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邦茶座

前段時間，我應邀去南京參加江蘇智庫沙龍做分享，沙龍主題是“新型智庫成果的傳播與轉化”。

期間邂逅江蘇省社科聯副主席劉西忠先生，交談中了解到他對中國新型智庫運營有著持續的關注與研究。

如果從2015年1月發布的《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算起，新型智庫的發展已有十年。本期政邦茶座，邀請到劉西忠先生，聊聊新型智庫“新”在哪里，解決如何塑“型”、聚“智”、成“庫”問題？

本期政邦茶座嘉賓：劉西忠，江蘇省社科聯副主席，省區域發展研究會副會長，長期關注新型智庫發展，主要研究方向為智庫理論與方法、區域協調發展等。著有《新型智庫質量提升與國家治理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區域協同：現代化都市圈》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庫理事長

高明勇：如果從《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2015年1月）算起，新型智庫的發展已有十年，您如何看待這十年的新型智庫發展？

劉西忠：

《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2014年10月經中央深改組審議通過，11月以中辦〔2014〕65號文正式印發，2015年1月在媒體公開發布，成為指導新型智庫建設的綱領性文件。《意見》公開發布以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穩步推進，走過了蓬勃發展十年歷程，呈現出百花齊放、百舸爭流繁榮景象，取得了比較顯著成效。

高明勇：具體來分析的話，如何評價？

劉西忠：

如果宏觀看的話，智庫建設納入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重要部署，相關制度和實體智庫建設取得重要進展。在國家層面《意見》出臺后，國家各部委和全國各省（市、區）紛紛出臺行業和地方智庫發展政策文件，大力推進行業和地方智庫建設,中國智庫索引（CTTI）收錄智庫機構達到985家。有關部門不斷加大政策供給力度，在智庫建設發展和決策咨詢制度兩端持續發力，為“以科學咨詢支撐科學決策，以科學決策引領科學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同時，高端智庫試點建設在全國新型智庫建設中的引領作用愈加彰顯，新型智庫體系初步形成。2015年底，中央啟動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工作，2020年2月就深化國家高端智庫試點工作進一步做出部署。在國家高端智庫引領下，各行業各地區各類智庫主管單位積極改革、主體探索智庫內部運行機制和外部管理體制，在組織形式與管理方式、成果認定與評價標準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以國家高端智庫為引領、行業和地方智庫為支撐，黨政部門、社科院、黨校行政學院、高校、軍隊、科研院所和企業、社會智庫統籌推進、協調發展的新型智庫體系初步形成。

高明勇：“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完善決策咨詢制度”，是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協商民主部分提出的，目前全國兩會召開在即，請問新型智庫與改革和協商民主有什么關系？

劉西忠：

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思想庫”，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中首次明確提出“新型智庫”概念，新型智庫與新時代同行，既是改革的重要成果，又是改革的重要支撐。2014年10月以來，從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意見、國家高端智庫建設方案、社會智庫健康發展意見的出臺，到深入推進國家高端智庫建設、加強專家參與公共決策行為監督管理等相關政策部署，都是在中央深改委（組）會議上審議通過的，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具有鮮明的改革特質和創新導向。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健全專家參與公共決策制度”“把社會期盼、群眾智慧、專家意見、基層經驗充分吸收到改革設計中來”。目前，《意見》實施已經有十年，并且意見提出的總體目標是到2020年。為此，建議中央主管部門組織專門力量對《意見》實施情況進行綜合評估，從進一步深化智庫建設管理體制機制改革的角度，或者結合“十五五”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的制定，或者專門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意見”等相關文件，對新的十年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發展進行全面部署。

新型智庫是中國協商民主的新模式和新機制，是推動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的必然要求。《意見》在“完善重大決策意見征集制度”部分提出，“鼓勵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政府參事、文史館員與智庫開展合作研究”。智庫發展有一條經驗，就是“影響有影響的人”。推動智庫問題進入政策議程的路徑，不僅僅是影響黨委政府直接決策者，還有更重要、更廣泛的路徑，就是增強與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協作與互動，提高兩會提案議案的科學化程度，加大對兩會重要議題的決策咨詢力度。一方面，人大政協是智庫專家服務的重要對象和領域，是智庫成果轉化的重要陣地。人大立法要更多的聽取專家的意見建議，吸收智庫專家參與調研和論證，人大代表中本身就有一部分智庫專家。政協委員做提案，要充運用智庫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充分吸收智庫研究的成果，實現智庫研究成果的有效嫁接和整合。另一方面，要推動智庫與參政議政機構的鏈接，引導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借鑒新型智庫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提高參與民主決策的科學化程度；推薦優秀的智庫專家通過法定程序成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實現智庫專家隊伍與人大政協參政議政力量的有機結合，更好地制度化發揮智庫的協商民主作用。

