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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復興的另一面︱佛羅倫薩圣約翰洗禮堂的建筑與裝飾史

陳勇（溫州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

2025-03-18 10:43

來源：澎湃新聞

每當論及意大利文藝復興，人們總是會用“人的發現”“對自然和美的發現”“把人和人性從宗教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等這類耳熟能詳的話語來形容這個時代。這類詞語可以說是對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實質的高度概括，但正因為其“高度概括”的特性，它也常常因為理論的抽象而失去了對一般大眾的吸引力。因此，我們對文藝復興的了解走的是從抽象到一般的路徑。在這種思維慣性的影響之下，我們對歷史的學習變成了記憶歷史、記憶這些描述性話語。這不是科學探究的正確順序。科學探究的方法應該是“歸納總結”法，即從無數個案例中抽象總結出一般性的理論來，而不是首先從一般性的理論出發，然后再列舉許多個案來證明一般性的理論。因此之故，筆者特意選取洛倫佐·吉貝爾蒂以及他的藝術作品——青銅門或稱為“天堂之門”作為切入點，希望以點帶面，通過講解天堂之門來了解文藝復興運動，起到“窺一斑而見全貌”的效果。

佛羅倫薩的圣約翰洗禮堂

天堂之門位于佛羅倫薩的圣約翰洗禮堂，是洗禮堂的東門。洗禮堂一共有三扇門，按照修建完工的時間先后排序，它們分別為南門、北門和東門。東門因為正對著圣母百花大教堂，因而通常被視為洗禮堂的正門，同時也是最為重要的一扇門。

之所以花費大量的時間和金錢來裝飾洗禮堂，主要是因為其對佛羅倫薩人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圣約翰洗禮堂供奉的是佛羅倫薩的守護圣徒——施洗者約翰。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每個城市都有其守護圣徒。例如，錫耶納的守護圣徒是圣安娜，阿雷佐的守護圣徒是圣弗朗西斯（該市與圣弗朗西斯修會關系密切），比薩的守護圣徒是圣保羅，威尼斯的守護圣徒是圣馬可等。每座城市的守護圣徒常常與當地的歷史、文化、社會結構以及宗教傳統密切相關，形成了獨特的宗教身份和地方認同。佛羅倫薩的圣約翰不僅是城市的守護圣徒，也是城市權力結構和自豪感的重要象征。每年的6月24日是佛羅倫薩的傳統節日——施洗者約翰節。在這一天，佛羅倫薩政府會組織盛大的慶祝活動，其中的重頭戲之一便是燭火巡游。這個慶典最早源于中世紀時，年輕的城市公社每征服一個周圍鄉村的貴族，都要求他們向天主教會和施洗者約翰宣誓效忠，并且捐贈蠟燭以示忠誠。到了每年的施洗者約翰節，這些貴族和市民們身著節日盛裝，手持點燃的蠟燭，組成莊嚴的游行隊伍，行進至圣約翰洗禮堂所在的圣約翰門，象征著他們對城市公社的臣服與忠誠。

圣約翰洗禮堂對佛羅倫薩人的另一個重要意義在于，它是佛羅倫薩人身份認同的象征。在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根據佛羅倫薩傳統，每一個新生的嬰兒都必須在圣約翰洗禮堂接受洗禮。這一儀式不僅是宗教意義上的洗禮，更深層地與佛羅倫薩人的身份認同緊密相連。因而，從某種程度上說，在圣約翰洗禮堂接受洗禮，幾乎等同于成為佛羅倫薩人。這種傳統使得洗禮堂成為每個佛羅倫薩人生命中的一個重要標志，象征著他們與城市及其文化的深厚聯系。

雖然圣約翰洗禮堂地位重要，但是關于它的起源問題卻充滿了爭議。埃德加·W.安東尼曾評價說，“由于洗禮堂本身的重要性，同時也由于沒有任何明確的文獻證據提到它的起源，因而，很可能在整個意大利，沒有一座建筑能像佛羅倫薩洗禮堂這樣引起人們如此巨大的爭議了。”

