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若朝霜：〈紅樓夢〉里的法律、社會與女性》，柯嵐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大學問，2025年1月出版，424頁，79.00元

柯嵐教授的新著《命若朝霜：〈紅樓夢〉里的法律、社會與女性》立足中國古代禮法，從法律理論與社會歷史的角度探討了來自不同階層女性面臨的困境以及可能的選擇，并超越小說本身，充實了她們的來路與歸途。身處碎片化閱讀和自媒體時代的人們，針對《紅樓夢》這一宏大故事的背景和人物，確有必要進行一番返璞歸真的重讀、重思，也帶著一種同情的理解，看看處于特定制度下的“她們”，如何洞明世事，為何九死不悔。

自其不變者而觀之：人物的基本邏輯

一千個讀者心中，究竟能有一千個林妹妹，還是只有一個林妹妹？

隨著《紅樓夢》不斷以各種藝術形式被再創(chuàng)作甚至“魔改”，世人對其中一些人物的性格、結局，包括對《紅樓夢》這部作品的性質愈發(fā)莫衷一是。同時，個人的境遇也會影響對文本的理解。爭議亙古存在，但這是否說明《紅樓夢》中那些我們曾經熟悉的鮮活形象是不明確的？實則不然。

“草蛇灰線，伏脈千里”是文學層面的一個常見提法，用以形容故事的匠心獨運。倘若從歷史學和社會學的角度，關于制度、文化、社會組織結構深刻影響個體行為與選擇的現(xiàn)代性理論，同樣能夠用于解釋古代社會背景——“我和你都深深嵌在這個世界之中”（蘇力語）。從法律層面看，《紅樓夢》中來自各個階層的人物成百上千，必須通過規(guī)矩繩墨加以“定分”——確定人與人之間的利益歸屬、義務來源以及行為邊界。單看林黛玉、薛寶釵這樣的個體，對其優(yōu)缺點、內心世界、讀者緣、人物原型等問題的理解的確見仁見智，但倘若為全局而非一域之謀，我們便能清晰地發(fā)現(xiàn)，深嵌于清代法律和社會中的這些弱勢女性應當會對制度與文化作出何種回應。

質言之，“她們是誰”這個問題我們或許難以回答，“她們應當成為誰”在客觀層面上的邏輯——無論作者是否挑明，也無論讀者閱讀《紅樓夢》哪一版本——卻一目了然。法律的視角便是這般直白果斷，從論跡來論心，正如美國大法官霍姆斯所言，“檢測責任的標準是外在的，與具體個人動機和意圖之惡的程度無關”（[美]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普通法》，冉昊、姚中秋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年，45頁）。

《命若朝霜》一書，以《紅樓夢》中不同階層女性的命運如何受到清代法律制度以及其他社會規(guī)范的影響為主要議題，深刻闡明了清代的律法、政治、經濟、文化、家庭、性別等因素綜合作用下的女性普遍生存困境，也從法律和社會的層面補充回應了紅學在一些人物、情節(jié)的考據(jù)上的長久爭議。沿著本書獨特的法律史、社會史進路，我們不妨暫且跳出人物原型、內心之迷霧，從清代的妻妾宗法、籍沒刑罰，以及干名犯義等罪名出發(fā)，以同情和理解的態(tài)度，發(fā)現(xiàn)這些女性人物在言行之間所透露出的相似、穩(wěn)定的邏輯。因此，若把《紅樓夢》視為一部隱去了真實個人信息的案例匯編和民俗檔案，便更有助于考察這一個個芳名背后，那些曾真實存在卻又被歷史淹沒的“薄命司”中人，為何在命若朝霜、“原應嘆息”這一點上并無階級、美丑的區(qū)分。

從文學的角度而言，《紅樓夢》一大高明之處在于，“作者幾乎不會用臉譜化的手法來處理任何一個人物”（91頁），承認金陵十二釵這樣可愛之人身上的私心、缺點，如同承認尤氏、趙姨娘、鮑二家的這樣不夠可愛甚至有些可恨之人身上的可憐、可取之處一樣，都是在發(fā)現(xiàn)人物獨屬于自己的光彩。她們的不完美，并不意味著她們可以被扁平化、偶像化或妖魔化。換言之，這些女性人物本身的“是非善惡”，并不完全基于她們的自主意志，更遑論后世讀者的期待。封建禮教、宗法制度構成了一個強大的系統(tǒng)，賈府諸人在家族和社會中的行為是基于他們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人對該角色的期望。法律視角的作用便在于剔除個人的特殊好惡，以更普遍和長遠的眼光來判斷各人的處境以及利益的分配模式。“善惡的標準經常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很難找到一種客觀統(tǒng)一的答案。而法律規(guī)則相對而言則更具有確定性?！?span style="color: #7e8c8d;">（劉晗：《想點大事：法律是種思維方式》，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2年，11頁）

