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區域一體化作為新時期國家層面的重要戰略，其區域合作相關問題備受關注。自 1992 年長三角地區建立長三角經協（委）辦公聯席會議以來，歷經 30 多年探索，長三角在區域合作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

作為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的標桿，長三角一體化進程始終牽引著學界與政策界的關注?；陉P系視角的跨學科研究揭示，長三角區域合作網絡正經歷從“物理拼圖”到“化學融合”的質變，其演化邏輯與動力機制對理解中國式現代化治理具有樣本意義。

長三角區域合作網絡的動態演化特征

通過分析2000—2022年間長三角城市間的合作數據（包括風險投資、專利聯合申請、鐵路客運班次、政府間生態協議等），本文構建了2000—2007、2008—2017、2018—2022三個階段的聯系矩陣，并借助Gephi和UCINET6軟件，繪制網絡拓撲結構（圖1）并測算關鍵指標，揭示出以下特征：

圖1 2000—2022年主要時間節點長三角區域合作網絡的拓撲結構

第一，網絡緊密性持續增強。長三角區域合作網絡的密度從2007年的0.0094升至2022年的0.0108，增長約15%。這表明城市間的聯系日益頻繁，資源流動更加順暢，區域內逐步形成緊密的生產與服務網絡，合作深度顯著拓展。

第二， “小世界”特征日益顯現。網絡平均路徑長度從2007年的1.351降至2022年的1.168，城市間資源和信息的交換效率顯著提高；聚類系數增長約12%，顯示出“小世界”特性。這意味著長三角內部形成了以上海、杭州、南京等核心城市為節點的高效合作體系，周邊城市被有效串聯，整體系統的冗余度和時間成本降低，核心城市的輻射效應進一步強化。

第三，多中心互動趨勢逐步形成。網絡多中心度從2007年的0.0646降至2017年的0.0107，再回升至2022年的0.0645，呈現先減后增的態勢。這是因為2000—2008年長三角區域城際合作水平較低，導致各類生產要素不斷向中心城市集聚，之后通過中心城市向多中心擴散。2008—2017年，區域合作以上海和南京2個省會城市為核心；2018—2022年，網絡的多中心度回升，表明合作網絡多中心化趨勢有所恢復，寧波、合肥、常州等更多城市通過自身的特色和優勢參與到合作中，形成多層次、多維度的互動合作格局區域的韌性和適應性逐漸提高。

此外，利用Ucinet6.0和ArcGIS10.3分析長三角區域合作網絡的節點特征與空間格局（圖2），長三角合作網絡的演化可分為三個階段：

圖2  2000—2022年主要時間節點長三角區域合作網絡空間格局演化   Fig.2  Spatial evolution of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from 2000 to 2022    注:該圖基于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標準地圖服務網站下載的審圖號為GS（2020）3189號的標準地圖制作，底圖無修改。

第一，區域合作初期（2000—2007年）：合作松散的“核心-邊緣”結構。長三角區域合作較為松散，“核心-邊緣”特征初顯。城市間合作主要以上海、南京和蘇州為核心（2007年特征向量中心度分別為0.501、0.468、0.426），呈現“三足鼎立”的格局。

第二，區域合作快速深化（2008—2017年）：合作逐漸緊密的“雙核”結構。長三角區域合作網絡逐漸轉變為“雙核引領”的格局。區域內各城市間的合作逐漸多樣化，越來越多的區域合作不再僅依賴傳統核心城市作為中介節點，而是以寧波、溫州、南通等二城市為媒介展開合作。

第三，高質量一體化（2018—2022年）：合作密切的“多極化、扁平化”結構。長三角區域合作強度不斷提高，合作網絡呈現“多極化、扁平化”特征。2022年，上海（0.506）、蘇州（0.469）、南京（0.403）、杭州（0.371）等核心城市的合作強度依然很高，彼此勢均力敵，雖西部和北部地區的城市一直處于末位，但區域內各城市整體合作的強度與廣度在第三階段均有加深，呈現“西、北部稀疏發展，東、南部持續領頭”的態勢。

 長三角區域合作網絡動態演化的動力機制

長三角區域合作網絡的動態演化受到多重因素驅動。從城市合作基礎與鄰近性兩個維度出發，選取經濟水平差異、政府支持差異、地理鄰近、制度鄰近和認知鄰近五項指標作為解釋變量，以區域合作水平為被解釋變量，通過Ucinet6.0進行多元回歸分析，獲得以下關鍵發現：