人們對圣約翰洗禮堂起源的認識也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從佛羅倫薩歷史編撰學開始發端之際的12世紀直至18世紀初，戰神瑪爾斯神廟起源說一直占據主導地位。但丁、維蘭尼以及其他早期作家都認為它最初是一座獻給戰神瑪爾斯的神廟。受他們的影響，后期的一些作家，如薄伽丘、馬爾喬內·迪·科波·斯泰法尼（Marchionne di Coppo Stefani）、馬泰奧·帕爾米埃里（Matteo Palmieri）、列奧納多·布魯尼、波利提安（Politian）以及切里尼（Cellini）等，他們都接受了圣約翰洗禮堂的戰神瑪爾斯神廟起源說。

至18世紀，戰神瑪爾斯神廟起源說開始遭遇質疑，倫巴第起源說逐漸盛行。公元5至8世紀，倫巴第人入侵并統治了意大利的中北部地區，建立了以帕維亞為中心的倫巴第王國。現今意大利北部的倫巴第大區便是以他們的名字來命名的。倫巴第起源說的主要依據在于圣約翰洗禮堂的外觀和內部設計被認為具有典型的倫巴第風格，尤其是在其建筑結構中可以看到倫巴第文化的深刻印記。洗禮堂的圓頂、拱形結構、立柱和拱門的設計都與倫巴第建筑的特色相似，具有堅固實用與簡潔美觀的特點。此外，洗禮堂的圓形布局與倫巴第人在建筑中常見的幾何結構和宗教建筑形式相吻合。在歷史上，佛羅倫薩也曾一度臣服于倫巴第王國，成為其領土的一部分。這一歷史背景為倫巴第起源說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認為圣約翰洗禮堂在外觀設計和建筑結構上可能直接受到了倫巴第人的影響。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公元5世紀起源說逐漸盛行，證據主要來自歷史文獻、考古發現以及洗禮堂內部的裝飾。文獻證據方面，一份公元9世紀的歷史文獻明確提到了圣約翰洗禮堂，學者據此認為，早在公元9世紀，圣約翰洗禮堂就已經存在于佛羅倫薩。考古挖掘方面，1893年和1897年，佛羅倫薩人對洗禮堂附近地區進行了考古挖掘，發現了幾處羅馬時期建筑物的遺址，這為洗禮堂的歷史提供了進一步的線索。特別是在1915年的挖掘中，學者對洗禮堂建筑本身進行了詳細的考古調查，發現了一處公元5世紀的羅馬墓葬，出土了數枚公元4世紀和5世紀時期的硬幣，以及一處帶有馬賽克裝飾的地板。這一發現進一步證明了該地區在公元5世紀已有較為重要的建筑活動，并暗示圣約翰洗禮堂的建筑歷史可能追溯至這一時期。根據這些考古證據，學者推測，圣約翰洗禮堂的建筑歷史最早可能并不早于公元5世紀，而是介于公元5世紀與公元9世紀之間。洗禮堂內部的裝飾風格也是證明其公元5世紀起源的關鍵證據之一。其裝飾風格具有典型的古典時期的特色，這種風格最早出現在公元4世紀，進一步支持了洗禮堂可能始建于公元5世紀的觀點。

20世紀初，學者們對所謂有關圣約翰洗禮堂的歷史文獻進行了深入考證，發現其中所提供的信息并不可靠。這些文獻主要來源于1684年成書的《最高貴的城市佛羅倫薩》（Firenze città nobilissima）一書，作者在書中提到了洗禮堂的兩個歷史事件：一條提到1059年教皇尼古拉二世為洗禮堂進行了祝圣；另一條則提到1128年，一個洗禮池被放入洗禮堂。然而，經過學者們的研究，發現該書作者存在多處偽造行為，這些信息因此被認為是不可信的。由此，學者認為關于洗禮堂的確切年代，不能完全依賴這些文獻資料，而應該更多地轉向考察該建筑自身的特征以及它與更廣泛背景之間的關系。

20世紀30年代，著名建筑學者沃爾特·霍恩（Walter Horn）通過對佛羅倫薩建筑技術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觀點。他通過細致分析洗禮堂底層的砂巖結構，結合對石材切割精細程度、灰泥應用、水平線走向等建筑細節的考察，發現這些特點與佛羅倫薩的圣使徒教堂和圣皮耶爾·斯凱拉焦教堂的晚期部分有著明顯相似之處。霍恩據此認為，這些相似之處表明，洗禮堂的修建時間可能大致位于11世紀或12世紀，即洗禮堂的建造時間大致落在中世紀早期至中期之間。