也因此，《紅樓夢》不僅僅是一部小說，而是對近三百年前的清代法律與社會的深刻記載，只有直面這些客觀的制度規(guī)范，以及條文之外的空白、情理和種種陋規(guī)，才能更好地解釋古代的一些法律為什么會消亡，又在何種程度上“依然從墳墓中統(tǒng)治著我們”（［英］梅特蘭：《普通法的訴訟形式》，王云霞、馬海峰、彭蕾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20頁）?！叭绻膶W研究在面對古代人物和社會現(xiàn)象時，完全脫離當時政治法律的限制去作以今度古的闡釋，得到的結論也可能蒼白甚至荒誕。”（引言11頁）曹雪芹塑造的人物形象是多樣和復雜的，但當我們“設其身以處其地，揣其情以度其變”（戴名世《南山集》卷一《史論》），便能透過甄英蓮被賣、秦可卿之死、趙姨娘的詛咒、寶黛姻緣破滅、探春不認舅舅等鬧劇和悲劇，“清清楚楚地看到當時的禮法為他們的選擇劃定了邊界”（引言11頁）?？v然世事難料、人生無常，但在確定的宗法秩序和社會傳統(tǒng)中，處于弱勢的女性總有一條相對固定而理性的反抗邏輯。誠然這種需要賭上身家性命的反抗是很可悲的，尤其還未必能夠成功，但事物的初衷原本就不能與結果等同視之。對《紅樓夢》中的這些女性而言，“命若朝霜”只是她們的處境和結局，她們對自我人生的選擇和經營不應被“薄命”二字一概抹去。

可憐之人，背后必有可恨之制度

誠如《命若朝霜》一書中多次強調的，《紅樓夢》雖是一部文學作品，其創(chuàng)作卻一定來源于真實存在的事件和制度。透過表面的家長里短、恩怨是非，《紅樓夢》足以被視作一部清代法律的教科書。甄英蓮一家的遭遇應是讀者感受到造化弄人的開始，但在命運的無常之外，《紅樓夢》中有著一套確定的禮法制度，也因此，無論出身權貴還是賤籍，無論性情稟氣如何，女子的人生大多是殊途同歸的。她們的故事并不是撲朔迷離的，因為本質上“是一個法律的悲劇，是一個極度殘酷的法律制度必然導致的結局”（372頁）?？聧菇淌谡归_剖析的十二個主題并非按照傳統(tǒng)的金陵十二釵的人物序列展開，而是既有良人，又有賤民，既有未出嫁的“寶珠”，又有嫁了人的“魚眼睛”。如此安排，一方面呼應了曹公對這些薄命女子毫無階級偏見的憐憫，另一方面也是借這些來自不同階層、有不同社會關系的女性角色的經歷，展現(xiàn)了清代科舉對官吏個人命運和行事準則的強大控制力，清代律法對普通百姓（尤其是底層女性）權利保護的漠視與不足。

更值得注意的一點在于，在那些法無明文規(guī)定，或者即便有法可依，卻力所不逮、下有對策之處，社會中的不同主體——甚至是女性的家人，基于不同的利益考慮，心照不宣地合力促成了這些女子的“無依、易主、早夭”（390頁）。柯嵐教授在書中多次強調，《紅樓夢》不是一部完全寫實的作品，金陵十二釵也未必都有原型對應，但“千紅一哭”和“萬艷同悲”的故事卻折射出無數(shù)個真實存在過的，在“以禮為法”的清代法律和社會之下被壓迫致死的女性悲劇。

其中，關于甄英蓮命運、十二伶結局和清代籍沒刑罰的三章重點呈現(xiàn)了中國古代法律對自由人和以奴婢為主的賤民之間所作的嚴格區(qū)分?！芭举v人，律比畜產”（《唐律疏議·名例六》），尤其放在清代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對女性身體和思想的禁錮推至極端的特殊背景下，那些缺乏家族庇護的底層女性時常會面臨被財產化（從良民被迫降為賤民）的風險，其低賤身份還會世代相沿；而司法系統(tǒng)的種種問題——譬如拐逃案件報官的不易、女性奴婢買賣的泛濫以及地方官員考核的弊病，更是抹殺了她們在身陷險境和走投無路時獲得官方救濟的可能性。

