仍然有積極生活和作為的空間。

為此，他提出了以下幾點建議：

1，培養反思意識，探索熱愛

哲學最初的含義是追求智慧，在哲學思維中，劉擎首推的就是反思意識：從生活中抽身而出，把自己的言行、處境客體化，觀察到自己做出的選擇背后的深層原因、結構和驅動力。

劉擎表示，通常，只有當人遇到了困境，才會啟動反思。反思是人與生俱來的機制，但也需要后天去學習和豐富，變成一種自覺而強大的的能力。比如，面對當前的“信息繭房”效應，要有意識突破一種真理在握的、言之鑿鑿的宣稱，也要小心一種完全沒有自我反省的極端主義的論述。

為什么全球頂尖名校都提供那些看起來沒有用的通識教育？那些“全人類的文明經典”能幫助學生學會思辨，成為一個豐富而有能力的人。人培養好了，就能更好地做事，而且會在更開闊的意義上有利于人類社會。

此外，劉擎提到，還有另一種流行的育兒觀點——“讓孩子成為他自己”的這種概念被簡化和神化了。一個人的自我，其內心的想法、愛好和愿望，無法憑空而來，不是無中生有。它們是哪里來的呢？有些是社會化的結果，有些來自基因、早期教育，還有些是受他人的影響，比如看了一本書、遇到一位良師等等。

正因為每個人內在的“自我”是會改變的，因此都需要通過不斷做出新的嘗試來澄清自己。所以，重要的是讓孩子有機會在不同的領域嘗試和探索，來形成自己、發展自己。家長要做的也是引導和幫助孩子慢慢識別出自己的熱愛，并持續給予鼓勵。

劉擎認為，當一個人具有了熱愛的內驅力，就有能力自己識別問題、判斷環境、制定措施、解決問題，并在其中獲得快樂，這樣的人在將來更有可能獲得“成功”的人生，無論是在哪一種意義上。

劉擎對青年人談道：人是可以試錯的，不是說進了哪個學校或一次沒考好就定了終身，“即使到了四五十歲，都可以重新出發，我們迎來的每一天都是余生的第一天。”

他的看法也與自己的人生經歷有關。15歲，他水到渠成考入化學工程系。但上大學后，出于興趣，他會通宵達旦閱讀許多哲學和社會科學的著作。那時，學習人文學科和自己的現實距離非常遙遠，當時“也不知有什么回報，但最后發現是喜歡的，而且自己也享受這個過程。在這條道路上，即使我沒能夠取得多少成就，我想我仍然會覺得擁有幸福的生活。”

劉擎教授在線上與青年學生們對談

2，開闊視野，完善退出機制

在孩子的教育焦慮中，家長們通常恐慌的是“被別人家孩子超過了怎么辦？”。對此，劉擎指出，要擺脫教育焦慮還需要開闊的視野。

比起工業時代早期，如今的世界已經開放了更多的可能性，如果仍然相信單一的分數決定論，把成長和未來押寶在考高分、進名校和所謂的熱門專業上，認為只要如此將來就會得到好的社會地位，這很可能陷入了一種虛假的化約主義。例如，前些年特別受歡迎的金融行業，現在也不那么在意科班出身了，相應專業的學生也未必就有很好的就業前景。

劉擎表示，未來世界那么復雜而豐富，家長要明白，一個孩子熱愛學習、與人為善、身心健康、擅于表達溝通以及與人合作……這些是放之四海而有用的基礎能力，在任何行業都能快速成長。“我們忽視了這些，抓住了一些特別皮毛、特別狹隘的解題技巧，很可能馬上就陳舊了，就像‘你拼命學算盤，計算機卻誕生了’。”