總體而言，圍繞洗禮堂的起源，共有三種說法：一種說法是圣約翰洗禮堂始建于羅馬時期，前身是獻給戰神瑪爾斯的神廟。另一種說法是圣約翰洗禮堂建于公元7世紀倫巴第人統治時期，或更早的拜占庭人統治時期。第三種說法是圣約翰洗禮堂修建于11-12世紀佛羅倫薩城市公社自治時期。無論哪一種說法，我們只需要記住下述這一點就足夠了，即圣約翰洗禮堂經歷了多次改建，然后才有了我們今天所看見的樣子。

正因為圣約翰洗禮堂對佛羅倫薩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因而從很早的時候開始，他們便花費了大量時間和金錢來裝飾這座教堂。圣約翰洗禮堂的改建工作始于12世紀初，時值佛羅倫薩經濟經歷一個飛速發展的時期。人口的增長與城市面積的擴大可以說是經濟快速發展的直接體現。1175年左右，佛羅倫薩城市人口可能在10000人至12000人之間；12世紀末，人口上升至大約15000人；至13世紀中期，佛羅倫薩城市人口飆升至50000人至60000人之間，實際可能更接近于60000人。面對如此迅速的人口增長態勢，佛羅倫薩古老的羅馬時代的城墻已經不足以滿足城市發展的需要。于是，1172年，佛羅倫薩開始修建第二圈城墻；1175年，新城墻修建完工。據學者估計，新城墻的面積是第一圈、即羅馬時代城墻面積的三倍。

內圈：羅馬時代的佛羅倫薩；中圈：1172-1175年修建完工的第二圈城墻；外圈：1284-1324年左右修建完工的第三圈城墻

手里有錢了的佛羅倫薩人開始美化他們的城市，首要的目標自然是他們鐘愛的洗禮堂。傳統上，洗禮堂屬于宗教建筑，因而理所應當地歸屬佛羅倫薩主教管轄。洗禮堂的裝飾、維修等工作則由教會人士組成的“工程委員會”具體負責。然而，隨著12世紀佛羅倫薩經濟的迅猛發展，世俗政府的權威逐漸增強，這也使得“工程委員會”逐漸從教會轉交到世俗政府的控制之下。自此以后，圣約翰洗禮堂的裝飾工作開始取得顯著進展。1225年，洗禮堂后殿的凱旋門修建完工，標志著這一階段裝飾工作的開始。1271年，洗禮堂穹頂上的馬賽克裝飾開始啟動，經過大約30年的精細工藝，到1300年左右才完成，成為洗禮堂內最引人注目的藝術杰作之一。1293年，卡利馬拉行會開始負責圣約翰洗禮堂的改建工程，成為這一重要項目的主導力量。卡利馬拉行會是佛羅倫薩最富裕、最具影響力的商人行會之一，主要業務是從低地國家（今天的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進口粗紡呢絨，經過精加工后轉售到地中海地區。由于該行會的商鋪主要集中在佛羅倫薩的卡利馬拉大街，因此得名“卡利馬拉行會”。毛紡織業是佛羅倫薩的支柱產業，而卡利馬拉行會的財富和影響力讓它在佛羅倫薩經濟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在該行會慷慨捐資支持下，洗禮堂內部的一些大理石和墳墓被拆除，為進一步的裝飾和改建工作騰出了空間。

1330年，佛羅倫薩的卡利馬拉行會委托藝術家安德烈·皮薩諾（Andrea Pisano）負責修建圣約翰洗禮堂的南門。安德烈·皮薩諾（約1290年-1348年）是意大利中世紀著名的雕塑家和金匠，屬于意大利哥特式藝術的重要代表之一，以其精湛的雕刻技藝和宗教題材的作品著稱。在接手這項工作后，經過六年艱苦卓絕的努力，安德烈·皮薩諾終于于1336年完成了南門的修建。作為一座獻給施洗者約翰的洗禮堂，安德烈·皮薩諾在為洗禮堂鑄造第一扇門時，選擇將其獻給教堂的主圣人——施洗者約翰。

