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軍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作工作報告。

幾起“小案”被寫進了最高法的工作報告中，這些身邊的“小事”，或者說身邊經常出現的糾紛、可能遭遇的法律困境，也往往是大家內心糾結的問題，最高法在工作報告中“以案說法”，公布了“法治正確答案”。

報告中提到了“行人闖紅燈致人摔倒被軋身亡案”，行人闖紅燈撞倒電動車車主，對向車道汽車來不及制動，致電動車主被碾軋身亡。2024年，上海的普陀區人民法院判決：符合安全駕駛規范、確因躲避不及致人死亡的機動車司機不擔責，相反，闖紅燈的行人周某構成交通肇事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這一判決“依法理、講情理，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

在以往的認知當中，行人屬于交通參與者中的“弱勢群體”，很少有人想到行人也能夠成為交通肇事罪的主體。結果，一些行人“恃弱橫行”，吃定了自己交通違規，如果受到傷害，也是司機的責任；如果導致他人傷亡，也不用負責。這次最高法通過“闖紅燈行人構成交通肇事罪”的案件，向全社會宣示了法治之下的路權原則、各交通參與主體的公平責任：法律并不是“誰弱誰有理”，而應是“誰錯誰擔責”。

最高法的工作報告中提到了 “患者在醫院開水間摔傷案”，判決盡到安全保障義務并及時提供救助的醫院不擔責；“樓上住戶廚房改廁所案”，判令恢復原狀，彰顯權利行使不能違背公序良俗。這也是給予全社會明確的司法信號：法律講事實，講是非，不和稀泥，不是“誰受傷，誰有理”，“廚改廁”這種“小糾紛”，法院會管，法院是講理的地方。

最高法報告指出，小案件、依法理、講情理，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法治精神。人民法院通過審理影響性案件、發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向社會提供符合司法規律、回應人民期盼、服務黨和國家中心工作的“法治產品”。

最高法還針對近年來出現的一些趨勢性的、苗頭性的新型糾紛案件，通過案例裁判引導等工作方法，給出了明確的司法態度和有效的綜合治理，以司法立規則，以公正明是非，以判決穩定社會預期。

最高法通過案例裁判引導，逐漸摒棄“學生出事學校必擔責”的認知偏見，一年來，校園侵權案件中，學校擔責案件的占比下降5.3個百分點；食藥領域“職業索賠”矛盾突出，最高法明確了“在合理生活消費需要范圍內”支持懲罰性賠償，同時進一步完善規制“知假買假”行為；針對知識產權領域批量訴訟頑疾，最高法探索關聯案件信息披露機制，糾治“掃街式”“釣魚式”訴訟牟利。

正是通過身邊小案、日常糾紛的處理，人民群眾感受著司法的真實溫度。而這些小案的處理結果，也影響著人們的是非判斷、行為選擇。人們往往不會在“大是大非”上有分歧，而恰恰是“小是小非”需要得到司法判決的正確指引：闖紅燈有什么后果？學校要不要承擔所有風險？好心提供了開水服務，出了事是不是要擔全責？小案里頭有是非，小案的判決影響億萬人的行為選擇、道德水準。

“司法裁判的價值不僅在于個案定分止爭，更應通過確立行為規則、傳遞價值導向，引領法治進步、社會進步。”我們看到，人民法院勇于司法擔當，及時對小案、新型糾紛提供裁判服務供給：以小案定是非，明價值，以司法托舉善良、誠信、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