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200萬船員隊伍中的唯一全國人大代表，倪迪關注我國航運行業建設，也關注船員個體福祉。2025年全國兩會，上海團代表倪迪建議：加快推進《船員法》立法助力航運強國建設，加強海員醫療權益保障。

倪迪表示，中國式現代化發展下的海洋強國、航運強國建設需要一支高素質的船員隊伍，但我國船員職業面臨吸引力降低、船員隊伍結構性失衡、發展動能減弱等問題，需要通過立法層面的統籌和引領，為我國船員職業的戰略地位、隊伍建設和素質提升提供頂層設計和制度保障。

與此同時，倪迪認為海員作為海上交通運輸中的關鍵工作人員，在海洋強國及社會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海員職業在醫療保障方面面臨新的挑戰，存在亟待解決的問題。

倪迪說：“我國是少數尚未對船員職業專門立法的航運和船員大國，船員隊伍建設發展、海員權益保護等缺乏有力的法治保障。”

交通運輸部海事局于2024年6月發布的《2023年中國船員發展報告》披露，截至2023年底，我國注冊船員人數超過198萬人，其中海船船員94萬余人，同比增長4.8%；內河船舶船員103萬余人，同比增長4.2%。我國船員隊伍當前總體規模較十年前增長50.6%。

船員隊伍大幅增長的背景和原因是我國外向型經濟的蓬勃發展。

我國原油、液化天然氣、鐵礦石、大豆等重要戰略物資對外依存度大、來源國及出口商相對集中、海運通道及節點集中度高，特別要求自身擁有一支忠誠、可靠、高素質和穩定的船員隊伍及海運船隊，來確保產業鏈供應鏈安全。

歐美國家高度重視船員這一重要資源，通過一系列政策法案扶持船員職業發展。美國在疫情期間將商船船員界定為“關鍵基礎設施工作者”，并將海事產業定位為關系國家安全的關鍵產業，認為強大的商業海事產業能夠促進美國的繁榮和安全。

倪迪說：“相比之下，目前我國缺乏一部全面統籌我國船員隊伍發展、保障國家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的高位階船員立法。”

倪迪認為，加快船員法立法進程，通過法律將船員隊伍發展深度嵌入國家安全框架中，對于實現“供應不斷鏈、產業不失守、危機不缺位”的戰略目標至關重要。

從提升海事話語權角度，倪迪認為，從全球主要航運國家的發展歷史看，擁有較強話語權和影響力，能夠推動全球航運規則的制定和實施，是航運強國的一個重要標志。

倪迪說，我國在船員領域的法律規則塑造較為薄弱，大多數是以交通運輸部部門規章的形式分散地將國際公約予以國內轉化。

倪迪認為，《船員法》既是國內法，也具有顯著涉外性，它關乎經濟安全、主權維護、參與全球治理和可持續發展。“通過《船員法》立法，逐漸實現船員立法領域從’國際規則國內化’到’國內規則國際化的轉變’，以期在國際海事領域形成與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話語權。”

作為航運大國，我們的船員隊伍建設現狀如何？倪迪表示，“近年來，我國船員隊伍建設出現了后繼乏人、隊伍斷層的嚴峻形勢。”

《2023年中國船員發展報告》顯示，2015年至2023年，全國持有效國際航行海船適任證書的船員總體規模從31萬下降至23.2萬，三副、三管輪持證人數從2018年的3.4萬人暴跌至2023年的1萬人，僅為五年前的29%。

倪迪說：“全球范圍內高級船員資源短缺問題日益嚴重，航運業這艘巨輪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人力饑荒，如果我國政府對未來船員儲備沒有清晰的規劃，將嚴重制約航運業的高質量發展。”

船員是公認的艱苦職業和風險職業，船員權益保護是國際勞工組織關注的重點，也是提高船員職業吸引力和綜合競爭力的關鍵因素。除享受一般勞動者的社會保障權之外，船員還應根據職業的特殊性享有特別的社會保障權。

倪迪認為，我國目前船員特殊勞動權益法律保障仍然不足，例如，《2006年海事勞工公約》被稱為海上勞動者的“權利法典”，交通運輸部頒布的《海員船上工作和生活條件管理辦法》對此進行國內法轉換，但由于法規層級過低，在實踐中對船員勞動權益保障發揮作用較弱。

倪迪建議，國外航運大國或海員大國對船員單獨立法的做法經驗值得借鑒吸收。例如，鄰國日本設立了《日本船員法》《日本船員保險法》《日本船員職業保障法》《促進船員雇傭特別措施法》等多部專屬船員社會保障權法律。

其中，《日本船員法》系統性設定了船員社會保障權利框架，涵蓋了失業津貼、休假適用、在船福利及傷病醫療等多方面的重要保障，對日本航運業產生了多方面的積極影響，提高了船舶航行安全性和行業吸引力等，為其保持其全球航運市場中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