南門的設計由二十八塊精美的銅制嵌板構成，其中上部的二十塊嵌板生動細膩地敘述了施洗者約翰的一生。皮薩諾依據《新約圣經》的記載，按照從上至下、先左后右的順序精心編排，以連貫的敘事方式展現了施洗者約翰從出生、傳道、為耶穌施洗直至最終殉難的完整故事。這些嵌板的具體內容包括：“天使報喜”“撒迦利亞變啞巴”“圣母瑪利亞拜訪伊麗莎白”“施洗者約翰降生”“撒迦利亞為施洗者約翰命名”“曠野中生活的施洗者約翰”“向法利賽人傳教”“預言耶穌基督的到來”“為門徒施洗”“為基督施洗”“批評希律王”“被投進監獄”“門徒來訪”“基督治愈身患疾病者”“莎樂美的舞蹈”“殉難”“莎樂美向希律王獻上約翰的頭顱”“莎樂美向母親希羅底獻上施洗者約翰的頭顱”“門徒運送施洗者約翰的靈柩”以及“施洗者約翰的葬禮”。底部的八塊嵌板并沒有具體的情節描繪，而是代表著一系列抽象的基督教美德，分別為“希望”“信仰”“仁慈”“謙卑”“堅韌”“自律”“公正”和“謹慎”。

安德烈·皮薩諾南門全景圖

左：天使報喜；右：撒迦利亞變啞巴

左：圣母瑪利亞拜訪伊麗莎白；右：施洗者約翰降生

左：撒迦利亞為施洗者約翰命名；右：曠野中生活的施洗者約翰

左：向法利賽人傳教；右：預言基督的到來

左：為門徒施洗；右：為基督施洗

左：批評希律王；右：被投進監獄

左：門徒來拜訪；右：耶穌基督治愈身患疾病者

左：莎樂美的舞蹈；右：殉難

左：向希律王獻上約翰的頭顱；右：向希羅底獻上施洗者約翰的頭顱

左：門徒運送施洗者約翰的靈柩；右：施洗者約翰的葬禮

左：希望；右：信仰

左：仁慈；右：謙卑

左：堅韌；右：自律

左：公正；右：謹慎

通過這扇門，皮薩諾不僅展示了自己的藝術才華，還賦予了洗禮堂更深的宗教與歷史意義，使其成為佛羅倫薩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16世紀的藝術史家瓦薩里對安德烈·皮薩諾推崇有加，認為他是14世紀雕塑藝術開始進步時期的典型代表人物，并稱贊其作品展現出高超的技藝與表現力。然而，瓦薩里同時也指出，這一時期的雕塑藝術仍然存在諸多缺陷，與繪畫一樣，尚未達到完美的境界。他認為，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當時缺乏“可供模仿的好作品”，導致藝術家們在探索形體與空間表現方面仍顯不足。因此，盡管皮薩諾的作品在當時堪稱杰出，但在瓦薩里看來，它們依然處于通往真正成熟藝術的過渡階段。

洛倫佐·吉貝爾蒂與布魯內萊斯基的“同臺競技”

1348年左右，黑死病暴發，佛羅倫薩全城約三分之一的人口喪生，建筑和裝飾活動也因此暫時告一段落。至14世紀下半期，瘟疫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造訪一次。圣約翰洗禮堂的改建和裝飾工作也因此一直斷斷續續，進展緩慢。到了1401年，佛羅倫薩再次暴發瘟疫，不過，這場瘟疫來得快、結束得更快。免遭劫難的佛羅倫薩人認為這是上帝保佑的結果。為了表達感激之情，他們決定為圣約翰洗禮堂修建一座嶄新的青銅門，即洗禮堂的北門。

為了吸引更優秀的人才參與新工程建設，確保更精湛的作品脫穎而出，佛羅倫薩卡利馬拉行會成立了青銅門建筑事務委員會。美第奇銀行的創始人——喬萬尼·迪·比齊·德·美第奇就是該委員會的成員之一，這也是后世聞名的美第奇家族首次參與藝術贊助活動。委員會發出了公開競標公告，競標的主題統一設定為“亞伯拉罕獻以撒”。據說，共有七位競爭者參加了此次競標。最終，只有兩部最優秀的作品得以保存至今，即布魯內萊斯基和洛倫佐·吉貝爾蒂的作品。其他幾幅作品在競標失敗后很可能被重新熔鑄，以便再次利用。青銅門建筑事務委員會為每一位競爭者分配了一塊壓制成餅狀的青銅，并要求他們根據這塊青銅的既定形狀——四葉花瓣的輪廓，創作同一主題的作品。此外，委員會還明確規定了每個作品中人物和動物的數量，要求參賽者在遵循這些具體規范的同時，充分展示其藝術創意和技藝。