秦可卿之死、尤三姐之死、鮑二家的之死這三章組成了一個賈府中下層女性自殺案件的檔案。多個不同身份、地位女性的相似遭遇和結局，共同揭示了清代社會中女性在法律上的極度弱勢。從法理上講，“清代官方據(jù)以評判婦女貞節(jié)的標準，乃是她們在面臨諸如喪夫、被人企圖奸淫或調戲等挑戰(zhàn)時所做出的反應”（[美]蘇成捷：《中華帝國晚期的性、法律與社會》，謝美裕、尤陳俊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269頁），清代法律雖然強調保護婦女貞節(jié)，但更注重維護家長、尊親屬在家族中的特權和尊崇地位?！案擅噶x罪”（即妻妾告夫、子孫告父祖、奴婢告主人，在古代屬于犯罪，當受嚴懲）的威懾、親屬相奸犯罪中施加給被害人的嚴苛證明標準，加之古代法律對家長殺傷子女、男主人打死或侵犯奴婢行為的寬宥，都使得自殺成為這些女性恢復名譽、伸張正義的最優(yōu)解。

蘇成捷著《中華帝國晚期的性、法律與社會》

對于受害者而言，“如果遭遇了侵犯，只有當時立即自殺才能證明自己的清白，才可能讓加害人受到懲處，沒有立即自殺就不被視為‘貞婦’，就成了犯奸婦女，任憑輿論肆意侮辱”（297頁）。順著這個邏輯，古代社會女子被拐賣或失蹤的先行事實，往往會導致后續(xù)的加害者被減輕處罰，因為她們自身“行虧名缺”，進而——用今天的話來說——后續(xù)對她們的侵害行為被認為社會危害性相對較低。這種思路即便在今天仍可能存在，有學者就曾批判過當下仍不乏類似于“強奸陪酒女比強奸良家婦女危害性要小”這樣的荒謬言論（參見王新宇：《女性貞潔與法律的操守——兼論李某某案的中國判斷與美國立法經驗》，《政法論壇》2014年第二期）。這種不合理的裁判思路啟示著當代法律工作者，要剝離冗余事實，亦不得隨意剪輯事實，以防止“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式的冤情出現(xiàn)。正所謂“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不論是通奸、婚姻暴力，或是女性的夫家認同，在古今中外的許多社會中，都是深刻而重要的議題”（李貞德：《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國法律史》，重慶出版社，2022年，147頁），《紅樓夢》所提及案件中反映出來的情、理、法之間的張力，在今天看來仍不過時。

沿著清代刑法的邏輯，本書將目光投向了案件當事人以外的角色，也理清了她們的行動邏輯——譬如秦可卿的近身侍女瑞珠、寶珠如何避免家主的迫害，尤氏身為繼室的尷尬處境只能讓她保持沉默；還有自殺女性的娘家親屬本應當討回公道，請求官府追究夫家“威逼人致死”以及“私埋人命”的罪責，但卻迫于大家族教唆詞訟的淫威，更擔心被扣上“以尸詐訛”的罪名，只好放棄出頭申冤。

趙姨娘的詛咒與尤二姐之死這兩章，著重分析了宗法制下的妻妾有別。就人物性格而言，一般認為前者陰微鄙賤，后者平庸懦弱，趙姨娘自知和賈環(huán)在府中屬于下流沒臉的，尤二姐也深知自己雖然標致卻無品行。也因此，這兩個人物歷來令讀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畢竟對于旁觀者而言，“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的思維模式的確好用。但《命若朝霜》從中國古代妾的困境出發(fā)，闡明了這些女子因出身寒微、孤苦無依而不得不隨波逐流、為人妾侍的被動選擇，而成為妾室又是她們中大多數(shù)人受盡欺凌的開始?！版矸郑玖既艘?，但既嫁為妾，又復降為微賤，在禮與法，均視之如物。”（陳鵬：《中國婚姻史稿》，中華書局，1990年，717頁）清代妾的地位較之于前朝更為低下，加之明朝以降，“妻妾爭寵已經日益演化成為家庭生活的新趨向”（陳寶良：《正側之別：明代家庭生活倫理中之妻妾關系》，載《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三期，132頁），現(xiàn)實中正妻對出身下層的妾室實施凌辱、迫害（但不會受到法律嚴懲）的例子屢見不鮮。因此，無論是民國時期還是新中國成立后的法律，都將妾的問題視為與現(xiàn)代化相沖突的前現(xiàn)代有害殘余，并以削弱、犧牲家長權為代價，對妾予以不同程度的救助，妾因而能夠自主地運用法律來爭取權利（[美]陳美鳳：《法庭上的婦女：晚清民國的婚姻與一夫一妻制》，趙珊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225-234頁）。