高明勇：過去這十年，新型智庫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

劉西忠：

可以說，新型智庫的五大功能得到有效發揮。智庫通過參與政策制定前的論證、執行中的跟蹤及執行后的評估，逐步形成“問題—研究—轉化”閉環機制，智庫參與決策的深度、廣度和長度有所延伸，黨政決策部門和政策研究機構對智庫的認同度明顯提升。

隨著智庫與政府、媒體、社會深入互動，政策過程各環節正在形成思想產品生產和流動的價值共創鏈,智庫資政建言、理論創新、輿論引導、社會服務和公共外交等五大功能有效發揮，成為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力量。

還有就是智庫人才隊伍的建設成效明顯，智庫理念在高校和社會得到進一步強化。智庫建設有力推動高校專家學者在研究范式上轉型，在學術研究與智庫研究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和紐帶，形成一個通道，放大了社科研究效應，學術研究對智庫發展的支撐作用更加明顯，基礎理論研究與決策咨詢研究良性互動的局面正在形成。新型智庫帶來了社科研究范式革命，推動更多的社科專家關注研究現實問題，把調查研究作為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治學方法，更多地把文章寫在祖國大地上，寫進群眾心坎里。

高明勇：也有一個新特點，就是類似的智庫“聯盟”多了起來，您怎么看？

劉西忠：

確實，各類智庫研究和發展平臺紛紛建立，智庫共同體建設取得明顯成效。隨著智庫建設深入推進，一批智庫研究交流平臺、智庫成果轉化平臺、智庫發展聯盟紛紛建立，比如江蘇省形成以新型智庫理事會為主體，江蘇智庫研究與交流中心、南京大學中國智庫研究與評價中心為兩翼的智庫發展格局；浙江省大力推進大成集智，以頭部智庫為牽引組建若干智庫聯盟。以中國智庫治理論壇舉行和中國智庫索引（CTTI）的建立為標志，線上線下各類智庫聯盟紛紛建立，智庫發展呈現社群化、聯盟化特征，一批共建共治共享的智庫共同體逐步形成。

智庫發展“共同體”的建設，也帶來交流的增多，新型智庫在公共外交和對外交流中發揮重要作用，中國智庫國際影響力明顯提升。以“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不斷壯大和中國發展高層論壇舉辦等為標志，中國智庫國際影響力進一步加大和持續增強，智庫成為參與國際事務的重要力量，推動中國國際話語權和文化軟實力進一步提升。

高明勇：就這十年的發展而言，相對于傳統意義上的智庫，您認為新型智庫“新”在何處？

劉西忠：

要搞清楚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特”在何處、“新”在哪里，解決如何塑“型”、聚“智”、成“庫”問題，就必須堅持和樹立大質量觀，把新型智庫放在國家治理現代化和增強國家軟實力的大背景下來認識，準確把握其發展規律和運行特征。至于新型智庫具體“新”在何處，結合相關文件精神，我想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

新在發展理念上。《意見》強調，智力資源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最寶貴的資源，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是黨和政府科學民主依法決策的重要支撐，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推進新型智庫發展，為學術研究和專家學者參與國家政策戰略和法規制定、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找到了一個制度性的接口和端口，以中國智庫專家之“智”推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制”，從而更好地為中國式現代化之“治”賦能，形成從中國之“智”到中國之“制”再到中國之“治”的螺旋上升。

新在體系格局上。《意見》在基本原則部分，強調“加強頂層設計、統籌協調和分類指導，突出優勢和特色，調整優化智庫布局，促進各類智庫有序發展”。在構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發展新格局部分，強調促進社科院和黨校行政學院智庫創新發展、推動高校智庫發展完善、建設高水平科技創新智庫和企業智庫、規范和引導社會智庫健康發展，強調實施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規劃，增強中央和國家機關所屬政策研究機構決策服務能力。由此可以看出，高端智庫建設只是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發展新格局的一個方面，同時還要統籌各個層次智庫的發展，增強智庫決策咨詢服務的整體合力。

