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19日，在拜登任期的最后一個完整日，拜登宣布了一條特赦決定。美國原住民活動家萊昂納德·帕爾帖（Leonard Peltier）在飽受49年冤獄煎熬后，終獲減刑，由終身監禁改為家中監禁。一個月后的2月19日，年逾八旬的帕爾帖終于回到了龜山保留地的家園。此事在美國和整個美洲的原住民運動中引起了巨大震動，而中文互聯網對此話題的討論度則顯得風平浪靜，因此筆者希望可以通過系統梳理帕爾帖在堅韌中反抗的一生，以他的三重身份為線索，勾勒出美國20世紀殖民罪行的脈絡，聚焦當下美國重要的反殖民議題及其對現實政治格局的深遠影響。

當地時間2025年2月25日，Leonard Peltier在北達科他州貝爾庫特站著接受拍攝。

第一個身份：印第安寄宿學校的幸存者

多數人常誤認為美國原住民早就被文化滅絕或者完成了同化的最后一步，然而歷史真相是：最后一塊原住民領地在1907年才被強行吞并，而臭名昭著的印第安寄宿學校制度，竟至1975年才把教育主權歸還到部落手中。這意味著，美國政府對原住民的文化剝削和壓迫一直是現在進行時，對于老一輩來說，更是刻骨銘心的親歷創傷。但同時，縱然經歷了冷戰的政治高壓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困境，美國原住民仍在頑強抵抗，堅持保留、守護著自己的文化。

印第安寄宿學校最早創辦于17世紀，起初是為了傳教，20世紀時轉變成為了培訓美國文化，強迫原住民兒童放棄原有語言、信仰的專政機構。表面上是教授英語和美國社會規范，但是在實際運作上，由于廣泛存在的歧視和極其惡劣的住宿條件，參加印第安寄宿學校的兒童不僅遭受饑餓、傳染病肆虐、殘酷體罰等，更有大量兒童遭受了性侵犯，甚至非正常死亡。這一暴行已成為美國殖民史上最黑暗的一頁，被絕大多數人視為系統性種族滅絕的一環。

帕爾帖出生于1944年，年僅九歲時，他和妹妹們被美國政府從不諳英語的祖母身邊帶走，強制前往印第安寄宿學校。在得知孩子們即將被帶走的消息時，祖母震驚地大哭。在那里，他們和其他成千上萬的原住民兒童一樣，遭受了一系列虐待：洗澡后要被裸體檢查身體，有一塊死皮沒有搓掉就要挨打；被噴灑農藥進行所謂的“消毒”；被剪掉蘊含文化意義的長頭發；只能說英語，說母語達科他語就要被肥皂水洗嘴。

這段經歷使他長期遭受創傷后應激障礙的折磨，產生了疏離感，一直沒有家的感覺。但這并沒有削弱他的抵抗精神。帕爾帖在寄宿學校的歲月中，仍然堅持秘密地和其他小朋友一起說母語，唱自己語言的歌謠，用自己的語言祈禱，他們驕傲地稱自己為“抵抗者”。更具有深遠意義的是，這段共同的苦難經歷反而促使來自不同部落的原住民兒童同吃同住、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超越了原本局限的部落認同，培養出更為廣泛的泛原住民身份意識，這為后來泛印第安主義運動的理論構建與實踐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二個身份：社會主義者、工人和原住民活動家

印第安寄宿學校所提供的教育內容多以軍事化訓練和美國社會文化灌輸為主，真正的知識和技術培訓相對匱乏，就業前景有限。因此，成年后的帕爾帖不得不輾轉于汽車修理工、焊工、木匠等工作謀生。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他的民族意識日漸覺醒，開始積極投身社區服務，還致力于幫助解決原住民失業、土地索賠、酒精濫用等問題。

帕爾帖的經歷與1960-1980年代美國國內政治動蕩和冷戰全球格局緊密交織。這一時期的美國政治有兩大主要矛盾，一是各民族反對民族壓迫、結束種族隔離的斗爭，二是反對戰爭，要求結束越南戰爭。而在1968年之后，隨著馬丁·路德·金的遇刺和中國對越南抗美斗爭的有力支持使美軍陷入泥潭，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的兩股力量逐漸合二為一，向更激進的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方向轉型。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馬列主義和毛澤東的政治理論在美國被壓迫民族群體中產生了廣泛影響力，帕爾帖參加的美國印第安運動，就是這個更廣泛的反帝運動大潮中的一部分。