從現存洛倫佐·吉貝爾蒂與布魯內萊斯基的競標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兩位藝術家都嚴格遵循了四葉花瓣的設計形狀，并雕刻了兩個仆人和一頭驢，同時還雕塑了故事的主角——亞伯拉罕和以撒。布魯內萊斯基的設計獨具匠心，兩個仆人和驢子被安排在三角形的底座上，支撐著位于頂部的亞伯拉罕、以撒和羊羔。為了展示亞伯拉罕的堅定信念，布魯內萊斯基筆下的亞伯拉罕表情堅決，正將自己重壓在以撒扭曲的身體之上，而那只即將替代以撒的羊羔則懶散地用蹄子撓著耳朵。就在亞伯拉罕手中的刀即將觸碰以撒脖頸的關鍵時刻，天使從左側的花瓣中出現，伸手抓住了亞伯拉罕的手腕，阻止了悲劇的發生。

在底部的設計上，右側的仆人正用杯子從河中掬水，象征著洗禮的儀式。中間的飲水驢背上的駝鞍上放置著麥稈，隱喻圣餐中的面包。左側的仆人則低頭、翹起腳，一手伸出正試著拔出嵌入右腳的尖刺。布魯內萊斯基對于拔刺仆人的設計顯然受到了羅馬古典雕塑的影響。公元12世紀，在羅馬的拉特蘭宮，收藏有一尊源自羅馬時期的《拔刺男孩》雕像，這尊雕像描繪了一位少年拔出腳刺的動作。布魯內萊斯基很可能親眼見過這尊雕像，并將其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但賦予了其新的象征意義：他通過這一動作暗示耶穌基督就像這位拔刺男孩一樣，將代替迷途的羔羊贖罪，為這個世俗世界洗凈罪惡。

布魯內萊斯基競標作品：亞伯拉罕獻以撒

羅馬雕像：拔刺男孩

洛倫佐·吉貝爾蒂的敘事則展現了與布魯內萊斯基截然不同的風格。他的作品可分為上下兩部分，故事的主人公位于畫面的右側。在吉貝爾蒂的雕刻中，亞伯拉罕雖然依然堅定地遵從上帝的指示，但他對兒子的深情也顯而易見。因此，吉貝爾蒂筆下的以撒，并未呈現出過度的身體扭曲，而是以一種自然、順從的姿態迎接即將降臨的命運。這種設計也與后世經文作家對亞伯拉罕獻祭以撒這件事的理解和詮釋相一致。

在世俗眼光看來，亞伯拉罕獻祭自己的兒子這件事可能顯得有些違背人倫常情。但是，在信徒眼中，亞伯拉罕毫不猶豫地遵從上帝的指示獻祭以撒這件事卻恰恰展現了其信仰的堅定和對神的絕對服從。然而，由于經文的敘述過于簡潔，在獻祭這件事上，以撒的心理活動我們是無法從經文里讀出來的。相對于亞伯拉罕跌宕起伏的一生，以撒的一生則顯得有些平淡無奇。因而，后世有解經者為突出以撒，特別強調以撒在知道了即將被獻祭的命運之后，并沒有逃避或反抗，而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了這一切。吉貝爾蒂通過雕刻體現了這一點，他刻畫的以撒赤裸著身體，展示著矯健的肌肉，抬頭挺胸，平靜地望向舉刀準備獻祭自己的父親，表現了他內心的平和與順從。在畫面的左側，兩位仆人正在激烈辯論是否應該執行亞伯拉罕的命令，仿佛在為亞伯拉罕是否應獻祭以撒這一決定提出意見。仆人和山峰自然構成了一道視覺隔閡，將這兩個場景與主角亞伯拉罕和以撒的情節分開，從而增強了作品的層次感。