陳鵬著《中國婚姻史稿》

在清代宗法制度之下，無論是趙姨娘的屢屢“作妖”還是尤二姐的吞金自逝，本質上都是向這個等級森嚴的大家族表達質疑和反抗。無論她們原本的品行、才華、修為如何，這些所謂的“品格證據(jù)”都不能撼動她們被丈夫的家族依禮法排除在外的命運，也不應成為今人吝嗇對其應有的憐憫的正當理由。

由普通人物、普通境遇釀成的悲劇

《紅樓夢》屬于一部“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自然而成的悲劇”，寶黛的悲劇便是“既沒有蛇蝎小人的作祟，也沒有意外變故的襲來，只是各種普通的人物因為各自人生態(tài)度的不同而釀成的悲劇”（113頁）。歸根結底，薄命司上樁樁件件的悲劇，不是某些窮兇極惡者的為非作歹，或女性彼此傾軋、競爭所造成的，而是這些女性自出生到死亡便須得適應的惡劣制度環(huán)境所導致的。王熙鳳的機關算盡、探春的改革失敗，本質上是“肉食者”的失敗，是儒家傳統(tǒng)道德理想的幻滅。

（一）“為官的，家業(yè)凋零”

《命若朝霜》全書多次提及了賈府乃至當時整個朝廷、民間社會的“陋規(guī)”問題，并通過甄英蓮被拐、王熙鳳管家、賈探春改革等重要橋段，闡釋了陋規(guī)的存在對個人命運的重大影響?！奥?guī)”即不公開的公家收支，是政府及社會所默許的不規(guī)則收入，所謂“規(guī)矩如此”。今天探討朝代興衰的學者，都在很大程度上將滿清政府失敗的原因歸結于財政制度的腐??；古代的統(tǒng)治者、有著治國平天下之理想的儒家士大夫，也對陋規(guī)現(xiàn)象深惡痛絕。但實際上，陋規(guī)并不是古代社會消亡的唯一或根本問題。其固然丑陋，但背后的制度環(huán)境，即官員的考績、推薦、彈劾（監(jiān)督）等官僚系統(tǒng)內部的一系列運作規(guī)范更值得反思，這也是甄英蓮無法在賈雨村轄下獲得解救的根本原因。在陋規(guī)等紕政的長期運轉下，護官符得以生效，無論有無賄賂，都不會影響到最終的處理結果。因此，對當時的司法人員而言，葫蘆案的審判只是一件循規(guī)蹈矩的例行工作——柯嵐教授稱之為“體制性的冤案”——它算不得難辦案件或偶發(fā)事件，倘若賈雨村憑借個人良知去判了，才是真正的“胡亂判斷了此案”。

《命若朝霜》一書中“王熙鳳管家與清代的宗族治理”與“探春治家與賈府的陋規(guī)”二章，探討了宗族中女性管家權的來源、行使的資本、管理的范圍和現(xiàn)實的障礙。王熙鳳靠著家族聯(lián)姻和個人能力總管了榮國府所有家政內務，而探春因為旗人家庭“姑奶奶”的地位和自身的刻苦學習，也得以對賈府的陋規(guī)進行整頓。在柯嵐教授看來，治家與治國具有內在一致性，而探春在治家中遇到的難題與清代國家裁革陋規(guī)、整頓吏治也是相似的。榮國府的管理體系就是一個復雜的官僚體系，主要存在三大陋規(guī)：算帳歸錢的層層盤剝、采買差事的油水和奴才的看人下菜碟，須得對財政稅收體系、政府機構（家族管主）的人事和層級進行一番系統(tǒng)、理性的設計和根本性的改革，這對本就依靠陋規(guī)生存的王熙鳳等人自是不可能的。而探春為人正直，又是晚輩和姑娘家，更無法像王熙鳳那樣“同流合污”，她的小修小補只會遭到管理體制的排斥和中傷。