1968年，美國印第安運動（American Indian Movement，簡稱AIM）成立，這是一個爭取原住民民族自決的政治組織，其政治立場和黑豹黨相近，AIM的成員主要來自工人階級，更準確地說，由于現實政治環境和經濟基礎的制約，許多成員實際上處于工人階級的邊緣地帶——退伍軍人和失業工人。

帕爾帖在1972年加入了AIM。他長期與美國各類小型社會主義團體保持密切聯系，在2020年，帕爾帖和美國知名的社會主義者格洛麗亞·拉里瓦（Gloria La Riva）合作競選美國總統，在拉里瓦隨后發表的記錄兩人會面的文章中，帕爾帖自稱為“傳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

1972年，帕爾帖積極參與了從印第安保留地一路向華盛頓進發的"破裂條約之路"（Trail of Broken Treaties）大游行，該運動提出了包含“恢復原住民主權國家的條約制定權"和"重新制定原住民國家與美國政府之間條約關系”等核心訴求在內的二十條綱領。

隨著這一抗爭行動登上各大媒體頭條，美國政府隨即加大了對原住民活動家的系統性監控與鎮壓力度。在聯邦層面，由埃德加·胡佛領導的聯邦調查局（FBI）對AIM發起了全方位打擊——這是更為龐大的“反情報計劃”（COINTELPRO）的組成部分，其目標是通過滲透、抹黑、騷擾、制造冤案乃至使用致命武力等手段，瓦解包括AIM在內的各類進步力量。該計劃臭名昭著的案例包括對馬丁·路德·金的非法監聽以及對黑豹黨領袖弗雷德·漢普頓的暗殺。在原住民事務層面，美國政府扶植其傀儡迪克·威爾遜擔任奧格拉拉蘇族部落委員會主席。作為一名徹底的同化主義者，威爾遜雖持有部落成員身份，實則充當著美國政府的忠實走狗。在美國政府的財力與武力支持下，他組建的準軍事武裝經常對原住民活動家進行襲擊甚至暗殺。1973年，帕爾帖被惡意誣陷參與謀殺未遂，為躲避不公正審判，他被迫潛逃至松嶺印第安人保留地。

第三個身份：最年長的政治犯和隨后的圣人化

1970年代的松嶺印第安人保留地，并非太平之地，相反，它曾是美國謀殺率最高的地區，其謀殺率竟為底特律的6.5倍。原因在于傀儡頭目迪克·威爾遜的野蠻統治——松嶺原住民日常生活在政府武裝與準軍事組織的死亡威脅與持續騷擾之下，美軍戰斗機頻繁低空掠過保留地上空，恐嚇居民。正是在此危難之際，當地居民不得不邀請AIM成員駐扎護衛。1973年至1976年間，松嶺地區共有69名AIM成員遭到謀殺。在這樣的一個近乎火藥桶般的緊張局勢下，史稱“松嶺射擊事件”或者是“奧克拉拉事件”的槍擊案發生了。

1975年6月26日，兩輛不帶任何官方標識的汽車追逐一輛前車來到松嶺印第安保留地，當FBI探員沒有表明身份即向跳牛農場開火時，駐扎在農場的帕爾帖和AIM成員立刻向特工開火還擊。激烈交火中，兩名FBI探員被不明身份者近距離射殺，幾分鐘之內，上百名FBI武裝人員包圍了保留地，AIM成員約瑟夫·斯坦茨被狙擊手從遠距離殺害。農場遭到徹底摧毀，40多名包含非武裝人員在內的男女老少從槍林彈雨中逃脫，帕爾帖被迫逃往加拿大避難。

美國印第安人運動領袖萊昂納德·帕爾帖被帶去奧卡拉監獄。

諷刺的是，美國政府唯一能夠提供的所謂“證據”僅為殺害兩名FBI探員的步槍型號與帕爾帖所持步槍型號相同。然而，現場明確有多人使用同型號武器，其他人卻均以自衛理由被宣判無罪。在全場30多名有武器者中，帕爾帖也是唯一被定罪的。美國政府使用了驚人的假證據和選用對原住民懷有強烈偏見的陪審團等卑劣手段，把帕爾帖從加拿大引渡并定罪。在1976年，帕爾帖被判處了兩個無期徒刑。而同時代，殺人案的平均判刑年限是八年。結案后不久，三名證人又全部翻供，聲稱是在FBI威脅下被迫做偽證。美國政府先是奪走了他的童年，如今又剝奪了他的壯年。事實上，這個刻意陷害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政治信仰和他在原住民解放運動中的領導地位。