首先，地理鄰近和制度鄰近始終是穩定的合作驅動力。分析顯示，地理鄰近系數普遍為負值且顯著，這意味著地理距離越近的城市間合作越緊密；制度鄰近同樣表現出顯著性，表明長三角城市更傾向于與制度環境相似的城市建立合作關系。

其次，認知鄰近在區域合作發展初期（2007年）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長三角各城市傾向與產業結構相似的城市合作，而到2017年，認知鄰近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產業結構互補性開始發揮作用，異質性合作增加。2022年認知鄰近回歸系數下降，表明產業結構相似的城市仍傾向于合作，但互補合作的趨勢有所減弱。

最后，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在區域合作快速深化時期（2017年）對合作強度有顯著的負向影響。政府支持對區域合作發揮積極促進作用，但隨著時間推移，其影響減弱。區域合作發展初期，政府的財政投入對區域合作發揮重要作用，但隨著區域合作的深化進入高質量發展時期，這一作用逐漸減弱

 小結與建議

本研究從經濟、創新、交通和生態四個維度出發，采用關系型數據，構建了長三角區域合作測度體系，突破了傳統單一維度的局限，更全面地揭示了長三角區域合作的動態特征。研究得出以下核心結論：

網絡演化：從松散到高效的“小世界”特征

長三角區域合作網絡總體較為密切，經歷了從松散到緊密、從單中心向多中心、從低效到高效的顯著演變過程，區域合作網絡的平均路徑長度不斷下降，表明長三角區域合作網絡呈現“小世界”特征。

結構特征：多中心扁平化的空間布局

長三角區域合作網絡主體表現出明顯的“多中心、扁平化”特征，形成以南京—上?！贾莸摹包S金三角”為支撐，并逐步向周邊臨近城市擴散的空間結構。上海、南京和蘇州等核心城市在不同階段均發揮了重要作用。合作初期以上海為絕對核心，蘇州和南京為重要節點；快速深化時期，合作網絡轉變為以上海和南京雙核驅動；高質量發展時期，呈現上海、蘇州、南京、杭州等多中心互動趨勢。

驅動因素：鄰近性與階段性動態調整

地理鄰近和制度鄰近在長三角區域合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認知鄰近和合作基礎中的經濟發展水平變化反映區域內經濟和產業結構的動態調整，具有階段性差異。區域合作初期，認知鄰近顯著促進了區域合作，隨后認知鄰近作用下降，而隨著合作的深化進入到高質量一體化時期，認知鄰近又表現出顯著的促進作用。此外，政府支持在早期對區域合作的推動作用顯著，但隨著合作程度的加深，其重要性有所下降。

基于研究結論，提出如下對策建議：

夯實基礎：提升基礎設施與政策協同

長三角區域合作目前處于“高水平、多中心”的發展階段，并且網絡的“小世界性”逐漸顯露。長三角區域應根據這一特征，進一步提升城市間的連通性，增加城市間合作的廣度和深度，加大對交通網絡優化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特別是高速鐵路、公路網和港口設施的完善，減少城市間的交通成本。同時，推進跨區域政策和制度的協調與統一，制定和推行一系列有利于區域合作的政策，減少制度性障礙，促進資源的高效流動和城市間的無縫對接。

多核驅動：強化結構優化與產業互補

發揮長三角區域合作網絡中的上海、南京、蘇州、杭州等核心節點優勢，明確大中小城市功能定位分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進一步提升長三角區域合作網絡中寧波、合肥、常州等表現較好城市的經濟地位，逐步形成多中心化的發展格局。同時，支持城市間的產業互補合作，利用各城市的比較優勢，推動產業鏈上下游的協同發展，實現資源共享和協同創新。

制度創新：共建產業園區與創新飛地

發揮制度鄰近作用共建產業園區和創新飛地。進一步發揮不同區域的制度鄰近優勢，優化營商環境，減少對市場的直接干預，深化政府引導與市場推動相結合的方式，促進上海、杭州等發達城市在欠發達城市跨區域建設產業園區、產業飛地，促進皖北、皖西以及蘇北、浙西等城市在發達城市設立創新飛地，推動產業與創新資源共建共享，實現長三角區域更緊密地合作。

【本文作者系曹賢忠系華東師范大學城市發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城市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副主任。范之千系華東師范大學城市發展研究院碩士研究生。原論文刊發于《熱帶地理》2024年第12期，本文是對原論文的精簡?！?/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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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三角議事廳”專欄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社會科學創新基地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發起。解讀長三角一體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線調研報告，呈現務實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