新在體制機制上。《意見》提出新型智庫發展的基本原則：堅持黨的領導，把握正確導向；堅持圍繞大局，服務中心工作；堅持科學精神，鼓勵大膽探索；堅持改革創新，規范有序發展。強調要深化組織管理體制、研究體制、經費管理制度、成果評價和應用轉化機制、國際交流合作機制等5個方面的改革。特別強調要“按照公益服務導向和非營利機構屬性的要求，積極推進不同類型、不同性質智庫分類改革，科學界定各類智庫的功能定位”。

新在范式方法上。新型智庫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范式產生重大影響，社會科學研究已經進入智庫范式和智庫化的時代，讓擁有百萬大軍的哲學社會科學隊伍更多的思考現實問題，把學術研究與服務發展更好地結合起來，成為為現代化國家提供思想支撐和智力支持的最強大腦。要把更多的有著堅實學術背景專家的精力和注意力引導到關注思考和研究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上來，推動傳統的學術研究向新型智庫研究轉型，在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中發揮更大作用。

新在人才培養上。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是國家戰略，新型智庫既是知識理論庫，有各種各樣的知識和理論，作為支持智庫研究和運行的底層架構；信息數據庫，有各種各樣的信息和數據作為思想生產的原料；又是方案儲備庫，新型智庫不應該只有一種方案，應該有若干方案可以供決策者選擇；智力儲備庫，具有重要的人才培育功能，是國家戰略性思想性人才的重要蓄水池。

新在驅動模式上。智庫服務黨委政府決策，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其價值取向、價值判斷至關重要。智庫專家要有倫理精神、道德操守，新型智庫要文化引領、文化支撐，否則新型智庫就難以立起來、強起來，就難以行穩致遠。如果說，2014年底中央《意見》出臺以來，新型智庫建設走過了主要依靠政策驅動、資源驅動的十個年頭的話，那么，隨著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開啟，新型智庫建設必須更加注重智庫文化的創新、涵養和塑造，進入資源驅動、制度驅動和文化驅動并重的一個新的十年，打造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升級版，這也是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打造“百年老店”的必然選擇。

高明勇：實際上，不少智庫人士也有反思，理想中的智庫究竟什么樣，您認為當前的智庫建設還存在哪些問題？

劉西忠：

經過對新型智庫十多年來發展的深入考察發現，盡管新型智庫建設取得了很大成績，從智庫發展整體看，還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數量大于內涵、形式大于內容、競爭大于合作等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智庫主體實體化程度不夠。不少智庫有庫無智，人員以兼職為主，主要是臨時湊人做課題，缺少專門的研究人員和專業的運營團隊，缺乏對知識生產的專業化管理，沒有形成穩定的實體機構和良性的運作機制，存在著智庫管理多元化、智庫發展碎片化和低水平重復建設現象。二是智庫政策精細化程度不夠。新型智庫制度化參與決策的制度供給不足，政策顆粒度不夠細致，供需對接的渠道不暢。建、管、用智庫的主體之間存在著一定程度分離，部分研究成果因缺乏針對性或操作性難以落地，形成“研用脫節”。三是智庫研究專業化程度不夠。智庫專家中“學院派”占比較高，缺乏實踐經驗，跨學科、復合型人才儲備不足，制約復雜問題的綜合研究能力。部分智庫研究領域不聚焦、研究資料不充分、研究方法不專業、研究結論不權威，研究成果創新濃度不夠飽和，決策者和實際工作部門難以從中析出真正有價值、可操作的政策舉措。四是智庫成果精準化程度不夠。一些智庫熱衷于跟風，在研究選題上蹭熱點，研究功力和定力不夠，精品意識不強，把握決策咨詢問題“不精準”，深度“不到位”、步伐“跟不上”。部分智庫研究成果停留在“解釋政策”層面，前瞻性和原創性不足，缺乏戰略預判。五是智庫交流國際化程度不夠。部分智庫全球視野和跨文化理解不足，對外交流渠道、平臺和方式不夠廣泛,對外傳播能力和話語體系建構不足。

總之，經過十年來的發展，新型智庫從“數量”到“質量”，從“熱情”到“理性”，從“擴面”到“聚核”，從“建管”到“運用”（運營、使用），大浪淘沙，大部分智庫穩健前行，有些智庫慢慢掉下隊來，新型智庫進入了一個比拼耐力、比拼質量的時代，進入一個重要的窗口調整期和迭代升級的關鍵期。目前新型智庫建設存在的一些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依然需要通過改革的辦法來解決，迫切需要優化存量、控制增量、激發能量、提升質量，不斷完善高質量智庫成果產出的內部治理體系、各類智庫協同發展的組織體系、智庫發展的平臺支撐體系和外部環境支持體系等。