誠如錢穆先生所言，“每一制度，不當專就此制度之本身論，而該就此制度與政府其余各項制度之相互關系中來看此制度所能發(fā)生之功效與其實際的影響”（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8年，162頁）。陋規(guī)支撐著賈府所有日常事務的運轉，也加速了賈府的凋零；許多大小人物的存活、轉機甚至崛起都得益于陋規(guī)。無論主事人是否能夠裁撤冗余的人員和費用，賈府凋敝的結局都難以改變。這樣的非正式規(guī)則，正是以一種慣例性行政法的獨特方式發(fā)揮作用，在正式制度的結構性缺陷與地方行政實際需求的罅隙之中，獲得了一種非法的正當性（參見[美]白瑞德：《爪牙：清代縣衙的書吏與差役》，尤陳俊、賴駿楠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6-20頁）。在治家和治國上，寬仁和公正始終是一組二律背反，面對廣義的種種“陋規(guī)”，治理者既要體恤下情，又要有鐵腕手段，既要通過以身作則來提升律法、政令的權威，又必須證明自己并非“文件處理機中的一個齒輪（盡管是一個鑲鉆的齒輪）”（[美]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陳兼、劉昶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9年，250頁）。遺憾的是，封建社會積重難返，多數(shù)改革者無法恰當?shù)啬媚笃渲蟹执?，最終只能不了了之。

（二）“欠淚的，淚已盡”

從中國古代婚姻制度的角度，張金哥、林黛玉、尤三姐的悲劇也如出一轍，其中并沒有什么負心漢、惡婆婆、搶親、騙婚的戲碼，她們的長輩所考慮的因素也未必都與本人的好惡相悖，關鍵在于婚姻締結要在客觀上符合整個家族的利益，不僅要維護“門當戶對”的等級秩序，還要能夠促進家族財產的有序流轉，實現(xiàn)家族繼絕的使命，確保子嗣的繁衍。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主婚權是家長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家長對子女之婚嫁的決定權不僅為法律所確認，亦為禮俗所公認。根據(jù)《大清律例·戶律·婚姻·男女婚姻》“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無者，從余親主婚”之規(guī)定，加之孝道原則，林黛玉的婚事依法應當是賈母做主。作為家長權之重要權能的主婚權，并不簡單等同于“父母之命”，更確切地說應是家族使命。

此外，傳統(tǒng)中國重視定親程序，定親具有嚴格的法律效力，甚至比成婚儀式更為重要。男方下聘不僅意味著男女雙方是在經由家長作主的明媒正娶，并非無聘而婚、無媒茍合，更意味著女方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男方的家庭成員?；诨椤绕涫桥降幕诨椤菬o法得到法律支持、不能為世俗所容忍的。張金哥家中長輩既已接受守備家的聘定，卻意欲悔婚，將女兒另嫁高門，進而被原定親家甚至整個熟人圈譏笑和羞辱——“一個女兒許幾家”。張金哥即便不殉情，也會因名節(jié)受損而姻緣艱難。柳湘蓮因誤解尤三姐淫奔無恥而悔婚，向尤三姐索回定禮時，借口稱家中長輩在先已為其定親，也就意味著其與尤三姐的婚事只是私相授受，在法律上是無效的，三姐便只有以死自證和反抗。尤二姐因與張華多年前的定親，而反復被鳳姐拿捏、借機打壓，但從規(guī)范的角度，從元至清的法律都明文禁止指腹為婚?！澳信橐?，各有其時”（《大清律例·戶律·婚姻·男女婚姻》），一旦只立足于當下利益（保證門第、家境的對等延續(xù)），就難以保證未來狀況的變化，“指腹”實際上就埋下了不能“成婚”的種子，將會引發(fā)一系列糾纏和訟爭，擾亂社會秩序（葉楚炎：《論明清小說中“指腹為婚”的情節(jié)模式》，載《明清小說研究》2010年第三期，第47-64頁）。然而，原本可以正常婚配的尤二姐卻由于先父的輕許為婚和王熙鳳的教唆詞訟，被生生作踐至死。

