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上海，始終是女性議題生發和文藝創新的先鋒陣地。從王安憶、奚美娟到朱潔靜、柳鳴，從袁雪芬、陳薪伊到邵藝輝、周可，一代又一代的女性文藝工作者在這里生長、出發、閃耀。開放多元、兼容并包的城市文化，不僅給予女性文藝工作者以自由發展的舞臺，更是她們創造性思維的源泉，同時也以她們的作品和表達，參與塑造著這座城市的品格。她們以上海為支撐，以文藝為舟楫，引領著我們駛向更為遼闊、更為和諧的文明海洋。

在第115個國際勞動婦女節來臨之際，澎湃新聞上海文藝推出“伊的藝術”專題，從文學、影視、戲劇、舞蹈、古典樂、音樂劇、脫口秀、藝術展覽等8個領域，集中呈現近年來上海女性文藝面貌，向全體女性文藝工作者致敬，向她們杰出的工作致敬，向始終致力于各個領域的性別平等，消除偏見和歧視，致力于加深文明圖景的所有行動者、發聲者、擁護者，致以深深的敬意。

讓我們從寫作開始關注女性，寫作曾在女性解放的過程中發揮過巨大的力量，根據新文化史學者彼得·蓋伊的研究，教師、護士和作家是啟蒙運動之后，尤其是維多利亞時代女性職業自由的幾種主流選擇，而真正能夠建立自我認知與主體性的“志業”，則非寫作莫屬。無論是“她們自己的時代”（伊萊恩·肖瓦爾特），還是“閣樓上的瘋女人”（S.M.吉爾伯特 /蘇珊·古芭），從思考“自己的一間屋”（弗吉尼亞·沃爾芙），到“如何抑止女性寫作”（喬安娜·拉斯），都將女性的主體呈現與寫作問題緊密結合起來。從十七世紀到二十一世紀，如果說女性的個人與社會處境趨于鮮明，趨于復雜，那么寫作的創造性和主體塑造的能動性就依然重要。在當下的技術時代里，寫作的方式或將面臨巨大轉變，但在言說自我的意義上，在“女權辯護”（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意義上，女性與文學的結盟還有巨大的前景。

上海作為中國現代化經驗最豐富的城市，女性的寫作空間一直是它的重要標志。從現代到當代，無論是本土生長，還是客居來滬，上海產生過中國現代白話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一部分女作家、作品。跨入二十一世紀，女性書寫依然在強有力地定義上海文學的品格，接續文學傳統。女作家的作品不僅呈現女性問題，更捕捉屬于現代人的一切普遍的問題與主題。伍爾芙認為，優秀的寫作的頭腦是雌雄同體的，這也可以被理解成，當女人在書寫歷史與人的問題時，也會展現女性特有的觀念、氣質和立場，而且這些觀念、氣質與立場往往更加可貴，茹志鵑的《百合花》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在探討“自我的根源”與窮盡世相人生兩個層面上，上海的女性書寫常常可以體現辯證統一。王安憶的《五湖四海》和《兒女風云錄》等新作，持續不斷地向當代歷史出擊，近年來，她的長篇小說的主角都以男性為主，但依然可以看到作者在對這些不同階層的男性的塑造中，在書寫時代的風云變幻之中，都含有一種“女性批評”的眼光和態度，這一角度容易被掩蓋在歷史寫作的設定之下，因此也變得十分微妙。我們或許可以從小說的男主人公周圍的女性身上加以體察，那些妻子、母親、女兒、情人們是這種批評的部分的肉身展現，同時也是女性群像的塑造，僅僅在這方面的獨特表現，已經和她的歷史書寫差不多精彩和有力了。

茹志鵑《百合花》

王安憶

加拿大學者萊斯利·克恩在《女性主義城市》一書中說，女性一直被視為現代城市的一個問題，正如她們在理性觀念的發展中被視為“無序的”一樣。上海為現代女性經驗的生長開辟了早期的獨屬空間，延續百年，而對這些上海女性經驗始終如一、孜孜不倦的書寫者，當然也出現在上海。唐穎的全部小說可以用來定義“上海女人”四個字，她近年的作品《個人主義的孤島》《淑女》等，時空更有所拓展，飲食男女，紅粉艷伶，前世今生齊齊上演。我所了解的唐穎，在行走和寫作兩方面都驚人地勤奮，幾乎總在路上，也在路上寫作和發表，而她旅途中的奇思偶遇，片段靈光，總能折射回對于城市和女性的塑造中，“無序的女性”在唐穎筆下成為城市書寫最重要的基石，既平和又堅韌。

唐穎《個人主義的孤島》

滕肖瀾《平衡》

女性作家來寫當代社會最前沿的社會變化又將如何？滕肖瀾的《城中之城》《心居》以及今年出版的新作《平衡》，每一部都抓住當代生活的重要主題，其細膩的日常書寫又是從上海的城市文學的底色中來。總體來看，這種底色應是上海城市書寫的重要動機之一，但為何這種底色獨獨由女作家們繼承了呢？這還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最近以來，她們對都市里的典型或非典型的職業與生活方式也有諸多關注，黃昱寧的《體面人生》，沈大成的《小行星掉在下午》，王占黑的《正常接觸》，都從各自的感受出發，刻畫新生代人如何應對現代社會的生存環境，這些感受和應對里包含著女性的身心能量，但沒有人僅僅局限在性別視角中，女性書寫原本就應該挑戰一切意義上的偏見和匱乏，而對她們的寫作中的人性關懷的特殊之處，其討論還遠遠沒有展開。

張怡微

王占黑

在潮流激蕩的現代社會變遷之下，城市中的禮俗、傳統和人情倫理實際是定義一座城市的文化“性格”的重要依據，誰都不會否認這正是女性書寫的特長之一。從非虛構到虛構，無論是厚重如薛舒的“生命兩部曲”系列，還是極簡如李停的“小山與小山之間”，都將人的生存的基本尊嚴，以及幾代人之間的情感糾纏，加以女性特有的共情觀察與多元化理解。而張怡微的短篇小說從“女兒一代”的身份認知出發，建構世情與心態的細密曲折現實，她對于城市生活的變遷，空間與媒介的更替，青年人的記憶流轉等主題的記錄，已形成一份特殊的“文學史料”，更與已有的日常生活的書寫傳統（多數為女作家所建立）形成對話。改革開放以后，上海這“女兒一代”的青年們，最早領略了新的藝術時尚及生活方式，從周嘉寧、顧文艷的新近作品中，可以讀到在后發現代化大城市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的奮進與頹廢，他們或成為行為藝術般生活著的文學青年，或成為優等生文化意義上的世界青年，女性對這樣的歧路有更多的敏感和自我省思，她們良好的藝術與學術修養大大拓寬了文學創作的資源與光譜。

這些作家與作品不僅各個綻放，而且在不同時代的情感結構的差異之下，更形成了有層次的對話與承接，可以說，只有上海的女性書寫形成了這樣一種豐富的層次與承接關系，其中有屬于歷史文化的“靈暈”使然，更重要的還是體現了當下文學創作的意義。女性書寫幾乎已經成為這座城市的文明傳統，是風格與藝術，也是挑戰和自省，這些源源不斷的力量把我們引向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閱讀，作為一個讀者，要向這座城市里一切的創造者“她們”致敬。

（張屏瑾，同濟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