高明勇：我看您對“智庫思維”、“智庫范式”和“智庫話語”都比較關注，簡單說，它們的特別之處分別體現在哪？

劉西忠：

學術話語與政策話語之間隔著一道鴻溝，需要通過智庫話語承擔起轉化和翻譯的角色。智庫專家，要用接近政策話語的方式，表達學術研究成果，以便于能夠更好地服務決策。如何提高智庫建設的質量，新型智庫最稀缺的資源是什么，發展最大的軟肋在哪里？我認為不是資金、人員，而是人才、能力，迫切需要思維轉型、范式轉換、話語轉變，建立一個什么樣的既不同于西方智庫、又不同于學術研究的研究范式和方法。

高明勇：“智庫思維”這個詞我也經常說，您理解的“智庫思維”什么樣？

劉西忠：

“智庫思維”不同于學科的“線性思維”，也不同于實際工作部門的“具象思維”和“隧道思維”。智庫專家，應當能夠克服學術思維和實際部門思維的局限，能夠運用精湛的專業知識、寬廣的認知視域和科學的思維方法，發現政策問題并提出解決路徑和方案。

第一，“智庫思維”是問題導向的系統思維。不同于理論研究從文獻中找研究問題，根據自己研究方向和喜好預設問題，智庫研究要從黨委政府的政策實踐中找問題，從人民群眾的呼聲中找問題。要研究真問題，真研究問題，不能想個問題來研究；研究具體問題，不能大而化之地研究；到實踐中找答案，而不能“提前預設調子”。

第二，“智庫思維”是基于事實的立體思維。智庫研究既要有扎實的理論基礎，更要有扎實的政策基礎，熟悉研究領域的政策脈絡、政策網絡和政策譜系，還要有翔實的數據支撐，用數字和事實說話。部分智庫專家浮躁，心中無數口氣大、情況不明主意多，用感性代替理性、用主觀代替客觀，對于現實社會的一知半解，就靈機一動出點子、獻計策，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表現。對于所研究的問題開展調研，有個逐步深入的過程，調查研究不是一次成像，一次成像的往往可能是假象、表面現象，通過反復的調查研究掌握真相的過程，是多次成像、立體成像過程。

第三，“智庫思維”是建設目的的辨證思維。智庫研究的起點是問題導向，帶有批判性；智庫研究的終點是解決方案，帶有建設性。做智庫研究不是與政府唱對臺戲，智庫專家不是政治評論員，而是政策設計師。

高明勇：如果說“智庫思維”側重方法論層面，“智庫范式”更側重運營思路層面。

劉西忠：

對，可以這么理解。Think tank,一說，“思想的坦克”，強調思想的力量；另一說，“思想的密室”，強調協同的方式。理論研究可以單兵作戰，政策研究則強調團隊的力量，實現由“跑單幫”到“跑馬幫”的轉變，由單兵孤軍作戰到團隊集團作戰的轉變。

第一，推動研究領域不同學科的協同。現實問題是復雜的，難以用哪一門專業的知識來解決。這里我想引用費孝通先生在《小城鎮、大問題》中的一段話來說明：實事求是的科學研究不等于消除了可能有的片面性，每一門學科的研究，其片面性都是難以避免的。越是專家，其片面性或許會越大。為了不使決策陷入片面性，在決策和科研之間應當有一個中間環節。這個中間環節就是綜合各個學科對某一事物的認識，進行“會診”，然后才向決策機構提出若干建議及論證。

第二，推動智庫體系與黨政部門的互動。智庫專家不能躲在象牙塔里做研究，不能坐在辦公室里寫對策建議。沒有實際工作部門支持的智庫研究、參與的智庫研討、主導的成果轉化，多是空轉、空談、空文。要成為優秀的智庫專家，更好地發揮智庫功能，必須促進智庫與政府多方面的鏈接。要推動新型智庫與實際工作部門的雙向奔赴，由背靠背轉向面對面，智庫與實際工作部門之間的聯系，由禮貌性的握手，轉化為制度性的牽手，再過渡到在重大問題攻關上的攜手，提高對重大現實問題跨界協同研究的組織化程度；但與此同時，新型智庫與實際工作部門又要保持一定的距離，若即若離，若離若即，“形”離而“神”不離，這個神，就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思路最優路徑最好方案。黨委政府要加大智庫研究項目的供給力度，強化供需對接和思想產品市場建設，完善政府購買決策咨詢服務制度等，為智庫嵌入政府治理提供制度化的接口。

