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的門前”是《審判》小說里“故事中的故事”。它重現了小說的事件結構，又對小說的故事作出了“解釋”，盡管解釋的多樣性又使它變得“奇形怪狀”，難以理解。

這個據說是寫在“法的序言”中的故事，是神甫在大教堂講給K聽的。他說，K對法院存在錯覺，“在法的門前”講述的正是這樣的錯覺。我把故事最開始的部分引在這里：

在通往法的大門前站著一個守門人。有一個從鄉下來的人走到守門人跟前，求進法門。可是，守門人說，現在還不能允許他進去。這人想了想后又問道，那么以后會不會準他進去呢？“這是可能的，”守門人說，“可現在不行。”

故事的結局是，鄉下人想盡辦法也沒有得到守門人的許可進入法的大門，最終老死在了法的門前。臨死之前，他用盡最后的力氣問守門人，為什么除了他之外，從來沒有見過別人要求進入這道門。守門人回答說：“這兒除了你，誰都不許進去，因為這道門只是為你開的。”

接下來是神甫與K之間有關這個故事的討論。K的第一反應是：守門人把鄉下人給捉弄了。他的理由是：假如這扇門是專門為這個鄉下人開的，那么守門人就有義務讓他進去；守門人的職責也許是把其他不屬于這道門的人阻擋在外，但絕不是把這個鄉下人阻擋在外。

K的理解包含了有關守門人職責的一個解釋。一扇只為鄉下人而開的法門，如何可能存在一位守門人？顯然，他的存在只能由這樣一項職責來說明：他要防止無關人的進入，從而確保這扇門只為鄉下人打開。

但這個看似理所當然的解釋卻未必成立，因為鄉下人終其一生都沒有看到有除他之外的第二個人來到這扇門前并試圖進入。每個人都追求法，而且每個人都有獨屬于自己的門。這件事看來根本不需要借“守門人”來實現。也許造物主或者立法者或者無形的命運直接就確保了這一點。所以，在故事里面，沒有任何一個人錯誤地走到了屬于別人的法門之前。

神甫反駁了K的看法，只是他沒有回應為什么會有“守門人”的存在。守門人的存在只能從他接到的命令得到解釋。這條命令就是：“現在不能放他進去”。他接到的第二條指令是拯救的“消息”：“這道門只為他打開”。K認為這意味著守門人因此負有一項義務：放鄉下人進去。關于這項“義務”的具體含義雖然并不十分清楚，但K顯然為守門人增添了一項積極的行為要求。

神甫的回答則告訴我們，守門人沒有捉弄鄉下人。之所以守門人在最后才告訴了鄉下人拯救的信息，是因為鄉下人是在最后才問出了這個問題。在神甫的解釋里，守門人是一個嚴格執行命令、履行職責的典范。他唯一超越了職責而可能招致非議的行為，據說是他暗示了“以后可能放鄉下人進去”。也就是說，如果要嚴格執法，那么解釋是不允許的。

假如法是神圣的——比如它們是神給人立下的文字，就像摩西律法那樣——那么它們的每一個字都是神圣的。最嚴格的執法和守法行為，就只能是“重復”這些神圣的文字，而不是動用理智加以解釋。神甫對守門人的評價，似乎就建立在這個前提之下。根據這些線索，我們似乎可以列出守門人的具體職責：

第一：回答鄉下人要求進入的請求，且答案是：現在不能放他進去。

第二：回答鄉下人有關拯救的提問，且答案是：這道門是專門為他開的。

也就是說，守門人的職責其實來自他作為向導的根本職責。他履行職責的方式也是得到嚴格界定的，那就是回答鄉下人的問題。首先是回答提問（向導），其次才是兩個問題的答案包含的具體內容：一條是禁令，另一條是拯救的消息。禁令具體地界定了守門人作為守門人的含義（狹義的“守門人”）。

在神甫看來，Z的第一反應——守門人捉弄了鄉下人——歸根結底來自于他的這樣一個判斷：“現在不能放進去”的禁令，和“門只為他而開”的消息是相互矛盾的。神甫說，并不矛盾。的確，兩條信息是不矛盾的，因為“現在不能放進去”字面上只禁止了一個有限的時間，所以是可以與“門只為他而開”同時成立的。畢竟，鄉下人的理解、守門人的暗示都指出：以后進去“這是可能的”。

可是，鄉下人終其一生都沒有得到守門人的允許進入大門。如果“現在不能放進去”意味著終其一生都不能放進去，那么它怎么可能不與“只為他打開”相矛盾呢？或者守門人執法有誤，或者兩條指令相互矛盾。

神甫卻說，守門人盡忠職守，一絲不茍；而且兩條指令并不矛盾。他甚至更神秘地說：那條“現在不放進去”的禁令，暗示了（leads to）“門只為他打開”的消息。K與神甫的討論讓故事變得復雜，核心問題是這樣一條“解釋學”的教誨：“對同一事情的正確理解和誤解并不完全是相互排斥的。”這本身是個內容豐富的大問題。但它似乎是附屬于另一個更加神秘的問題的，也就是：神甫所說的“暗示”（或者“導向”）該怎么理解？“現在不放他進去”，怎么會“導向”他的拯救——“這門是只為他而開的”？