總的來說，布魯內萊斯基的作品更注重戲劇性的動作表現，情感表達含蓄且充滿張力；而吉貝爾蒂的作品則顯得更加簡潔、樸素，動作相對內斂，著重表現信仰與順從的主題。他通過清晰簡潔的構圖和人物塑造，使得整個場景更加簡明易懂，同時也傳達了一種信仰的純粹與內心的平靜。這種簡潔而深刻的表達方式，或許正是“青銅門建筑事務委員會”最終判定吉貝爾蒂勝出的原因之一，因為他的作品在視覺上更加清晰，更具感染力，能夠更好地傳達出宗教主題的核心精神。

洛倫佐·吉貝爾蒂的競標作品：亞伯拉罕獻以撒

不過，對于最后的評審結果，后世仍然存在著爭論。在隨后的回憶錄里，吉貝爾蒂聲稱自己的作品最終獲得了勝利。他說：“所有專家和其他參賽者都對我獻上了勝利的掌聲。所有的榮耀都無一例外地歸屬于我。經過有識之士的仔細商討和審查，我的勝出得到了所有人的承認。評審人員都是畫家和金銀與大理石雕塑家等專業人士，他們都希望親自寫下最終的決定。評委共34人，其中有些來自佛羅倫薩城以及周邊地區；我的勝利獲得了所有人的肯定，其中包括行會管理者、洗禮堂的委員會，以及掌管圣約翰洗禮堂的商人行會的成員。”

但是，根據同時代布魯內萊斯基的傳記作者——安東尼奧·迪·杜奇奧·曼內蒂（Antonio di Tuccio Manetti）（1423-1497年）的說法，“青銅門建筑事務委員會”的最終決定是將青銅門的鑄造委托給吉貝爾蒂和布魯內萊斯基兩人，共同負責這一工程，但布魯內萊斯基拒絕了這一提議，選擇獨自退出。無論歷史事實如何，一個不可否認的真相是，布魯內萊斯基此后放棄了雕塑，轉而專注于建筑，并前往羅馬深造，吸收古典建筑的精髓。多年以后，到了1418年，學成歸來的布魯內萊斯基憑借卓越的建筑才華和創新設計，成功贏得了圣母百花大教堂大穹頂的建設工程，這一工程被視為他建筑生涯的巔峰之作。1436年，大穹頂的完工不僅標志著布魯內萊斯基個人榮耀的回歸，也使他一雪前恥，確立了他作為文藝復興時期建筑大師的地位，至今仍為世人銘記。

從藝術競標工作勝出以后，洛倫佐·吉貝爾蒂開始負責青銅門的鑄造工程。從此，在長達二十四年的時間里，吉貝爾蒂專心致力于北門的創作，直到1424年才最終完工。為了使北門在藝術表現上與皮薩諾的南門有所區分，吉貝爾蒂在北門的敘事內容上，選擇了基于《新約圣經》中的耶穌基督生平故事展開敘述。在青銅門的框架設計上，吉貝爾蒂繼承了皮薩諾的傳統，沿用了南門二十八塊嵌板的設計方案。然而，在具體設計細節上，吉貝爾蒂對這些傳統形式進行了創新和改動。如前所述，皮薩諾的南門按照從上至下、先左后右的順序展開故事，而吉貝爾蒂的設計則充分考慮到了觀眾的觀察視角，他的第一塊嵌板是從觀眾最易察覺的倒數第三排開始的，然后依照從下至上、從左至右的順序依次展開整個故事。這樣的設計顯然是為了讓觀眾可以直接平視，輕松觀賞。

具體而言，北門的展示內容依次為：“天使報喜”“基督的誕生”“三博士來朝”“與圣殿博士辯論”“受洗”“曠野里的誘惑”“驅逐圣殿商人”“奇跡之一：水上行走與拯救彼得”“奇跡之二：變換容貌”“奇跡之三：復活拉撒路”“騎驢進入耶路撒冷”“最后的晚餐”“客西馬尼園的禱告”“抓捕基督”“鞭打基督”“比拉多面前受審”“登上髑髏地”“受難”“死后復活”和“圣靈降臨節”。與皮薩諾的南門一樣，吉貝爾蒂北門底部的八塊嵌板也沒有直接的敘事內容，主要展示了基督教歷史上著名的圣徒，他們分別為“圣約翰”“圣馬太”“圣路加”“圣馬可”“圣安布羅斯”“圣吉羅拉莫”“圣格雷戈里”和“圣奧古斯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