第三，推動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貫通融合。社會科學主導智庫研究，有可能會導致格式化、程式化、空洞化、臉譜化的困境，智庫研究需要超越天文地文與人文，把科學家的嚴謹和工具思維、技術思維，與社科專家的知性和價值思維、社會思維結合起來。智庫研究迫切需要引進自然科學的思維和方法，特別是大數據技術，推動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從交匯到交織再到交融，實現兩者之間的有機貫通、高度融合，最終形成橫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具有應用科學和實證科學等科學特質的，能夠連接起知識與政策、理論與實踐的智庫科學。關于這方面，我在《中國科學院院刊》2022年第2期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為《貫通融合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新型智庫高質量發展必由之路》，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找來看一看。

高明勇：比較視野看的話，與其他相關機構相比，智庫的表達方式也是一個有意思的話題，可以說形成了所謂的“智庫話語”。

劉西忠：

“智庫話語”不同于學術話語、政策話語、政治話語、媒體話語和大眾話語，這里主要講講學術話語與智庫話語的區別。從專家特征看，前者主要是象牙塔中圖書館里的學者，主要依靠知網和百度獲取資料信息；后者主要是田間地頭和經常走進政府大院的學者，主要依靠腳底板上的功夫；從資料來源看，前者主要依靠文獻和統計數據、歷史數據，后者主要依靠最新的統計數據和大數據、調研數據；從創新指向看，前者主要追求從0到1的原始創新，后者主要追求1+1或1+N式的集成創新；從時空維度看，前者注重歷史靜態分析，大多關注已然，后者注重現實動態分析，更加關注當下和未來；從研究風格看，前者更多的表現為李白的浪漫主義、闡釋問題，后者更多的表現為杜甫的現實主義、解決問題；從寫作風格看，前者往往把簡單問題復雜化、遵守學術規范，后者往往要把復雜問題簡單化，大道至簡、返璞歸真；從追求境界看，前者更多追求形而上的“道”層面，務虛，后者追求形而下的“器”層面，務實；從成果轉化看，前者往往把論文寫在紙上，發表期刊論文上，通過撰寫專著等方式體現，后者更多注重把論文寫在大地上，把思考變成思路，對策變成政策，文章變成文件，思路變為出路，思想軟實力變為硬實力和現實社會生產力；從評價標準看，前者往往在學術圈內循環，同行評議，后者主要是智庫圈外循環，在智庫界和政策界雙循環，更多的由決策者和政策相關方評價。

高明勇：學理層面看，“智庫話語”能站得住腳嗎？

劉西忠：

值得肯定的是，學術期刊界已經在為學術話語和智庫話語的打通做出努力和付諸行動。2024年12月28日，哲學社會科學期刊高質量發展研討會在南京大學舉行，來自全國近200家哲學社會科學期刊的近300名代表參加，開幕式上發布了“哲學社會科學期刊高質量發展南京倡議”，其中包括堅持學理研究和智庫研究相統一，刊發高質量智庫研究成果與決策咨詢報告，加快探索智庫成果的學術轉化和發表路徑；加強期刊與智庫交流合作，使期刊成為咨政建言的重要平臺，治國理政的有益補充。

因此，我認為，在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學術、話語三大體系和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語境下，社會科學研究與智庫研究不是兩路人，而是一路人、同路人，社會科學研究需要強化問題導向和智庫思維，新型智庫研究需要植根學術研究和學術修煉，實現學術成果與智庫成果之間的有效高位貫通。一方面，要把國家和省社科基金成果、各類項目成果轉化為決策咨詢成果，讓學術研究真正為公共政策和經濟社會發展服務，打通學術成果轉化的最后一百米；另一方面，又要注重把決策咨詢中發現的問題和問題解決的方案理論化，在具體解決方案的基礎上實現升華，讓智庫研究更好地反哺學術和理論研究。

因此，對于大多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來說，我們并非處在社科研究與智庫研究必須二選一的十字路口，而是處在可以兩者并行、相互賦能、彼此成就的新跑道上。把學術研究和智庫研究相互打通、相互融通，是以現實問題為導向的優秀社科專家成長的必由之路。在學術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轉換自如、游刃有余，是當今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人員的最高境界。（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