讓我們接受以下前提：守門人一絲不茍地履行職責，而他的職責就是回答鄉下人的問題。現在鄉下人來到他的面前，問，他是否可以進入大門。守門人說：現在不能允許他進去。這人想了想后又問道：那么以后會不會準他進去呢。“這是可能的，”守門人說，“可是現在不行。”

無論是讀者，還是鄉下人自己，都被這個禁令的條件吸引住了：是“現在”不允許。因此他便問了“以后會不會準他進去”的問題。連守門人都說：這是可能的。可是，守門人始終沒有允許他進入，這個事實說明，鄉下人在對“現在”的理解上，其實是錯的。因為，只要他再次問起是否允許進入，守門人將給出同一個答案：現在不允許。“現在不允許”恰恰是神圣的法的命令，守門人沒有任何裁量的余地，而只能給出這同一個答案。于是，鄉下人每一次提問，就會再一次把這個“現在”給問回來。

鄉下人的提問和守門人的職責共同確定了“現在不能放他進去”這個禁令的含義：它永久地禁止了鄉下人的進入。神甫在反駁K 的過程中實際上提示了：是鄉下人自己決定了這樣的含義和這樣的結局。更具體地說，是鄉下人的“解釋”決定了他的命運。

在反復得到禁止進入的回答之后，鄉下人開始想辦法，比如試圖用禮物來買通守門人。這意味著鄉下人對處境有了進一步的解釋，這個解釋就直接呼應了小說中K自己的處境：鄉下人現在認為，他之所以被阻擋在法的門外，是因為守門人枉法，濫用權力；為此，他想用腐敗來對付腐敗。守門人不為所動，所以鄉下人的理解仍然是錯誤的。

但根本的誤解還是對“現在”的解釋。鄉下人的命運是被他的“時間觀”決定的。他在得到“現在不允許”的回答之后沒有放棄，因為他認為還有“以后”。如果說他每一次的提問都把“現在”重新帶了回來，那么他也在堅持，每一次的“現在”都又帶來了新的“以后”。結果是，他終生不得進入法的大門，卻始終帶著由“以后”許諾給他的希望（日常生活中被日期、計時裝置的具體刻度所劃分和固定的時間，讓人確信，任何一個現在，作為一個確定的時間點，都必然會過去）。

“以后”讓鄉下人留在了法的門前，“現在”則不允許他進入。他的一生就這樣度過了。我們可以說，老死在法的門外的鄉下人其實是被他所追求的法“抓住”了：不得進入卻也不得離開。這也呼應了K在小說里的處境：他莫名其妙地被逮捕了，而且最終在門前死去了（被處決了）。

根據阿甘本的解釋，“例外”（exception）的前綴和詞根分別表示“拋置在外”和“抓住”兩個意思，所以“例外”的意思其實是在被置于外部的同時又被來自內部的力量所抓住。在法的門前的鄉下人，其命運正是這種“例外”。

K的處境同樣如此。而且在小說中，似乎除了K自己，其他所有人都知曉他的案子。他被從人群中“提取”出來了。這就更像一個被當作“例外”塑造出來的形象。可是小說中只有一個地方談到了“例外”：在大教堂里，K和神甫談了許多話，讓K覺得神甫是他所認識的法院的人中，唯一值得信任的人。他說：神甫對他太好了，“在所有屬于法院的人當中，你是個例外”。可是接著，神甫就指出這是K的錯覺：他對法院的看法是錯的。然后就是他講述的“在法的門前”的故事。

神甫不是例外。他同所有其他屬于法院的人是一樣的，都受法的指派，履行自己的職責。只是職責的內容不同。相反，正是因為包括神甫在內的整個法院系統一絲不茍地履行職責，反倒讓K成了真正的“例外”：他成了面對普遍之法時的一個絕對的特殊物。鄉下人在法的門前所抱定的信念是：法的大門是永遠向所有人敞開的。也就是說法是普遍的，無一例外。每個人都屬于法。但故事的結局表明：鄉下人根本誤解了整件事情——他所要穿過的這道法的大門是絕對獨一無二的特殊之物，是只為他打開的。然而，“例外”歸根結底不屬于“法”：神圣的法的每一個字都是不可更動的。這就是說，他不能進去。

為什么“現在不能放他進去”的禁令“暗示了”或者“導向了”后一句話——“這道門只為他而開”？因為這道禁令把鄉下人“逮捕”在了法的門前，進不得，也走不得。——這不就是說，這條禁令讓鄉下人成了獨屬于這道門的存在了嗎？換個角度說，這不就是意味著這道法的大門是只為他而開的么？

如果我們嚴肅地考慮這個提法——法如果是神圣的，那么它的每一個字都是神圣的——我們會猛然發現，“在法的門前”這個故事中，那道法的大門一直都“開”著，直到故事的最后，守門人才聲稱要把它關上（因為鄉下人已經死了，也就不再需要為他開著了）。K說“這道門只為他開著”是一則關于拯救的消息。如果確實如此，那么，門確確實實一直只為鄉下人開著，拯救從來就實現著或已經實現，根本不在“進去”和“以后”。

到頭來，我們會發現，最大的錯覺出自對第二句話的誤解：我們以為門開著，只為一個獨一無二的自我開著，表示的是我們的拯救是在門的里面，在門的背后。當然，這個錯覺是同有關時間的那個錯覺一起運作的。讓我們稱它為“存在的錯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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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剛，系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