生活中，劉擎在家里也會鼓勵孩子，不要擔心在班級里的排名。他認為，如果早期經歷無虞，那么家長只要給孩子一個溫和的環境就夠了。“我們也鼓勵孩子，在班上排名無論如何都沒關系。高強度訓練模式，會有各種隱性代價，而且是低效或無效的。因為對一個人來說，某項特定的能力，在特定的時期，很可能有難以突破的天花板。就像一個人的身體，如果營養不良會阻礙耽誤發育成長，但營養過度完全是浪費，甚至會產生副作用。”

因此，在他看來，足夠好的教育是，小心呵護孩童的早期成長，并慢慢發掘孩子的天賦，給予適當的營養，孩子自然會成長到自己應該長成的高度。

視野打開之后，劉擎建議家長和學生靜下心來想一想，分數之外的那些重要卻被輕視的賽道。“如果學校沒有提供，自己有沒有主動開辟出新的可能？”劉擎講，人的潛能多種多樣，同樣是在劇場，為什么大家都要看同一部電影？為什么不能有的人看話劇，有的人看昆曲呢？

在社會層面，完善職業教育、國際化教育等多渠道的退出機制也是緩解教育焦慮的必要途徑，但這需要許多條件的配合。

劉擎提到，在一些北歐國家，一個管道工人和一個大學教師的薪資待遇相差很少，這也有利于造就平等的尊嚴。因此，如果要讓職業教育成為年輕人愿意選擇的一個通道，需要公共政策和社會觀念逐漸發生變革，這需要長程的規劃。

3，注重品格的養成，從小抓起

在最寬泛的意義上，教育包含社會化的所有影響。而在劉擎看來，在當前教育中品格養成仍然沒有找到卓有成效的方式。

亞里士多德的“德性倫理學”注重人的四種品格：正義感、勇氣、審慎（實踐智慧）和節制。所有古典文明教育都強調品格的養成。

我國在1957年也提出了“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然而問題在于，現代社會中，那個代表著“社會認可”的“標的物”過于單一了。在中學、大學階段，學生的目標主要是分數，而畢業之后的工作，目標就轉變為財富。

為什么一個人的誠實、善意、慷慨、正義不能成為競爭的標的物？也許答案是，現代社會中，一個人是否品德好、是否具有正義感，只有周圍的人才知道，而金錢和財富卻是世界通用的一個“標尺”。

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提出，和學習語言一樣，品格養成需要從小抓起，過了一定年齡就很費力。劉擎也發現，很多年輕人身上因為早期教育缺失足夠的品格培育，會在成年之后出現許多人格障礙或心理。最終會體現為一些令人擔憂的現象，比如“自我中心”、過度依賴的“媽寶”或者“以特別偏狹的眼光看待這個世界的規則”等等。

劉擎感慨，缺乏對人的友善是令人擔憂的。“我覺得，現在這種友善似乎非常‘稀薄’，這可能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甚至在親子關系中，家長對于孩子的友善有時也是缺失的，家長可能會因為分數而在孩子面前失控，喊出“你怎么連這道題都不會做？”“你怎么這么笨？”這樣的責難。

“這些疑問的背后其實存在著一種指向，這種指向關心的是孩子怎么去達成某個目標，但很少關切孩子將來會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應該過一種什么樣的生活。但我們知道，真正能夠取得成功的人，需要有遠比高分更厚實的積累。”

劉擎對茁壯君說，“我的一個看法是，父母應當把教育的重點放在孩子的品格培養上，而不是高強度的課程學習。孩子更需要學習的是怎么待人接物、怎么處理爭議、怎么應對生活中的失敗和挫折、怎樣在困境中保持尊嚴，仍然可以發現生活的意義？……這些都是特別重要的事情，因為孩子的成長與未來充滿各種挑戰。”

劉擎也談到，要回應這樣的問題，一方面需要外界的包容和理解，但在改進社會政策、文化氛圍、系統結構的同時，每個人也需要從品格教育中獲得滋養。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理解和觸及一件事：在沒有拿到“金牌”，甚至沒有“進榜”的時候，我們應當如何面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