在長達49年的囚禁歲月里，帕爾帖的親人、朋友、戰友、同志以及全世界熱愛正義的人民從未停止向美國政府施壓。帕爾帖說，“從自己入獄的第一個小時起，全世界的印第安人民就都來救我”。誠然，原住民社區對帕爾帖的支持和持續關注是最核心和根本的，但是為他呼吁自由和清白的聲音卻遠遠超越了身份認同和族群團結，而是基于對真相和正義的價值觀的樸素追求和捍衛。1985年，上百萬蘇聯公民聯名要求釋放帕爾帖和曼德拉；在曼德拉獲釋后，這位偉大的反種族隔離斗士也始終呼吁釋放帕爾帖。1993年，全球約2000萬人聯署支持帕爾帖申請假釋；到2008年，這個數字更是攀升至5000多萬，然而在奧巴馬任期晚期，這位被譽為“代表被壓迫族群”的總統依然拒絕了赦免或假釋帕爾帖的請求。自民權運動以來，“全世界都在看著”（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成為美國國內涉及民權議題和反戰運動的著名口號，這個口號也在支持帕爾帖的活動中被廣泛引用，這絕非夸大之詞——他的案件和原住民權利運動確實引發了全球范圍內的持續關注與聲援。

帕爾帖多次被進步政黨象征性地提名參與總統選舉，（如2004年獲自由與和平黨提名和2020年獲社會主義解放黨提名），這類競選活動的象征意義遠大于實際政治影響，更多是為了向公眾廣泛宣傳他的事跡和遭遇。可以說，在長期的政治斗爭過程中，帕爾帖已不僅僅是一個政治犯和殖民制度的受害者，而逐漸被轉化為一個崇高的政治符號和抵抗精神的化身。同年，帕爾帖的雕像在舊金山藝術學院莊嚴矗立，進一步鞏固了他作為文化圖騰的地位。

拜登終于在任期的最后一刻，宣布為帕爾帖減刑為家中監禁，卻不為錯誤指控的謀殺案翻案。此次獲釋代表了長期以來，人權團體、帕爾帖的支持者和一部分追求真相和正義的美國政府工作人員和執法者持續努力的結果。但是，拜登政府的這一行為并非遲來的善舉。雖然80歲的帕爾帖可以回家了，但這絲毫無法補償他在監獄里被奪走的49年人生，也無法挽回因虐待、毆打、壓力和惡劣生活條件而導致的一系列健康損害——高血壓、主動脈瘤、糖尿病、反復發作的新冠肺炎，以及半失明。

無疑，更加正義的做法是徹底推翻之前的錯誤定罪。拜登的這一赦免決定顯然不意味著對真相和正義的追求，而更多是出于挽救自己政黨搖搖欲墜的政治聲望，為自己積累政治遺產的考量。這更不意味著美國政府對其五百年來的殖民與民族壓迫罪行做出任何真誠的懺悔或尋求和解的努力。正如拜登的高級顧問坦言“……如果不這樣做，將會破壞美國政府和原住民社區之間的信任……”

現在，帕爾帖在人們的熱烈歡迎下回到了家園，曾孫子和曾孫女在他身邊玩耍嬉戲。他也開始醫治自己在監獄生涯中沒能治療的陳年疾病，他說：“想用剩下的時間幫助年輕人找到自己的道路……讓人們知道我是一個善良的人……”帕爾帖重獲自由本身就是無價的，但是斗爭并沒有結束：帕爾帖和廣大美國原住民自決和重新簽訂條約的理想還沒有實現；原住民仍然是美國貧困率最高的群體；雖然只占美國總人口的0.8%,但是被警察槍殺人數卻占總人數的1.9%——這體現了美國司法系統基于民族、社會經濟地位和政治傾向的雙重標準。

帕爾帖深情地表示，“在監獄歲月中是靠著全世界的支持者的愛撐下去的”。在個人層面上，他不屈不撓的抗爭已經成為了美國原住民反抗不公，爭取尊嚴的精神象征；而全世界人民在營救他的過程中展現出的超越身份的凝聚力，更是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抵抗力量團結和強大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