古代貴族階層聘娶程序的嚴苛，以及婚姻糾紛中法律和社會側重保護男方利益的傾向，是林黛玉等人“花落人亡”的制度根源。旨在“合二姓之好”而非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婚姻大事，無論是否真的——如果是，又在多大程度上——實現(xiàn)了家族利益最大化原則，但只要落在那些無所憑依的女性頭上，便是泯滅個人欲望和自由意志的風刀霜劍。相較而言，大約兩百年后的封捧兒女士（評劇《劉巧兒》的原型）則要幸運得多。同樣曾被父親輕許娃娃親，并存在一女多許、買賣婚姻的情況，同樣在長大后與心儀之人私定終身，但在革命政權逐漸摧毀家長制、建立新的婚姻觀的過程中，由于封捧兒及其同時代的邊區(qū)婦女已經“對自己的身體和感情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并且知道怎樣用傳統(tǒng)的文化和現(xiàn)代革命的話語來為自己的行為尋求正當性”（[美]叢小平：《自主：中國革命中的婚姻、法律與女性身份（1940-196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150頁），在終身大事面前，她們反而可以利用革命政策和社會體制來合法、合理、合情地實現(xiàn)個人利益，不必再像張金哥等人一般只能被家族利益和父母之言所綁架。

叢小平著《自主：中國革命中的婚姻、法律與女性身份（1940-1960）》

余論

“一個社會就像一個人的頭腦，是由永遠相互作用的神經網(wǎng)絡構成的。對于其他不同方向的研究來說，經濟或心態(tài)上的分析是頂點，而對于研究社會結構的歷史學家來說，它們則是研究的起點?！?span style="color: #7e8c8d;">（[法]馬克·布洛赫：《封建社會》，張緒山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121-122頁）在《紅樓夢》所依托的清代封建社會背景下，女性的選擇和命運，是政治、經濟、文化、民間輿論和意識形態(tài)等多種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若自其不變者而觀之，便能通過個體的悲劇命運，揭示背后法律與社會運行的底層邏輯，窺見身處種種限制之中的女性，如何以自己的方式質疑、規(guī)避，甚至對抗父系倫理制度。

在此基礎上，或許還應自其變者而觀之。這并不意味著讀者可以對小說人物任意揣測，臆想出千差萬別的林黛玉、秦可卿“人設”，甚至構造完全脫離《紅樓夢》寫作意旨的結局；而是強調，我們要避免用臉譜化或貼標簽的方式定義人物。更重要的是，雖然薄命司中眾多女性同樣受禮教束縛，經歷家業(yè)凋零或花落人亡的命運，但不能簡單將她們視為面對規(guī)訓和壓迫時毫無自主意志與反抗行為的受害者、被征服者。在那些或許被認為是“哭哭啼啼”“尋死覓活”的表象之下，必然暗藏著她們的再三猶豫和理性權衡。高彥頤曾在《閨塾師》一書開篇，對中國婦女固有的受害者刻板形象提出質疑：“封建社會盡是祥林嫂嗎？”（[美]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頁）事實上，若能跳出兒時應試教育的窠臼來看，祥林嫂也未必只是一個完全逆來順受的“小媳婦”形象。

高彥頤著：《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

對比曹雪芹，從古至今，相當一部分文人、士大夫在解讀和書寫女性事跡時顯得索然無味，因為他們只是借殼抒發(fā)個人情懷，把本不相似的事跡粗劣地套用、歸類和定性。例如，某些古人寫孝女，“無論是年少赴死，還是下落不明，她們的人生故事都被‘剪裁’和演繹過，在被塑造出美名的同時也被遺漏了個性”（張?zhí)锾铮骸赌咎m無名，緹縈無蹤：法律史視野下的女性悲喜》，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第7頁）。

縱然律法、族規(guī)“吃人”，但紅樓女子們卻并未坐以待斃，她們盡可能尋求自救，于形勢和本能之間來回穿梭。最終，秦可卿并未愛上賈珍，尤三姐未曾屈就于輕人者，“鴛鴦女”們成功避免了被肆意迫害與凌辱，“尷尬人”們也在賈府中尋得了一方立足之地。這樣的人生法則，便可謂是“理性為自身立法”，其中的掙扎與抗爭不應因悲劇性的結局而被淡化或忽視。這些女子在適應、利用乃至推動制度進步過程中所呈現(xiàn)的自主性、能動性與批判性，恰是“金玉一般的人”（尤三姐語）、“女孩兒一樣的人品”（鳳姐語）之話語的內核。

人命若朝霜，但蒲葦韌如絲，朝霜得見晨曦，螻蟻亦可偷生。紅顏雖薄命，薄命也只是結果，并非初衷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